發現石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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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頁 204‐205。。 

233  王厚之〈復齋碑錄論石鼓條〉。此書已佚，今見王昶《金石萃編》所輯，卷一，頁 47‐48。 

234  程大昌《雍錄》，〈岐陽石鼓文七〉，卷九，頁 204‐205。。 

235  胡世將〈資古紹志錄〉。此書已佚，今見王昶《金石萃編》所輯，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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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大德十一年死去(1307)，虞集發現石鼓的時間，大抵就在 1302-1307 年之間。然而 根據潘迪的記錄，卻晚至皇慶二年(1313)元庭始將石鼓遷置國子監前。中間何以 版社，2006)，頁 58‐59。 

245  蕭啟慶〈元中期政治〉，《劍橋中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頁 498‐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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掖。新建孔廟、並移國子監於其側一事，雖然看似有意於發展儒學，但實際上卻 是自忽必烈晚期主導國子監祭酒的許衡於至元二十四年(1287)過世之後，國子學 務便日趨荒殆，直到武宗至大元年(1308)，崇尚儒術的太子愛育梨拔立八達(即後 來仁宗)重建國子監，並徵召大量儒士任教，才改變了國子學低落的現象。此外，

成宗朝時期的權力核心仍然掌握在蒙古人與色目人手中，少數得入廷中的漢人官 員多已外任，如程鉅夫為湖南廉訪使，盧摯因病返穎川老家，趙孟頫也早已離開 大都的政治環境而回到南方任為浙江儒學提舉。所以，雖然大德年間四海晏然，

在大都也逐漸聚集了一批後起才俊之士，如元明善、袁桷、貢奎，其實多半如虞 集一般位居下僚，都在謀求發展與被引薦的機會。

元朝皇帝對於文治的崇尚與需求，一直到仁宗朝時才真正有意的推動。如前 所述，在仁宗尚為太子之時，就已恢復國子監的教育，並召集大量儒學之臣作為 日後的佐國之需。在即位之後，仁宗召請忽必烈時期的十六位老臣，包含著名學 者李謙、郝天挺、程鉅夫、和劉敏中。其中不少被委以要職，或任顧問，更不斷 選取才學之士進入翰林院和集賢院。仁宗重用儒士，並非為了裝點門面，而是透 過儒化與漢化來達到改革元代政治的目的。最能表現這個意圖的，就是在皇慶二 年(1313)恢復了長期停廢的科舉制度。以儒家學說做為考試甄別的標準，不僅反 映了「儒學」在元代官員圈中所佔的優勢，更為元代中後期引進了大量受到儒學 教育的文士。

正由於仁宗朝對於文治的獎掖，石鼓的出現正符合當時的文治氣氛。石鼓本 是先秦之古物，在儒者眼中正代表著上古三代的理想之世；而石鼓上的古文字，

亦是學者所好探索古物；而最重要的，維護扶植在唐宋時期被視為第一古物的石 鼓，即意味著對於學術與儒學的雙重尊重。也因為仁宗實質上的推動儒化政策，

也才能勞動兵部「差大車載之」，而且還有經費得以建亭維護移置後的石鼓。

所以，雖然虞集早在大德末年就已經發現石鼓，想當時也應上奏朝廷，卻一 直到了崇掖儒術的仁宗即位之後，石鼓重要性才得以被官方所承認，並以官方的 力量加以維護。雖然在虞集的紀錄中，並未談到關於當朝皇帝的態度，但從諸多 事端加以推測，移置石鼓的活動應即出自仁宗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