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運動作為一種持續推動社會變遷的集體行動力量，在其起源與發展的過 程內勢必會觸及到傳播、溝通的問題，因此，社會運動與傳播媒介之間的關係演 變在傳播領域研究中逐漸佔有一席之地（Downing, 2008）。不過，長久以來，由 於大眾媒體受到政商權勢把持的緣故，不僅使得社會運動在報導中常常面臨被扭 曲、淡化、忽視的命運，另一方面，在新興的網際網路媒介出現之後，由於網路 本身低成本、去中心、迅速交換資訊等傳播特性，更使之被寄予厚望、視為是轉 變社會運動與大眾媒介之不平等關係的新契機（Bennett, 2003; Bimber et al., 2005; Ford & Gil, 2001; Diani, 2000）。
無論是在台灣還是國外，各種與網路媒介運用相關的社會運動、跨國運動如 雨後春筍般冒出，一再讓人們見識到網際網路蘊含的社運潛能與魅力，甚至進而 讚嘆網際網路的多元運用已然成為社會運動成功與否的重要推手，落入科技決定 論的思維。同時，不少研究者亦針對網路社運提出觀察，主張網際網路轉變了既 往傳統社運的動員、組織、抗爭形式，賦予社運群體更多能夠與政體、商業勢力 抗衡的籌碼（Ford & Gil, 2001; Van Aelst & Walgrave, 2002; Bimber et.al , 2005;
Garrett, 2006; Castells, 2009；蕭遠；2011）。然而，儘管資訊科技入場開創了社運 新局，但實際上，並非每場社運、每個群體都能嚐進網路使用的甜頭，或是因而 在抗衡之中宣告全盤勝利。於此，不少論者亦對於樂觀網路使用的想像提出反思 與警醒，指陳資訊科技使用背後潛藏的危機挑戰與條件限制，諭示科技使用的複 雜性（Hill & Hughes, 1998；Norris, 2001；林鶴玲、鄭陸霖，2001；Tilly, 2004；
van de Donk et al., 2004；Neumayer & Raffl, 2009；Stein, 2011）。
承此，無論是科技在社運中扮演的角色，抑或是科技使用的過程與結局，絕 非依照預先設定的樂觀劇本所演出，而需視其為多重因素運作當中的複合體，亦 即依循當中不同行動群體、組織背景、社運脈絡、社會環境等等要素的相互角力，
來共同譜寫網路與社運之間的實際運作情形（盧沛樺，2012；Stein, 2011）。因此，
有別於著重科技媒介形式或科技決定論的分析路徑，本研究嘗試從不同的研究視 角─結構化觀點─切入以探究台灣環境運動組織的網路運用狀況，藉以呈現資訊 科技進入環運組織之後，多重要素相互構連、牽扯制衡的運作過程。換言之，採 用這種理論取徑的研究貢獻在於探究環運組織的網路運用時，它提供較為開放的 架構依據，可用以強調此一過程當中環境運動行動者、環運組織、科技之間持續 來往的互動關係，不僅有助於釐清台灣環境運組織對於網路使用的角色定位，亦 可從不同層次、切入面向來凸顯影響環境運動組織網路運用的複雜要素，以及辨 識其在運用網路時所面臨的困境、問題與轉變，補足既往相關文獻在探討網路社 運議題時此一方面的缺失或社運組織在討論上的缺席，並在實務層次上作為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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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社運群體網路使用的參照。
網際網路自 1991 年發展至今已邁入二十多年，從原本的軍事用途而逐漸與 人們的日常生活緊密相連。儘管網際網路相關媒介的原初設計與普及應用並非為 了社會運動而量身訂作，但隨著社會空間的轉移以及行動者的反覆實踐，網路運 用也在有意無意之間逐步揉合入環運組織的運作經營之內，發展出適應於自身組 織的使用方式。對於受訪的環境運動組織而言，網路在推行環境運動時扮演的角 色，是取決於自身組織運作與科技使用的過程裡。即便外界對於網路的社運潛能 有著美好的想像，認為網路低成本、去中心化、跨越時空限制與多向溝通等特性，
能讓環保團體突破社會結構的限制與大眾媒體的忽視、排擠、扭曲，而自我掌握 資訊的生產與傳佈，藉以達成集結動員、對話溝通的理想公民參與形式，擴大環 境運動的影響力，發揮王俊秀（2001）所言的「數位化環境主義」理想情境；但 在這層美好的面紗隔閡以及正向案例的牽引之下，卻可能難以看見或經常忽略環 境運動組織運用網路的真實狀況，事實上，其中的網路社運運作的理想圖像與現 實狀況仍有所差距，不是每個環境運動組織都能一直有效運用網路來達成運動目 標、完整複製網路運用成功經驗，或是必將網路運用視為組織要務中的重要一環
（洪申翰，訪談，2012.02.02；李卓翰，訪談，2012.01.18）。正如洪申翰（訪談，
2012.02.02）所一再強調的論點：
像是茉莉花革命或英國倫敦暴動那樣，你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
它有很多其他的條件，是我們不知道的，不只是網路，所以也沒有辦 法只是看這些例子一直念茲在茲的說我們要怎樣讓這些事情再複製、
再發生，這是很困難的。
因此，若要釐清環境運動組織對於網路角色的定位或是對其作出判斷，必須從這 些組織的實際運作過程中找尋答案，以嘗試回答形塑台灣環境運動組織網路運用 經驗的因素與條件。環境運動組織並不希望被科技決定論的思維套用在自身網路 運用之上，因為這不僅模糊了環境運動運作中的關鍵要務，也無助於他們解決網 路運用時面臨的困境。
於此，回歸受訪環運組織運用網路的脈絡情境，以及交叉參照科技結構化模 式的架構依據之後可以發現，環境運動組織的網路運用涉及其組織屬性、成員背 景、資源人才、網路技術、組織內部成員與其他行動者、網路社會環境等因素之 間的交互作用。
首先，環境運動組織成員作為實踐網路運用的行動者，會依循自身組織的組 織背景、組織定位來形塑他們的科技使用行為，並在其反覆施為的過程中形塑出 對應於網路使用的組織文化，成為組織成員行動的依據，而使得組織的內部結構 屬性再次被強化或再生產，形成行動者下一次科技使用的參照。於此，就組織定 位來看，並不是每個環境運動組織都必然需要依賴網路來推行自身的組織業務與 運動工作，而另一方面，環運組織成員累計而成的組成背景，特別是年齡要素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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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差異，則容易反映出環運組織網路社運應用與認知方面的數位落差問題，以 此形成環運組織內部網路運用推行的阻力之一，並因此而與數位原民發起的網路 社運操作手法有著顯著的立基差別，仍以實體的運動推行手法為首選。
同時，環境運動組織所擁有或能觸及的資源、人力與能力不只是平時組織經 營的基礎，其網路使用亦是奠基於資源、人力與能力之上，可謂是不斷牽涉於資 訊科技使用過程中、且三者彼此相互關聯的結構條件，明顯左右環境運動組織的 網路使用程度與發展方向。除了少數受訪組織有專設資訊部門、聘雇資訊人才之 外，多數組織的人力配給或人才聘雇仍以維繫傳統或核心環運組織工作為重，欠 缺專屬網路運用的資訊人才與人力，只能保守現有的組織事務與實現簡易的網路 運用功能，恐怕因而對於數位社運方法沒有相應的素養與感知，使其網路運用發 展受到限制，甚至也限縮了網路運用所能開拓、帶給組織的可能助益與機會，讓 環運組織無論是在現實社會或虛擬世界中都可能無法脫離惡性循環的窘境之中。
再者，從科技項目的面向來看，隨著科技媒介不斷的推陳出新，亦使得環境 運動組織有機會嘗試使用不同的網路媒介，不過在現實狀況中，多數環境運動組 織主要聚焦在電子郵件、電子報、網站、部落格與 Facebook 的基礎運用上，並 試著同時運用不同科技媒介來至少達成基本的環境資訊傳遞目標。於此，一方 面，環境運動組織的網路運用奠基於這些網路媒介之上，它們作為外在客觀的要 件，決定了環境運動組織操作媒介的基礎步驟、架構形式，甚至是組織與民眾之 間的資訊傳遞方式或民眾被動員參與的形式。然而，另一方面，在此科技條件之 下，環境運動組織也會評估自身的狀況，嘗試使用不同網路媒介，甚至針對不同 科技媒介發展出相異的功能定位與使用策略，藉以達成組織推行運動的目標。於 此，即便是面對同樣的網路媒介，有著相同的基礎設置，但在環境運動組織的採 用之下，或是不同環境運動組織之間抉擇採用與否之後，卻可能產生分化、歧異 的使用結果。
而除了上述有關的組織內部結構屬性與科技項目之外，環運組織內部的行動 者不僅作為組織定位、組織文化、資源與網路使用之間的居中角色，透過自身個 人經驗以及組織內部網路運用成效評估、外在社運網路運用的成功案例所形塑的 網路使用認知與觀感，亦會持續反饋於組織的實際網路媒介操作過程中，進而使 得組織的網路使用產生差異或轉變，以此展現組織成員的反思能力與能動性。另 外，儘管網路媒介的原初設計應用模式規範或限制了環境運動組織運用網路推行 環境運動的方式與效果，但在組織成員實際挪用資訊技術的持續來往中，有些組 織成員的能動性不僅展現於在眾多網路媒介之中組織應使用何種項目，亦在於他 們有意識地決策如何使用不同媒介，發揮不同媒介項目主要的傳播功能與運動特
而除了上述有關的組織內部結構屬性與科技項目之外，環運組織內部的行動 者不僅作為組織定位、組織文化、資源與網路使用之間的居中角色，透過自身個 人經驗以及組織內部網路運用成效評估、外在社運網路運用的成功案例所形塑的 網路使用認知與觀感，亦會持續反饋於組織的實際網路媒介操作過程中，進而使 得組織的網路使用產生差異或轉變，以此展現組織成員的反思能力與能動性。另 外，儘管網路媒介的原初設計應用模式規範或限制了環境運動組織運用網路推行 環境運動的方式與效果，但在組織成員實際挪用資訊技術的持續來往中，有些組 織成員的能動性不僅展現於在眾多網路媒介之中組織應使用何種項目，亦在於他 們有意識地決策如何使用不同媒介，發揮不同媒介項目主要的傳播功能與運動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