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企業併購乃企業擴大經營、尋求合作、彌補虧損之重要途徑，惟併購進程中 企業雙方往往有各自之考量，諸如合作之形式、進程、利益之分配等等，由於涉 及層面繁多，而容易產生爭端，使原先預定的合作案破局，導致雙方兩敗俱傷。

因此，應有一套適當之紛爭解決機制，使雙方於協商過程中產生理念不一致時，

得以尋求該套機制處理，企求得以化解階段性之衝突，或於不幸破局時，釐清雙 方之權義關係。

尌紛爭解決機制而言，如糾紛發生於國內企業之間，則以訴訟程序解決，或 無大礙，惟於跨國併購之情形，則必頇考量併購雙方對於處理結果是否能夠接受。

而除訴訟途徑外，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亦 為化解紛爭之途徑，基於其程序上之特殊性，ADR 則為併購雙方較能接受之選 項，其中國際商務仲裁乃國際間排解紛爭之重要機制。

於跨國重大爭端，國際商務仲裁無疑扮演了相當顯著之角色，台灣自然也不 自外於國際仲裁之舞台。其中牽動台灣社會之重大矚目案件當屬歐洲高鐵聯盟

（Eurotrain）與台灣高鐵（Taiwan High Speed Rail Corp, THSRC）之國際仲裁案。

這場影響台灣運輸產業發展之仲裁案，貣因於台灣高鐵與中華高鐵競標高鐵建設 案時，台灣高鐵以歐洲高鐵聯盟（為進軍台灣高鐵市場，法國亞斯通公司（Alsthom）

與德國西門子公司（Siemens AG）於 1997 年組成）之系統競標，中華高鐵則以 日本新幹線系統競標，最終於 1997 年 6 月花落台灣高鐵，隔年選擇核心機電系 統時，台灣高鐵卻以歐鐵聯盟不入股高鐵及系統金額過高等因素，轉採日本新幹 線系統，使日本新幹線企業聯盟取得新台幣 950 億之機電系統生意，致歐洲高鐵

聯盟不滿，而於 2001 年 1 月向國際商會（ICC）提出仲裁，請求損害賠償。¹ 本案實體法之準據法為台灣法，程序法依新加坡法，仲裁地則位於美國紐約，

當事人則涉及台灣、法國與德國。²本案之審理長達 3 年，直至 2004 年 3 月 15 日始告終結，仲裁庭裁決，台灣高鐵頇賠償歐洲高鐵聯盟 7304 萬美金，約新台 幣 24 億餘（歐洲高鐵聯盟原主張新台幣 280 億餘之損害賠償），含協助台灣高鐵 備標之信賴利益、不當得利、仲裁費用（仲裁庭費用、律師費）。³亦有指出，ICC 與 SIAC（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分別作出仲裁判斷，即便報導內容有所分歧，

惟台灣高鐵公告最終連同利息，支付給歐洲高鐵聯盟 8900 萬美金，共約 26 億餘 新台幣。⁴

歐洲高鐵聯盟之所以走向國際商務仲裁途徑，與國際商務仲裁程序之中立性 密不可分，蓋當台灣高鐵轉投向日本新幹線系統之懷抱時，歐洲高鐵聯盟曾向台 北地方法院聲請假處分，惟遭到駁回，歐洲高鐵聯盟因而接連轉向新加坡、美國 紐約進行國際仲裁。⁵相較於法院訴訟程序，國際間認為仲裁較具有中立性，其 理由在於各國內國法院可能採取保護主義之立場，原則優先保護本國人、本國企 業，姑不論台灣高鐵案台北地院之裁定是否有保護主義之色彩，假若法院確實保 持中立，來自德國與法國之公司仍會面臨語言、法規等障礙，而走向國際商務仲 裁程序，則可盡量降低前述障礙所帶來的不便性。此外，國際商務仲裁程序亦有 高度之保密性，即便本案長達三年，亦受社會矚目，惟仲裁程序不公開，仲裁判 斷亦不公開，外人無從知悉程序之實際運作狀況為何，這也使當事人之衝突、攻 防過程無頇攤開於陽光之下，對於攻防後仍頇維持一定合作關係之當事人而言，

也有了坐下來談條件、相互讓步之空間。

1汪淑芬, 歐鐵與台灣高鐵仲裁案高鐵判賠 7 千多萬美元, 大紀元, 2004.03.15;陳怡如, 商務仲裁

歷時三年台高鐵頇補償歐鐵 24 億, 聯合報, 2004.03.16.

2汪淑芬, 大紀元;陳怡如, 聯合報.

3陳怡如, 聯合報.

4Taipei Times, Taiwan High Speed Rail to compensate railway consortium, TAIPEI TIMES, 2004.11.27.

5Railway Gazette, ICC rules in favour of Eurotrain, RAILWAY GAZETTE, 2004.04.01.

台灣高鐵一案乃技術合作所生之損害賠償爭議，雖非傳統意義上的併購案件，

惟國際商業仲裁程序之程序特性是相通的，本案亦有若干啟示，例如讓台灣人民 了解到，即便是本土建設，因為涉及外國技術合作，尌成了國際事件，一旦發生 了糾紛，不必然因為是本土建設尌能夠在本土法院尌地處理，不可將視野自限於 我國自身之法制規範，而應花費心力認識國際紛爭解決之遊戲為何？到哪裡？依 據什麼法規範？要如何主張？為什麼做此選擇？身為國際社會一分子，唯有充分 了解國際紛爭解決之方式，始不致臨陣磨槍，擴大損失。

以同樣的觀點來看跨國併購案件，如台灣企業欲與外國企業進行併購交易，

不幸產生摩擦，欲尋求紛爭解決管道時，選擇任何一方母國之法院，他方皆易生 不公正之疑慮，因此選擇第三地進行仲裁，可化解雙方對於公正性之憂慮。再者，

國際商務仲裁程序之高度保密性對於跨國併購案無疑是最佳的防護罩，無論審理 之過程、審理之結果皆加以保密，即便曾經進行過仲裁程序，自始至終外界可能 都未意識到，或發現後亦無從知悉其中內容，尤其在併購初期，併購之風聲動輒 影響併購雙方之股價，倘若合作無疾而終，採用國際商務仲裁程序，可盡量防止 消息走漏，也可望防止股價之波動，雖不能一貣走到最後，至少得以善終。

如欲走向跨國併購仲裁，並希望了解應當如何進行，則同時必頇了解企業併 購之程序中將發生什麼問題？什麼樣的衝突經常發生，而將可能走上仲裁一途？

又如進入仲裁程序，仲裁程序又有哪些特點有助於衝突之化解？而這些特點實際 上是如何呈現在國際機構仲裁之仲裁規則之中？這些仲裁機構的規則有何差異？

是否有實際的例證得以參考？

此外，在望眼國際的同時，最終仍不能逸脫本土的思考，究竟我國仲裁相關 規則有什麼特殊性？是否會使我國參與國際仲裁之過程中產生阻礙？是否有需 修正之處？透過上述之思考，期待使我國企業在進行跨國併購時，得以預先防範 可能之衝突，或即便衝突不幸發生，也能夠了解到國際仲裁的遊戲規則是如何進 行的，在仲裁機構之選擇上也有些許指引，並深切期盼我國之法制得以在跨國併

購仲裁中成為助力，而不致成為阻礙。最後，企業併購領域與仲裁領域分別有所 著述，惟尌跨國併購仲裁之研究，仍為數甚少，國內研究則幾近付之闕如，為理 解其特殊性，以充分掌握其紛爭解決之途徑，相關研究有待充實，有加以深入研 究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