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研究方法
3.3 研究程序
本研究所使用的問卷在日本為日文,在台灣則用華語的版本,並用還原翻譯
(back translation)的方法,求其內容的統一性。問卷內容附於文後。2005年11 月上旬至2006年1月上旬期間,以國立台灣大學以及東京都內的早稻田大學的大學 生以及研究生為對象,進行問卷調查。問卷以集體施測的方式在現場發送,並回 收。台灣方面的有效問卷為86份,參與者的平均年齡為22.83歲(SD=3.69)。日本 方面則為86份,平均年齡為20.36歲(SD=2.96)。
第四章 結果分析與討論
4.1 依因素分析選定向度
本研究要求參與者在七個向度上評估:當他提到話題中第三者的某一個層面 時,需要表現謙虛的程度。就日本語言使用的習慣來說,參與者提到居上位的第 三者時,並不是每一個層面都需要表現謙虛。因此,在進行正式分析之前,先對 參與者在預備調查中對七個項目的反應進行因素分析。本研究假設:該量尺所測 量的共同因素只有單一的「謙虛程度」。因此本研究設定因素的數值為1,並以此 計算各項目的因素負荷量。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能力/努力/名聲/成就這四個 變數背後存在著共同的因素。相對之下,人品/親密度/尊敬度三個變數則有較 高的獨特性(uniqueness)(見表-1),和較低的共同性(communality)(見次頁 表-2)。
表-1
研究一:因素數值定為1時,各變項的獨特性。
變數 能力 努力 名聲 成就 人品 親密度 尊敬度 Uniquenesses .411 .493 .390 .407 .592 .834 .715
表-2
研究一:調整前的因素負荷量。
因素1 共同性 (communality) 能力 .767 .589
努力 .712 .507 名聲 .781 .610 成就 .770 .593 人品 .639 .409 親密度 .407 .166 尊敬度 .534 .285 特徵值 (SS loading) 3.159
解釋量 (proportion var.) .451
將人品/親密度/尊敬度等三個項目剔除之後,再以同樣方法進行因素分析,
其結果列如次頁表-3。
表-3 質(self-profitable traits; SP特質)與利他特質(other-profitable traits; OP特質)
之區分,來加以說明。根據Lin與Yamaguchi(2003)的研究,日本人在提到「能
度」,該四個向度的合計分數,則稱為「內團體謙虛程度得分」。
4.2 變異數分析
本研究要求參與者在「內團體的他人(父親/指導教授)」以及「與談話對象 的親疏關係(親近/疏遠)」2×2共4個條件中回答問題。因此本研究的設計是以
「文化(日本/台灣)」為受試者間變項,「內團體的他人」與「與談話對象的親 疏」為受試者內變項的分割實驗設計(Split-Plot Factorial Design; SPF-2・22)。
本研究的實驗設計圖和變異數分析結果,分別列於圖-3和表-4:
A:文化(a1:日本、a2:台灣) B:親疏(b1:親密、b2:疏遠)
C:內團體的他人(c1:父親、c2:指導教授) n:參與者 Treat. Comb.
ajb1c1
Treat. Comb.
ajb1c2
Treat. Comb.
ajb2c1
Treat. Comb.
ajb2c2
表-4
研究一:變異數分析的結果(result table)。
Source Sum Square df Mean Square F-value P-value 文化 52.47 1 52.47 3.24 .075 親疏 672.10 1 672.10 86.74 .0001*
文化×親疏 109.12 1 109.12 14.08 .0001*
內團體的他人 110.72 1 110.72 33.44 .0001*
文化×內團體的他人 87.96 1 87.96 26.57 .0001*
親疏×內團體的他人 1.14 1 1.14 0.49 .485 Total 6062.51 687
* p<.001.
變異數分析的結果顯示:「親疏」的主要效果(F=86.74,p<.001),以及「親 疏」而與「文化」之間的交互作用(F=14.08,p<.001)達到顯著水準。此一結 果顯示:對發話者而言,談話對象是屬於親近或疏遠的情況,會顯著的影響參與 者的內團體謙虛行動,但在台灣以及在日本的影響方式則有所不同。
同時,「內團體的他人」的主要效果(F=33.44,p<.001),以及與「文化」之間 的交互作用(F=26.57,p<.001),也都達到顯著水準。此一結果顯示:參與者對 家族內的血親,以及學校內的非血緣關係之尊長,其內團體的謙虛程度有所不同。
這兩者的不同在日本以及在台灣都有明顯的差異。
「文化」因素的主要效果不顯著(F=3.24,n.s.)。由此可知:在不考慮情境條 件的狀況下, 日本以及台灣參與者的謙虛程度並沒有顯著的差異。
4.3 對話情境別之台日比較
接著再進一步比較日本以及台灣的參與者對「親近」及「疏遠」的談話對象 提到自己父親的事情時,表現謙虛的程度分數如表-5及圖-4所示:
表-5
研究一:日本與台灣參與者對「親近」及「疏遠」的 談話對象提到父親時的謙虛程度。
日本 台灣
平均 SD 平均 SD 親近(情境1) 11.07 2.55 10.28 2.01 疏遠(情境2) 12.35 2.76 10.44 2.15
圖-4: 研究一:日本與台灣參與者對「親近」及「疏遠」的 談話對象提到父親時的謙虛程度。
上述變異數分析的結果顯示:文化與談話對象的親疏之間有著交互效果。進 一步作t-檢定的結果顯示:在日本參與者中,當發話者和談話對象較為「疏遠」時,
其內團體謙虛程度(m2=12.35)比雙方關係「親近」時(m1=11.07)有所增加(t=5.36,
p<.001)。
本研究同時亦將日本及台灣參與者對「親近」及「疏遠」之對象提到父親時,
在各向度上表現出來的內團體謙虛程度變化,分別以圖像表示如圖-5、6,以供 參考:
圖-5:研究一:情境1 日本參與者在各向度上的謙虛程度得分。
此外,台灣及日本參與者對「親近」及「疏遠」的談話對象提到自己指導教授的 事情時,表現謙虛的程度分數如表-6及圖-7所示:
表-6
研究一:日本與台灣參與者對「親近」及「疏遠」的談話對象 提到指導教授時的謙虛程度。
日本 台灣
平均 SD 平均 SD 親近(情境1) 8.06 3.51 9.17 2.43 疏遠(情境2) 9.81 3.32 9.19 2.66
圖-7: 研究一:日本與台灣參與者對「親近」及「疏遠」的談話對象 提到指導老師時的謙虛程度。
變異數分析的結果顯示:「內團體的他人」會影響內團體謙虛程度的強弱。
換言之,和提到父親時實行謙虛程度(m1=11.03)相較之下,提到學校的指導教 授時實行謙虛程度(m2=9.06)較弱(t=8.97,p<.001)。以日本與台灣的參與者作 比較,得知:對日本參與者而言,與發話者和談話對象親近時相比(m1=8.06), 當雙方關係疏遠的時候其內團體謙虛程度(m2=9.81)會有所增加(t=4.80,
p<.001)。然而,台灣的參與者並沒有顯示出上述傾向(t=0.07,n.s.)。以上的結 果均與情境1的發現一致。
同樣的,本研究亦將日本及台灣參與者對「親近」及「疏遠」之對象提到指 導教授時,在各向度上表現出來的內團體謙虛程度變化,分別以圖像表示如次頁 圖-8、9,以供參考:
圖-8: 研究一:情境2 日本參與者在各向度上的謙虛程度得分。
圖-9: 研究一:情境2 台灣參與者在各向度上的謙虛程度得分。
4.4 討論
本研究是針對發話者以及談話對象之間的親疏關係是否會影響發話者的內團 體謙虛程度,進行日本以及台灣之間的跨文化比較。從本研究的結果可以看出:
在日本參與者中,當發話者與談話對象關係親近時比在疏遠的時候,其內團體謙 虛程度有較高的傾向。可是,在台灣參與者方面,發話者與談話對象之間的親疏 因素,卻不會影響發話者的內團體謙虛程度。在陳述自己父親和指導教授的案例 中,都能夠觀察到上述台日差異的現象。根據比較語言學研究的推論,當個人對 內團體的事情進行謙虛的描述時,日本語言中有依照談話對象與自己的關係來判 斷「應以何種程度的謙虛來表達」的行動規範。但在台灣卻沒有類似的行動規範。
本研究的結果支持了本研究的推論。
本研究認為:台日之間的語言習慣上的差異,應是各個文化中具有特徵性的 不同行動規範中所造成。在使用日語時,發話者如果不清楚個人與談話對象的親 疏關係,就無法正確的使用敬語。為了要在日常生活中能夠正確地使用敬語,日 本人不得不對親疏關係抱持一定的敏感度。本研究的結果也顯示:日語獨特的相 對敬語用法,反應出十分重視外團體之間親疏關係的行動規範。筆者在此並無意
正如北山(1997)所提過的,在像日語以及華語各自的語言構造與用法中,我 們能夠探討在各自文化裡所蘊含的文化價值觀。在研究二中,我們將從蘊含在文 化中的價值觀和行動規範,來解釋我們在研究一中所發現的日台差異現象。
研究二
第一章 緒論
1.1 謙虛行為的研究史
研究一確認日本與台灣兩文化之間存在著下述差異:在日本文化中,對發話 者而言,和談話對象關係親近的情形下,對以謙虛方式論述內集團成員的程度將 會有所壓抑,然而,在疏遠的情形下,則會促進內集團的謙虛程度。相對的,在 台灣文化中,與對方的親疏關係並不影響發話者論述內集團的謙虛程度。研究二 將進一步分析:發話者與談話對象的親疏關係如何影響謙虛溝通,希望藉此解釋 研究一中所發現的台日文化差異。
探討發話者與談話對象的親疏關係以及謙虛溝通的關係時,必須先回顧社會 心理學中有關謙虛行為的研究。近年來有關謙虛行為的研究,大多被視為是理解 人類社會行為的一個方向。在日本,採用實徵研究方法而可稱為自我貶抑研究之 前鋒者,則為吉田、加來、及古城(1982)的研究。他們將謙虛行為的自我貶抑
(self-deprecating)當做是自我呈現(self-presentation, Tedeschi & Norman, 1985 ; 安藤,1994)與印象整飾(impression management, Schlenker, 1980)的一環,
研究結果發現:屬於早期發展階段的小學五年級學童,對於表現自我貶抑的他人 比表現自我抬升(誇飾自己能力)的他人,在能力與人格兩方面均給予更為正面 的評價。遠藤(1995)研究找工作時在申請文件中所使用的謙虛表現,發現謙虛 比自我抬升更能夠使對方產生出正面印象。以上結果顯示:日本人在社會化的過 程中,從小就開始學習對外收斂自己,並將之內化。
此後,因為Markus與Kitayama(1991)指出「東亞謙卑的自我評價」現象,
而吸引了許多學者的注意。Markus與Kitayama(1991)強調歐美文化中普遍存在 的自我抬升現象,在日本等東亞洲文化圈中卻付諸闕如的經驗事實,並將自我
(self)的問題以比較文化的觀點來加以解釋。根據他們的看法,歐美以及東亞的 文化底層,各有不同的「文化性自我構念」;歐美人以及東亞人依文化性自我構念 所生成的基本心理歷程,也有所不同。他們主張:東亞所存在的自我貶抑的行為 規範,反映出東亞文化的自我構念。北山(Kitayama)認為:日本人對人表現出 自我貶抑傾向的原因,是不同文化的制約下所產生的自我概念差異(北山,1997)。 然而,針對這個問題,也可以從溝通策略(communication strategy)的角度,提
(self)的問題以比較文化的觀點來加以解釋。根據他們的看法,歐美以及東亞的 文化底層,各有不同的「文化性自我構念」;歐美人以及東亞人依文化性自我構念 所生成的基本心理歷程,也有所不同。他們主張:東亞所存在的自我貶抑的行為 規範,反映出東亞文化的自我構念。北山(Kitayama)認為:日本人對人表現出 自我貶抑傾向的原因,是不同文化的制約下所產生的自我概念差異(北山,1997)。 然而,針對這個問題,也可以從溝通策略(communication strategy)的角度,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