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六節日據末期作者所關注的焦點

一、臺內親善、勤勞保國與作者態度

中日戰爭爆發後，在日本通過「國家總動員法」和成立戰時動員體制後的1938年，是日本在臺的殖民支配政策方針重大改變的一個轉捩點。之後殖民政策的主調，主要以有效完成逐漸擴大的侵略戰爭爲目標。這些政策涵蓋政治、社會、文化、敎育等全面性領域。其中特別値得關切的是，所有政策的思想基礎，也就是殖民地支配意識形態，已經開始變質。當然從殖民初期以來，日本採取的同化主義，其基調卽未曾改變；但是到了日據末期，其具體內容已開始變質，並且更加强化。這個進一步受到强化的同化主義，稱爲皇民化運動。皇民化的要旨，就是要將臺灣人改造成眞正的日本人。隨著中日戰事的延長，以及日本占領海南島，太平洋戰爭的危機升高，臺灣作爲戰略基地的重要性也與日俱增。日本爲了有效達到皇民化的目的，從日文普及、生活習慣的日本化，到實施特別志願兵制度、創氏改名、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國民總力運動，乃至徵兵制等措施，均全面性的展開。這些都可以視作是爲了戰爭勝利，而實施的預備措施。面對可

能失去民族性的空前危機，臺灣作家仍然無法逃離日本精神、戰爭動員、勤勞保國等許多皇民化課題。另外，日本所主張的大東亞共榮圈的理念，是一種對抗西方諸國，强調亞洲民族團結一致的理念。其中特別强調，資本主義、個人主義思想帶來的一些負面作用，全是西方思想的産物，與日本無關。藉此便能塑造日本聯合亞洲民族對抗西方諸國的假象，並且强制臺灣人接受日本性。這種對現代性的扭曲，促使臺灣作家進一步思考有關現代性和日本性的議題。

日據末期小說的焦點，主要放在臺內親善、從軍、民族認同等皇民化運動所强調的幾個議題上。這裡，首先我們來探討對日本與日本人表示好感的小說中所反映的臺內親善問題。龍瑛宗的《蓮霧的庭院》、《歌》²¹⁴ 與呂赫若的《鄰居》、《玉蘭花》，²¹⁵ 卽屬於此類小說。《蓮霧的庭院》主要寫出臺灣靑年「陳」和日本人藤崎家人的互動關係。「我」與籐崎一家人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由於近距離的接觸，才知道他們非常親切，也很積極地過生活，於是開始對他們産生好感。特別是「我」在得了傷寒，被隔離的期間，受到籐崎先生的照顧，因此對他一家人心存感激。小說在結尾提到：「不過，我倒常常想，有的人喜歡說民族啦，怎樣啦，我以爲問題在乎愛情。不管是什麽事，讓我們結合在一起的，我以爲就是愛情。理論是無聊的。祇有愛情。」强調臺內親善的關鍵在於愛情。而這個想法在《歌》中再度出現。《歌》主要描寫一個熱愛「國語」(日語)的臺灣靑年李東明，與幾個日本文化界人士之間的互動往來。這一群在馬尼拉、朝鮮、婆羅洲、滿洲等地往來，從事文化工作的日本靑年，都强調「日本人的愛」。

木河兄，你是以日本人身分到馬尼拉去的，在那邊從事音樂指導的工作，這實在是件好事。但是，你，一個日本人，什麽也不用

214 依序，原載於《臺灣文學》(1943)、《臺灣文藝》(1944)。

215 依序，原載於《臺灣公論》(1942.10)、《臺灣文學》四卷一號(1943.12)。

帶過去，就祇有一件東西，是不可以忘記的，一定要帶到的。木河兄，那就是做爲日本人的愛。日本人的愛，你把它帶過去吧，其他什麽也不要。(中略)

總之，我們要用愛來理解那邊的人們才成。他們很樂意和我們合作。(中略)他們都是善良的人，使這麽善良的人們提昇，這正是我們的義務啊。²¹⁶

在這裡所謂的愛，正是日本在皇民化運動期間竭盡所能宣揚的精神，它的相對面自然是西方的理性主義，它訴諸於殖民地人民的情感，讓他們超越民族與地區差異，願意與日本人打成一片。從這一點上論究，可以說龍瑛宗與皇民化運動採取同一步調。關於龍瑛宗小說的皇民意識，羅成純提出

「沈默的抗議」的說法，他認爲上面兩篇小說的主角都是「對於成爲『皇民』的喜悅、葛藤，或對於改姓名、天皇信仰，所謂的『人神一致的崇高人格修業』、『天業翼贊』等『皇民化』的東西，一槪無緣」，來認定龍瑛宗對皇民化運動抱持無言的抗議。²¹⁷ 不過，在《蓮霧的庭院》、《歌》兩篇中，作者所擁抱的「愛情」，雖然可以解釋成羅成純所說龍瑛宗的理想圖

－互相尊重，理解對方的文化，但這個「愛情」卻是皇民化運動的核心原理－「日臺一體」、「八紘一宇」，因此，他的小說不能免於皇民化的爭議。

呂赫若的《鄰居》和《玉蘭花》同樣是描寫主角對日本人的印象，從警戒、恐懼，轉變成了解，乃至於喜歡，最後發展出友誼的過程。《鄰居》

的敍述者爲臺灣老師，他住在日本人田中夫婦的公寓對面，每天目睹他們夫婦爲了收養來的臺灣小孩，付出無怨無悔的摯愛，而受到感動。

我從沒有見過像田中夫人這樣的內地婦人，也不曾接觸過像田中先生這樣的內地人。而我到今天仍不了解，何以田中夫婦能處在

216 《臺灣作家全集－龍瑛宗集》，頁168-169。

217 參見羅成純，〈龍瑛宗硏究〉，《龍瑛宗集》，頁233-326。

一個跟他們原來的環境、風俗習慣均截然不同的生活圈裡還能甘之如飴？一般人見了都要退避三舍的事物，何以田中夫婦居然能傾注愛心以對？這不僅敎我個人感到不可思議，恐怕所有的本島人知道了都會拍案驚奇。²¹⁸

引文內一再强調田中夫婦與一般內地人不同，可知作者暗示田中夫婦的狀況是特殊的，也因此他們會得到「我」的好感。因爲「一般說來，這附近的內地人不是派出所的巡官便是住在國民學校官舍裡的敎職員」，而唯有他們夫妻住在如同貧民窟的本島人租房。小說的主要對立結構，是在田中夫人與臺灣人生母之間，所圍繞著的小孩扶養問題，以及所産生的緊張關係。而這個緊張關係，在小孩生病、治療的過程中得到解決。沒有孩子的田中夫人强烈希望收養李太太的小兒子民兒，而李太太的民兒在家中排行第五，雖然讓田中夫人帶走，畢竟親情難斷，遲遲不肯過戶籍給田中夫婦。

聽到民兒生病，生母李太太要帶他去治療，但却遭到田中夫人的强烈反對，理由是生母要用向神明求來的什麽靈丹、藥草來醫治他，而她對那種治療方法則嗤之以鼻。

「說什麽話，民兒是我的孩子，有病自然我會醫。那有這個節骨眼才讓你們帶回去的道理？」(中略)「不行，絶對不行。我可不知道有什麽開漳聖主，也絶不讓民兒喫那什麽怪藥。但一定負責治好民兒就是。」²¹⁹

田中夫人對孩子的生母，發出「高亢帶溫怒的聲音」並加以指責，然後帶民兒去現代式醫院接受治療；之後民兒就完全由田中夫人來照顧。如此，由小孩引發的本島與內地人之間的緊張氣息，以民間療法和現代醫學的優劣

218 《呂赫若小說全集》，頁202。

219 《呂赫若小說全集》，頁201。

差異來分出勝負。而田中夫人獲得小孩的扶養權，可以說是有能力運用現代醫學的一方勝過一籌。因此，田中先生調回臺北的本公司時，雖然還沒解決過籍問題，但還是帶走民兒。小說中敍述者「我」，雖然一再强調田中夫妻奉獻的愛心，但是最後的結局，還是演變成日本人强行帶走本島人的孩子。之中落後的臺灣與先進的日本，對立局面隱約形成。

不過，呂赫若在《玉蘭花》中，則跳脫出這種優劣的對比書寫。以種滿龍眼、石榴、荔枝、佛桑花、玉蘭樹的臺灣鄕下庭院爲舞臺而聯想起來的鈴木善兵衛，是敍述者「我」七歲時所認識的日本靑年。小說透過從害怕日本人，不敢接近日本人的「我」，到逐漸與他熟稔、與他親密的過程，呈現臺內親善的主題。當時日本人對臺灣的好奇心正在熾熱當中，硏究攝影的鈴木也是爲了靠照相機打天下，跟著叔叔一塊兒來到臺灣。因爲鈴木不排斥跟小孩玩耍，所以「我」和兄弟們個個都成了他的玩伴，久而久之，彼此之間就産生了深厚的友誼。其中作者安排了鈴木罹患熱病，爲此祖母去招魂，並且治好他的疾病的情節，否定了文明日本和野蠻臺灣的優劣對比關係，只是强調人性本善的關懷。²²⁰

以上從這些呈現臺內親善主題的小說之中，我們發現作者並沒有正面迎合皇民化政策。在處理內地人和本島人的關係上，主要强調從日本人身上也能發現親切、善良、熱情、母愛等人類普遍情感，來證明兩地人能和平相處，並不是單方面主張日本人或日本精神的優越。不過，臺內親善的槪念本身就是將臺灣人皇民化的一個前提，而這個時期日本極力鼓吹此槪念，是爲了利於完成動員臺灣人協助戰事的目的。因此，這些小說在表面

220 對此，黃蘊綠也持同樣的看法。他說：「〈鄰居〉和〈玉蘭花〉爲日本殖民政府當局强調爲『內台親善』之作，然而呂赫若在深層內蘊上根本跳開了內與台，而是置於一個寬泛又基本的人的本性上來處理，寫的是對人與人之間的友愛、關懷、照顧的正面的人道精神，及積極主動、堅忍進取的人性追求的期許，而非僅只停留於表層爲皇民文學所標榜的『內台合一』、『內台親善』。」參考〈試析呂赫若的「皇民文學」〉，《臺灣新文學》7，頁308-319。

上的路線都與皇民化論調吻合，只是他們刻意强調人類的普遍性關懷，無視於內地人和本島人之間的差異，巧妙的迴避了日本官方所强制的核心問題。雖是如此，但從小說人物不斷對日本人表示好感的場面中，我們仍然

在文檔中第四章日據時期小說所反映的現代性 (頁 11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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