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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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賦」不同於其他韻文的特徵，是其形式的自由多元，且與《詩》騷詩文 等不同時代的主流文學互相滲透，在每個時代都顯露不同的風貌。正如簡宗梧師 所言，「賦一直是追求文學藝術的先驅，是從漢到唐文學發展的火車頭」1：「它 曾是口傳文學到書面文學的橋梁，也是追求文學藝術的先驅；它像是能變形的龍
，可塑性大而風貌時變」2。藉由麗靡鋪張的形式，賦體折射出當時作者身分、
傳播媒介，乃至貴遊活動3的差異，而漢代五七言詩體的誕生，以及從獻納到言 志的種種曲折，也一一隱現其中。為了說明漢賦承先啟後的形式特徵，筆者擬以 語法分析為進路，闡述漢賦語言風格的變遷；需要補充的是，題目所謂的「語法
」定義，包括漢賦研究當中的「句式(Syntactic Mode)4」－－也就是漢賦對仗的 字數等形式特徵－－分析，涵蓋了較廣義的語法(Grammar)概念。按照語言學的 概 念 ，「 廣 義 的 Grammar 是 指 一 個 語 言 的 全 部 系 統 (system) ， 含 聲 韻 系 統 (phonological system)，句法系統(syntatic system)及語意系統(semantic system)。狹 義的Grammar則專指語句結構的語法系統。」5本文定義稍異於純語法學的研究
，能更全面地回應賦學研究之現況，下文會討論到。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筆者對漢賦語言風格的興趣，萌發於碩一下學期：當時選修了簡宗梧師的「
賦學概論」與竺家寧師的「語言風格(Stylistics)學」兩堂課，簡師對西漢賦口誦 特徵的詮釋，以及竺師藉音韻、詞彙與句法觀察文學作品的手法，啟發我撰寫〈
王褒〈洞簫賦〉聲韻風格淺析〉一文，發表於台大中文所《中國文學研究》第十
1 簡宗梧：〈生鏽的文學主環――賦〉，《國文天地》14:6，1998年11月，頁10。
2 簡宗梧：〈生鏽的文學主環――賦〉，《國文天地》14:6，1998年11月，頁7。
3 就目前看起來，以「貴遊文學」一詞來討論中國文學的特質和作加活動，最早應出於王夢鷗先 生的〈從士大夫文學到貴遊文學〉一文。收入氏著：《傳統文學論衡》(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企 業有限公司，1987年)，頁11-22。相關論述還可參考簡宗梧：〈漢唐貴遊活動的轉型與貴遊文學 的變調〉，《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第1期，1999年6月，頁59-78。
4 英文名稱見許長謨：《漢語語言結構義證》(台北市：里仁書局，2010年)，頁197。
5 余光雄：《英語語言學概論》(台北市：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頁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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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屆論文發表會；由於希望進一步理解西漢賦家基於「朗誦」傳播模式而設計的 音韻效果，我以《司馬相如賦篇之音韻風格研究》作為碩論題目，逐字觀察相如 賦的聲母、韻部和聲調的搭配，發現其間確實有許多複沓與對比的設計，賦家重 視音韻對比的創作原則，更隱隱呼應著講究平仄的近體詩。浸淫日久，益發著迷 於漢賦形式的探索，因此有了本文的誕生。
《文心雕龍‧詮賦》有言「賦也者，受命於詩人，而拓宇於楚辭也」6，漢 賦容受《詩》騷乃至五七言詩的句式，又能發展出自身特色；而其與不同文體相 調適，對偶亦愈發工整的趨向，使得其形式特徵與變遷不僅具有賦史價值，且勾 勒出文類之間互相影響的軌跡，使得語言風格學的研究方式，自個別作者、作品 的「單點式」論述，拉長為多點的、歷時沿革的觀察。本文想處理的課題，即是 兩漢四百多年間，辭賦作者身分和傳播方式都有明顯改變，加上東漢五七言詩日 漸成熟，作者們往往身兼詩人，這些將如何影響賦篇的語言風格？而個別賦家又 有何特殊的創作手法？
就漢賦的傳播方式來說，今人視賦體為一閱讀文本，但西漢辭賦的主要傳播 方式，似尚有朗誦一途：根據《史記》《漢書》的記載，司馬相如獻賦的過程，
是武帝先「令尚書給筆劄」，讓他寫定後交由侍者口誦獻賦，聽完之後才決定封 他為郎官7。「由於賦是諷誦的文辭，西漢帝王不以目治而以耳聞，所以賦旪韻 以求美，不同於一般的文」8；正是在這種「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9的風氣下
，漢賦成為文人騁才的舞臺之一。
兩漢賦作者的身分也有明顯差異10，西漢武、宣盛世的作者主要是大夫和郎 官，大夫為負責交接應對的言語侍從，郎官乃皇帝身邊供調遣的近臣，都沒有固 定處理的事務，創作時間較為充分；而東漢作者雖然也是在上位者的「幫閒」文
6 梁‧劉勰著，王更生注譯：《文心雕龍讀本》上篇(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04年)，頁132。
7 漢．司馬遷：《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史記》第九冊（北京市：中華書局，2007年
），頁3002。
8 簡宗梧：《漢賦史論》(台北市：東大圖書公司，1993年)，頁217、218。
9 漢．班固：《漢書 • 藝文志》，《漢書》第六冊 (北京市：中華書局，2007年)，頁1755。
10 詳細論述可參孔德明：《漢賦的生產與消費研究》(北京市：光明日報出版社，2013年)，頁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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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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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身分以及所處政治環境則頗為不同。舉例來說，作賦之風最盛的明、章二 帝時期，作者身分主要為蘭臺校書郎，其職責以校書著述為主，作賦制頌的機會 較少；且作者群聚蘭臺，因此有同儕競作的現象11。之後皇帝多幼主，后妃干政 造成大權旁落12，皇后父兄往往擔任大將軍，其幕僚遂成為當時辭賦的主要作者
；至於桓靈二帝時的賦家，除了靈帝時的鴻都門學士，多為地方守令或拒絕出仕 的名士13。獻帝時，以曹氏父子為首的文學集團，更為當時賦作注入新的活力。
正如曹虹所言，這類集團的形成是以政治實力為基礎，也提供了較為自由的創作 環境。她認為：
所謂政治中心對文人的吸引力，此處特指其能誘發文人集團形成的中介作 用。就是說，政治中心提供適合文人集團活動的條件與氣氛，它以其政治 實力吸引文人，但並不以其政治權威役使文人，因為任何一個健全的文人 集團不可能完全是現實政權的附屬品。這種吸引力明顯地表現在政治中心 的代表人物與周圍文人的關係上，亦即需要一種富於平等意味的關係形態
(至少表面上是這樣)，以突破或淡化政治生活中的君臣關係。
14曹丕喜好文學也尊重文士，是身段較柔軟的領導人物，建安文學之所以能名垂千 古，他居功厥偉；而較為平等的賓主關係，亦使得當時賦家筆下的關懷，能從歌 功頌德漸次轉向個人抒情或社會寫實上，面貌異於前代。
除了辭賦作者身分的改變，本來純屬於帝王貴冑的「讀者群」，東漢之後則 轉以同儕的士大夫為主；「他們欣賞賦篇，不再是聽人朗誦，而是自行閱讀吟詠
，因此他們不免斟酌經辭，鎔鑄故實。一則增加美感的密度，再則以顯示其學博 才高」15。賦家之間帶有競勝意味的作品，多以抒情娛興為宗旨，不再講求採鋪
11 孔德明：《漢賦的生產與消費研究》(北京市：光明日報出版社，2013年)，頁21、22。
12 如和帝的和熹皇后鄧氏，屢次以皇太后的名義下詔書，並自稱為朕，即為一例。參杜芳琴：〈 中國宮廷婦女政治角色研究〉，收入張妙清, 葉漢明, 郭佩蘭合編：《性別學與婦女研究 : 華人社 會的探索》 (新北市：稻香出版社，1997年)，頁177。
13 參孔德明：《漢賦的生產與消費研究》(北京市：光明日報出版社，2013年)，頁23、24。
14 曹虹：〈文人集團與賦體創作〉，收入氏著：《中國辭賦源流綜論》(北京市：中華書局，2005 年)，頁65、66。
15 簡宗梧：〈試論東漢賦的變異因素〉，《第六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國 立政治大學中文系，2008年)，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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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Steven Tötösy de Zepetnek著，馬端琦譯：《文學研究的合法化(Legitimizing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43。
19 簡宗梧、游適宏：〈律賦在唐代「典律化」之考察〉，《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1期，2000年11 月，頁2。
20 參M.H. Abrams,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Boston: Thomson Higher Education, 2005), pp. 29 - 32.以及趙一凡等編：《西方文論關鍵詞》(北京市：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年)，頁280-293 著，高志仁譯：《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新北市：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年)，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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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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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概念可以幫助我們去思考，文學經典並非一靜止不動的權威，而是時時與 外在相調適的。漢賦經典的調整，一方面呈現於創作與閱讀習慣的扭轉與重建，
另方面也隨著五七言詩的興起，賦體駢驪化的傾向，以及作者們模擬、變造經典 作品的創作活動，衍展出緩慢而明確的變遷軌跡。
上述特徵已為不少學者注意與討論，姑舉二例說明之：首先，鈴木虎雄在《
賦史大要》中即指出，「漢賦七字句，雖無過騷體之遺物，然逮入齊梁以後，此 句法遂至帶詩句氣味，而發揮別種之效力」22；釜谷武志則將詩賦互相靠攏的時 代，提前到東漢、五言詩確立的時代。他認為「隨著五言詩的確立，四言詩以及 賦的地位與功能逐漸為五言詩所取代，賦當中詩的要素也隨之增強」23：
原本擺在賦最後的「亂」，基本上是騷體。而到了東漢之後，「亂」的位 置才出現了以四言詩、七言詩，更後來還有五言詩形式的韻文出現。我認 為應該把這個現象與詩的發展一併觀察探討。24
班固〈兩都賦〉後面的明堂詩屬四言，張衡〈思玄賦〉以12個七言句做結，馬融
〈長笛賦〉也有類似的狀況；而東漢趙壹〈刺世疾邪賦〉最後一問一答，主客對 話的文字，則是兩首五言詩。也就是說，當作者在選擇賦末詩歌的形式時，已將 五言、七言列入選項，而不拘限於騷體或四言了；這證明五七言的對仗句已為文 人所接受。此外，「漢末魏初詩歌在慷慨詠懷上所獲得的成就與詩人之賦的抒情 取向有著一種內在的默契，因而在題材上頗多關合之處」25，當時作者以詩賦寫 作同樣的素材，採用同樣的比喻和詞彙，為抒情文學開出詩賦二途，也延伸出不 少可探討的課題，舉例來說，有「漢大賦殿軍」之稱的張衡，寫下有五言的〈同 聲歌〉和七言的〈四愁詩〉等作品，其詩賦的形式是否果有互相影響之處？還有
，五七言詩的成立，如何改變了賦體的句長與句法節奏？這些在本文第二章會有 所說明。
22 鈴木虎雄：《賦史大要》(台北市：正中書局，1976年)，頁65。
23 釜谷武志：〈東漢時期詩的變化以及賦的改變〉，《中國文學歷史與思想中的觀念變遷：國際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2005年)，頁81。
24 釜谷武志：〈東漢時期詩的變化以及賦的改變〉，《中國文學歷史與思想中的觀念變遷：國際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2005年)，頁88。
25 曹虹：《中國辭賦源流綜論》(北京市：中華書局，2005 年)，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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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馬積高曾指出東漢中期的張衡、馬融及王逸父子的賦作「語言駢驪化
其次，馬積高曾指出東漢中期的張衡、馬融及王逸父子的賦作「語言駢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