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事件的發生絕非偶然，除了擁有其單一專屬的「社會背景」外，其背後 仍有一個「操縱社會、國家的機器」，其乃是操縱此大環境的最大因素。影響戰 後近六十年來的防災思維，其最大的背景環境即為葛樂禮風災後所開啟之濫觴，
其受到時代氛圍「石門水庫」蓄洪能力之影響，當權者乃認為防洪之素乃以「疏 洪」為其首要考量要件，而催生「淡水河防洪治本計劃書」的生成，日後每當重 大涝災過後政府即不斷修正或提升防洪設施。再者，綜觀過去氣象科技發展史亦 是如此，長期下來一直被政治權力者視為鞏固其地位的附庸，從未以確保人民生 命財產安全為首考量，當權者仍保持著舊思維總直至重大災害發生後，方才有更 新設備、儀器之作為，而非時時審慎評估主動積極更改。是故，「升防洪能力的 治水觀與政治附庸的氣象科技。」仍為當今政府「風災思維」的發展環境。
除了李登輝任內曾有立委主動參考它國相關災防法規而提出修正國內災害 防救法外，其他時期依舊擺脫不了上層政治附庸的結構。試探究其根本，此乃我 國長期處於非民主常態之政治型態。早年國民黨長期執政下，黨、國、府、院不 分，「行政院」不省思行政作為的疏失，「立法院」又等同附和「行政權」的附官 下，「立法權」的監督、制衡、協助立法解決問題等之角色幾乎喪失，總是待到 災變發生之際，作最消極的作為，最終成為「行政機關」之行政作為怠惰的元兇。
從這觀點出發，可發現即便於威權體制下的政府體制，其行政效率仍是不彰的。
這點似乎打破「集權政體」行政效率較高的舊有迷思觀點。
1987 年解嚴之今 30 年，卻演變成「行政」、「立法」兩權相互對立；「立法 院」的角色則只剩下監督、揭發「行政機關」瘡疤之不協調政治模式。因此，綜 觀我國災防法沿革即可發現，長期屬於「被動修正」的狀態。每當重大災害發生 之際發現有某項行政機關處於「裁量縮短至零」的困境後，民意機關才被動地作 立法修正。是故「被動修正的救災模式」「風災思維」的失敗產物。
葛樂禮風災前夕的幾年國民黨政府尚認為反攻大陸時機已成熟，正為展開著
反攻行動作準備，甚至於美國切斷美援計畫，國民黨政府仍毅然決然地下決心堅 決執行反攻行動。葛樂禮風災後，國民黨政府態度軟化，反攻機會不大下，改組 美援會為「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轉向美國與聯合國單位尋求協助與支援。
在這樣環境裡，國民黨政府開始對於防災思為有所轉變，不再「完全拋棄」日治 時期防洪思維的內容、不再不正視「防洪」課題，而有「關渡隘口拓寬」、「基隆 河士林段截彎取直」等之新作為。
這些新作為或許是政府操之過急並無通盤考量，不但沒有解決洪水問題更使 得特定區域淹水更嚴重，再加上事後觀之這些工程之背後另有著都市發展、商業 利益的考量。然而這樣的思維，卻造就成為往後政府「消極被動而不作為」的防 災思維開端。
圖 5-1.完善的多重防災思維
八七水災、葛樂禮風災等自然災害僅是透過「歷史」的視角下，將「防災」
的問題突顯而出的過程。「防災」的問題層面涉及相當廣泛，除了「防洪設施」
的更新外，其問題的根本終究仍歸結於國家最上層的「機制」──法律層面來解 決，然當今臺灣民主發展尚未純熟，期盼未來政府能夠以「行政」、「立法」兩權 相互合作，透過「行政」機關依其施政作為將所見之難題的「提出」，「立法」機 關則順應透過其角色以「立法程序」解決之，以避免「行政」機關喪失行政裁量 彈性，而發生行政裁量縮減至零的困局。
然而不論「防洪設施」、「完備的防災法律制度」皆僅是「防災」問題的其中 一環，甚至於可謂是「防災」的消極作為，此乃因，不論「防洪設施」再如何升
級、「防災制度」再如何完備，終究抵擋不了大自然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普羅大
多重思維法是提供一個多重觀的視角思維，除了欲了解自己所處背後所 被操縱的環境為何，更能清楚地知道如何面對問題。而非麻目地僅去解決表徵上 的表層問題，如此永遠屬於治標不治本的處世態度，其終局僅會使歷史不斷地重 演。人們應該從「歷史中獲得教訓」，而非不斷地從「歷史教育訓中輪迴」度日。
多重思維法是一個大架構，除了透過國民教育建立起正確的環境保護思維 外，平時亦需透過教育訓練，培養專業人才，建立起防災專業人力與組織的配置；
擁有專業人才與組織的配置加上防災標準作業流程的搭配，方能將防災能力發揮 至最大化，天然災害有其不可預期性，養兵千日用在一時！
【附錄一】：劉廣英口述訪談資料 口述訪談時間：2012 年 4 月 26 日星期四，10:00-12:00。
口述訪談地點：中國文化大學大義館劉廣英研究室
葛樂禮颱風是標準典型的西北颱；葛樂禮風災是戰後風災史上受災十分嚴重 之一。關於西北颱的定義，應滿足兩個條件，一、路徑要符合。二、時間要對。
由於西北颱的路徑的關係，導致於颱風環流與地形的配合，再加上淡水河流域的 位置關係，因此很容易引起海水倒灌。問題來了，海水的漲退潮有一定的週期，
若非在適逢大潮時期侵臺，則「西北颱」的引起海水倒灌的危害風險與其它路徑 之侵臺颱風相較則無太大差異。所以所謂「西北颱」除了要滿足颱風侵臺路徑是 由基隆與彭佳嶼之間通過臺灣外，另一個要件就是須要在適逢大潮時期侵臺灣。
在沒有衛星科技觀測的年代裡，對於海象觀測有著極大的局限與困難度，加 上海洋傳統觀測資料亦不如陸上多，然而不幸的是『颱風』即是生成於海洋上，
因此颱風的觀測與定位即是當時最嚴峻的課題。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下的協助，
美軍偵查部隊駐軍於臺灣，其中有一支氣象中隊駐於臺中清泉崗，每當颱風形成 時即有 P3 偵查機出航偵查。偵查機飛行是由颱風暴風圈外側直接穿越颱風眼再 穿出颱風的方式，依此方式使飛行員觀看颱風位於洋面上之海浪情形，再依資深 飛行員的經驗演算出其海浪大小對應出來的近颱風中心風速。
在過去，氣象預報的單位有兩個，與當今由中央氣象局統一發布的作業有所 不同，當時的臺灣省氣象所之發布對象是一般民眾與政府機關等，而空軍氣象中 心發布對象則是三軍（海、陸、空軍）之防災需求；至於此預報單位的沿革，不 在此次討論範圍，在此暫不論述之。在預報葛樂禮颱風的過程中，曾發生過空軍 氣象中心與臺灣氣象所不同調的狀況。就在 9 月 10 日 16 時臺灣省氣象所發布警 報單，認為葛樂禮颱風將受到太平洋副熱帶高壓的牽引下，而北轉朝向日本，甚 至於當時臺灣省氣象所所長鄭子政先生還廣播節目上表是葛樂禮颱風會北轉去 日本不會來；就在此之同時，我國空軍氣象中心即針對葛樂禮颱風不僅發布陸上 警報，並要求空軍基地作好防颱準備。隨及由空軍氣象中心成立防颱中心，由空
軍副總司令劉大年擔任指揮官，一小時後(17 時)劉大年指揮官呼籲全民做好防颱 準備。而後，直至空軍氣象中心透過氣象電話專線與臺灣省氣象所聯繫上了，經 過討論之後，臺灣省氣象所才修正葛樂禮颱風的路徑。之所以空軍氣象中心能優 於臺灣省氣象所的預報，其不在於人員優劣，而是器材與資訊傳遞的更新之不 同。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架構下，美軍與臺灣空軍是完整地合作伙伴，臺灣空 軍提供的是偵查中共領地的軍事活動；而美軍不僅提供防衛之軍事需求，並在清 泉崗基地建有氣象中隊觀測颱風外，另於此地建有氣象雷達。因此，臺灣空軍氣 象中心能夠第一時間取得颱風中心強度與氣象雷達的資料，雖說空軍氣象中心與 臺灣省氣象有專屬的過氣象電話專線互通資訊的有無，然而在人力資源與氣象專 業人才上美軍佔了絕大優勢。因此，在此背景下，每當颱風來臨時，駐臺美軍不 僅提供最新的資料與資訊外，更能依美軍專業的氣象人才而與臺灣空軍氣象中心 相互討論颱風或相關天氣系統的預報與演變。
也因此，當葛樂禮颱風災後，美軍相關人員即向我國空軍提及我國應購買氣 象雷達，如此才能有效地作好防災的相關作業。然而當時，中華民國政府並非如 果非洲的第三世界國家，但撤退臺灣之初確實經濟條件並不寬裕，因此在美方的 建議下，乃向當時聯合國國際發展方案項下的特別基金申請協助籌建高雄氣象雷 達站，包括花蓮雷達站維護與人員訓練（即是採用合資的方式）。就當時葛樂禮 風災狀況與颱風路徑而言，由台灣東方海域行進至臺灣西側的機率較高，因此當 初建構的雷達觀測是預定於花蓮；而西半部則是建構於高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