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緒論與結論外，第一部分將說明「畫界分治」的歷史背景，並綜述自 1960 年代以前官方原住民政策的確立與轉變。首先從清代番界的出現談起，其間經歷 1875 年開山撫番廢除番界，日治時期透過隘勇線的推進逐步將界線固定，到戰後 中華民國政府的承繼與改變，勾勒這條有形與無形的線在臺灣歷史上的軌跡。其 中有關戰前、戰後政策與制度面的決策過程，以及兩者之間的延續與變革，在過 去的研究中較少針對此一部份作細緻討論，將作更深入的探討。除了呈現制度的 沿革外，也將盡可能呈現其制訂過程的複雜性。例如：戰後山地政策確立的過程 中，曾有中國經驗的「半山」與歷經日本統治的原住民菁英，如何提出他們的見 解與回應？就目前已見的資料，戰前部分有中國經驗的人士主張應盡速去除日本 統治時期「漢番」分界的政策，將「各區蕃人土著」併入行政區加速漢番同化；55 而戰後原住民菁英如林瑞昌等人，則是聯名請求希望可以比照戰前禁止平地人隨 意入山。日後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省府相關機構，對於日本統治時期舊有的政策 態度又是如何，選擇延用了哪些政策，又對哪些部分作了調整與改變？戰後中華 民國政府在地理空間上絕大部分保留了戰前的規劃，戰後的臺灣山地鄉的範圍大 致繼承日本統治時期的「蕃地」，其間細節如何再作進一步的討論。
第二部份，將討論管制下的人群接觸。此一部分將先整理 1930-1960 年代臺灣 山地管制政策的沿革，探討二戰前、後兩個政權其山地管制的實際內涵。日本統 治時期對於臺灣人民「分類統治」的現象，在戰後又有何變化？而戰後政府採取 山地管制的性質，是否與日治時代有別，是基於對原住民與山地資源的保護，抑
55 柯臺山，臺灣收復後之處理辦法芻議，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特種檔案，1944 年 12 月
（ntul-kmt-sp17_003_008_000.pdf），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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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基於政治安全的考量？ 以了解在「畫界」的情況下，不同人群間的交流可能受 到的限制，以及越境的情況。
第三部分，以同時期的漢人社會作為參照的對象，比較「蕃地／山地」與平 地社會在近代化歷程上的差異。此一部分以「初等教育」作為主要探討核心，並 對戰後原住民學生升學優待措施稍作說明。由日治時期展開的近代化教育，在制 度與經費等各方面深受國家規範，透過標準化的教材與課程內容，對臺灣社會的 精神層面影響深遠，因此將教育作為探討原漢社會在近代化歷程異同的例子，應 有其代表性。而初等教育所觸及的人數最廣，因此以之作為探討核心。如同在其 他領域上的雙軌行政，「蕃地」與平地社會的教育分屬兩套不同的系統，若再加上 居住在一般行政區的平地原住民則可分為三套。此一部分透過三者在制度與教材 內容等層面差異的比較，以呈現原、漢間在日治時期教育近代化歷程上的異同。
此外，也探討戰後初期原住民教育的展開。戰後將日治時期的蕃童教育所全數改 為山地國民學校，共 143 所，之後學校數略有增加。1951-1958 年間，山地國民學 校所使用的教科書與一般平地學校不同，本文將分析戰後山地用的初等小學國語 教科書的內容，指出其特色與其影響。1958 年後，全臺學童使用統一版本的教科 書，在教材方面結束了山／平雙軌的現象，但戰後以來一系列的原住民學生升學 優待措施，在制度上持續維持原住民學生在教育方面的特殊性，本文也將對此一 部分稍作梳理。
第四部分，探討日治時期與戰後「跨界」的原住民。這裡所謂的跨界，主要 是指原住民跨出蕃界的情況。日治時期的原住民島內觀光，是界內原住民接觸界 外社會的最大宗，而在臺北舉行的「高砂青年團幹部講習會」，則是當時原住民菁 英在蕃界外群聚一堂的主要機會。本文將透過日治時期原住民島內觀光所留下的 資料，探討當時界內的原住民與外界接觸時的情況，除了一般的島內觀光，也將 觸及他們對 1935 年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的感想。戰後，「跨界」的原住 民，將主要探討戰後原住民菁英的政治參與。受限於資料的關係，要從原住民的 視角去了解戰後原漢界線鬆動對原住民社會的影響並不容易。相對來說，戰後參 與政治的原住民菁英留下了比較多的史料，有助於去理解他們當時的想法，特別 是部分白色恐怖受難者，以及與進入國家體制、民意機構的原住民菁英，因此將 以他們作為探討的核心。
第五部分，析論 1930-1960 年代「平地」人群的「山林」經驗與其他者想像。
自然環境的阻隔與日本統治時期原漢分治的原則，讓漢人與原住民之間始終保持 著某程度上的差異與隔閡，但也因為國家力量的介入，透過教育、展覽、旅行等 管道，增加了漢人與臺灣原住民接觸與認識（想像）的機會。透過爬梳報章與日 記等史料，1930 年的霧社事件應該是當時衝擊整體漢人社會最大的原住民事件，
也成為當時部分從事政治運動者在思考政治問題時，將原住民納入其中的契機，
本文將就作較深入的探討。此外，也將透過日本統治時期與戰後的教科書內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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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周刊》的報導，呈現當時官方形塑的原住民形象。最後，則是利用目前已出版 或公開的私人日記，檢視 1930-1960 年代「漢人／本島人／平地人」，如何與臺灣 原住民接觸，對臺灣原住民的認識又有何轉變。不同的日記主在不同時期，指涉 臺灣原住民的用詞包括有：「蕃人」、「山內人」、「高砂族」，到「山地同胞」等，
這些時代語彙的轉換與戰前、戰後官方的文化建構是否有所關聯？透過日記等私 文書作例證，呈現 1930-1960 年代間原漢分治下的臺灣社會部分的具體情形。
晚清與日本近代國家的力量雖然逐步深入臺灣山地，但並沒有完全整合臺灣 不同的地域與族群。從清代以來長達二百多年的番界隔離政策，對臺灣原住民族 在生活空間及族群政治上的區隔，直到戰後仍影響著臺灣社會。56透過上述的章節 安排，本文希望呈現過去長時間的「畫界分治」的部分面相，以了解其對臺灣島 上原漢等族群的影響。以往有關於日本統治時期的臺灣原住民的研究，多半選擇 下述兩種研究取徑，一是由上而下，從官方的角度與政策面，探討該研究在日本 帝國圈內或世界史上的意義；二則是由下而上，由部落或個人的角度出發，透過 小歷史、生命史，以微觀的方式呈現具體實例。上述兩種研究取徑，提供了人們 諸多有關臺灣原住民族史頗具意義的詮釋，但卻較少就原住民族與漢人社會作橫 向的比較觀察，以致較難了解在二者之間的連結與相對關係。本研究則希望由過 去研究者較少關注到的角度，展開分析研究，呈現臺灣原住民史的其他樣貌，為 擁有多元族群文化的臺灣社會，提供一個彼此理解的新方向。
56 張隆志，〈帝國邊陲與殖民統治：十九世紀臺灣的「番地」問題〉，《歷史月刊》199（2004 年 8 月），頁 6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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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畫界分治的歷史背景
自清代以來，統治者在臺灣山區與平地之間劃下界線，在清代這條被稱作「番 界」的界線，區隔不受其控制的原住民族與其他族群。這條界線在不同的時空背 景下時而僵固、時而鬆動。在牡丹社事件之前，界線以東的領域並不隸屬清帝國 的管轄範圍，事件之後清政府在 1875 年將全臺併入版圖，透過開山撫番在領臺 的最後二十年逐漸將國家的力量深入番界以東的地方。1895 年日本取得臺灣，
在平定漢人的武裝抗日後逐一以武力等方式收編反抗的原住民部落，至 1930 年 代才真正將整個「蕃地」置於國家的控制之下。然而即便「番界／蕃界」的東西 兩側，從清領初期未曾領有到納入版圖、到日治中後期實際掌控，線的兩側在法 規、制度等層面至今仍有若干程度上的差異。
本章將聚焦在這條界線的形成與轉變，敘述從清代以來「番界」形成的過程 與演變，以及日治時代如何在 1930 年代左右將此浮動的邊境線逐漸定置，以及 這條界線在戰後的延續。
第一節 番界政策與「開山撫番」
清帝國治理臺灣之初，僅將臺灣的西半部納入版圖，與非管轄範圍的東半部 以青山相隔，並沒有明確的界線。康熙末年朱一貴事件後，清政府為防範「漢民 窩藏於番地」與「生番逸出為害」，由南至北在 54 處立碑為界，禁止民人越界。
此一採取劃界隔離政策，最初只是為了區隔漢民與生番，到了乾隆年間演變為區 分漢民、熟番與生番的界線，界線內是清帝國的轄域，轄域內的原住民為熟番、
轄域外的原住民為生番。這條由南而北、陸續劃定的界線，依其外型與特徵，被 稱作土牛、土牛溝、紅線等，土牛與土牛溝是實體的空間界線，而紅線則是官方 地圖上繪製的界線。1
由於人民的越境侵墾，這條界線不斷遷移，乾隆年間，清政府為了因應當時 的狀況幾次更動番界，並分別於乾隆 15 年（1750）、25 年（1760）、49 年（1784）
及 55 年（1790）四次清查界外土地，官方先後在地圖上以「紅、藍、紫色畫線 為界」，乾隆 55 年又再添上綠線。「紅線」繪製於乾隆 15 年，範圍僅涵蓋鳳山、
臺灣、諸羅、彰化四縣，即今屏東至臺中。「藍線」繪製於乾隆 25 年，主要在釐 清虎尾溪以北至八連港之間彰化縣到淡水廳的番界，範圍由今屏東延伸至基隆。
乾隆 49 年繪製「紫線」。林爽文事件後官方實施屯制，將部分原本界外之地作為
乾隆 49 年繪製「紫線」。林爽文事件後官方實施屯制，將部分原本界外之地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