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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裡，還有敘事者對台北特定地點的回憶，建構台北的地方感。此外，胡淑雯《太 陽的血是黑的》則是建構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下的台北，讓不同弱勢族群在小說文 本中現身，並且據此思辨不同階級、性別的人們如何以身體感知台北，經驗台北。
她在小說中再現負面情感，並且以此作為社會文化機制建構下的產物。
論文第三章〈台北形塑的懷舊傾向〉，則是從博伊姆對懷舊敘事的分析為出 發點，指出小說與影像中，有重新賦予大稻埕和艋舺兩個老城區正面評價的趨 勢。這反映的是進入一九九○年代，台北的形塑從「鄉土」、「本土」的對立面，
轉向與「鄉土」、「本土」銜接。這牽涉到對台灣史的詮釋以及本土語言使用的問 題。本章擬分析紀錄片《Viva Tonal 跳舞時代》、《艋舺》中城市物理空間的轉換，
藉此討論台北有關日治時期的在地記憶和艋舺的地方性如何被形塑和再現。本文 希望指出，對於台北舊城歷史的考掘與再現，應該視為對跨國的、全球化的回應，
以及確立自身文化主體性的需求。但是另一方面，卻也使得台北形塑落入將不同 時期美化為黃金年代的爭議裡。林俊頴《我不可告人的鄉愁》構築的當代台北與 家鄉「斗鎮」，反映的是台灣不同歷史階段的現代化進程。林俊頴的台語文寫作，
或可視為鄉土文學和本土化運動觸發下的產物，但是又是對小說是否可以做為民 族主義的輔佐的質疑。他的小說因而出現對懷舊敘事的省思。
論文第四章〈台北的家屋記憶〉，分別以吳明益和何致和小說為例，討論小 說家如何面對故鄉、鄉土意義的當代轉變。兩位作者各自在小說裡回溯了不同樣 貌的「家城」。而藉由分析吳明益小說《本日公休》、《虎爺》、《睡眠的航線》、《天 橋上的魔術師》再現的中華商場，何致和《花街樹屋》再現的萬華，各自被描述、
被詮釋的方式，討論吳明益和何致和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其背後也是對台灣「鄉 土書寫」和「地方書寫」的反思。其中，中華商場和萬華都被建構成台北城市的
「記憶所繫之處」。創作者對於家屋與記憶的反覆求索和辯證，以及透過回憶與 想像，重構童年居所的取向，反映在急遽變遷的都市生活中，召喚對「地方」的 渴求和共感。進一步我們也能看出，這與台灣當代都市更新以及迫遷的背景有著 密切的關係。在喚醒人們思考童年、家屋的記憶的同時，或許也幽微地隱喻著在 城市更新中，重新思考人的記憶與空間地景的關係。
第五章〈結論〉則是總結各章研究之研究成果，並且就論文中尚未及延伸討 論的議題，以及研究力有未逮的地方，作一整體回顧，並且指出未來可能繼續發 展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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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台北城市塑造的形象翻轉
第一節、前言
這種『美麗新世界者』，常常占據了道德或宗教的修辭，他們痛恨造成他 們那發光無菌街道上所有汙染意象的事物：娼妓、流浪貓狗、吸菸者、乞 丐、遊民、酒鬼……。1
我似乎目睹這城市的記憶如沙金在此悲傷洩落，未來之城的市長們卻無感 性地用灌漿水泥堵住那個本來百感交集、飽含人性的黑洞缺口。2
台北城市產業積極融入全球市場的發展，不僅使得台北和台灣其他區域的差 異擴大；在新舊市區發展資源與發展速度不均的情況下，都市內部中出現的兩極 化現象，也與社會吸納與排除（social inclusion and exclusion）的問題息息相關。
考察台北的都市發展，以及解嚴以來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不難發現都市更新計 畫以及全球城市發展的願景，帶來較解嚴前更多關於土地炒作、社區迫遷和階級 衝突的焦慮3。
在跨國的、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之下生成的台北，一方面是小 說中的再現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另一方面，從空間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space）的角度來看，由公權力與資本家主導的城市空間規劃與治理，也成為 台灣人文社會領域批判的對象。台北在當代台灣小說與電影中究竟如何被形塑，
這個問題牽涉到人們如何釐定、想像台北的文化身份，如何認知城市的特徵，如 何以不同形式的文本形塑城市的形象，以及背後指向的意識形態。本文以與都市 更新相關的紀錄影像，以及朱天心（1958-）、駱以軍（1967-）、胡淑雯（1970-）
的小說為例，討論台北城市如何為社會結構條件（如資本主義、父權體制、異性 戀體制、後殖民主義等）所建構，這樣的建構又如何根植於排除階級、性別、族 群「他者」的價值觀和行為。對資本主義現代化價值的崇尚，在形塑台北的文本 裡遭到質疑。
1 駱以軍，〈一個吸菸者的抗議〉，《經濟大蕭條時期的夢遊街》（新北市：INK 印刻文學，2009 年），頁 270。
2 駱以軍，〈白蘭〉，《經濟大蕭條時期的夢遊街》，頁 260。
3 侯志仁，〈《反造城市》序〉，侯志仁主編，《反造城市──台灣非典型都市規劃術》（新北 市：左岸文化，2013 年），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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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globalization）通常的假設是將全球化視為從資本、勞動和貨物，
到通訊、文化和病原體的每樣事物都可以在全球各地快速流通傳遞的過程4。推 動全球化的因素包括全球資本急速擴張與整併、世界各國經濟結構互相依存、電 子傳播媒體普及與大規模的人口流動、跨界。但是，這個互相依賴、彼此關聯的 現象，隱含著「不均衡的過程」（an uneven process）。這意味著全球化不僅容 易複製以往全球政治經濟局勢中的權力位階，往往也突顯階級、族群、性別等在 空間分配上的不平等。而在現代化、都市化過程中被排擠的邊緣階層，則體現了 全球都市下的利益與階級衝突。
如同學者王斑指出，夾藏在全球化背後的資本主義現代化來勢洶洶，使世界 市場、中產階級的富裕神話、無盡無止的經濟發展等，形成一整套激發人們夢想 與憧憬的敘述5。在這種歷史敘述裡，現代化發展過程中複雜的部分被抹除。事 實上，當「朝向進步」與「落後不前」的對比在論述裡被塑造得越是清晰，複雜 的城市圖像越是難以浮現。而在政治、社會、經濟等方面居於弱勢的城市居民與 其所在的空間，則有越大的可能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成為被犧牲者。針對這樣的 發展論述，王斑從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歷史批判得到啟示，認為「必須 發掘現代性進程中另類的蹊徑、層次與想像，……不斷反思、闡發潛藏的記憶，
警覺別樣的發展進程和前景，才能防止歷史想像凍結於事先鋪定的、無視歷史曲 折性的單行道上」6。
另外一方面，學者劉人鵬對海澀愛（Heather Love）於情感政治、酷兒政治
與污名的比較研究的討論，或許可以提供我們關注幾個面向：如果現代性的進步必然以建構（綁樁）落後為定義與操作原則（正如邁向 美好未來的都更計畫，進步的慾望實踐方法必然在於藉著指認或製造「落 後」或「非法」違建，以消滅或改善落後，或將一切納入「進步」的「法 制」）……那麼對於海澀愛來說，抵抗或拒絕的政治一方面是在於更多關 注那在進步的風暴中失敗落伍的，另一方面也是揭露現代進步本身的排除 性，以及現代性的他者所擔負的「再現的勞務」，亦即，某些污名身分的 他者作為代罪羔羊來再現整體社會的失落。7
4 Simon Parker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遇見都市：理論與經驗》（台北市：群學，2007 年），
頁 160。
5 王斑，〈歷史‧記憶‧現代性〉，《歷史與記憶：全球現代性的質疑》（香港：牛津大學出版 社，2004 年），頁 1-2。
6 同註 5，頁 2。
7 劉人鵬，〈打造一個夠落後的烏托邦：海澀愛的污名連線與罔兩問景〉，《文化研究》第 13 期（2011 年秋季），頁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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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步的風暴中失敗落伍的」、「揭露現代進步本身的排除性」以及「污名身 分的他者擔負的『再現的勞務』」，成為本文討論台北形塑中關注的焦點。我們 將發現，這些被排除的事物以及與它緊密相關的「地方」，在小說與影像的台北 形塑中以不同形式不斷地出現。而我們也可以進一步討論，是誰的認同，以及哪 一種階級、性別的集體，主導了地方的建構？
本文以一九九○年代都市拆遷相關的案例：《陳才根的鄰居們》（1996）、《我 們家在康樂里》（1997），和樂生療養院的紀錄片《遺忘的國度——樂生療養院紀 錄片》（2006），討論紀實影像如何再現台北城市中被汙名化的群體。其中《陳才 根的鄰居們》記錄的是居住在康樂里的外省老兵，《我們家在康樂里》同樣以康 樂里的居民為主，卻也指出康樂里居民的族群身分並非只限於外省老兵。這不僅 與地方概念的重新思考、台灣的社會運動脈絡下的社區意識相關，也與台灣的紀 實影像發展相關。紀實攝影、紀錄片等紀實影像，又與地方的建構產生互動關係。
樂生療養院的例子，便是試圖從影像的再現中，讓樂生院民從「現代性的他者」
的位置發聲，翻轉主流論述。
其次則以朱天心〈古都〉（1996）、〈南都一望〉（2006）、駱以軍《月球姓氏》
（2000）和「我們」系列，討論都市更新議題和外省族群的身分認同問題，如何、
以什麼形式進入小說文本中。解嚴以來，台灣打造新國家的過程，也是台灣民族 主義與全球化的資本主義體系間的接合過程。台北都市空間的劇烈改變，使得外 省族群在情感結構、和共同體的意識形態，在當代都市生活中遭遇挫敗。眷村、
違建區拆遷成為外省第二代作家作品中的集體記憶，成為隱喻失落價值的重要象 徵，並且和地方的消失緊密連結起來。如前述七號公園（大安森林公園）和康樂 里。不過，我們也能在朱天心和駱以軍兩人的小說裡看見，外省族群的台北記憶 並非侷限在眷村，也和以閩南人為主的地域產生連結。駱以軍以「都市流浪漢」
違建區拆遷成為外省第二代作家作品中的集體記憶，成為隱喻失落價值的重要象 徵，並且和地方的消失緊密連結起來。如前述七號公園（大安森林公園）和康樂 里。不過，我們也能在朱天心和駱以軍兩人的小說裡看見，外省族群的台北記憶 並非侷限在眷村，也和以閩南人為主的地域產生連結。駱以軍以「都市流浪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