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用結構化觀點探究社會運動的網路使用：以台灣環境運動組織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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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王維菁博士. 運用結構化觀點探究社會運動的網路使用：以台灣環境運動組織為例 The Internet Use of Taiwanes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a Structuration Approach. 研究生：馬綺韓撰. 中華民國一○二年八月.

(2) 誌謝回想剛踏入綜合大樓 705 教室的時候，我還是個懵懂無知的少年人，不知不覺，研究所三年時光飛快地過去，我又重新站在人生十字路口之上，準備直接成為職場上的「輕熟女」。然而，一路走來，能有今日成就，絕不只是單純倚靠自己的力量，更重要的是，那些曾經不吝惜給予我支持、幫助與信心的人們。首先，我要和指導教授王維菁老師表達感謝，老師除了不遺餘力指導我的碩士論文以及給予我擔任研究助理的訓練機會之外，您以身體力行的方式，讓我們了解這一世代對於社會應有的關懷與責任。在您親身實踐之下，我們不再只是冷眼旁觀的無感青年，而是不自覺地進行反思，以實際參與取代鍵盤前的埋怨不滿，並且在每一次的行動當中，獲得更真實的滿足。我想，這不僅是撰寫論文期間的意外收穫，也是我們在其他地方未必能夠體會的寶貴經驗。同時，我也要向方念萱老師與杜文苓老師致上謝意，謝謝兩位老師在繁忙之時抽空擔任我的口試委員，無私分享論文寫作的撇步，以及不吝於提出許多懇切的建議，讓我有機會重新省思研究的初衷，協助我跳脫自身的盲點，看清自己仍需努力的方向，但若研究仍有不足之處，還懇請老師多多見諒。其次，我要感謝大傳所的黃金師資陣容與所辦的強力支援。謝謝東泰老師教會我們面對無止盡的 reading 也能面不改色的技能；謝謝炳宏老師鐵漢柔情，真切告訴我們「媒體」這檔事；謝謝幼偉老師讓我們輕鬆徜徉統計的世界裡；謝謝 Eva 老師一再鼓勵，教會我們相信自己的潛力；謝謝 Kelly 老師不時關懷，給予我們溫暖的粉紅光；謝謝項國寧老師帶領我們探討時事的議題；謝謝炯青老師耐心解答關於學生事務的疑問；以及謝謝張姐與所務助理在大小事務上的細心照料。最後，也要特別感謝「登山教練」致平老師。即便老師自身忙碌，也不忘照顧我們這群「小粉施」，而每當我們陷入論文寫作的瓶頸時，老師總會帶領我們來場叢林冒險，藉由活動筋骨紓解心中煩悶，另一方面，也體現從「無路走到有出路」的人生態度，讓我們面對困難時更能勇敢克服。再者，深深感謝這篇研究論文的主角，也就是受訪成員及其代表的環運組織，若不是你們在百忙之中慷慨協助，與我分享自身的網路經驗，今時今刻我的小論與論文將是一場空。謝謝你們願意讓我這個門外漢來譜寫你們的經驗劇本，以及藉由我不完美的話語來刻畫你們跨身數位世界時的複雜樣貌。此外，也真心感謝接受訪談的網路社運專家與學者，透過你們深切的觀察與遠見，讓我得以從多元角度省思網路與社會運動之間的辯證關係。接著，謝謝定時找我出去放風的國中摯友，以及總是能夠讓我自在放鬆、開懷大笑的高中、大學姐妹淘，與你們每一次的相聚與坦誠都能讓我想起原初的自己，並再度充滿信心與活力。謝謝地質後宮參零陸的萬千佳麗們，絲毫沒有隔閡地，讓我融入你們的大家庭，親切地叫我「馬吉弟弟」，帶著我製造許多生活中的美好回憶，其實，每年的重要節慶，我早已戒不掉你們的身影。謝謝老爺與夫 I.

(3) 人在我不舒服時，陪我走在隊伍的最末端，即時遞上救命飲品和為我搧風納涼；又或是在我陷入低潮時，來杯深夜的打氣飲料，就算要我穿睡衣去見你們，我也心甘情願。當然，還要感謝在研究所期間一起並肩奮戰、一起製造歡笑、一起相互打氣的所有 101 級專業研究員。謝謝蛔蟲秋秋總能不用多說就理解我的感受、謝謝免費運將薰薰載著我穿梭街道巷弄、謝謝科技能手彥彥教我省下不少白做工的時間、謝謝研討會常勝軍潘潘曾和我一起南征北討、謝謝同門師兄肯尼為我解答論文的疑難雜症、謝謝客家媳婦姿伶和未來政客傑森和我一起在凱道上唱歌、謝謝卡通人物米奇出其不意讓我們捧腹大笑、謝謝同門助理瑋佳總是對我說「綺韓加油」、謝謝幸福準人妻孫寧為我們處理所務的事情、謝謝百變蓉君犧牲扮醜逗我們開心、謝謝乃甄帶我們體驗鬼屋探險的刺激、謝謝主播幫我們拍出美美的畢業照、謝謝昱穎曾經充當我的英文寫作指導…… 另外，對於我親愛的家人，我要獻上最誠摯的謝意。謝謝老爸與老媽給予我最大的自由，由我做出任性的決定，因為你們無私的疼愛與無條件的支持，讓我能在沒有物質煩憂的環境下恣意讀書，而當我留校晚歸時，你們也從不干預，但卻默默為我留菜等門，時時掛念我的健康，叮囑我能吃就是福。謝謝天上的爺爺，以及忍著手痛為我們做飯的奶奶，即便只是一碗簡樸的餛飩湯，都能喝出您滿滿的愛。謝謝大弟與小弟忍受我霸佔你們的電腦，若不是你們寬宏讓位，很多時候我無法準時交出學校作業。最後，謝謝小小兵史蒂夫，無論開心、難過，你總在身邊，作我堅實的後盾，當我信心不足時，教我專注在自己獨有的美好上，當我焦慮不安時，提醒我穩定腳下的步伐，因為你的鼓勵、呵護與帶領，讓我經歷世界不能給的小確幸。. 綺韓 2013，台北仲夏夜. II.

(4) 摘要社會運動作為一種持續性的集體行動，無論在其起源、發展的過程中，必然都會面臨溝通、傳播的問題，而近十年來，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與資訊科技的滲透，無論國內外都出現了不少網路社運的成功案例，使得網際網路在社會運動中的運用潛能受到各界關注。然而，儘管相較於主流媒體，網路本身低成本、去中心、進入門檻低等媒介特性，有助於社運群體在資訊傳遞、動員集結、溝通協作、社會對話、資源募集等方面達成傳播效能，但事實上，社會運動群體的實際網路運用情況及運用效益卻與理想情境有所落差，亦即科技使用的過程與結果將會依照不同的使用群體、社會脈絡情境而產生變化。因此，有別於重視科技媒介效果或科技決定論的分析路徑，本研究嘗試從結構化觀點切入以探究台灣環境運動組織的網路運用狀況，一方面，藉由結構化觀點來了解環境運動組織運用網路時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以及當中多重影響要素相互構連、牽扯制衡的複雜過程，另一方面，試圖從中釐清網路運用在環境運動組織推行環境運動時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們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為了建構台灣環境運動組織的網路運用圖像，以及探究網路與社運之間的議題，本研究訪談了八個台灣環境運動組織以及長期關注網路社運議題的四位專家學者，再針對受訪團體使用的網路媒介輔以線上觀察。研究結果發現，環境運動組織的網路運用經驗乃是由當中的組織背景、資源狀況、行動者認知、網路媒介特性、網路社會環境等因素共同形塑的結果；再者，由於行動者對於網路運用認知有限、組織資源與人才的限制，以及整體網路文化環境的高度競爭，使得多數受訪環境運動組織的網路社運成效不如預期，並且其仍將網路運用定位於訊息傳遞的媒介管道，以及輔助組織運作的配角地位，而未如科技樂觀者的想像，將網路運用奉為決定環境運動成敗的關鍵。關鍵字：結構化觀點、社會運動、環境運動、環境運動組織、網路運用. III.

(5) Abstract Social movements as one kind of persistent collective actions, when they proceed and develop, must face communication issues. In the last decade, the Internet’s potential in promoting social movements has come to much public and academic attention. Compared with mass media, the Internet helps social movements in many ways such as facilitating the spread of information and ideas, mobilizing the masses, coordinating participants, promoting interaction and dialog, as well as fundraising and generating resources, but at a low cost and in a comparatively short time. Not a few of Taiwan’s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have recognized this potential and have sought to use the Internet to help activate their movements. However, in fact, there is a gap between the expectations of these organizations and the optimistic suppositions of academics. Therefor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al role of the Internet when activating their movements and elucidate which factors affect their web use, this study applies Orlikowski’s structurational model of technology to examine the Internet use of eight major national environment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they actually use the Internet in a number of ways, including interviewing eight organizational members and four online movement experts as well as observation of these groups’ online platform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s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web use are mutually shaping by organizational properties, resources and web’s capabilities, actors’ awareness, tech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nline environment, and so on. Further, the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the online challenges confronted by thes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are not only owing to their limited awareness of utilizing the Internet as well as the shortage of resources and talent, but also due to the highly competitive online environment and unique culture of the Internet itself. Consequently, in this study, many environment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still regard the Internet as a basic channel for spreading information and an instrumentally supporting role for real organizational activities. Contrary to the optimists’ expectation, Internet use does not represent the absolute victory or become the only determinant of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Keywords: environmental movement, environmental movement organization, Internet use, social movement, Structuration approach. IV.

(6) 目錄誌謝 I 中文摘要 III 英文摘要 IV 目錄 V 圖／表目錄 VII 第壹章. 緒論 1. 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 第貳章. 研究背景 1 研究動機 4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8. 文獻探討 10. 第一節社會運動 10 1-1 什麼是社會運動？10 環境運動作為一種社會運動 13 西方社會運動理論 15 （一）相對剝奪論 16 （二）資源動員論 17 （三）政治過程論 19 （四）新社會運動理論 21 1-4 小結 23 第二節社會運動與傳播媒介 24 2-1 傳播對於社會運動的意義 24 1-2 1-3. 2-2 2-3 2-4 第三節 3-1. 社會運動與主流媒體 26 社會運動與網路媒介 29 台灣社會運動的網路經驗 34 進入結構化觀點 35 釐清傳播科技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35 （一）科技主導模式 36 （二）策略選擇模式 37. （三）科技的結構化模式 38 3-2 影響社運組織網路使用的可能要素 40. V.

(7) 第参章. 研究方法 43. 第一節第二節. 研究定位 43 研究設計 45. 深度訪談法 45 （一）受訪對象的選取 46 （二）訪談大綱說明 52 2-2 線上觀察 52 2-1. 第肆章. 研究分析 55. 第一節 1-1 1-2 1-3 第二節 2-1 2-2 2-3 2-4 2-5. 第伍章. 環境運動組織的網路使用概況 55 進入網路使用的契機：被動配合 vs.主動出擊 55 環境運動組織運用的網路媒介種類 58 環境運動組織展現的網路媒介社運傳播功能 67 形塑環境運動組織網路運用的影響要素 76 施展網路運用的組織脈絡：個別組織的組織定位與組織背景 77 維繫環運組織網路運用必需的資源、人力與能力 81 組織成員對於網路運用產生的認知與觀感 85 依照網路媒介特性打造差異化的使用策略 90 環運組織身處的網路使用文化與網路社會環境 93 （一）線上協作與分享串起潛在行動者的應援網絡 93 （二）網路資訊爆炸引發的注意力競爭與環境議題的資訊突圍 95 （三）網路便利性的兩難：論述思維與行動參與的簡化或深化？98 （四）線上捉迷藏：訴求對象難確立，我群極化待突破 100. 結論 104. 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 研究發現與延伸探討 104 社會運動組織的網路策略建議方向 110 研究貢獻與理論回應 113 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114. 參考文獻 116 附錄 A─台灣環境運動組織網路運用之訪談大綱 123 附錄 B─網路社運專家與學者之訪談大綱 125. VI.

(8) 圖／表目錄表 1、網路媒介提供的社運傳播功能 31 表 2、本研究受訪名單 47 表 3、各受訪環保團體背景簡介 48 表 4、各個受訪環境運動組織運用的主要網路媒介簡表 53. 圖 1、在科技主導模式下，科技與社會組織的關係 37 圖 2、在策略選擇模式下，科技與社會組織的關係 38 圖 3、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的電子報線上資料庫 60 圖 4、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呈現的網站架構 62 圖 5、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最初期的網站架構 63 圖 6、綠色陣線協會的部落格網頁架構 64 圖 7、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在網站上鑲嵌的自製影片 67 圖 8、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Facebook 頁面上的停建核四電話施壓行動 71 圖 9、地球公民基金會 Facebook 上對於空氣汙染議題的包裝方式 92 圖 10、「我的政黨票投綠黨」大頭貼圖示面板 94 圖 11、在網路環境之下的社會運動長尾模式 109. VII.

(9) 第壹章緒論第一節. 研究背景. 對於現今世代而言，網路已經和我們的生活緊密相連，而人們對於網路的運用也習以為常。無論是連繫他人、與人交往、蒐集資訊或溝通協作，都可以藉由各種數位科技的載具於網際網路此一平台上運行。換言之，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資訊科技的運用早已滲透進社會各個領域之中。當商業組織為了行銷目的、獲取利潤、降低通訊或作業成本而必須使用網路科技時；或者，當政府為了親近市民、聽取民意，推動 E 化政策時；又或是，當各級學校、教育單位除了推行正規教育之外而發展課外的數位教學制度時，這些組織、機構的成員都期望能夠掌握網路運用的便利性與應用潛能、擴展其原本主掌的業務範圍或效能，而進入網路科技運用的行列。同樣的，注重社會運動理念推廣、組織動員的非政府組織似乎也無法阻擋這股趨勢潮流而自處於外，因為網際網路與資訊科技的結合應用確實在某些實質層面突破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為非政府組織或社運群體帶來了便利之處，譬如：降低成員之間的連繫成本、即時動員群眾參與行動、擴大網路連署效益、傳遞組織的運動理念、自我掌握訊息內容的發佈與建構等等。更何況，近年來，不論是在台灣或是其他國家也出現了不少與網路應用相關的知名社會運動或民主革命實例，這類網路社會運動的成果與其引發的後續效應都成了全世界或社會大眾的關注焦點與熱門話題，並讓人們逐漸認識網際網路的社會運動潛能。 2010 年年底至 2011 年年初，北非突尼西亞便率先揭開了阿拉伯世界近代第一場人民革命的序幕，並被稱之為「茉莉花革命」。當時，一名受過教育但失業的年輕水果攤販為求生存在路邊擺經營水果攤，但當地警察以其無照擺攤為由，沒收他的蔬果與攤車，他憤而自焚表示抗議，並引發鄰近國家一連串的自殺仿效風潮。而當這名年輕人的遭遇及相關的抗爭行動透過 Facebook、Youtube 等社交網站、網路及手機等傳播科技快速向外擴散時，更導致了人民對於國內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的不滿高漲。另一方面，專門揭露政府與企業腐敗行為、公開匿名消息來源和文檔的分析網站─維基解密（WikiLeaks）也揭露了一份美國外電文件，不僅指出當時的總統班．阿里之家族與黑道分子聯手掌控突尼西亞經濟，同時，也紕漏出第一夫人藉由興建貴族學校而獲得巨額利益的消息，進而導致民怨四起。於此，人民的不滿情緒化約為真實的行動，一連串反政府貪腐的示威抗議突破了政府箝制的媒體管道，逐漸藉由網路擴散至全國，最終逼迫班．阿里倉皇下台，出走國外（田思怡，2011.01.16）。突尼西亞的革命捷報促使了埃及、葉門、巴林到利比亞等其他國家的人民紛紛起而效法，開始運用傳播科技、網路與社群媒體來推動、協助社會變革，使得反政府風潮在北非、中東地區遍地開花，亦有人將這股巨變潮流稱之為「網際網 1.

(10) 路革命」（彭淮棟，2011.02.20），而這股「網際網路革命」的潮流也讓其他非民主政體的國家備受威脅。其中，中國政府便為了避免當地掀起人民革命運動，除了封鎖相關新聞訊息之外，也直接祭出網路監控、網路封鎖的手段，嚴陣防止與控制活躍人士滋事、起義（王麗娟，2011.02.21）。由此亦可凸顯出，中國政府對於這股民主運動潮流格外謹慎、重視，以及他們對於網際網路的社會運動潛能嚴肅看待。甚至，2011 年 9 月 25 日起於台北舉行的「國際新聞協會（The 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簡稱 IPI）第六十屆年會」，亦開設了「臉書革命：媒體與北非、中東變革」專題座談，邀請主導葉門茉莉花革命的葉門時報人權記者沙那．愛哈娃絲（Shatha Al-Harazi）、雅虎中東辦事處公共服務部主任赫桑姆．艾爾索卡里（Hosam El Sokkari）以及美國波士頓環球郵報副總裁暨總編輯查爾斯．史諾（Charles M. Sennott）等在全球媒體擁有關鍵地位的新聞人暢談網際網路與社群媒體對於社會革命運動的影響與觀察（彭宣雅、謝蕙蓮，2011.09.26；陳宛茜， 2011.09.16），並以此顯示出國際新聞協會對於此一新興社會運動現象的重視。在這場座談會中，沙那．艾爾哈拉希便提及，若不是社群網絡與網路的興起並以此來傳遞訊息，國際並不會看見葉門真正的情勢發展，也不會促使革命發生，而她更不會有機會獲得總統召見表達訴求（彭宣雅、謝蕙蓮，2011.09.26），因為葉門發生的事件向來是由主流媒體所決定（孫中英，2011.09.27a）。而艾爾索卡里也指出，茉莉花革命的起源，是由於人民厭惡政府的高壓暴力，但當地的傳統媒體並未反映人們的期望，促使人們透過網路、手機互相連繫，號召群眾走上街頭，因此，社群網站與網路在此次革命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而且其影響力將會越來越大（孫中英，2011.09.27b）。除了阿拉伯世界之外，西方國家亦有不少主張反政府或資本主義、不滿失業等訴求的抗爭行動出現，無論是英國的倫敦暴動，亦或是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而且這些行動的共同特徵也在於它們的發生與維繫皆和網路、資訊傳播科技的結合運用息息相關。2011 年 9 月 17 日，「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運動集結於紐約的祖科蒂公園（Zuccotti Park），原本是為了抗議美國政府維護企業無視於社會不平等、失業等問題，以及金融財團的腐敗貪婪與資本主義的惡果；然而，此一活動訴求不僅引發不少美國人民的共鳴，迅速擴散至美國各大城市（田思怡，2011.10.05），另一方面，這股旋風也延燒至其他國家與城市，串聯起世界各地的佔領行動與抗爭活動，截至 2011 年 10 月 15 日為止，已有八十二個國家與九百五十一個城市登上活動官網共同響應號召，而光是在亞洲地區就有東京、首爾、香港、新加坡及台北等地共同加入佔領華爾街的行列（聯合晚報， 2011.10.15）。無獨有偶的是，佔領運動受到外界關注的焦點除了其運動迅速向外擴散的效益之外，也是由於網際網路及社群媒體在這整個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使得佔領華爾街運動所強調的水平網絡與參與式的決策運動模式得以成形（魏玓， 2011）。於此，原本由美國民眾所發動的「佔領華爾街」運動，透過網路的號召， 2.

(11) 也同步在全球各地發起「佔領運動」抗爭訴求。一方面，藉由 Facebook、Youtube 與 Twitter 等社群媒體平台，推動群眾針對社會、經濟等公眾之事進行討論與散播即時的活動訊息，另一方面各種相關的網站與部落格也如雨後春筍一般不斷冒出，藉由網路平台衍生出日益擴大的網路對話空間，讓各地的群眾一同探究、關注、抗議由資本主義所引發的地方與全球之間的經濟、政治、社會等各種議題（聯合晚報，2011.10.09）。同樣的，反觀台灣，在近年來許多重要的社會運動事件中，也少不了網際網路與社群媒體在其中運用與中介的身影，無論是反對樂生療養院拆遷、反對興建蘇花公路、反對集遊法的野草莓學運、大埔農運或反對國光石化設廠、反媒體壟斷等事件都是網路與社會運動相互結合的實際案例。在苗栗大埔農民運動的事件中，苗栗縣政府強徵農民用地的暴行，便是因公民記者大暴龍所拍攝的影片在網路上流傳、發酵而被揭發，並隨著網路媒體、 CNN 的跟進報導和相關網站的串連，讓台灣農村的困境得以突破當地主流媒體不願報導的困境，而得到社會大眾的關注與討論。同時，一群關注農民議題的網友亦在 Facebook 上成立了「聲援!!竹南大埔農民」的粉絲頁面，希望能在社群媒體平台上獲得群眾的注目，讓網友認知現今農民的困境，並以此動員群眾參與網路和實際的抗議行動，協助農民對抗主流勢力。另外，反對國光石化設廠的環境運動案例之所以為人稱道，其部分原因也是起自於當中的參與者成功運用網際網路而喚起社會對於此一議題的關注與動員。原本彰化、雲林是台灣糧食出產的重要地區，有近八成雞蛋、八成文蛤、四成蔬菜和豬肉、三成稻米等等糧食都是產出於國光石化預定的落腳處附近，而近海養殖更是當地居民主要的維生方式（國光石化懶人包，2011）。不過，因應石化財團有意擴張（Munch，2010），政府在缺乏適切的國土規劃與策略之下，急欲將彰化外海大片濕地列為高耗水、高污染的國光石化之預定地，這種經濟與環境之間的拉鋸戰將導致孕育豐富生態的濕地環境受到破壞，亦將使得當地居民成為經濟訴求下的犧牲者，這些居民不僅必須面臨家園遭受環境污染，也必須和石化工業進行搶奪水資源的戰爭（林倖妃，2011）。面對這種將對環境形成嚴重破壞的決策，使得地方居民不得不發出反抗之聲，而社會各方也更加關注石化產業對於地方上的影響，其中，便有不少環保團體、環境運動分子、學者、青年學子開始集結以反抗支持國光石化設廠的勢力，協助當地居民共同對抗政府與石化產業，組織相關的環境抗爭運動。不過，與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的環境運動不同的地方是，過去，環境抗爭運動採取的策略大多集中在召開記者會、集體陳情、請願、遊行、靜坐、守夜、行動劇、圍堵、破壞設備、擋路、公投等等方式上，但現今網路在環境運動戰場中的地位卻逐漸攀升，並與上述行動策略結合、交互應用，特別是當社群網站出現以後，網路更成為運動組織的重要行動工具之一。以反對國光石化的群體為例，一方面，「全國青年反國光石化聯盟」便利用 Facebook 的低成本、高效率等社群網站的特性來進行活動動員與資訊傳遞（陳平軒，2011）；另一方面，其他 3.

(12) 反國光石化的環保團體則在網路上發起「環境信託」運動，以公民力量作為後盾，藉以向政府表達、施壓保育西部沿海濕地生態及白海豚的訴求（鄭國威，2011）。隨後，在這些民間環保團體、草根公民力量極力奔走之下，政府與財團終究敵不過民間的抗議聲浪，馬總統於 2011 年 4 月 22 日親自宣布不支持國光石化案在彰化繼續進行，標誌著環保團體獲得初步的勝利（李明賢，2011.04.23）。於此，反對國光石化設廠事件為了台灣的環境運動歷史留下新的見證，這不僅是因為環保團體與民間力量對抗大型石化工業集團結果的告捷，也是由於作為台灣民主發展主要推手的環境運動，成功涵納、動員了線上社群與線下世界的群眾運動力量。於此，當這些網路與社會運動的實例不斷出現時，都一再讓外界見識到網際網路的社會運動潛能，成為社會各界討論的焦點話題，甚至有的時候，網際網路的多元運用已被外界視為是影響社會運動成功與否的關鍵要素之一。因此，在這種趨勢潮流之下，社會運動與網路應用之間的關係以及其中隱含的議題，勢必已成為值得進一步觀察、探究的重要課題。第二節. 研究動機. 就任何一個社會運動來說，必然都會遭遇組織內部溝通與組織對外傳播之問題，因而必須開發自己的傳播策略與政策，並且在進行內部傳播時必須思量如何體現民主參與之要求，而對外則需要思考社會運動是否應採取主流媒體的傳播形式（Mosco, 1998／馮建三、程宗明譯，1998）。van de Donk, Loader, Nixon & Rucht （2004）也指出不同媒介的出現與運用對於社會運動的內部傳播與外部傳播都會產生影響，而近年來資訊科技與網路的連結讓許多社會運動在動員、建立聯盟、告知資訊、遊說、溝通和宣傳等等行動的效果上達到了與以往不同的程度，也開始讓社會各界認知到網路使用的便利性。因此，不少弱勢群體或是爭議事件都開始將網路作為自身匯集群眾力量或發聲的管道。畢竟，一直以來，大眾媒體在商業邏輯或國家權力的引導之下，傳播內容的呈現上仍是以主流族群的需求為依歸，使得具有爭議性、欲突破社會結構壓迫現狀的社會運動經常遭到大眾媒體的忽視、排擠、扭曲，進而影響公眾對於社會運動的認知（Stein, 2009）。若社會運動群體只是以爭取主流媒體報導為其主要傳播策略，可能會因主流媒體對於論述權的掌控，而使運動本身的訴求與理念在經由媒體守門及報導詮釋後打了折扣，甚至使社會對於參與抗爭的行動者產生誤解或將之貼上負面標籤，因而無法有效影響一般大眾或決策者的觀念、價值與判斷（林貞嫻，2005）。然而，在網際網路時代來臨後，由於網路的去中心化與開放性，社會弱勢群體有了改變前述困境的機會，他們不須再完全依靠大眾媒體的中介來展現社運理念，而可自主掌握發聲權，直接向大眾表達自己建構的觀點與論述（ Boyd, 2003）。而從台灣的經驗來看，網路作為一種另類的傳播媒介，皆已顯示出它在訊息傳遞、集結動員上對於社會運動有所助益。換句話說，社運群體藉由網路與 4.

(13) 資訊科技的應用，得以突破過往社運群體難以近用媒體的情況，或主流媒體對社會運動報導之限制，進一步藉由具備低成本、去中心化、即時性、跨越時空疆域等特質的網路傳播媒介來達到集結動員、互動溝通的可能（何明修，2005）。由此，網路社會運動現象不僅凸顯社會運動與主流媒體之間存在的衝突與問題，也顯示出社會運動對於另類傳播管道之需求（Stein, 2009）。正如 Tarrow（2005）所言，社會運動是一種持續性的集體行動，因而他們必須不斷的挑戰主流勢力的利益與信念以達到其共同目的；而這也再次顯示出傳播管道對於環境運動組織或其他社會運動組織持續運作的重要性，因為社會運動組織必須有其發聲的管道才能持續及穩定地向大眾傳遞自身理念，以不斷為環境運動或社會運動累積運動潛能。在台灣，環境運動向來是社會運動的重要分支之一，也是推動台灣社會不斷朝向民主化發展的重要力量。從 1980 年代開始，隨著人民環境意識的覺醒、民間環境運動團體的成立以及地方反公害抗爭行動等等的發展，環境保護的工作逐漸跳脫傳統由官方指導的單一角色，開始出現由下而上、由草根力量主導之環境運動發展，而督促政府執行環境保護作為的監督力量，甚至成為台灣民主社會發展進程中的重要社會運動力量（何明修，2006）。而在 1990 年代，除了正規的學校環境教育以及實際的抗爭行動外，台灣的環境運動組織也開始從提供資訊與教育及理念推行的方面著手，企圖推進台灣環保思潮的發展以及民眾環境素養的形成。環保團體對於環境素養與環境運動的推廣向來都不遺餘力，並且試圖運用各種管道與策略來提倡重大的環境及能源相關議題，希望能以此增進民眾的相關知識與提升其行動參與的可能性。在此氛圍之下，網際網路與新興傳播科技也逐漸成推廣環境知識、達成資訊交換或是集結相關行動潛能不可或缺的通路與平台之一（周儒，1997）。針對環境運動中網路科技運用的部分，王俊秀（2001：333）曾將此現象稱之為「數位化環境主義」，並將之用以指涉：「透過網路與資訊科技來協助促進社會對於環境友善該有的思想、行動與生活方式，並且強調在此一科技運用過程中的反省、賦權（empowerment）、連結（linkage）與選擇（alternative）」。由此定義來看，當環保團體以網路科技作為其傳播策略或管道之一時，除了期望藉以達成能源科技素養的推廣之外，也應不斷反省與思考自身是否有在此一過程中提升民眾的參與及賦權。當環保團體或環保人士開始運用網路科技之時，網路不僅作為人民參與環保運動的串聯工具，而且其本身也作為一種媒體在進行運作（同上引：336）。因為環保團體一方面藉由網路來發起抵制、連署請願、遊說的線上環保行動，擴大民眾參與行動的可能，另一方面，他們也可以透過網路來轉播各種公聽會、民意論壇、示威遊行等，以擴大其議題的能見度以及相關資訊的流傳範圍，並且在網路上推出各種環保電子報與電子雜誌來宣導自身的理念或出版相關的著述，這不僅得以吸引人們對於此類議題的關注，使得在地社群的環境議題開始獲得社會的關注與支持，也可培育公眾的環境意識、推動環境運動的訴求。於此，網路科技的 5.

(14) 出現及應用，確實給予了環境運動新興的發展空間。然而，儘管網路為社會運動帶來了若干正面效益，但當中也潛藏了許多危機與挑戰，以及預設了某些前提條件，換言之，網路的運用並不能直接作為取決社會運動成功與否的保證。van de Donk et al.（2004）便指出在社會運動享用網路的便利性時，其他行動的參與者、政府、企業或對立群體也同樣開始運用此一新傳播科技，為它們帶來了某些威脅與挑戰。因為與其對立的群體在網路使用上可能比社會運動組織更加靈活或擁用更多資源，所以這樣的情況恐怕也導致了雙方在現實社會中的相互攻訐或不對等關係延伸至虛擬世界（林鶴玲、鄭陸霖， 2001）。再者，Greenberg & MacAulay（2009）檢示加拿大地區環保團體的網站應用時則發現，儘管 Web2.0 的時代到來，開啟了民間環保團體與其他民眾對話、互動的可能，然而，大多數的團體其實並未將網站的傳播應用發揮極致，並且仍深陷於過去大眾媒體的單向傳播模式之中。也就是說，雖然當地的環保團體運用網站將訊息散布至社會大眾手中，卻較少發揮網路的互動潛能，培植自身與公眾之間雙向傳播的溝通策略。這樣的情況不僅不利於組織、動員潛在的支持者，亦有損知識或資訊的共同協作生產或促進集體環保行動的社群網絡之建立。除此之外，此種單向的訊息傳佈模式可能也容易與民眾真實生活脫節，無法提供民眾日常生活實踐的長期動機與誘因。另外，Stein（2011）從結構化取徑來分析美國的環境網站的實際運作情況時也指出，雖然當地環保組織已經意識到網路帶來的相關運動潛能，但事實上，它們的組織屬性與規範、資源、人才、資訊技能仍限制了網站的產製，這也是為什麼美國的環保組織無法善用網站或實現理想的網路實作之主要原因。而林鶴玲、鄭陸霖（2001：114）的研究亦對於網路的正面效益語帶保留，並指出資訊社會下所形塑的社會運動經驗乃是「社會差異、網路技術與社會運動三個要素之間相互作用的複雜結果」，並非所有的社會運動網路經驗都能達成相似的成就。綜合上述來看，不同的組織背景、社會條件、資訊技術與社運類型不僅將會形塑出多變、動態的社會運動網路經驗，也會影響社會運動的網路經驗是否與理想狀態相符。因此，當網路日漸普及的今天，文獻中所提的現象也引發研究者好奇目前台灣社運與環保團體的網路經驗為何，或是隨著網路環境不斷的更新，其經驗又產生了哪些變化。對於外界而言，大埔農運以及反對國光石化設廠等環境運動案例的象徵地位大多在於，其參與者成功運用網際網路喚起社會對相關議題的關注、帶領主流媒體跟進報導，以及成功號召公民連署與行動參與的成果，並因此讓社會認識到網路對於社會與環境運動的正面效益，也讓不少論者或研究開始探討上述個案的網路運用方式，並將網路視為是運動組織的重要行動工具，提升了網路在環境運動戰場中的重要程度。雖然從這些個案中，我們可以看見某些運動群體因善用網路而突發性地達成某些運動目標，但這些個案的成功通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其成功的運作模式能否複製至其他環境運動、社會運動或運動組織及其參與者身上， 6.

(15) 仍是有待思考、觀察的問題。更何況，從現實的情況來看，隨著網路時代的崛起以及不同網路服務功能的出現，其實不少台灣環境運動組織或群體亦早已認知到網路對於理念推行與行動發起的可能助益，因而開始嘗試學習使用、引入各種網路服務與網路平台作為其傳播媒介，無論是電子郵件、BBS、部落格、網站，還是社群軟體等等（鄭國威， 2011），並且持續地將網路作為提供環境資訊、環境教育或環境運動動員的平台與管道。然而，撇除掉上述網路社運的成功個案，不少環境運動組織卻因為其使用網路的效果不彰或不如上述個案引人注目，導致其網路運用經驗鮮少被討論，進而也讓大多數持續推動社會變革的常設性環境運動組織在這場探討「網際網路革命」的浪潮中缺席，使得外界忽略了大部分社運團體在運用網路時實際面臨的狀況與問題。而當網路運用獲得正面評價的同時，亦有不少針對網路社會運動的批評、懷疑聲浪出現，不僅直指網路世界的串聯動員難以轉化為真實社會的行動、將網路視為成就社會變革的配角（魏玓，2011），另一方面，亦有論者懷疑線上世界恐複製了真實現實生活中的社會差異，反倒對於社運群體或弱勢族群在網路的應用上產生限制（林鶴玲、鄭陸霖，2001）。而在研究者過去訪問大埔農運不同參與者的自身經驗中亦發現，雖然當中有些組織相當看重網路在運動中扮演的角色，但亦有不同的團體成員認為網路社會運動的功效並不如外界所見的那麼神奇，網路頂多只是體現為運動宣傳的工具，社會運動的實際運作主要仍操之於真實的組織行動。由此可見，對於不同群體而言，社會運動的網路運用及其觀感評價似乎有所差別。而過度強調突發性或單純的網路社運成功個案，易使社會對網路與社會運動的正面連結產生過度樂觀的期待，不僅容易讓人忽略社運及環境運動組織運用網路時所遭遇的問題與負面效果，亦難以對於運動組織的網際網路運用提出有效觀察與建言，也容易讓人忽略社運組織本身對網路角色的定位，而將不切實際的期待套用在這些社運組織之上。 Stein（2009）便曾指出，由於網路作為替代性傳播媒體，較能夠讓社會運動組織依循自身需求而越過主流媒體的守門、操弄直接向大眾進行傳播，因此，有些傳播學者將網路視為是社會運動的重要傳播資源，但是在探討網路相關的政治價值時，許多文獻卻都過度重視網路社會運動的個案研究，反而忽略了社會運動組織在實際運作過程中的網路使用情況，使得相關研究在探究此類相關議題時，似乎仍停留在理想或樂觀的網路運用想像氛圍之中，而無法實際貼近或發現社運組織在運用網路時可能遭遇的問題。所以，當過往文獻及外界過度提倡成功的網路社運個案，或是過度聚焦於網路在這些社會運動和環境運動中的工具性角色時，這似乎亦使得那些曾經運用網路來號召社會運動的失敗個案在檯面上消失了，並形成了一種科技決定論的輿論氛圍，不僅誤導社會公眾過度偏重網路應用效果顯著的案例，也未必能夠細緻地去探究社會運動運作過程與參與經驗中的內在豐富性與外部複雜性（李明穎， 7.

(16) 2012）。畢竟，並不是每一次網路社會運動都能像茉莉花革命或反對國光石化設廠事件一樣，對於社會變革形成推波助瀾的力量。舉例來說，當「佔領台北」欲藉由網路動員與社群媒體在台北街頭複製「佔領華爾街」的運動盛況時，雖然網友在網路上聲勢浩大，但真正願意走上街頭、表達抗議訴求的參與人數卻是與網路世界不成正比的（楊美玲，2011.10.15），亦使得組織運動的成員錯估了整體運動的情勢。於此，這種情況不僅忽視了其他無法發揮網際網路社會運動潛能的現實情況，以及社會、文化脈絡中不利於運用網路推行社會運動的因素或特質，也限縮了人們看待此一新興現象的視角，以及網路在此用途上可能會對社會產生的相關影響。因此，在探究台灣環境運動組織的網路經驗時，本研究嘗試從結構化的觀點出發。這種理論取徑的優勢在於，其所強調的是社會運動中的行動者、運動組織與科技之間相互構成的互動關係，能夠以較為開放的架構來闡述環境運動組織運用網路的狀況，以及從不同方面來陳述影響它們網路運用的因素，較不易使研究分析落入科技決定論或樂觀主義的圈套之中。於此，採取結構化的觀點作為本文之基礎，將有助於釐清台灣環保團體對於網路應用的態度，將環運組織的網路經驗視為一種涉及不同層次、多重要素的動態過程，藉此凸顯環境運動組織網路運用中的內在豐富性與外部複雜性。如此一來，研究者不僅將從行動者、組織內部屬性、資源、人才等方面進行探討，另一方面，本研究也嘗試將環保團體的網路運用經驗與更廣泛的社會脈絡、網路或資訊科技的使用文化進行扣連，希望能對台灣環境運動組織的網路運用情況提供更深入的剖析，以便深入描繪網路運用對於社運與環境運動的潛在影響。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環境組織的網路運用各式各樣，當中的議題與意涵也隨之一一浮現，過往研究文獻不足之處在於，大部分的研究多集中在單一組織或單一事件的個案式探討，或從單一功能的面向來省思社會運動的網路運用，所以，有別於過往，本研究並非採納單一個案式或單一功能面向的分析，而是希望能從不同環保團體網路應用的實際情況來集結相關資訊，以進行比較全面性或廣泛的探索式分析，不僅可以了解個別環保團體使用網路的真實狀況，亦可從中萃取出影響其網路運用實踐的可能因素，或是他們之間共同遭遇的問題與困境，藉以釐清網路在環境運動中的角色為何。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探討台灣主要環保運動組織的網際網路運用與網際網路策略，以釐清、窺見運用網路對於社會運動與社會運動組織的影響與可能的社會結果，破除科技至上或科技樂觀主義的迷思。對此，本研究首先藉由第一線的環境組織成員來提供其自身組織的網路社運經驗與反思，並針對個別組織的網路使用情況輔以線上觀察，希望能瞭解台灣環境運動組織的實際網路運用方式，以及與其運作過程中觸及的可能議題，另一方面亦搜集來自相關網路社運學者、專 8.

(17) 家的觀察與意見，以了解目前網路社運的機會與問題，或是對於環境運動組織或其他社會運動的網路社運策略發展提供建議，讓未來研究有機會對於社運組織應用網路的現實狀況與理想狀態間之落差提出回應，或建構更具實務意義的網際網路策略。換言之，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主要有三點。首先，本研究將針對台灣主要環保團體的網路使用情況進行探查。在此部分之下，本研究試圖從實務的層面來了解環保團體當初開始運用網路的契機為何、當他們在使用網路時本身具備了哪些條件，以及在網路的各種應用功能中，他們選擇使用了何種網路服務功能與網路平台管道，而這樣的選擇是否與其本身的條件限制有所關連，並且從中知悉環保團體使用網路的目的。其次，本研究期望能延續上述的研究目的，探究位在第一線環保團體、相關網路學者與專家對於網路應用於社會運動的觀察與評析，以釐清他們對於網路在社會運動中扮演的角色有何看法，以及網路的使用帶給環保團體或環境運動何種正面效益與負面效益，於此，也可補充過往文獻對於負面案例研究的不足。最後，本研究希望能透過結構化觀點來結合微觀與巨觀的分析層次，以探究影響環保團體網路應用時的不同因素。由於環保團體的網路運用經驗受到許多因素左右，絕對不限於環境團體本身的條件限制，也與整體的網路文化、社會脈絡有關，因此，本研究試圖將環保團體的網路運用經驗與更廣泛的社會脈絡、網路或資訊科技的使用文化進行扣連，希望能對台灣環境運動組織的網路運用情況提供更深入的剖析，以便深入描繪網路運用與社運或環境運動之間的潛在相互影響，破除單向科技決定論的迷思以及修正人們對於網路的過度樂觀期待。基於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以及結構化觀點的關懷面向，本研究發展的主要研究問題如下：一、在台灣環境運動組織推行環境運動的過程中，網路運用扮演的角色為何？二、台灣環境運動組織的網路運用經驗與哪些因素和條件有所關聯？其中，第二項研究問題依據結構化觀點又可進一步細分為： 1. 就社運行動者的面向來看，台灣環境運動組織的網路運用經驗受到哪些因素與條件所影響？ 2. 就科技使用的情況來看，台灣環境運動組織的網路運用經驗受到哪些因素與條件所影響？ 3. 就組織所處的制度屬性來看，台灣環境運動組織的網路運用經驗受到哪些因素與條件所影響？. 9.

(18) 第貳章文獻探討在第二章文獻探討的內容中，主要可分為三大部分。首先，第一個部分研究者將聚焦於社會運動的相關探討，其中包括社會運動的定義與相關理論以及環境運動的介紹。由於社會科學研究領域與一般社會認知多將環境運動視作社會運動的範疇，再加上針對社會運動與資訊傳播科技之使用的相關研究涉獵廣泛，觸及各類社會運動的議題，並從中累積多樣的看法與討論，而未必侷限在少數環境運動與網路使用的個案上，因此，為了能夠豐富研究的討論觀點與背景知識的建構，研究者將從社會運動的相關探討作為起點。況且，社會運動本身就具有多重面向，這些因素往往會與網路使用的狀況息息相關、相互影響，因此，對於社會運動的定義與理論進行爬梳，將有助於本研究理解環境運動組織使用網路時的情形與運動背景，更何況，網路的使用與其帶來的影響，從來就不只限於線上世界而已，相反的，其中常常含括了社會其他層面的現象與因素，所以，作為一個探討台灣環境運動組織網路使用的研究論文，研究者自然不能捨棄對於長久以來學術圈對於社會運動之線下世界的探查，否則恐怕將使研究分析失去原貌或實質意義。故本研究拉升文獻回顧的層次，試圖從社會運動的定義與相關理論開始進行回顧，以助於後續研究的分析與討論。其次，本研究將從傳播的角度切入，說明傳播在社會運動或環境運動過程中的意義，以及社會運動傳播媒介使用的轉變，進而著重在對於網路媒介的探討上，整理網路傳播科技與社會運動的相關研究。最後，為了修正早期探討科技與社會關係之觀點的不足、更加貼近科技與社會之間的真實運作情形，本研究針對 Anthony Giddens、Wanda Orlikowski、Laura Stein 等人所提出或使用的結構化觀點進行回顧。透過結構化觀點的介紹，除了能夠承接上述理念之外，亦有助於理解環境運動組織網路運用的實際狀況，以及該現象當中各個可能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與影響。因此，在文獻探討的第三部份，將聚焦於結構化觀點與其內涵的說明，並以此表明、釐清本研究對於自身研究議題所採取的立場。第一節 1-1. 社會運動. 什麼是社會運動？. 社會運動一直以來都是社會科學領域中的重要研究議題之一，無論是政治學、社會學、傳播學、歷史學、人類學、經濟學、社會心理學等學科，都有為數不少的學者深入探究社會運動的議題，甚至進而發展出跨越學科的綜合性研究，持續為與社會運動相關的研究成果注入更多新穎的思維與觀察，或是開啟了不同的研究方向與途徑。然而，這些學者如何看待社會運動，往往都是立基於其所處 10.

(19) 的社會脈絡或援用其過往所接觸的既有理論典範，並受到這些環境脈絡與理論典範所影響，而假定了不同的社會圖像，進一步形塑出不同的社會運動觀點（何明修，2005；王甫昌，2002；della Porta & Diani, 1997／苗延威譯，2004）。譬如說，有的學者著重於探討社會運動動員過程中的資源運用與組織狀況；有些學者則側重社會運動的認同形塑與文化建構等等，由於他們的出發點與研究興趣不同，都進而影響其對於社會運動的詮釋角度與建構方式。於此，在社會運動研究的發展過程中，此一研究領域衍伸出了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理論與觀點，不僅讓該議題顯得更加眾說紛紜，也使得有關社會運動的定義相當多元、龐雜。不過，簡單而論，所謂的「社會運動」通常是指一群群眾在與社會精英、其對立者和執政當局持續互動之過程中，為了達成改善現狀的共同目標而彼此團結、產生集體認同，並進而發動了集體挑戰之行動（Tarrow, 1994）。依照該定義，Tarrow 從中分離出四個社會運動的基本特性，其分別是為「集體挑戰」、「共同目標」、「社會團結」與「持續互動」。由於集體行動的形式種類繁多，廣義來看，無論是看球賽、聽演唱會、選舉活動等等形式，在某種程度上都可以算是集體行動的類型之一，不過，它們卻不會被歸類為典型的社會運動形式。這是因為被視為社會運動的集體挑戰，一般都是透過某些公開的抗爭或擾亂行動來對抗權力當局、對立群體、社會精英、社會結構或某些文化價值，而與上述的集體活動類型擁有不相近的特質。換句話說，社會運動中的集體挑戰常常是以打斷現有秩序、阻礙他人活動或導致他人活動不確定作為其特徵（何明修，2005；Tarrow, 1994）；然而，也由於社會運動具有該一特性，亦使得外界容易對社會運動貼上負面標籤或持保留態度，進而忽略了社會運動具有改革社會的積極功能與意義（王甫昌，2002）。 Tarrow（1994）認為，能夠讓人們團結起來、參與運動的最根本原因是在於，群體之間有著共同的主張或是基於相似的利益，藉此對抗於與自身對立的一方，然若社會運動沒有充足的理由號召群眾加入，人們便很難願意冒著風險或是犧牲自己的寶貴時間去參加相關的集體行動。相反的，若是運動能夠透過共享的信念來讓參與者的熱情持久不衰，以及喚醒潛在支持者的投身加入，那麼運動就越能夠創造堅實的動員基礎與引發運動參與的風潮，甚至更容易博取旁觀者的同情（何明修，2005）。於此，透過形塑共同利益不僅可以使社會運動的動員成為可能，更重要的是，參與者亦可從中建立群眾的集體身分認同、共享的價值體系與成員之間彼此團結互動的凝聚力，為了持續不斷的社會運動或是未來的運動發展提供充足的養份（della Porta & Diani, 1997／苗延威譯，2004），否則如果只是短暫的群聚或抗爭行動，將無法持續向對立一方提出挑戰，也無法發展成為真正的社會運動。雖然透過上述說明，我們可以對於社會運動有了初步的認識，但是進一步來看，社會運動的緣起與發展都有其特殊的脈絡與過程，社會運動並非自古以來便有之，或是亙古不變的社會現象，因此，Charles Tilly 認為藉由歷史性的解釋與分析，將有助於人們勾勒出社會運動的圖像與特徵，理解社會運動中的重要特質 11.

(20) 與變化。對此，Tilly（2004／胡位鈞譯，2009：4-6）便指出，社會運動的出現源自於以下三個要素：首先，是參與者持續性、有組織地公開向權威當局提出其集體訴求，對此 Tilly 稱之為「運動（campaign）」；其次，第二個要素則是參與者隨機採取若干特定政治抗爭行動，形成不同的形式組合，而這些政治抗爭的行動可能包括了為特定目標而組織的協會與聯盟、公開會議、遊行、守夜活動、集會、示威、請願、發聲明稿與傳單等等方式，亦即所謂的「社會運動劇碼（social movement repertoire）」；最後，則是運動參與者藉由社會運動相關劇碼所呈現的價值（worthiness）、一致性（unity）、規模（numbers）、以及參與者和支持者之間的共同信念（commitment），以上四者可簡稱為「WUNC 之公開展現」。對於 Tilly 而言，社會運動不僅是運動、社會運動劇碼與 WUNC 展示等三要素的交互綜合體，也是一套具有獨特性、歷史脈絡並逐漸演化的政治交互行為與實踐活動，藉此可與其他政治形式有所劃分。儘管 Tilly 和 Tarrow 兩人對於社會運動的敘述方式不同，但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兩人對於社會運動的看法是相近的，並且共同強調了社會運動的特定面向。於此，綜合上述觀點來看，正如王甫昌（2002：422-424）所言，社會運動通常會被西方的社會運動研究者定義為「一群人組織起來，促進或抗拒社會變遷」的現象。在此定義之下，社會運動的主要特徵在於，社會運動通常是由一群人事前有組織、有計畫地建立互動網絡、發起集體行動，並且是以改變既有的社會結構與制度安排或是影響政策制定為自身首要目標，藉以作為促進或抗拒社會變遷的力量，而不是將奪取政治權力視為社會運動的第一優先考量或最終目的。即便這一群人、團體或組織所建立的非正式互動網絡相當鬆散，但其仍將有助於匯聚重要的行動資源，如：資訊、物資、資金、人力、專才等等，以及提供彼此共享的意義系統（della Porta & Diani, 1997／苗延威譯，2004）。於此，這些定義不僅可以勾勒出社會運動的輪廓、提煉出社會運動的特質，還可用此來區別社會運動和其他相關的集體行為之社會現象（例如：集體恐慌、暴動、潮流風尚等等），避免將社會運動與其他集體行為混為一談，或是被窄化為病態的心理現象之描述（何明修，2005；王甫昌，2003）。不過，王甫昌（2002：424-425）也指出，若從權力的角度來描述社會運動的一般性特徵，亦可發現社會運動具有其他兩項特質，一是「社會運動是由下而上的集體行動」，二是「社會運動是運動者採用體制外的集體抗爭活動」。這是由於發起社會運動的群體通常是被社會例行權力結構排除在外，或者是該結構中弱勢的一方，因此，這些群體所發起的集體行動往往具有「由下而上」的行動特質，亦即是由既有權力結構中的弱勢者對於權力中心或權力結構之上位者的反動；而且正由於發起社會運動的人們是為社會例行權力結構中弱勢的群體，其所提出的要求常常不受現有制度重視，或是欠缺表達不滿與訴求的管道，所以這些運動者大多是採取體制外的集體抗爭行動來作為自身的運動表現形式，例如：示威遊行、集體靜坐、連署請願、守夜活動等等，藉此來向外界或現有體制表達自我心 12.

(21) 聲或實現社會體制的變革。由此來看，社會運動其實具有高度的政治意涵，是為體制外或邊緣化之群體的政治參與手段，以此要求統治菁英妥協、讓步（何明修，2005；Tilly, 2004／胡位鈞譯，2009）。不過，必須注意的是，上述總總說法並無法抹滅、排除社會運動為其他群體所用或是具有其他未提及之特徵的可能性，舉例來說，儘管從事社會運動的群體通常是權力結構中的弱勢一方，但社會中的優勢群體也有可能會利用社會運動的形式來動員群眾、共同追求保守的政治目標（何明修，2005）。因此，社會運動並非獨享於弱勢群體的專利，而研究者也不該過度謹守社會運動相關特質描繪的律條分際，在此，筆者只是試圖從不同論者的分析中去匯整社會運動的相關定義與描述，而不是將其限制於狹義的規範性概念或意圖使之失去分析效力的彈性。 1-2. 環境運動作為一種社會運動. 環境運動不僅屬於集體行動的範疇，而且也早已被視為是社會運動中的重要一支（McAdam, McCarthy, & Zald, 1996）。1根據前面對於社會運動定義的整理，簡單來說，「社會運動」是指當一群人面臨生活困境與社會問題時，為了能夠改善生活的現況或促成、阻止社會的變遷，因而彼此團結，設立共同目標，凝聚集體認同，並發動集體行動，藉此與社會精英、對立群體或執政當局持續抗衡、互動的過程（Tarrow, 1994；王甫昌，2002）。同樣的，無論是在國外或是台灣，在國家、社會、政治、經濟持續的發展過程中，無可避免會面臨到各種社會問題的產生，而環境運動的出現往往也是起自於與環境相關的問題之存在，而且這類環境問題直接地或間接地影響到人們日常的生活方式或是危害了群體應有的生存權利。在此，環境問題不只是涉及自然生態、資源使用、環境破壞的議題，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種蘊含社會不公平結果的問題與社會現象，因為當國家追求經濟成長與資本企業追求利益所得的同時，這些經濟上的發展往往是以社會弱勢群體作為其祭獻的供品，弱勢群體不僅不易享受到經濟發展的甜美果實，另一方面，他們還必須被迫承擔更多危難、汙染的風險成本（蕭新煌，1987）。面對環境問題的困境以及欲求改善制度和現況，參與環境運動之集體抗爭的群體若較欠缺體制內的管道與影響力，往往會試圖透過 Tilly 所謂的「社會運動劇碼」來展現他們對於環境運問題解決之道的共同訴求、認同與信念。因此，在臺灣的環境運動事件當中，常常可以看見抗爭群體採取集體陳情、靜坐、絕食、遊行、守夜、公投、連署等等方式來表達運動的訴求與不滿（何明修，2006）；甚至這些群體與支持者也組成了相關的動員組織與行動聯盟，藉以持續性、有組織地公開向權威當局、對立群體、營利企業提出挑戰與監督。因此，透過社會運動的相關定義來檢視台灣環境運動的實際經驗，便可以發現環境運動不僅具有社 1. 無論是 1990 年由徐正光、宋文里所編著的《台灣新興社會運動》，以及 2010 年蕭新煌與顧忠華所編的《台灣社會運動再出發》，兩書的內容與架構也都將環境運動視為是社會運動的範疇。 13.

(22) 會運動的特質，也可以被劃歸為社會運動的範疇（蕭新煌，1990）。環境運動作為一種社會運動，並不是如其字詞的表面所指的那樣單純，僅僅涉及了環境生態的汙染問題，更重要的是其中也摻雜了更為深層的社會意義。儘管，1962 年，由 Rachel Carson 撰寫的《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書，提醒人們殺蟲劑中含有的 DDT 對於人類、生態將帶來嚴重的影響，敲響了世界各國關懷環境議題的警世鐘聲。這本書作為西方環境運動的開端，不只開啟了社會各方對於環境議題的關注，也引領了世界各地的環境運動風潮，甚至，《寂靜的春天》一書內對於環境的描述亦建構了人們對於環境運動的主流想像；不過，在此氛圍之下，一般大眾大多將自身對於環境運動的想像只限縮在「保護我們共同的生活環境，減少對於環境的破壞」的認知裡，並且將此認知視為所有人都應為努力達成的共業（何明修，2006）。於此，這種環境運動的想像不僅僅只是針對特定地方的獨有事情，反而成為一種跨越地理疆界的全球性共同事務。然而，儘管這種環境保護的宣稱開始讓人們重新思量人與自然的關係，但它卻容易使人忽略環境運動的多面向發展，甚至使得某些群體的利益在這種論述下被迫犧牲或受到壓迫。因此，更明白的來說，那種普遍的環境保護共識其實並不存在，因為在環境運動發展的過程中，往往牽涉各方角力，身處其中的國家政府、政治人物、資本家、科學家、知識分子、地方居民等等都有彼此所堅守的立場與權益，未必能夠建構出一套具有共識的環境保護策略，而且由西方現代文化所擴散出來的環境論述也不必然適用於世界每個地方；更何況，現實的環境運動與許多宣稱要保護環境的制度亦是處於衝突的狀態之中（Buttel, 2000: 119）。因此，正如何明修（2006：xi）所述，環境運動從來就不只是以美化生活環境、保護自然生態作為其唯一標的，而是試圖達成環境運動的終極目標，亦即對於「環境正義」的落實。根據蕭新煌、朱雲鵬、蔣本基、劉小如、紀駿傑、林俊全等人（2003）的說法，所謂「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概念的提出，便是起因於社會科學界對於環境破壞所做的觀察，他們發現無論是從國際或是國內的角度出發，社會不公平往往是造成環境持續遭受破壞的主要原因之一，並且使得不平等的結構在環境破壞過程中一再地被複製，形成惡性循環。舉例來說，當優勢群體藉由自身在政治、經濟、軍事等等資源方面的掌控，運用權力支配、影響弱勢族群使用土地或自然資源的方式或改變其生活形態時，弱勢的一方幾乎沒有能力與之對抗，甚至，弱勢群體越有可能會為了眼前的蠅頭小利而屈從於環境的殖民主義，將他們本該享有的環境權益拱手讓人。另外，王俊秀（1999）也提到，「環境正義」是相對於「環境不義（environmental injustice）」的說法，環境不義通常起源於對於社會經濟成長的結構扭曲之下，當金錢向上流入上層社會階級的口袋裡時，隨之產生的汙染卻是向下流入弱勢族群的生存環境裡；在這種情境之下，社會弱勢通常也成為環境難民的同義詞。舉例來說，台灣環境運動事件發起初期，正值國民黨威權主義統治受到動搖時期，政府為求延續、鞏固其統治的正當性，往往以追求經濟成長作為手段與號召，以試 14.

(23) 圖喚取人民的信任以及穩固自身的統治地位。因此，政府一方面主打十大建設等以經濟掛帥為主的強牌，另一方面也為工業資本開發案扮演穿針引線的角色，協助資本一方取得土地與其他自然資源。然而，當上層階級享有經濟成長所帶來的甜美果實時，下層的居民卻因為生存環境被破壞、污染毒物入侵生存空間而苦不堪言，也因而埋下了 1980 年代台灣各地地方自力救濟與反對汙染、生態破壞的抗爭種子（何明修，2006；王甫昌，2002；蕭新煌，1990，1987）。在此，這些環境運動事件已經不僅是對經濟發展的不公平結果提出一連串的抗議，同時，當中也諭示了對於政治民主目標的追求。如此來看，環境運動涉及的面向不只是自然資源而已，也包括了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層面。何明修（2006）更進一步區分出環境正義的不同面向，他認為透過這些面向的闡述，才能突顯環境正義此一概念所包含的真正意涵。對此，他將環境正義分為以下三個原則面向，亦即「分配」、「承認」與「參與」。首先，分配正義的原則所要追求的目標在於，讓所有人都能有享受環境資源轉化而成的生活需求，並且在享有的同時，人們也應共同承擔相應而來的環境風險。其次，承認正義的原則意指優勢的現代文明不能壟斷環境知識的觀念，要求弱勢族群順應強勢族群的需求而犧牲其文化傳統，也就是說，面對社會上不同的生活風格、文化理念以及生活型態，彼此之間都應該相互尊重與肯認，而不是以孰優孰劣的評價標準來進行等級劃分。最後，參與的正義原則則是要讓所有和環境決策相關的當事者（stakeholders）都能針對環境議題進行討論，並且自主掌握能夠影響後續發展的權力，保障當事者的參與決策權，而且這種有意義的參與必須建立在個人或群體擁有足夠的選擇空間之基礎上，因此，此種原則更加強調要落實當事者主動參與的精神層面，以喚起更多草根民眾的重視與加入。所以綜合上述，從環境正義的角度切入，環境運動不僅跨越了環境保護的範圍，更是一種包含了合理分配環境風險、承認多元生活方式與傳統文化、以及讓人們共同參與環境決策等目標的持續性追求過程（何明修，2006）。換言之，環境運動本身便是一種追求環境正義與社會價值的社會運動。由於環境運動早已被視作為社會運動的一支，而在處理環境運動的相關議題時，不少論者也是從主要的社會運動理論觀點出發（王俊秀，2001），因此，接著，本研究將進一步介紹相關的社會運動理論，一方面，釐清社會運動研究領域中可能存在的看法差異與不同處理方式，另一方面，亦可協助我們了解社會運動或環境運動之過程中可能涉及的豐富面向。 1-3. 西方的社會運動理論早期主要的社會運動理論知識都是來自於歐美國家的知識建構與經驗觀. 察，並藉由其他國家、地方學者的引介與參照而被使用來分析各地的社會運動案例。大體而言，西方社會運動的相關研究問題與理論發展都是出自於，研究者對於「社會運動為什麼會產生？」或是「社會運動如何產生？」這兩大項目的提問 15.

(24) （王甫昌，2002；Melucci, 1982，轉引自 della Porta & Diani, 1997／苗延威譯， 2004：3），因此，在此之下，關於社會運動的起源、發展與消逝等現象，抑或是社會運動如何維繫、動員、創造意義等等問題也隨之而生，並在學術研究領域中發展出各種不同的詮釋框架與理論觀點，其中用來探討社會運動或集體行動的主要理論發展可分為「相對剝奪論」、「資源動員論」、「政治過程論」、「新社會運動論」等四個類屬。而透過這些西方理論觀點的介紹與說明，不僅可以讓研究者了解單一論派如何處理社會運動的議題，也有助於研究者釐清或掌握存在於社會運動中的不同面向。儘管這些理論觀點與研究立場的建立意味著，研究者在處理社會運動的相關問題時是從不同的角度切入或嘗試提煉出各自著重的要素，但這並不表示這些切入觀點是完全無關或對立的，相反的，本研究認為，在研究社會運動的相關議題時，正可藉由這些理論觀點的回顧而進一步理解、網羅該現象當中可能涉及的重要元件與特性，並有益於後續對於環境運動組織運用網路推行社會運動的分析。因此，在本節當中，將簡單回顧上述所提的「相對剝奪論」、「資源動員論」、「政治過程論」、「新社會運動論」等四個主要的社會運動理論。（一）「相對剝奪論」或稱「結構緊張論」 1950、1960 年代，結構功能論在社會科學領域中蔚為主流，其將社會視為是一套維繫人類社會運作恆定的行動系統之組合，當外在環境不斷改變時，為了維繫社會內部的恆定狀態，社會作為系統的組合必須有自我調節、適應、整合的能力（Parsons, 1949／張明德、夏翼男、彭剛譯，2006）。受到結構功能學派思維的影響，該論派的集體行動學者往往將集體行動解釋為社會的病態或者是社會秩序的崩解，換言之，在他們眼中，集體行動的產生通常是來自於社會整合的失敗，使得既有的文化或規範無法再引領人們的行動，進而導致脫序行為的產生以及人們心中的緊張和不安全感（何明修，2005）。因此，1960 年代以前的西方學者大多是運用從由結構功能論延伸出來的「相對剝奪論」（theories of relative deprivation）或是「結構緊張論」（structural strain theories）來闡明社會運動的發生；這些理論觀點主張，正是因為社會當中存有某種結構性的緊張問題，導致個人在心理上產生了怨懟與不滿，而必須藉由參與社會運動的方式來宣洩或轉移個人心中的焦慮不安（王甫昌，2002；Marx & McAdam, 1994）。舉例來說，Kornhauser（1959）在“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一書中便提到，當社會邁入現代化時，一方面，相應的穩定新社會關係尚未建立，但另一方面，過去舊有的社會連帶卻迅速瓦解，使得個人頓時失去了社會整合的機制與歸屬，而陷入到「大眾社會」（mass society）中孤立無援的原子化（atomized）狀態裡。在原子化的狀態之下，個人心中產生了高度的焦慮與疏離，因而促使個人有了參與社會運動或其他集體行動的動機。除此之外，Gurr 則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出發，藉由「相對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一詞來提出他的假說，以 16.

(25) 說明在社會結構變遷的過程中，人們為什麼會參與集體性的反抗行動。簡單來說，Gurr（1970）認為，相對剝奪感主要是伴隨著社會結構變遷而來，它的產生是因為在此過程中，個人認為他們理應得到的「價值期望」（value expectation），與他們實際上能夠獲得滿足期望的「價值能力」（value capability）之間有所落差。換句話說，當個人的價值期望超越其價值能力時，人們心中就會產生相對剝奪感，2 而當這種落差感覺或挫折感的強度或範圍不斷延續或加劇時，便很有可能會導致社會運動或集體行動的出現。由此來看，這些學者都是嘗試從個人的心理不滿來闡明社會運動的出現，雖然表面上看來，這些論述的推斷似乎相當符合一般人對於社會運動的理解，但事實上，其中卻也隱含一些問題。譬如說，這些論述過度放大個人心理不滿對於社會運動生成的解釋能力，將社會運動化約為個人情緒抒發的總和，似乎認定只要個人心中產生了怨懟與不滿，或者是，當心理不滿累積到了一定程度，社會大眾便可跳過社會運動的組織過程與脈絡，直接舉起變革大旗前進反攻（Coleman, 1990），進而忽略了社會運動過程中的複雜面向，讓社會運動裡面其他諸如社會運動的動員組織、政治環境、資源分配與行動成本等等議題不被重視（McAdam, McCarthy, & Zald, 1996; Mcadam, 1982）。不過，現實狀況與其理論假設之間的差距卻是顯而易見的，並不是社會當中存有不滿的情緒，便必然會促成社會運動的自發產生，畢竟，社會運動起源有其複雜性，並非單純靠心理情緒便可成事，還須倚靠組織與動員才可能發生。所以，簡單來說，怨恨不滿頂多只是社會運動的一顆火種，卻不見得是讓社會運動星火燎原的根本要素。此外，「相對剝奪論」與「結構緊張論」的研究偏向對於社會運動的理解帶有保守主義的偏見，容易將社會運動等同於病態、不正常的心理狀態之累加，而無法將社會運動視為是承載理性思考與價值追尋的集體行動（何明修，2005， 2004），因此，社會運動似乎只是一種情緒發洩的管道，就算社會運動有助於解決社會問題，那麼，其恐怕也只是在解決個人心理問題之後所產生的副加產品（王甫昌，2002）。於此，在過去漫長的人類歷史過程中，社會運動或其他相關集體行動推動社會變遷的貢獻似乎就不具有重要性（Mcadam, 1982）。不過，隨著結構功能論與相對剝奪論在社會科學界的沒落與失寵，1970 年代之後所發展的理論觀點便嘗試著解決上述的課題。（二）資源動員論在結構功能學派的基礎之下，社會運動被貶抑為一種非理性的反應行動，而為了解決這種理解社會運動方式的不足，1970 年代，美國社會學家針對集體行 2. Gurr（1970）認為，相對剝奪感的形成主要有以下三種狀況：（1）當價值期望不變，但價值能力下降；（2）當價值期望升高，但價值能力卻不變；（3）當價值期望升高，但價值能力開始下降。 17.

(26) 動動員過程中所需的資源與組織要素，開啟了另一種社會運動的研究取向，也就是所謂的「資源動員論」（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Pickerill, 2003； della Porta & Diani, 1997／苗延威譯，2004）。資源動員論有別於過去論者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出發來探討社會運動，其主要是從政治社會學與經濟學的觀點出發（McCarthy & Zald, 1977）。在此論點之下，集體行動可以說是傳統政治行動的延伸，當中的行動者會以理性的方式來衡量自身的利益，以及評估從事社會運動的與否和社會運動過程中所面臨到的各種策略選擇（della Porta & Diani, 1997／苗延威譯）。換句話說，從資源動員論的觀點來看，集體動員是作為一種立基於理性選擇、組織過後的行動結果。另一方面，Jenkins & Parrow（1977）有感於早期集體行動研究觀點的不足，參考了 Anthony Oberschall、Charles Tilly 與 William Gamson 等人的論點，將其運用於探討弱勢農工運動的政治過程時也發現，儘管沒有社會運動出現，並不代表社會之中沒有忿恨與不滿，事實上，這類忿恨、不滿隨時都存在，但有的時候，正是因為社會當中存有不平等的結構或是群體之間擁有不對等的資源，才使得社會中的怨念無法轉化為社會運動的成形，況且，通常弱勢群體本身就相當欠缺組織社會運動的資源與能力，因而必須仰賴外界力量的介入與資助。誠如 McCarthy & Zald（1977）所言，社會運動的發起有其特定的時刻，通常，來自外部的資源與組織力量，才是促成弱勢群體發動社會運動的重要因素，而不是單純取決於個人的不滿情緒。再者，他們也發現，在社會運動的發展過程中，社會運動組織（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社會運動產業（social movement industry）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甚至使得集體行動開始朝向專業的社會運動形式（professional social movements）來發展（McAdam, McCarthy, & Zald, 1996; McCarthy & Zald, 1977）。這不僅是因為資源的募集需要組織作為支持與後盾，而且社會運動往往是透過社會運動組織的發起與宣傳，才得以成為促使社會變遷的主要力量。由此來看，資源動員論對於社會運動現象中的社會支持與限制都相當重視，並從行動者對於參與社會運動的成本與獲益之評估，來探究了被動員的資源、運動本身與盟友之間的連結，以及社會對於集體行動採取的策略與成效（della Porta & Diani, 1997／苗延威譯，2004）。於此，它不但替社會運動穿上了理性的外衣、表明社會連帶動員關係的存在，並且也提醒人們格外注意社會運動的「成本面」（王甫昌，2002）。透過這種觀點，不僅可以指認社會衝突與緊張關係的存在，亦可探究那些促成社會不滿情緒轉變為社會運動的條件要素，並進一步去檢視動員過程中各式各樣物質或非物質的資源3如何匯集、社運領導者與參與者的策略 3. 根據 della Porta & Diani（1997／苗延威譯，2004：10）的整理，物質資源包含了工作、金錢、具體利益、服務等等類目，而非物質資源則包括權威、道德訴求、信念與人脈等等項目。另外，陳湘嵐（2006 : 34）則提到，如何透過動員策略讓廣大、中立的社會群眾成為社會運動的支持者，以擴大社會運動的動員層面，是資源動員論相當重視的課題，而在這一點上，已有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媒體」是社會運動極佳的動員工具。換句話說，媒體也算是動員過程中的一項重要資源。 18.

運用結構化觀點探究社會運動的網路使用： 以台灣環境運動組織為例

運用結構化觀點探究社會運動的網路使用：以台灣環境運動組織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