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反省與未來展望

第五章研究反省與未來展望

在本論文最後一章，研究者擬從「本體論」（Ontology）、「知識論」（Epistemology）

及「方法論」（Methodology）等三個科學哲學面向，進行總體研究反省並提出對未來研究的建議與展望。

第一節本體論的反思與展望

就本體論的反省層面而言，不同專業領域對所謂的本體論其實都有詮釋上的差別，研究者在此主要擷取哲學上的普遍定義，並納入計算機科學與人工智慧領域的部份觀點進行自我提問與反省：研究者，我自身，究竟在此研究歷程中，真正關注的研究主體是什麼？而這個研究主體究其本質上，又是以何種形式存有於這個社會？

本論文所探討的「緣觀信念」（緣分），乍聽之下常被視為極度抽象且玄妙難解的概念，然而對多數生活在華人文化社會中的民眾來說，卻又是相當熟悉的思維方式與溝通語言，換言之，「緣分」雖然不是摸得到與看得見的「實體」（entity），

卻是能被真實感知到的「實在」（realism），而探究此實在背後的「本質」（essence），

即為研究者的「終極關懷」。由於人不會平白無故就出現「緣分」的念頭，所以勢必在想到「緣分」以前一定會出現特定的促發事件，而這些事件經常就與關係互動中的人際問題有關。於是我所關注的焦點，便是民眾在談緣講分的背後，其實仍是在處理自身所遭遇的各種「關係互動」問題，也因為華人文化社會強調了「關係主義」，進而才更使得「緣觀信念」有了存在的意義與價值，於是本論文便先建構一個「嘗試性理論架構」，希望藉此呈現在一個客觀社會中，民眾面對關係互動問題時，一旦提取出「緣觀信念」之後的認知運作歷程與因應行動，亦即藉此將

社會現象賦予一個概念化的解釋架構，並試圖定義概念與說明概念之間的聯繫，

此即為本體論的實踐。換言之，本論文發現「緣分的本質就是關係」，而這樣的結論已在本論文所進行的文獻探討與實徵研究中獲得驗證。

至於所謂研究者自身對此「本質」的「終極關懷」，簡單來說，就是我關切任何能幫助人在關係困境中達到心理安適的各種思維與行動，探索這些人在其自身問題「現象場」中的各種「實在」，便成為我探討「緣觀信念」的目標之一，同時透過賦予研究主體意義的過程，使我完成在研究本體論上的自我期許。然而在今日的科技化社會，本體論實際上仍很強調知識與概念的共享性，也就是特定領域中的概念必須是具有共識的存在，就此部份而言，本論文勢必仍有諸多缺失與不足之處，有待未來相關研究與論述的持續累積，以提升在本體論上的貢獻。

第二節知識論的反思與展望

就知識論的反省層面而言，本論文主要採取「建構實在論」（constructive realism）

與「實用主義」（Pragmaticism）的觀點作為研究「視域」（horizon）。

根據沈清松（2002）指出，「建構實在論」認為所謂的「實在」可以區分為「實在自身」（actuality）與「建構的實在」（constructed reality）。前者意指既存於世的各種事物之自身特性，這些事物在其活動的世界裡有其既定的運作基礎與未知部份，故一個研究者所能做到的，僅是提出自己對這些既存事物如何運作的預設而已。換言之，研究者只能在自己所構築的「科學微世界」（scientific micro-world）

裡，去理解自己建構而出的知識，這便是「建構的實在」，由於「科學微世界」是研究者在某種研究議題上，用偏屬於「技術性思考」（technical thinking）的專門術語或思維所提出的特定觀點或詮釋，藉此能達到自己所預設的研究目的，故在「科學微世界」中是「負載理論」（theory-laden）的，而這往往是一種人為加工後的分析系統，所以可以透過研究方法來描述、預測或控制（黃光國，2013b）。

然而「建構的實在」還有一個隸屬於常民的「生活世界」（life world）不容忽略，普通人便是在這樣的世界裡認識與體會到各種各樣的日常生活經驗，並可能隨著時代變遷與不同事件累積，形成一些風俗習慣或制度傳統等等「文化遺產」

（cultural heritage）代代流傳。故在「生活世界」裡的民眾是用偏屬於「原初性思考」（originative thinking）的自然式語言來理解與詮釋其生活經驗，呈現出的就是民眾自己所建構的「實在」，而這些文化在初始發展階段，則是人們透過某種「虛靜」而非人為加工，來讓事物能藉由自然語言呈現出其自身，之後便能逐漸成為各種「生活形式」（life form），真實的存在於日常生活之中（黃光國，2013b）。而

「實用主義」簡單言之，即在強調「行動」的重要，意即研究者應該透過自己的研究行動完成自我理解，並能將建構的知識被人們所使用，換句話說，就是能將

「科學微世界」的研究成果促發在「生活世界」裡的實際行動，甚至能激發不同的「科學微世界」互相交流，以達實踐目的（沈清松，2002）。

故在上述的知識論基礎上，我必須存有的默會之知與反省在於，自己所建構的「實在」並不必然就反映了事物的本質與真理，亦即這充其量也只是研究者自身的一種觀點，而且可能被後續更佳的理論取代。換言之，取材自「生活世界」

裡的研究議題一旦放進加工後的「科學微世界」中試圖理解時，便可能失去最純粹且自然的實在意義，進而只能呈現出必然的片段性詮釋，然而這卻也是任何研究都一定存有的侷限性，我便是在此侷限性中去探索某種詮釋上的可能。

以本研究論文為例，我主要想探討的是，本土民眾在其生活世界中所使用的

「緣觀信念」可能透過何種認知歷程來幫助自己在「關係主義」社會中達到心理調適。故在此研究目的為前提引導之下，我便先透過文獻探討找出幾個可能相關的重要概念（緣、命、認命、知命、被動、主動、同化、順化、盡己…….），進而將這些概念進行關係的連結與描述，最後建構出一個理論架構，嘗試以此作為「緣觀信念」在促發民眾採取特定的調適行動上，可能出現的認知運作歷程之解釋模式，此時的我，便透過在「科學微世界」中所建構出的模式來理解一個特定研究

議題，並以此模式作為規劃實徵研究的前導視野，進而再透過實徵研究的結果來修正理論，此時研究者，我，便已完成建構知識的目的。至於這個知識有沒有用？

是否能達到「實用主義」之目的？展望未來，則可透過「建構實在論」中的「外推」（strangification）策略持續驗證並反思理論。例如，可藉由翻譯達到「語言性外推」（linguistic strangification），倘若本研究論文的理論與結果，能翻譯成其他「科學微世界」的語言，那麼就表示本研究論文所建構的知識，具備命題上的重要性與可理解性，亦即具有深入探討的研究價值；或是「實踐性外推」（strangification），

亦即倘若本研究論文的理論與結果，能在不同的社會脈絡中依然有效運作，那就表示本研究論文所建構的知識具備文化上的普遍性而非特異性（沈清松，2002；

黃光國，2013b；Shen, 1994）。故將研究理論與結果改寫成可被理解的其他語言並投稿至國際期刊，將是本研究論文擬初步嘗試完成的「推演」目標。

第三節方法論的反思與展望

就方法論的反省層面而言，本論文因考量研究操作的經濟性與時效性因素，

加上在實徵研究層次仍偏屬於探索性研究，故整體來說在抽樣方法與分析數量上有相當的侷限性與偏誤，進而可能影響研究結果的外推性。未來研究應試圖採取更佳的取樣方式來提升生態效度，就算無法達到完全的隨機抽樣，亦可採用其他方法，例如，分層抽樣法，可先以設籍地或居住地分區，再決定適當抽取的比例人數，並可考量性別人數的均衡，藉此讓研究樣本更具代表性。而若想將研究結果擴大推論到華人文化社會，就更應蒐集到諸如：中國大陸、香港、澳門、新加坡…等地的樣本，因為這些地方基本上都可合理歸屬於華人文化社會，若能取得足夠多的代表性資料，勢必更能提供有意義的研究結果，且還能在特定問題上比較是否存在地域性的異同。

其次，本論文因主要聚焦在驗證過往文獻資料與本研究所提出之理論模式，

故在實徵研究部份所探討的變項，僅限於兩種緣觀信念與四種理想因應行動的關係，然而實際上仍可能存在其他重要影響變因，例如：性格因素。心理文化學者許烺光先生曾特別提到，人格（性格）基本上是不應該與社會、文化區隔開來的，

許多研究並未將「人格（性格）看成個人終其一生持續和社會與文化互動的過程」

（Hsu, 1972），而是將它視為源自於早期受迫經驗下，終極且完整的實體產物（尚會鵬、游國龍，2010），這樣的「性格心理學」研究是會有問題的。實際上，「性格心理學」已不再如早期研究典範那樣的強調人類原始驅力或本能等概念，根據

「環境互動論」觀點，情境與個人因素對行為的影響力都具有同等重要性（Bowers, 1973; Schneider, 1987），亦有學者曾提出應從「人際關係與互動行為」特徵來探討性格（許木柱、李舒中，1998）。然而本論文的立場認為，倘若本土心理學研究過度強調情境因素也容易造成「情境偏見」的後果，進而忽略了性格因素的本質性也可能對行為促發具有調節效用。

Bateman 與 Crant 在 1993 年曾經提出「主動性格」（proactive personality）的概念，其基本定義為：「人能不囿於外在侷限而付諸行動改變或掌控環境的傾向，

並能從環境中發現機會，甚至進一步促使更有意義的轉變」，亦即較不受限於環境壓力且常促使環境發生改變的性格特質（Bateman & Crant, 1993）。然而過去研究

在文檔中華人社會關係互動中的緣觀認知運作歷程與因應行動探討 (頁 100-107)

第五章 研究反省與未來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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