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疆界綿延，週邊民族複雜的國度。葛兆光曾指出，
中國作為文化世界，由於秦漢、宋代、明代的三次凝固，逐漸形成以漢族為核心 的主軸與邊界，開始出現了「華」與「夷」的界分，這種被稱為「華夷之辨」（Hua-Yi distinction）的意識，其實正是一種「內／外」、「我／他」的分判與認識，也是 中國人建構世界觀的鏡像；一般認為，這樣的凸顯自我與排斥他者，係以長城為 熱區，或以所謂「四裔」（滿、蒙、藏、回、苗）為邊緣的劃分。1民族之間的接 觸與齟齬，影響了中國人對於邊域的紀錄、理解與想像，也成為文學中的重要題 材。明、清小說中涉及異國交流之敘述，大抵有行旅與戰爭兩種接觸之途徑。前 者有來自「《山海經》模式」的殊方絕域、佛教空間觀念，或者與神魔小說合流 的新發展之啟迪，像是《鏡花緣》、《西遊記》、《三寶太監西洋記》等2；後者則 以「家將小說」3為大宗。
因行旅而接觸之異邦，由於小說家的想像馳騁與認知限制，為數不少是全然 架空的虛擬國度，無法從地圖上找到指涉的寄託，如《西遊記》中的朱紫國、車 遲國、比丘國；《鏡花緣》中的君子國、女兒國、黑齒國等等。而因兵燹而點燃 創作火苗的小說，則是對於鄰邦敵對意識的最大表現，即便摻雜著扭曲、貶抑的 味道，卻往往帶有真實的投射，虛、實之間便產生敘事上的張力，對讀者認識當 時中國人如何看待異族或外侮，不啻是一塊敲門磚。就像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將民族看作是「想像的共同體」：
區別不同的共同體的基礎，並非他們的虛假／真實性，而是他們被想像的
1 以上詳見葛兆光：《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111-144。至於探討中國族群邊緣在「華夏／非華夏」之間的游移變化，亦可參考王明 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頁 61-94。
2 所謂「《山海經》模式」，其特點是以中國為世界的中心，將中國以外的世界描繪成離奇的、詭 異的地方，那裡生存的也是各種奇形怪狀的生物，清代小說《鏡花緣》是此模式的靈活運用。
此外，佛教傳入中國後，對西域的認知，有許多幻想的國度，或者多有遇風浪漂至異國的故事，
《聊齋誌異》中的〈羅刹海市〉即有《佛本集行經》卷 49 的影子。另有一些是全然幻設，把 外國當作中國文化的延伸或翻版，如《西遊記》的朱紫國、車遲國、比丘國等；或根據中、外 實際交往的文獻記載開拓想像的空間，顯示的是當時中國人對異域的認知水平，如《三寶太監 西洋記》是在《瀛涯勝覽》、《星槎勝覽》等基礎上進行虛、實交錯的小說創作。以上可參見劉 勇強：〈明清小說中的涉外描寫與異國想像〉，《文學遺產》第 4 期（2006 年），頁 133-136。
3 所謂「家將小說」，根據張清發的定義，乃是「明代中後期到清代後期，在江南地區刊刻流傳 的長篇通俗小說，屬於世代累積型，繼承史傳文學『紀傳體』的藝術結構，『以一人一家事為 主而近於外傳、別傳、家人傳者』具有『英雄傳奇小說』的特點，敘述內容主要是『民族戰爭』，
故事軸心在於英雄及其後代的功業，呈現公式化、模式化和類型化的傾向，主題思想上，處處 強調家族延續和榮譽的重要」的一批小說。見氏撰：《明清家將小說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 年），頁 7-8。
‧
洋「倭寇」（Wokou）騷擾邊陲，海警不斷，以及後來豐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指揮的虎豹之師「旦暮且渡鴨綠」10，更直接威脅了以傳統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 秩序，當然亦成為小說創作者關注的議題之一。
雖然，日本與中國的緊張關係，亦能納入「華夷之辨」的光譜之中，尤其以 海洋新貌的姿態引領風騷，開啟明、清兩代面對大航海時代（Age of Discovery）
年）、〔韓〕成始勳（Sung Si-Hoon）：《狄家將通俗小說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 系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年）、吳建生：《《北宋志傳》與《世代忠勇楊家府演義志傳》的敘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以降的強權挑戰，按理說是能夠吸引到諸多關注的目光的。可是，這類作品首先 在數量上就不多（相較於家將小說的鴻篇巨帙）；再者，相關的描寫也很零散，
非是某部小說或某篇小說之主軸，在材料方面，便已構成研究上的躓礙。因此，
著力於此的學術成果其實仍有深入的可能。
儘管如此，筆者仍然試圖對相關作品進行搜羅與統整：一方面呼應於碩士時 期對於中國文學走到明朝，「海洋／邊塞」11概念融合的關注；二來是聚焦於小 說文體，探討明、清時人在當代直接接受倭患侵擾的記憶，以及干戈載戢之際對 往事的想像，其中拉鋸著怎麼樣的創作意識，左右著小說創作者對於「倭患」所 投射的迥異筆墨，從中反映「日本」在明、清兩代不同歷史氛圍中，呈現出何種 特殊形象，以此提出一個比較宏觀的視野。
筆者所以抽繹出明、清小說中「倭患書寫」，目的在於延續以唐、宋英雄豪 傑為主軸的民族衝突下，展現出來的異邦形象建構之研究，不過試圖將目光由大 陸轉移到海疆，突出的是在其中的海洋屬性，以及輻射出的相關人文、自然現象，
包括軍備、戰術、舟楫、貿易、水文、風候等諸多面貌，都是頗與北方陸路參差 的景色。透過上述，將可以發現中國人對「倭患」的凝視，確實衍生出特殊的日 本記憶，且由明入清，影響了小說家對「倭寇」、「豐臣秀吉」及「殖民帝國」之 塑造，並呈現出「內／外」、「新／舊」彼此纏繞的特點。譬如說，明朝倭寇本有
「假倭」（中國人為主）的成員，但在若干作品如《玉蟾記》，卻一律將之視為「真 倭」；與之相反，短篇小說〈斬蛟記〉則把豐臣秀吉寫成出身於中國的孽龍，展 現「我者」與「他者」的混淆。另一方面，明代小說如〈楊八老越國奇逢〉提到 了倭寇的技倆「蝴蝶陣」，而在 1895 年的《臺灣巾幗英雄傳》中，寫的雖是現代 化的日本軍隊，但竟也赫然出現了「倭刀」與「蝴蝶陣」，可見「過去」與「現 在」時間軸的交疊，這也是「倭患書寫」與大陸民族的迥異之處。
揚帆而來的異族固然很多，但會選擇以「日本」作為探討的對象，首先是因 為其與中國的恩怨情仇時間跨度相當大。與歐、美殖民帝國不同，從明朝開始，
雖然荷蘭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等已將勢力延伸至中國，中國文獻中亦不乏相 關身影，如李光縉〈却西番記〉提到：
大西洋之番，某種有紅毛者，譯以為和蘭國，疑是也。負西海而居，地方 數千餘里，與佛朗機、乾絲蠟兩國主並大，而各自君長，不相臣畜；俗尚、
嗜好、食飲相類。去中國水道最遠，譯者云在崑崙西北。12
「和蘭國」即今荷蘭、「佛朗機」（Frank）為今葡萄牙、「乾絲蠟」（Kingdom of Castile）為今西班牙。這些歐洲人有時與日本人一起出現在中國文學作品中，如 莊時講、謝夢彩各有詩作〈贈沈將軍平東番退紅夷〉二首13，歌頌沈有容在海防
11 參見拙作：〈烽火興浪濤──論明朝抗倭戰爭中邊塞詩的海洋新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 集刊》第 20 期（2011 年 7 月），頁 91-122。
12 收於〔明〕沈有容輯：《閩海贈言》（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年），卷 2，頁 35。
13 收於〔明〕沈有容輯：《閩海贈言》，卷 5，頁 94。
‧
Warwijck）；但這些舊帝國主義（Old Imperialism）國家隨著競爭殖民地失利，不 得不將遠東控制權讓位予英國、法國、美國、俄羅斯、日本、德國等新帝國主義 wokou raids）、「萬曆朝鮮戰爭」（Japanese invasions of Korea，1592-1598）、清朝「甲午戰爭」（First Sino-Japanese War，1894）、「乙未戰爭」（Japanese invasion of Taiwan，1895）等。15在這些事件中的交鋒，文人騷客對於「倭患」之記憶如何 被忠實保留或增添召喚，而選擇以小說這種同時具有「補史」要求與想像馳騁的 向當時的江戶幕府（Edo bakufu，1603-1868）請求援軍、甲冑、戰艦、金錢或軍糧等。但在 日本方面，薩摩（Satsuma，今屬鹿兒島縣（Kagoshima Prefecture），當時中國譯成撒斯瑪）對 出兵一事雖然較為慷慨，幕府卻多有躊躇：一方面擔心滿清重演元朝攻略中國後，揮兵日本 極大的動盪。「萬曆朝鮮戰爭」（Japanese invasions of Korea）指的是 1592-1598 年，發生在朝 鮮半島的東亞區域性戰爭，日本方面稱為「文禄．慶長の役」、韓國方面稱為「임진왜란」（壬 辰倭亂）、「정유재란」（丁酉再亂），這場由豐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發動的侵略行動，
結果是明朝、日本、朝鮮「三敗俱傷」。「甲午戰爭」（First Sino-Japanese War）發生於 1894 年，
日本方面稱為「日清戦争」，因雙方爭奪朝鮮半島控制權而交鋒，結果是清軍戰敗，簽訂《馬 關條約》（Treaty of Shimonoseki），割讓台灣、澎湖予日本，朝鮮正式脫離與中國的宗藩關係。
「乙未戰爭」（Japanese invasion of Taiwan）發生於 1895 年，日本方面或稱為「台湾平定作戦」、
「台湾征討」等，乃是台灣人民不滿於日本接收而引爆的武裝對抗，包括成立「台灣民主國」
（Republic of Formosa）和劉永福「黑旗軍」（Black Flag Army）的牽制，結果是台灣民主國 滅亡、劉永福撤回中國大陸，日本取得台灣控制權。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文體為載負，筆者認為，在「虛／實」之間的留心損益，可以看出中國對日本崛 起的群體焦慮，以及愛憎分明的對峙心態。
筆者認為，這一批直接以「倭患」為主調的小說或者側面寫出「倭患」背景 的小說，除了近乎於史以外，更有小說作者價值判斷的挹注，可能如《戚南塘剿 平倭寇志傳》、《胡少保平倭記》是歌頌浴血奮戰、運籌帷幄的民族英雄；也可能 是如〈斬蛟記〉、《野叟曝言》帶有「直搗黃龍」的寄託；甚至像乙未戰爭小說，
展現出且戰且錄的告捷想像，都是饒富意味的文化現象。不同時期因應倭患的挑 戰，亦發展出迥異的敘事特徵；同樣的時事性質，卻可能有著「補史」的沉澱、
「滅倭必矣」的激情，這樣或近或遠的風貌，須將之並陳討論，方能相得益彰。
「滅倭必矣」的激情，這樣或近或遠的風貌，須將之並陳討論，方能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