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參考文獻之內容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為研究過程中，發現可以論述的要 點，而加以研究後發表的論文，部分文章已收錄在論文集，其他則仍有待修正補 充後準備結集出版，在此先放於附錄中，以供參考。第二部分為西班文翻譯資料 (英翻中)，此資料由台灣大學圖書館特藏室裡找出，未收錄在黃德寬譯《天主教 在台開教記》(Pablo Fernandez, ed., One Hundred Years of Dominican Apostolate In Formosa, translated by Felix B. Bautista and
Loudes-Bautista,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1959)的著作裡，特請西班牙人 士翻譯成英文後，再譯成中文資料，其內容主要用於第一階段。第三部分為日文 參考資料，資料來源為日本天主教雜誌《聲》(こえ)，所刊出的教廷特使隨員日 誌，內容主要敘述二 O 年代時，台灣及台灣教會的情況，此報導很少見，故特別 譯成中文，以供學者參考。第四部分則為中文的參考資料，雖然目前網站的資料 豐富，但是仍有些較難取得，故在此收錄。至於此報告所引用之文獻，請參考第 三部分之文獻探討。
(一) 發表論文：
［研究討論］
談儒耶交流的詮釋
∗
∗ 收錄於《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2004 年 12 月，頁 289-304
古偉瀛∗
關鍵詞：
Keywords：
一、前言
以往談到儒耶交流，特別是基督宗教傳華史時，最常見到的是一種單向輸入的成就 史，下面這段十分有趣的敘述即是一位對此現象頗有觀察力的學者：
基督新教的傳教士似乎最喜談統計數字了：他們使多少 人皈依，多少人受洗，募了多少款，多少學生來上教會 學校，多少人畢了業，多少人成了基督徒，多少病人來 其醫院就醫，甚至多少人成了有名無實墮落了．這種統 計在第二次大戰期間在進行賑濟時到達頂點，有人統計 在各種不同的難民營中給多少難民洗澡。1
的確，早期傳教史多由西方傳教士執筆，在當時的傳教學的取徑以及所留的資料 上，很自然地就以統計數字作為最具體的，且具說服力的成就。所論及的人物不是很偉 大就是很悲壯，這種重視主要歷史角色及上層人物的立場在這一二十年來陸續受到了批 判。
另一方面，由於近五十年來中國共黨政府一直是以無神論作為其意識型態，加上強 烈的民族主義使得在處理中西交流，特別是與天主教關係時，常見到以帝國主義侵略作 為詮釋的架構，這要到近二十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才有了一些不同的聲音，不過，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1 Kathleen L. Lodwick, The Chinese Recorder Index, A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s in Asia, 1867-1941,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Wilmington Delaware, 1986), p. XIII.
此種反帝的意識型態迄今仍不時可見，尤其是在分析「教案」的原因或較近代的交流史 時，更是如此，或許用不同的名目，但基本內容上仍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延伸。2
然而，今日應該可以說，學界普遍認為，只談成功及偉大，或是只從帝國主義侵略 來看儒耶交流無法窺其全豹。對於中西文化交流史進行反思的學者們總結以往，特別是 近三十年來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回顧及展望。
二、研究史的回顧
近年來，對於儒耶交流史進行反省的，在西方學者中，最全面而有系統的要以比利 時魯汶大學的鍾鳴旦（Nicolas Standaert）最令人注目，他在近年來一連寫了好幾篇文章 進行反思，其中較完備的有兩篇：一是馬琳譯， 〈基督教在華傳播史研究的新趨勢〉，
《國際漢學》第四輯，1999 年，大象出版社，頁 477-520；另一則是在香港中文大學出 版的Nicolas Standaert, Methodology in View of Contact Between Cultures： The China Case in the 17th Century《文化接觸時的方法問題，以十七世紀中國為例》（CSRCS Occasional Paper no. 11）, Hong Kong, 2002, 64 pp. 另一位澳洲學者陸保祿（Paul Rule）的一篇
“Growing on Holy Ground”(在神聖的土地上成長)3，對此題目也進行了反省，下面也將 介紹。
中國學者方面，十多年前，台灣清華大學的黃一農曾討論十七世紀中西交流的研究 史4，近年時有不少學者也進行此方面的反省，就手邊可見到的有大陸北京中國社科院的 張先清，他的〈回顧與前瞻－二十世紀中國之明末清初天主傳華史研究〉5，清華大學的 王曉朝，他曾寫過〈文化的互動和轉型〉6；最近的一篇則是上海復旦大學的李天綱，他 的題目恰恰就是本次會議的主題：〈跨文化詮釋：經學與神學的相遇，《明末天主教論教 文箋注》導言〉7 在此就以這些文章為基礎，略談一些對儒耶交流的看法。
基本上，跨文化詮釋可以看成是一種剪裁的工作，亦即將兩種異文化之間的各個性 質及其交流過程進行整理，使得人們能更清楚瞭解兩者及其間的關係。 此種剪裁工作 總需要一些依據或標準，從表面上看，似乎每種文化都有原來的樣子，按著原來的樣子
2 最近出版的一文即是一例，王立新：〈後殖民理論與基督教在華傳教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 第一期（2003 年），頁 32-37。此文介紹了新理論在此領域中的可能發展，指出可以藉傳教士 的話語（論述)分析、教會對傳統社會的崩解之衝擊及用傅柯（M. Foucault）的權力與知識理 論來詮釋在華的殖民。
3 Paul Rule, “Growing on Holy Ground” The Keynote Presentation at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atholic Conference, Pacific Rim Report no. 17, Feb. 2001
4 黃一農：〈明末清初天主教傳華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新史學》7：1（1996 年），頁137-169。
5 張先清：〈回顧與前瞻－二十世紀中國之明末清初天主傳華史研究〉，收入陳村富主編：《宗教 文化3》（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 年），頁 107-141。
6 參見網站 http://www.guxiang.com/xueshu/others/zhexue/20104/20010415015.htm.
7 請參見：《中華文史論叢》（北京，2003 年）。
加以整理即可，但實際上並非如此簡單，到底什麼是「原來」的，就可以爭論不休，甚 至有沒有「原來」的樣子都是可以討論的問題。基本上，應該可以這麼說，文化並非固 定不變鐵板一塊的，文化一直是在變動中，尤其在交流時期變動最大且快。過去雖然一 去不回且無法改變，但過去對我們的意義以及我們對過去的理解卻沒有固定的樣式可以 參照。因此在進行「剪裁」時， 也必須衡量這些變化。
三、幾位西方學者的分析
鍾鳴旦在第一篇文章〈基督教在華傳播史研究的新趨勢〉中指出，近年來中西交流 史的重要變化有下列數點：
1. 範式轉移：從「傳教學取向及歐洲中心論」轉向「漢學取向和中國 中心論」。
2. 方法上：從「實証和文本」的方法，亦即中國及歐洲學者常用的方 法，轉向「詮釋--敘事」的美國學者常用的方法。
3. 在研究課題上：包含了通史、地域史、群體社會網絡、歷史人類學
（性別研究，傳統及風俗研究，超驗意識的研究）、科學史、經濟史及物質生 活研究：傳教士的財政； 生活方式，食物，交通工具等；以及文獻解釋史和 分類方法史之研究。
4. 基督教在華傳播的歷史之幾種模式：
a. 文化交流：各種辭彙如調適，適應，衝撞，相遇，涵化，脈絡 外，本土化等。
b. 中國現代化進程因素：李文遜，帝制中國因為儒家正統，排斥 基督教為異端；現代中國擁抱科技，排斥基督教。李約瑟以為耶穌會引 進文藝復興時的科學，但中國人很清楚宗教與科學之別。此模式之盲點 在於輕視了耶穌會士入華之現代性之一面，且當時他們來時並未自覺是 中國未來現代化之先驅。且視中國為停滯，只有西方才能帶來發展。
c. 邊緣宗教：楊慶堃視基督宗教為體制式宗教，進人中國的分散 型宗教情境時，產生限制。基督宗教為在華生根，必須合於體制及環境 氛圍，又得「變得」很正統，一方面將其信仰中心去人格化，一方面又 得維持其啟示性質，乃成為一邊緣性宗教，因而有些中國信友在使此宗 教「中國化」的程度上，反而比西方傳教士走得更遠。在這種看法下，
中西交流之中挫，並非許多學者所主張的禮儀之爭或官員之敵視。
d. 開化方案：亦即將中國儒家，基督宗教及莫斯科蘇聯式視為近 代中國的三大開化方案，每種方案均有其中心，核心觀念及社會群體。
由此而產生民族意識，我群與他群之分，各群均以為自己的方案為最佳 模式。
e. 文化殖民與帝國主義侵略：從被征服者的角度來觀察近百年來 的歷史變化即是殖民與侵略的過程。
f. 自我與他者：可分為三層面來掌握，亦即，價值論、人類行為 學及認識論：轉換成行動即是，喜歡、征服及了解。例如，對「他者」
的價值判斷是什麼？雙方是否存在重要的差異？這些差異如何體現出 來？對他者的價值判斷與個人對他者的喜歡與否，以及對他者的了解與 否之間的關係如何?其缺點是可能將兩者的身份認同固定下來， 因此得 持一開放心靈。例如，17 世紀傳教史由西方（他者）非基督教（他者）
學者來研究，也可能由中國（自我）基督教（自我）的學者來研究。當 他們研究非基督教運動時，對自我與他者的身份認同是不一的。此為最 新之挑戰
鍾鳴旦在最近的另一論著《文化接觸時的方法問題，以十七世紀中國為例》中，鍾 氏則以利瑪竇的世界地圖為個案，來探討幾種不同的文化交流之詮釋模型。
他首先指出，有五大要素支配我們在進行跨文化交流反省時的思考：「傳送者」、「接 受者」、「訊息內容」（文本）、「傳遞方式或媒介」，以及最後的「觀察者」。例如，在十 七世紀時西方傳教士是傳送者；中國士大夫是接受者； 天文地理或基督教義是訊息；
製作地圖或天文儀器是媒介，而記載此事的是觀察者。當然，對於文化交流，能將這五 要素加以全部處理是最理想的，但事實上資料有限，無法面面俱到，僅能就史料所及，
進行研究。
鍾氏指出提出以此時期研究耶穌會士作為個案研究之三大理由：
1. 人數不多，在華耶穌會十六人，其中八人外籍，較易處理。
2. 當時中西文化水準差不多，印刷術也相當普及。
2. 當時中西文化水準差不多，印刷術也相當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