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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 、 、 從收集整理到理論 從收集整理到理論 從收集整理到理論 從收集整理到理論： ： ： ：
知識累積之窮途與普遍性族群描述的誕生 知識累積之窮途與普遍性族群描述的誕生 知識累積之窮途與普遍性族群描述的誕生 知識累積之窮途與普遍性族群描述的誕生
資料需要整理。前面我利用建築收藏知識的比喻，將 Nicolaas Witsen 和 François Valentyn 的著作比喻為珍寶閣。其實每一部匯集知識的著作都可以稱作珍寶閣，而且這 些著作也像收藏寶物的珍寶閣一樣，會隨著時間凋亡，所收藏的寶物與知識也會漸漸散 佚，直到被世人遺忘。但作為珍寶閣收藏的對象，知識有不同於文物的特質：知識被語 言承載，可以透過傳抄來保存。Witsen 和 Valentyn 的著作在編纂當時都是抄錄改寫既 有資料的收集，其中所保存的知識也在日後成為學者參考、轉錄的來源。即使在上一章 我已經指出文獻在傳鈔的過程中多少有被更動，但這無礙於這些書本型珍寶閣的價值，
因為文獻原件已經散佚，被抄錄進出版品的片段常是唯一留下的副本。書本型的珍寶閣 還有一個既是優點也是缺點的特色，那就是它所占的空間。用文字承載的知識可以壓縮 在書本中，以相對小的空間儲放大量的知識。但編著者往往也濫用這樣的方便，總想著 把所有的知識塞進書裡，導致書本的厚度不斷膨脹。雖然越來越厚的書價格也會越來越 高，但十七世紀發明訂閱分期交付的方法後，大部頭的套書對出版商和讀者來說不再難 以負擔，厚度所暗示的豐富內容反而成了書籍的賣點，結果到了十八世紀，甚至出現了 數十冊的套書《世界通史》（An Universal History）。1但在知識的數量大幅成長的同時，
知識的品質也逐漸受到重視。其中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就是「旅行者提供的海外情報到 底可不可靠」？但在東西方交通仍稱不上方便的十七、十八世紀，旅行者提供的情報往 往難以透過實證方法驗證，讀者也不願意相信。François Caron 就說，他可以花上很多 篇幅來介紹他對日本的認識，這是他在日本長期居留所得的成果，但人們大概只會相信 一半不到的內容，令他不願意多說什麼。2由此可見，問題常常不是情報可不可靠，而是 接收情報的人要不要相信，甚至是報導者可不可以被信任。因此，作為報導者的旅行者 就成了問題的中心。當我們相信一則情報時，同時也要相信那個傳遞情報的人；或者反 過來，因為我們相信那個情報傳遞人，所以也相信他說的情報是可靠的。總之，情報與 報導者形成一個同義反覆的關係（tautological relation），當我們相信或否定其中一方，
1 Sale et al., An Universal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 of Time. Compiled from Original Authors; and Illustrated with Maps, Cuts, Notes, &C. With a General Index to the Whole.
2 Boxer, A True Description of the Mighty Kingdoms of Japan & Siam,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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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也就同時被相信或否定，結果最終我們仍無法透過實證方法來驗證情報。
在這樣的驗證困境中，有心人就可以操縱情報的真假來從中獲利。十八世紀最有名 的一位就是假福爾摩沙人George Psalmanazar。3雖然他的謊言很快就沒有人相信，但在 當時他胡扯的福爾摩沙民族誌也沒能被徹底否證。也就是說，是大家選擇不相信 Psalmanazar，而不是他的說法被實證方法否證。Psalmanazar 後來洗心革面，以替人捉 刀寫稿維生，並參與了大套書《世界通史》的編纂。有趣的是，晚年的Psalmanazar 否 定了自己早年的謊言，但對於當年被拿來與他對質的 Candidius〈福爾摩沙地理與歷史 短論〉，他也抱持高度的懷疑。這不僅是Psalmanazar 不放過 Candidius 而已，而是反映 了一種普遍的懷疑態度。這樣的態度，在同時代萌芽的「科學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
中也可發現。現代科學制度化的動力，就是為了解決對事實（matter of facts）的懷疑，
建立知識的確定性。從十七世紀中葉以來，以倫敦為中心的科學家社群發展出了一系列 的技術來製造事實，建立了現代科學的認識論基礎。在民族誌學的發展也可以看到類似 的軌跡。與可以在實驗室中重複驗證的自然科學不同，民族誌學仍然要透過旅行到遠方 來取得情報。但為了情報的確定性，報導者的背景、學識、利害關係、觀察技術等等影 響知識形成的元素都會被檢視，甚至是描述民族所使用的術語也有所革新，現代意義上 的民族誌學也就在這樣的背景中形成。當然，以下要描述的並不是一個線性發展的歷史，
而是十八世紀從重視收集與奇觀（collection and wonder）轉換到重視批判與法則
（criticism and law）的漸進過程中，各種元素與想法如何陸續、紛然地到齊。最終我們 會發現，這些十八世紀的行動者雖然各自依照自己的目標行事，但最後仍形成一個思潮，
成為啟蒙時代（the Enlightenment）的一部分。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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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紀的歐洲圖書市場出現了許多內容豐富的異國知識書籍，前文我們看過的 Isaac Commelin 編《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肇始與進展》、4以Johan Nieuhof 名義出版
3 本文引用的是 1705 年二版 George Psalmanazar, An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Formosa, trans. Oswald, 2 ed. (London: Mat. Wotton, 1705).
4 Commelin, Begin Ende Voortgan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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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荷使初訪中國記》5和Witsen 的《東北韃靼諸國圖誌》，6以及這些著作在原著語言 以外的翻譯，都屬於這個文類。這樣的風潮到十八世紀初葉也未有停歇，歐洲各國都在 編輯出版各種海外情報的書籍，並且競相以龐大和新鮮的內容來吸引讀者購買。這樣的 風潮反映了整個歐洲對於收集與整理知識的興趣。在同時代的類似出版品中，英國版的
《世界通史》是以其「極端」成為代表的歷史套書。7構想出版這部收納所有已知世界歷 史的大套書的人是一群倫敦出版商，有八家出版商在1725 年 10 月發佈了他們的構想，
計畫出版一套從上帝創世到現在的通史。他們在公告中徵求訂閱人，並計畫以分批出版 的模式逐次出貨給訂閱的讀者。8不過初版《世界通史》的出版過程並不順利，雖然出版 商們採取的模式可以分散財務風險，但編輯過程中發生的種種問議題卻不斷延遲出版進 度。《世界通史》的第一卷第一號在公告構想的四年半後才出現，而且出版日期雖然寫 1730 年 2 月，但其實要到 5 月才出版。第二號在 1730 年 9 月出版，第三號於 12 月，
第四號到1731 年 8 月才出版。這還只是第一卷的三分之一而已。結果第一卷全 12 號要 到1735 年 4 月才全部出版，比原先預計在 1732 年中全部出版的進度落後很多。嚴重落 後的進度使部分出版商決定放棄，而且早在第一卷第一號出版前就已經出走。 經過 1735 年的財務重整後，《世界通史》繼續未完的出版計畫，最後在 1744 年 11 月完成七卷
「古代史」部分。這個結果和原本計畫出版「從創世到現在的通史」的構想不同，可說 只完成了一半，甚至不到一半而已。9
不過編纂《世界通史》的計畫並沒有因為過程不順利被放棄，在第七卷的序言中出 版商決定將「古代史」和「現代史」分開出版。和那些遙遠時代的古代歷史不同，「現 代史」要描述的是那些改變歷史進程，形成當代世界樣貌之民族的歷史。10但在完成古 代史部分到現代史部分出版之間，計畫又有了變化。首先出版商們先將原本對開本七卷 的古代史改版，重新以八開本二十卷版的形式再版。這次改版比較順利，從 1647 年 1 月開始到1748 年 6 月結束，可見「古代史」的出版延遲，問題出在編纂的過程。當內 容確定後，改版就容易多了。就在古代史部分改版發行時，出版商們也宣佈「現代史」
部分即將在近日開始出版。不過這個「近日」卻讓讀者等了12 年，「現代史」的第一
5 Nieuhof, Het Gezantschap Der Neêrlandtsch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Aan Den Grooten Tartarischen Cham, Den Tegenwoordigen Keizer Van China, 1-21.
6 Witsen, "Jesso, Jeso, Eso Anders YeçO, &C.."
7 Guido Abbattista, "The Business of Paternoster Row: Towards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Universal History, Publishing History," Publishing History 17 (1985): 7.
8 Ibid., 9.
9 Ibid., 12-14.
10 Ibid.,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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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竟然到了1759 年 1 月才出版。「現代史」的部分一樣有對開本和八開本兩個版本，
前者總共有16 卷，後者有 44 卷。到 1765 年 1 月全套《世界通史》出版完成時，「古 代史」和「現代史」的對開本有23 卷，八開本有 64 卷，大大超出 1725 年發案出版商 最初設想的篇幅，使《世界通史》確實成為一部在同時代難以匹敵的一部歷史套書。11 雖然《世界通史》的出版過程遭遇到許多困難，從公開提案到出版完成經過了將近 四十年的時間，不過這無礙於它成為一筆好生意。許多指標都證明《世界通史》在市場 上的成功，雖然有些指標對版權擁有者來說並不是很歡迎。就在這套書的第一卷剛問世 不久，連後續都還充滿不確定之時，在荷蘭海牙已經出現法語譯本，在威尼斯也有了義 大利語版。在「古代史」部分完成後，德語版也在1745 年出版。除此之外，1744 年和 1745 年在愛爾蘭的都柏林各有一個盜版出現。翻譯版和盜版的出現，顯示《世界通史》
在剛完成古代史的部分時，影響力就已經擴張到英格蘭圖書市場以外的地方。12對同時 代的作家來說，《世界通史》也是一部標準的參考書，法國作家伏爾泰（Voltaire）和英 國歷史學家Edward Gibbon 都在他們的著作中引用過《世界通史》。特別是 Gibbon，他 在小時候熱切精讀《世界通史》的經驗，可說啟發了他對歷史的熱情，使他最終成為一 位歷史學家。13稍晚一點的美國總統 Thomas Jefferson 也擁有一套《世界通史》，他甚 至主張每個人家中都該有一套作為常備參考書。十九世紀的英國哲學家John Stuart Mill 則和Gibbon 一樣，在小時候就被《世界通史》給吸引，甚至為「古代史」的部分做了 一份摘要。14
《世界通史》能夠獲得廣泛讀者的喜愛，表示。這意味著《世界通史》會是一部保 守的歷史，無法在創新的啟蒙時代中帶領新思潮。小時候愛讀《世界通史》的Gibbon 甚 至在成年後批評這套書是微薄的哲學與品味所孕育出的一堆單調文字。15由此可窺見
《世界通史》能夠獲得廣泛讀者的喜愛，表示。這意味著《世界通史》會是一部保 守的歷史，無法在創新的啟蒙時代中帶領新思潮。小時候愛讀《世界通史》的Gibbon 甚 至在成年後批評這套書是微薄的哲學與品味所孕育出的一堆單調文字。15由此可窺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