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趙孟頫對北方的影響
趙孟頫重回大都
在整個蒙元朝內最大的改變就是大德年間逐漸改變的政治氣氛。在天下混一 三十年之後，南北交流的模式逐漸穩定，加上政治氣氛的改變，許多南士逐漸的 進入元廷的文官體系，鼓動大量欲謀仕途的士子大量北上。再加上皇姐雅集、奎 章閣等文人聚集的場合的出現，都造成一股南風北漸的的印象。對於這一次的改 變，過去在文學、思想方面皆注意到這一次的改變對於藝文創作所造成的改變。
196不過從許多其他更為細膩的例子卻足以證明學者樂觀的以為南風北漸、文人的 書畫創作影響了北方、甚而至吸引了更多的蒙古與色目士人的加入而造成了藝文 上融合的描述，其實並不盡然完整正確。石守謙先生已經指出蒙元色目士人的加 入並不代表他們對漢文化的傾慕，往往是權勢上的贊助角色，況且有大量的南士 為了北方權貴的書畫品味而改變了己身的繪畫模式，以求晉身的機會。197陳韻如 先生也指出當初參與皇姐雅集的成員，多半屬於政壇的明日黃花，可能具有政壇 的聲望，卻已失去真正參與政權的實力。198至於大都的書壇，雖然北上的南士多 半具有優秀的書法能力，已在南方獲得絕頂聲望的趙孟頫，雖然在延祐朝內備受 重視，帶動了北人對於二王等晉風的學習，然而大體上卻會發現並非絕對的影 響。從書跡題跋中可以看到北籍文士的風格雖然已經沾染了南方以晉唐為尊的流 美風格，但大部分的文士卻仍然保有北方的傳統風格。即使如趙孟頫之後元廷中
196 元中期之後，隨著南北混一日久，而逐漸出現所謂「盛世之文」。對於這個現象，可參考查洪 德〈「海宇混一」鼓舞下的元代盛世文風〉，收於《中國傳統文化與元代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 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
197 石守謙〈有關唐棣及元代李郭風格發展之若干問題〉，《風格與世變—中國繪畫史論文集》(臺 北：允晨出版社，1996)。
198 陳韻如〈蒙元皇室的書畫藝術風尚與收藏〉，收於《大汗的世紀—蒙元的多元文化與藝術》(臺 北：故宮博物院，2003)，頁 274‐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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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藝文領導者康里巎巎，雖然曾親炙於趙孟頫而有流美的行草，但是其楷 書以及自敘帖的淵源，俱可以看出北方根深蒂固書風傳統。所以，雖然南方的書 風因為趙孟頫的提倡以及親身示範的效果，已經帶出一波仿效晉人書學新風，而 趙孟頫的成熟趙體也成為南方士人競學的當代新大師風格，並流傳國外，也成為 書籍刊印時書商樂於使用的新字體。即使在如此龐大的新勢力中，北方的書學竟 然似乎沒有受到太多的影響與改變，也難怪在趙孟頫六十歲的時候，又不禁再度 感嘆北方流行的京體了。
因此，討論元代北方的書學發展，如何仔細拿捏趙孟頫的復古新風以及北地 故有的傳統之間的交旋，成為我們進一步討論以大都為核心的元代中期北地篆書 發展的關鍵。篆書作為趙孟頫復古事業中的一環，透過北地對於趙孟頫書風的受 容，可以反映篆書等古體書法究竟有無在趙孟頫北上之後造成新的對話。不過，
元代中期複雜的政治情勢，夾雜著蒙古本位與漢法派勢力的拉鋸。從南方的復古 觀點在大都的藝文圈中被接受的狀況來看，其實也提供了觀察大都文化品味的新 角度。
故金北地的篆書傳統
元初北地的篆書，基本上延續金季以來的傳統，偏好古拙圓正的篆風，這與 南方所流行的婉麗修長的篆風大大不同，反而更為接近李陽冰晚期的一些名碑，
此點暗示了北方在篆學上自身傳統。
現在可見的例子，多半來自山東、河北、陝西等地的石刻材料。雖然學者利 用石刻資料討論北方的書學活動時，亦多發現這個地域現象，不過也多半理解受 到資料本身的限制，而難以全面的掌握北的書學發展的真正狀況。雖然如此，從 其他的文獻資料也可以證明金季之時，山東、河北與陝西的確是書學活動較為興 盛的地區。除了這些地區本為金代文化昌盛之區有關，在蒙金混戰而導致生靈塗 炭之後，這些區域也是因為軍家世侯的緣故而首先恢復秩序。相較於其他的山文 化斷絕。所以，河北、山東，以及陝西等地區的社會、經濟與文化，在戰後都受 到不同層度的維護，所以這些留存的碑刻資料其實也反映了當時北地藝文集中於 某些地區的現象。
不過，這幾地區的篆學表現卻非一致，這或許與各自的文化內涵有所不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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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方士大夫作為碑文之撰文者，如何參與地方事務。這個研究顯然延續自 1986 年Robert Hymes根 據南宋撫州地區士大夫所提出的極具啟發之研究而來，不過森田憲司此文專注討論石刻製作所呈
97 局，1992)，第五冊；陳高華〈大蒙古國時期的東平嚴氏〉，《元史論叢》，第六輯，頁 1‐23。
204 陸友《研北雜志》，卷下，頁 608。
98 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1996)，頁 107‐128。
208 郝經《陵川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二十三，頁 254‐255。
209 趙孟頫〈送李元讓赴行臺治書侍御史〉，《松雪齋集》，卷四。
210 石守謙〈有關唐棣及元代李郭風格發展之若干問題〉，《風格與世變—中國繪畫史論文集》。
99 史論叢》(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第七輯，頁 123‐136。
213 廉希憲本為忽必烈潛邸舊侶，篤好經史，手不釋卷，忽必烈曾尊為「廉孟子」，亦是忽必烈重 要的謀臣。在忽必烈與阿里不哥爭奪汗位的過程中，廉希憲曾大為出力。忽必烈即位之後，廉希 憲曾以中書右丞與中書平章政事的職位，先後轉任大都、陝西、山東、江陵等地，穩定了戰亂後 的蒙元帝國，深受忽必烈重用。
214 廉氏收藏，見周密〈廉端甫希貢號薌林所藏〉，《雲煙過眼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二，頁 62-63；又，鮮于樞曾在廉希貢幕下，記廉氏軼事頗多，見氏 著《困學齋雜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5-6。
215 趙孟頫〈王右軍思想帖〉跋語，收於《大觀錄》(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卷一。
216 倪濤《六藝之一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一百一十，
頁 307‐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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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二，頁 186‐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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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圈中南方文士的代表，John D. Langlois指出虞集透過文宗皇地的就位宣言的實際 代筆人的角色，成功地以儒士的角色扮演帝王的宣傳者。226除此之外，奎章閣還
226 John D. Langlois,“Yu Chi and His Mongol Sovereign: The Scholar as Apologist.＂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3, no1(1978), pp99-116.
227 虞集自謂「漢廷老吏」，見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四，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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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南方的篆學傳統逐漸受到元廷的重用。畢竟，
權衡南北二地的書法表現與文化素養，篆書仍舊是南士的擅場。所以，如文宗成 立奎章閣時所雋刻的二方收藏印「天曆之寶」、「奎章閣寶」，便是由虞集所書篆。
稍晚的順帝，也詔命南人楊瑀篆寫「明仁殿寶」、「洪禧」228，這都意味了南士在 這方面的絕對地位。是以在奎章閣內的蒙古色目與南臣之間的角力陷入白熱化之 後，身為色目領袖的康里巎巎，也極力地攏絡南臣中善篆的周伯琦，為其爭取到 篆寫新殿匾額的機會。而這一連串的事件，都反映了在書畫之外篆書也逐漸受到 元廷的重視。雖然單單憑藉古學之藝而能獲得進仕者，是絕無僅有的，然而隨著 大都聚集一群古學之士，以及復古之風的北漸，是在石鼓文於元中期出現之後而 能帶動大都篆書風氣的一種前奏吧。
結論：趙孟頫在北方的意義
不過從元中期篆書的興盛現象，仍然可以看到趙孟頫的重要性。他的復古成 績不僅在南方獲得延續與繼承，在大都也獲得反響。雖然我們僅能從書跡看到大 都對他篆書的效法，而很難有實際的文獻像南方一樣說明大都隊他的復古篆書的 意見如何。不過，在趙孟頫之後大都出現了泰不華與周伯琦二位善篆的書家，他 們皆以石鼓作為篆書的新樣，從這點來看，趙孟頫的篆書復古的想法應該也獲得 大都藝文圈的接受，而他復古的影響以從這樣的討論中才能確切的掌握。
不過，在元代篆書中，除了趙孟頫提倡於先有開山之功之外，另一件值得關 注的，便是石鼓文在大都的重新出現。石鼓文作為三代之遺制，歷來皆放在經典 的地位。不過在宋金之交為金人北擄之後失去了蹤跡，學篆者只能從刻本或拓本 中學習。對於這樣經典地位的古文物，在元中期後重新出現勢必帶來重大的影 響。從元代後期的篆書發展來看也的確如是。要如何確切的評價這次石鼓出現的 效應，便是討論元代晚期篆書發展相當重要的一環。尤其擅於石鼓的泰不華與周 伯琦二人，皆出是南方而與南方文壇有密切的互動，南方篆士們又如何看到這樣 強烈北方品味的篆書新成績這是極為有趣的議題。
228 楊瑀《山居新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三，頁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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