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 博士論文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原漢分治」下的人群隔離與跨界（1930-1960s）
Demarcation and Boundary Crossing between Aboriginal and Han Peoples in Taiwan (1930-1960s)
陳慧先
Huei-Hsien Chen
指導教授：周婉窈 博士 Advisor: Wan-yao Chou, Ph.D.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February 2017
博士論文撰寫期間
於 2013 年 8 月至 2014 年 7 月獲得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102 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 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獎助。
並於 2014 年 8 月至 2015 年 7 月獲得
中央研究院 103 年度「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獎助。
特此致謝
I
摘要
番／蕃界是臺灣歷史上特別的存在。自 18 世紀以來陸續成型固定的番 界，標誌了清帝國的統治範圍，與非屬帝國版圖的界外之地。日治時期，透 過五年理蕃計畫將絕大部分的蕃地納入國家統治，並於 1930 年代左右確立 蕃界與蕃地的範圍，有效掌控整個臺灣山地。戰後的山地行政區基本上承繼 日治時期的蕃地空間。從清治、日治到戰後，畫界分治下的番／蕃地與山地 行政政策，其制度與實施內容雖有延續但各有異同，其間的差異反映了不同 政權背後政治思維的轉變，也影響島內人群地往來與互動。
本文首先說明原、漢分治畫界的歷史背景與制度發展，其次呈現分治下 界線內、外的人群接觸時的實際限制。山地管制在戰後一度趨弛，至二二八 事件、戒嚴後再趨嚴，管制的目的主要是防範平地人民進入山地，其目的包 括國家對山地土地利益的奪取，以及山地國防安全的需求。再者，以初等教 育為中心，呈現原、漢分治下界線的內外「文明化」歷程的異與同，除了說 明同一時期原、漢世界相關制度的異同外，也突顯二戰前後政權轉換後的變 化，大體而言統治者對蕃地／山地的文明化手段更為直接、粗暴，這與官方 對原、漢的定位不同有關。文明化歷程中的「同」，包括透過教育使原、漢 可以使用共同的語言、具備相同的文明智識，以及國家認同等；關於「異」
的部分，本文則透過日治時期的《蕃人讀本》、《教育所用國語讀本》、《公學 校用國語讀本•第二種》與戰後的山地用《國語課本》等專屬「蕃人」或高 山原住民的教科書，與一般平地用教科書的內容比較，發現過去原住民族使 用的教科書當中，有關「臺灣」的部分偏少，且幾乎看不到臺灣「漢人」的 身影。
原、漢「文明化」歷程中相同的部分，是蕃界內、外的非邊區人群得以 跨越的基礎。本文透過《理蕃の友》的報導與報章、日記等史料，探討臺灣 漢人與高山原住民彼此間的接觸與想像。1930-60 年代，臺灣的漢人與原住 民族雖然有著類似的文明體驗，但由於統治者採取分隔治理、強化族群刻板 印象等因素，使得原、漢雙方在某程度上仍將對方視為異質的他者。
關鍵字：原漢互動、番界／蕃界、《蕃人讀本》、《教育所用國語讀本》、《公 學校用國語讀本•第二種》、《理蕃の友》、《山光周刊》
II
III
Abstract
The existence of the restricted areas of the aboriginals is particular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 They were firstly set up by the Ching dynasty, but functioned then only as a mark of the limits of the empire. It is not until the Japanese rule period, after the 5-year aboriginal policy proposed by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that most of these areas were under official control. In the meantime, in the 1930's, the borders of the restricted areas were
determined, leading to an efficient surveillance over the mountainous regions of Taiwan. Even after the World War II (WWII), the restricted areas once determined stayed more or less the same as an administrative unit of the new government.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Taiwan, from the Ching dynasty to the Japanese rule period, even to the time after the WWII, we notice, despite the existence of certain continuity, several changes in the policy of rule over the restricted areas. Such changes, which reflects the difference of
mentalities behind various powers, did play a role of interference in the interplay of the ethnic groups in Taiwan.
In what follows, I will try, first of all, to present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stages of development of the policy of demarcation between the Han and aboriginal peoples. Then, I will list the administrative practices that had prohibited contacts of people from either sides. The control over the
above-mentioned regions, after a short while of relaxation since 1945, was, however, tightened once again at the outbreak of the 2.28 Incident and the enacting of the martial laws. With clear intentions of retaining resources of the territory to the state, the more rigorous surveillance aimed mainly at restricting people from entering the mountainous regions, and the need of national security was satisfied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main body of this paper, I will focus at the different systems of
elementary education, as they were applied to either sides of the demarcation, showing the disparity, as well as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courses of
"civilization" promoted by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Besides, attentions will be placed in the modifications effected i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fter the WWII. I will illustrate how the uneven official receptions of the Han and the aboriginal peoples had actually made a difference in the policy of civilization realized in the mountainous regions, which was more straightforward and, I must say, more impertinent.
IV
As regards to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courses of civilization on both sides,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lways made its effort in popularizing the official language, cultivating in people the sense of civilization and solidifying their national identities. On the other hand, concerning their disparity, I have carefully studied three textbooks for the aboriginals during the Japanese rule period, namely "蕃人讀本", "教育所用國語讀本", "公學校用國語讀本•第 二種", as well as one introduced after the WWII: "國語課本"; and by comparing with common textbooks used in other regions, I have found in these materials only sparse mentions of "Taiwan," and nearly no trace of Taiwanese Han people.
Towards the end, by referring to a journal ("理蕃の友"), as well as other related newspapers and diaries, I investigate into the communications and imaginations between the Taiwanese Han people and the aboriginals in the mountainous regions. The certain similarity in their courses of civilization has thus served as the basis of "border crossing": evidently they have had experiences alike. Nevertheless, for the period from the 1930's towards the 1960's, as my study will show, it i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measures adopted by the governments, like racial segregation and the purposeful reinforcement of the racial stereotypes, that the two sides still considered each other as strangers.
Keywords: Ethnic relationship、Aboriginal Boundary
V
摘要 ... I 表次 ... VII 圖次 ... VIII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二章 畫界分治的歷史背景 ... 21
第一節 番界政策與「開山撫番」 ... 21
第二節 蕃地確立與理蕃體制 ... 28
第三節 從蕃地到山地鄉 ... 33
第三章 管制下的人群接觸 ... 37
第一節 蕃地管制與經濟開發 ... 37
第二節 山地管制與戒嚴 ... 40
第三節 管制下的越境 ... 47
第四章 分隔統治下的近代化歷程――以初等教育為中心 ... 53
第一節 蕃界內外的雙軌行政 ... 53
第二節 「蕃人」教育體制的建立 ... 57
第三節 「蕃人」教科書的特色 ... 62
第四節 戰後初期原住民教育的展開 ... 70
第五章 「跨界」的原住民 ... 89
第一節 日治時期原住民島內觀光 ... 89
第二節 原住民青年團幹部講習會 ... 104
第三節 戰後原住民菁英的政治參與 ... 119
第六章 「平地」人群的「山林」經驗與其他者想像 ... 133
第一節 霧社事件對臺灣漢人的衝擊 ... 133
第二節 官方形塑的「蕃人」與「山胞」形象 ... 156
第三節 日記中的臺灣原住民 ... 169
第七章 結論 ... 181
附錄 ... 185
徵引書目 ... 207
目錄
VI
VII
表次
表 2-3-1、原住民事務行政系統變遷表（1954-1974）………35
表 3-3-1、1930 年代蕃社內居住者 ………47
表 3-3-2、1930 年代蕃社內事業從業員 ………48
表 4-4-1、山地國民小學概況表（民國三十五至七十學年度）………71
表 4-4-2、山地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沿革 ………. ……71
表 4-4-3、山地用小學國語課本教材內容分布 ………76
表 5-1-1、日治時期原住民觀光人數與總人口數、就學人數比較表 ………91
表 5-1-2、參觀博覽會蕃人數 ………. ………95
表 5-1-3、觀賞博覽會蕃社及戶口 ………. …………95
表 5-2-1、高砂族青年團幹部懇談會成員（1935 年） ………105
表 5-2-2、1937 年高砂族青年團幹部大會成員代表 ………107
表 5-2-3、1941 年高砂族青年團幹部大會成員代表………110
表 5-2-4、 高砂族觀感調查表簡表 ………. …111
表 6-2-1、臺灣總督府定國語讀本分期 ………. ……156
VIII
圖次
圖 2-1-1、清代番界（紅、藍、紫線）示意圖………. …………22 圖 2-2-1、1930 年代蕃地示意圖 ………. ………32
1
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旨趣
本論文想要解決的問題是：在近代國家完全控制臺灣山地後，臺灣的高山原 住民族與漢人共同經歷了一段相似的「文明化」歷程，然而長期以來「原漢分治」
的傳統如何影響日後的原、漢族群互動？戰後的臺灣史研究，多半傾向將原、漢 隔離討論，原因為何？是否有其它研究取徑的可能？
幾年前在撰寫碩士論文時，曾對一段史料印象深刻，內容是有關 1980 年代一 場針對臺制度量衡存廢與否，在臺灣省議會會期所引發的激烈爭論。當時原住民 議員陳建年提到：「在臺制與公制兩者之間，如果以我山胞的立場，我是贊成公制，
因為山地常常因為臺制與公制的差異，我們吃虧很大……。」1這段話讓我產生疑 惑。戰後臺灣使用的臺制度量衡，絕大部份其實是日本統治時期引進臺灣、經過 標準化後的日式度量衡。那麼，為什麼曾經一同經歷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原住民 與漢人社會，對臺制與公制的認知會有差異？關於上述的問題，有諸多可能的解 釋，這也引發筆者對日本統治時期以降「原漢分治」下的臺灣社會感到興趣。
過去的臺灣史研究，常讓人有原、漢分別獨立存在之感，除了區域與平埔族 研究外，多數研究似乎多以原住民研究為主或單以漢人為中心，甚少關注當時原 漢之間的比較與互動，突顯「一個臺灣、兩個世界」的現象。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有其歷史脈絡可尋，1874 年牡丹社事件以前，尚未納入清政府版圖的「生蕃」居 住地，在日本統治臺灣後被劃歸為「蕃地」，屬於「理蕃行政」範圍，不適用一般 法律。即便日後臺灣總督府的「理蕃」政策有過數度重大調整，但「蕃地」始終 維持其特殊性，其影響更延續至 1945 年以後的臺灣。由於日本政府刻意讓原漢保 持「距離」的統治方針，造成日治時期的漢人與原住民之間有著某程度上的隔閡 與差異。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研究者或為聚焦於個別議題，不得不將問題一分為 二，單就原住民社會或漢人社會加以探討。但卻也可能因為缺乏比較，未能突顯 相關問題在原漢社會中的共同點或差異性，而無法觀察到部分政策與措施在當時 整個臺灣社會的全貌。
在日本統治時期，臺灣的原住民與漢人始終被以分隔的方式統治，使得兩者 無論在生活空間或法律身分上，存在著有形與無形的「界線」，然而在此同時統治 者也以並行的方式，對原漢社會進行同化與諸多近代化的措施。這樣的統治策略 對於臺灣社會造成甚麼樣的影響？由於此一問題過於龐大，受限於個人能力與資
1 議事錄，臺灣省議會第八屆第五次臨時大會第八次會議（1987 年 7 月 9 日），臺灣省議會資料總 庫，典藏號：003-08-05EA-00-5-2-0-00022，臺灣省議會資料總庫，頁 349。
2
料恐難全面顧及，因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政策」與「人群互動」兩個面向來探討，
重新思考日本統治時期的「原漢分治」政策，觀察其對原住民社會、以至整個臺 灣社會的影響。並透過其間人群的隔離與互動，觀察當時的原漢關係，以及相關 政策與近代化等措施落實在原漢社會時有何差異。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接收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之山地政策在一定比例上 繼續延用日本統治時「理蕃」政策，因此在時間斷限方面，本論文將討論的時段 設定為 1931 年至 1960 年代。1930 年霧社事件發生後，臺灣總督府的「理蕃政策」
有了大幅度的調整，1931 年公布的「理蕃政策大綱」改以「教化」作為「理蕃」
方針的新主軸，透過授產與精神教化，使原住民社會產生劇烈的變動，至此之後 日本的國家力量較以往更加深入、且有效地控制原住民的生活，故以 1931 年作為 討論的起始。1945 年臺灣經歷政權轉移，新政權的山地政策相當程度繼續延用日 本統治時期的「理蕃政策」，包括：集團移住、土地政策、語言與生活改造等，無 論是內容或精神均有延續性。兩者最大的差異之處在於政府與漢人族群關係的改 變，原漢之間的界線較也日本統治時期鬆動。1951 年、1953 年臺灣省政府陸續公 布「山地施政要點」、「促進山地行政建設計畫大綱」，訂定具體的山地行政政策方 案，並以山地平地化為施政總目標；1965 年「 戒嚴期間臺灣省區山地管制辦法」
的頒布，與 1966 年「臺灣省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的修訂，放寬非原住民進入山 地的規定，使得過去有關非原住民使用原住民保留地的限制鬆綁，並將土地私有 制引入原住民土地關係法。其後大量的外來勢力進入臺灣山地，對原住民社會造 成不小的衝擊，進而加速原住民社會被納入臺灣的市場經濟體系，較以往更為開 放許多。基於上述的時代背景，因此選擇 1960 年代末作為討論的終點。本研究將 試圖釐清以下幾個問題：
（一）分治政策下的原漢關係
在日本統治時期與戰後長期特殊的分治政策下，形塑出怎麼樣的原漢關係？
其間原漢彼此之間的認知為何、如何互動？1930 年霧社事件的爆發，使日本統治 時期的理蕃政策有重大的轉折，1931 年 12 月 28 日頒布「理蕃政策大綱」，臺灣總 督府的理蕃政策邁入另一個進程，改採「以撫為主」的方針，投入大量資本積極 辦理山地醫療、教育、授產等事務，被認為是日人「理蕃事業」最有表現的一段 時期。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臺灣進入皇民化時代，原漢均被強大的國家力量導 向同一方向――成為日本人，後因戰爭結束而終止。但基本上截至終戰以前，日 本當局的原漢治理，始終採取分治的模式，從「隘勇線」到「理蕃道路」，以實體 的界線區隔了臺灣的人群與文化，2這樣的政策也持續影響到戰後。但原漢社會是 否真的因此一分為二？在劉枝萬（1923-）先生的訪談錄中曾提到他童年與原住民 族接觸的經驗：
2 有關日治時期隘勇線的研究，參見鄭安晞，〈日治時期蕃地隘勇線的推進與變遷（1895-1920）〉，
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論文，2011。
3
當時在埔里街上，時常可見高山族結伴帶著山產，下山和平地人進行買賣，
當時他們要出山到埔里，需經日本警察許可，並多由警察領隊集體帶下山，
這樣可以避免被不肖奸巧的漢人欺詐。……至於平地要入山，也非隨意可 進，因當時蕃地屬管制區，入山也要警察許可，需至郡役所警察課申請入 山「護照」，那是一塊可以綁在褲子腰帶上的木頭板。讀公學校時，我就曾 和玩伴騎腳踏車去霧社。3
可見臺灣的高山原住民與漢人之間的界線並非絕對森嚴，特別是在近山地區。無 論是平地人入山，或是高山原住民進入平地，在加上教育、觀光、報章媒體、相 關展覽等媒介，這些有限度的原漢接觸機會，或可再作進一步的探討。透過跨界 的人群，也許可以在 1930 年代以降看似兩個世界的原漢社會，捕捉到兩者互動的 片段光影。
（二）原漢社會近代化歷程的異同
1931-1960 年代部分重要政策與近代化措施的落實，在原漢社會中是否存在歧 異？在日本統治後期，透過國家的扶植，臺灣原住民所接觸到的精神與物質世界 產生急速變化，原住民菁英林瑞昌（1899-1954，族名樂信．瓦旦，日名渡井／日 野三郎，泰雅族）戰後曾在文章中提到：
山胞在日治時期所享受過的生活文化，已超過現在山地行政所能供給的享 受。在日治的最後十年間山胞文化顯有長足進步……使山胞的生活日新月 異。但是，這些生活之獲得並非山胞自力所能勝任，而是藉監督者不斷的 指導和鞭韃，並以相當量的物資替山胞建造出新的環境。今日我政府因國 難嚴重，凡百待舉，這些積極的物質條件實在不易做到，所以山地現狀很 不安定，生活在不斷地退步。4（底線為筆者所繪）
林瑞昌上述的文字中反映了，透過國家資源的挹注，原住民社會的生活文化在 1930 年代以降改變甚多，但到了戰後初期的中華民國政府已無法像戰前日本政府那般，
提供原住民社會相當的援助。透過此段文字，令人好奇的是所謂長足的進步究竟 已到達怎樣的程度？當日本戰敗，原有的國家力量抽離、新的國家力量進入後山 地，又將使原住民社會產生怎樣的變化？
3 劉枝萬口述，何鳳嬌執行編輯，《學海悠遊 : 劉枝萬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8），頁 18。
4 林瑞昌，〈本省山地行政的檢討〉，《旁觀雜誌》2（1951 年 2 月 1 日），頁 12。
4
（三）二次大戰前後「理蕃」／山地政策的延續與轉變
1945 年日本戰敗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新政權的臺灣山地政策有了新的轉 折與變化。早在 1943 年國民黨內部組織5所研擬的「臺灣收復後之處理辦法芻議」
中，論及日後該如何處理日治時期的「蕃地」問題，包括行政區的劃分與改編，
將原漢劃分在一區，為的是使原漢融洽並澈底同化；並明白指出：「理蕃政策無須 特別規定，並無須劃定界限執行蕃政，各區蕃人土著應劃併各行政區，政制劃一，
視以同仁，加速漢族、蕃族間之同化」。6上述構想的精神，明顯有別於日本統治時 期的原漢隔離政策。
1945-1953 年間臺灣山地的政策方向未定，部分原住民菁英被政府延攬任用，
或進入省級或地方民意機構。以省級民意代表華清吉（1903-1968，族名Kavak．
Roishazan，日名楠一郎，排灣族）與林瑞昌為例，兩人均曾是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 參議員，在不同的時間裡，分別是當時原住民社會唯一的省級參議員。7華清吉在 議會其間提出山地一元化、裁撤森林警察，並呼籲當局重視重山地教育問題；8而 林瑞昌也特別重視山地教育問題，多次針對山地師資、設備以及山地學童保送平 地中學與醫學院等議題提出建言，9並反映民意提案要求省府進行實地勘查擬具「集 團移住」事宜，10詢問恢復舊有的訓練所與「農業講講習所」等的可行性。11從他 們的建議與提案內容，可以明顯看到日本統治後期「理蕃」政策的影子。兩個不 同政權的「山地政策」，有怎樣的延續與轉變？原住民菁英在政權轉換之際所扮演 的角色為何？日治後期所培養的原住民菁英，特別是 1930 年代以降所養成的年輕 世代，他們在時代轉變後的動向也值得關注。
5 1940 年國民黨統合數個臺灣革命組織於香港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直屬臺灣黨部籌備處，
1943 年 3 月正式定名為「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直屬臺灣黨部」（簡稱國民黨直屬臺灣黨部）， 設於福建漳州，是當時國民黨了解臺灣的管道之一。國民黨直屬臺灣黨部在 1943 年 6 月到 1944 年 5 月，出版了十輯的《臺灣問題參考資料》，作為提供黨部參考之用。參見李雲漢，《國民革命 與臺灣光復的歷史淵源》（臺北：臺灣史蹟源流硏究會，1978），頁 86-87；謝東閔，《歸返――
我家和我的故事》（臺北：聯經，1988），頁 163。
6 柯臺山，「臺灣收復後之處理辦法芻議」，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特種檔案，1944 年 12 月
（ntul-kmt-sp17_003_008_000.pdf），頁 3-4、頁 25；原文中使用「土人」、「蕃人土著」、「蕃族」
等語詞指稱原住民。
7 華清吉辭職改任臺灣省府委員，該名額由林瑞昌於遞補當選。
8 議事錄，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五次定期大會（1948 年 7 月 1-12 日），臺灣省議會資料總庫，
典藏號：001-01-05OA-00-5-3-0-00182，頁 91-92；議事錄，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七次定期大會
（1949 年 6 月 15-21 日），臺灣省議會資料總庫，典藏號：001-01-07OA-00-6-6-0-00226，頁 88。
9 議事錄，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十一次定期大會（1951 年 6 月 11-23 日），臺灣省議會資料總庫，
典藏號：001-01-10OA-00-5-3-0-00144，頁 233-234；議事錄，臨時省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定期大會
（1951 年 12 月 11 日-1952 年 1 月 18 日），臺灣省議會資料總庫，典藏號：
002-01-01OA-00-6-8-0-00353，頁 624-625；議事錄，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定期大會
（1951 年 12 月 11 日），臺灣省議會資料總庫，典藏號：002-01-01OA-00-6-8-0-00353，頁 281。
10 議事錄，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十次定期大會（1950 年 12 月 16-25 日），臺灣省議會資料總庫，
典藏號：001-01-10OA-00-5-3-0-00144，頁 90。
11 議事錄，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九次定期大會（1950 年 6 月 8-15 日），臺灣省議會資料總庫，
典藏號：001-01-05OA-00-5-3-0-00182，頁 92。
5
1930-1960 年代後期，臺灣社會原漢的界線隨著政權轉換逐漸鬆動。其間原漢 彼此之間的認知為何、如何互動？部分重要政策，落實在原漢社會時又存在哪些 歧異？二次大戰前後兩個不同政權的「山地政策」其延續與轉變又是如何？有學 者認為，1987 年解嚴以來競爭激烈的中央與地方選舉，突顯出省籍對立與族群關 係的緊張性，但也因此有助於臺灣原住民族族群意識的凝聚。12但在 1987 年解嚴 之前，臺灣原漢社會之不同的歷史經驗，是否也發揮了影響？透過本議題的探討，
希望能對當代臺灣社會多元的族群互動，提供新的參考面向。
二、前人研究成果
有關日本統治時期臺灣原住民史的研究，目前已有相當之研究成果。就內容 來看，日治時期的原住民研究，以「理蕃」相關事務為最大宗，涵蓋層面包括：
中央層級的「理蕃」政策、基層地方的「理蕃」機構、原住民之法律相關議題等；
針對原住民教育與文化層面的討論也頗有一些；此外不少研究以區域、事件、單 一族群或個人為對象，就小範圍作更為細緻的探討。有關日本統治後期以及戰後 初期臺灣原住民之研究，以下分別就與本研究較為相關的幾項議題，進行回顧與 討論，內容包括：政策與制度、教育文化、物質生活變遷，以及原住民菁英及其 思想研究等面向：
（一）政策與制度
1、日治時期的「理蕃」／山林政策
有關日本統治時期總督府的「理蕃」政策研究，藤井志津枝（傅琪貽）有一 系列相關著作。由藤井博士論文改寫出版的《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的理蕃政策》13， 可說是戰後臺灣最早就日本統治時期「理蕃」制度與機關沿革，作有系統整理與 析論之研究成果。該書的時間斷限在1895-1915年，論述此階段臺灣總督府以征討 為主的「理蕃」政策與同化教育，其中除了梳理日本統治前期理蕃政策的沿革外，
也點明「理蕃」事業與山地資源開發的關係，及其特殊統治的性質。2001年，藤 井所著的《臺灣原住民史・政策篇》14由臺灣省文獻會出版，其內容延續過去的研 究成果，第一篇日本治臺時期的「理蕃」政策，進一步將整個日治時期總督府的 理蕃政策，分成五個階段，分別是：撫墾署的蕃政（1895-1898）、樟腦利益與蕃 政（1899-1901）、理蕃政策確立（1902-1906）、理蕃政策的推行（1906-1914）、
理蕃政策的完成（1919-1945），同樣是著重於總督府「理蕃」制度面的探討；第 二篇則是探討戰後的原住民政策，時間橫跨1945-1988年。2006年藤井以傅琪貽為
12 王嵩山，《臺灣原住民的社會與文化》（臺北：聯經，2001），頁 188。
13 藤井志津枝，〈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的理蕃政策〉。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9；本 書於 1997 年改由文英社出版：藤井志津枝，《理蕃 : 日本治理臺灣的計策》。臺北：文英堂，
1997。
14 藤井志津枝，《臺灣原住民史・政策篇》。南投：省文獻會，2001。
6
名，由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出版《日治末期臺灣原住民族皇民化之研究》15，全書 除結論外共有四章，依序為：臺灣原住民族皇民化運動的歷史脈絡、臺灣原住民 族的皇民化過程、總體戰下的臺灣原住民族、決戰下的臺灣高砂義勇隊，本書是 目前少數專就臺灣原住民皇民化為議題的論著。該書開宗明義指出，臺灣原住民 族的皇民化的源頭始於1930年，霧社事件成為臺灣總督府「理蕃」政策的分水嶺，
而後理蕃當局改採全盤「撫育」的懷柔政策，內容析論了「國語運動」、神社參 拜、改姓名、集團移住，與相關社會組織等在原住民皇民化中所扮演的角色。
綜觀藤井歷年來的相關著作，廣泛收集日治時代原住民的相關史料，清晰地 梳理出日治時代總督府理蕃政策轉變的輪廓，唯獨在立論分析上，相當偏重於日 本殖民統治時期對於原住民社會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對於臺灣總督府在「蕃地」
所推行的文明化與近代化，幾乎採取全盤否定的態度，完全忽略部分可能的正向 殖民遺產。再者，討論許多原住民社會的現象與變化時，並未留心於與同時期的 漢人社會作比較，而無法突顯、或過度彰顯某些現象在原住民社會的特殊性。
李文良的博士論文〈帝國的山林――日治時期臺灣山林政策史研究〉16，有別 於過去的以人為主的「理蕃」研究，改以「山林開發」的角度，重新檢視總督府 的山林經營政策，歸結出總督府的山林政策從封閉山林，有限度地開放山林使用 權，到抑制蕃地拓殖，到了1910年代更因蕃地山林產值與價值的下降，而有往山 林保育思想調整的傾向，直到1933年總督府因為日本退出國聯、在面臨區域經濟 的壓力以及戰爭的預期下，為謀求自給自足，蕃地的拓殖思想才重新以山地開發 之名，成為最高的指導方針，該文指出日治時期臺灣的山林經營並非以拓殖開發 為主軸，過去以「理蕃政策」作為分析概念，並無法觀察出整體的現象，為日本 統治時期的「理蕃政策」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2、日治時期原住民法律相關討論
就法律層面來看，清楚地突顯日本統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原漢分治統治的方針。
王泰升的〈臺灣原住民的法律地位〉17一文，綜述臺灣自荷治到戰後臺灣原住民的 歷史背景與法律地位，在日治時期的部分說明了高山原住民在法律上適用性的局 限，戰後的部分則檢討戰前、戰後原住民政策的賡續，說明國治時期原住民法律 地位的區分已不如日治時期強烈，但仍繼承日治時期保留地與集團移住等措施，
而其「平地化」的方針則是造成今日原住民諸多弱勢處境的原因。〈日治時期高 山族原住民族的現代法治初體驗――以關於惡行的制裁為中心〉18一文，論述從日
15 傅琪貽計畫主持，李中邦協同主持，《日治末期臺灣原住民族皇民化之研究》。臺北：行政院原 住民委員會，2007。
16 李文良，〈帝國的山林――日治時期臺灣山林政策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論文，2001。
17 王泰升，〈臺灣原住民的法律地位〉。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1997。
18 王泰升，〈日治時期高山族原住民族的現代法治初體驗――以關於惡行的制裁為中心〉，《臺大法 學論叢》40:1（2011 年 3 月），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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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統治時期現代法對於高山原住民的適用性，指出日本當局最初以高山族原住民 族不具有法律上之人格，甚至連形式意義的法治原則都不予施行，確立了對於高 山族原住民族「不適用一般法律」的作法，即便1930年霧社事件之後，日本統治 當局雖已加強對高山族原住民族的「教化」，並在1945年時擬以十年為期，計劃 使高山原住民漸次適用一般法律，但因日本戰敗而未落實。不過，作者也提到由 於理蕃警察的處置方式，實際上參雜了現代法的元素以及原住民族的傳統習慣，
因此高山族原住民族在日治時期應已有機會接觸到現代法律觀念，只不過其影響 非常有限，文中也論及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在1945年隨即將原住民納入中華民國的 一般法律之中，未考量戰前高山原住民尚無現代的法治經驗所帶來的影響。此種 具延續性的探討，呈現兩個不同的現代國家政權，對於原住民的政策與諸多措施 的其延續性與衝突性。
3、「理蕃」機構
自1903年起，臺灣的「理蕃」業務改由警察機構主管，其體制的演變與內涵，
是日本統治時期原住民研究中重要的一環。石丸雅邦的博士論文〈臺灣日本時代 的理蕃警察〉，是國內首度以學術綜合的觀點探討日本統治時期的理蕃警察，文 中探討日本統治時期改由警察負責執行理蕃政策的原因、影響理蕃政策決策的因 素、理蕃警察的人事特色、理蕃警察造成的蕃社政治關係變化，並從政治學「新 制度主義」的觀點析論監督與制衡理蕃警察的幾個面向。該論文與筆者所欲探討 的議題，較相關的是在第三章，該章探討理蕃警察任務中的經濟政策、學校教化 政策、社會教化政策等議題，但由於僅是該論文的一小部分，因此作者在論述時 僅局限於幾個年代或時點，作點狀式的介紹；再者，作者雖然蒐集整理了相當豐 富的相關統計資料表，但在論述方面著力較少，因而較難看出原住民社會的在日 治後期時代脈動中的變化。
4、戰後的山地政策
歷經政權的轉換，戰後中華民國的山林政策有了新的方向。張松的《臺灣山 地行政要論》19出版於1953年，書中參考不少日治時代的相關著作與官方檔案，雖 然部分論述以今日的觀點來看有些爭議，但仍許多值得參考的地方。作者張松曾 任職於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擔任省民政廳山地行政處副處長20、省行政設 計委員會委員，因此書中的論述頗能呈現他所觀察到的戰後初期原住民社會之樣 貌與困境，有助於我們理解戰後山地政策的形成與轉折。高德義的碩士論文〈我 國山地政策之研究：政治整合的理論途徑〉21，以山地政策為主軸，探討山地社會
19 張松，《臺灣山地行政要論》（臺北：正中，1953）。
20 「山地行政處任免」（1948 年 8 月 20 日），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數位典藏查詢系統：
http://ds2.th.gov.tw/ds3/Query1.php?PG=4 （2013 年 2 月 25 日瀏覽）。
21 高德義，〈我國山地政策之研究――政治整合的理論途徑〉，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 士論文，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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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合，其中將戰後的山地政策分成三個階段，分別是：政治的現代化時期
（1945-1950）、經社現代化時期（1951-1975）、山地文化維護期（1976-）；林益陸 的碩士論文〈臺灣原住民行政體制之研究〉22，回顧臺灣歷代原住民族行政體制、
戰後臺灣原住民族行政體制，檢討與分析現今臺灣原住民族行政體制。兩者的論 著雖均提及日本統治時期與戰後的山地政策，但卻是以斷裂的陳述方式呈現。高 德義在其論文提到，戰後三十年來的山地重要施政，其執行階段的組合也可視為 山地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但在其討論中卻忽略現代化（近代化）過程的延續性，
以及戰後初期原住民菁英在政策決策過程中的發聲。而陳中禹的〈戰後初期臺灣
「山地行政」的建立與推動〉則是較早大量使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與當時 的政府出版品，探討戰後初期「山地行政」建立過程的作品。23
松岡格在其2012年出版的《臺湾原住民社会の地方化―マイノリティの20世 紀―》一書24，論述日本統治時期的理蕃政策與戰後中華民國政府的山地政策對原 住民社會的影響，指出兩者均以一套以單一化、標準化的模式，逐步將原住民社 會納入國家的地方行政體系（即書中所謂的地方化），當中論證了兩個政權在山地 政策上的繼承性，並以排灣族與魯凱族社會為例，說明地方化對原住民社會所導 致的多重危機，是地方單純化下必然的結果。比較可惜的是，作者在討論的過程 中，似乎較忽略政策承繼以外的差異性，以及決策過程中各方力量之拉扯，也未 考慮臺灣史上重要歷史事件，如：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事件對於戰後山地政策 可能的影響。
施聖文的博士論文〈劃界的政治――山地治理下的傳統領域，1895-2005〉，則 是透過歷史社會學的視角，探討日本統治時期至2005年一百一十年間，不同的政 權如何進行山地治理，以及怎樣透過「劃界」的方式，不斷地對山地進行分割與 定置，進而影響原住民的內部社會。其中並以自身實際參與的經驗，提出對於恢 復原住民傳統領域的看法，認為由於「劃界」本身即是統治者透過簡化複雜以利 管理的過程，所謂恢復原住民傳統領域往往淪為政治口號，實際上幾乎是不可能 落實的。25
除了就臺灣原住民政策與制度面沿革探討外，部分學者也注意到日本統治時 期與戰後，官方的原住民政策對族群意識的影響。如：中村平的碩士論文〈國家 意識的誕生：泰雅人的日治殖民經驗與當代歷史追憶〉26以桃園泰雅族的爺亨部落
22 林益陸，〈臺灣原住民行政體制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23 陳中禹，〈戰後初期臺灣「山地行政」的建立與推動〉，收於黃翔瑜主編，《戰後檔案與歷史研究：
第九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8），頁 289-332。
24 松岡格，《臺湾原住民社会の地方化―マイノリティの 20 世紀―》，東京：研文，2012。
25 施聖文，〈劃界的政治――山地治理下的傳統領域，1895-2005〉，臺中：私立東海大學社會學研 究所博士論文，2013。
26 中村平，〈國家意識的誕生：泰雅人的日治殖民經驗與當代歷史追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 類學硏究所碩士論文，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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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探討核心，從國家意識形塑之觀點，探討1910-1945年日本的殖民政策（1910-45 年）如何在爺亨部落開展，以及部落人的反應，析論國家意識與近代化的連結，
以及日本帝國圈內族群的位階與相互的競爭關係。詹素娟的〈從「山胞」到「民 族」――臺灣原住民的身分認定與族群意識變遷（1945-2000）〉，則是透過分析1945 年以後中華民國政府的族群政治思維與身分政策，探討臺灣原住民族群意識的變 遷。27 伊萬納威的博士論文〈臺灣原住民族政策的發展：透過身份、語言、生計 的分析〉，則是從身分、語言與生計三個面相來分析戰後臺灣的原住民政策，特別 是從原住民族的觀點探討戰後臺灣原住民族政策，對原住民族主體性與未來發展 之影響。28
5、原住民土地政策與制度沿革
1988年、1989年與1993年，原住民族三次大規模的還我土地運動，彰顯了戰 後原住民土地流失的嚴重性。此後陸續有相關論著，探討臺灣原住民土地政策之 相關問題，林佳陵的碩士論文〈論關於臺灣原住民土地之統治政策與法令〉，探討 自西元1624年起荷蘭、西班牙、鄭氏王朝、清朝、中華民國等六外來統治者，在 臺灣原住民土地實施之政策、法令。其中在日治與戰後的篇章中梳理了從「蕃人 所要地」到「原住民保留地」沿革的過程，並從政策面探討戰後臺灣原住民土地 流失的原因，以1966年〈臺灣省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為分水嶺，指出由於該辦 法開放非原住民使用「原住民保留地」，因而大開資本家進入山地之門。29顏愛靜 的《原住民族土地制度與經濟發展》，探討內容涵蓋原住民族傳統地制、荷領明鄭 時期、清治時期、日治時期至戰後之原住民族土地制度變遷，由於成書時間較晚，
內容較前者更豐富，並對現今的原住民土地問題，提供可能的解決之法。30 林淑 雅的博士論文〈解／重構臺灣原住民族土地政策〉，則是從歷史與法律面探討臺灣 原住民保留地的問題，對於保留地所有權性質的轉變，以及保留地流失等問題有 清楚的評析。31有關當代原住民族土地問題的討論，此三本著作提供許多相當值得 參考的背景知識。
27 詹素娟的〈從「山胞」到「民族」――臺灣原住民的身分認定與族群意識變遷（1945-2000）〉， 收錄於余敏玲主編，《兩岸分治 : 學術建制、圖像宣傳與族群政治（1945-2000）》（臺北：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頁 253-280。
28 伊萬納威，〈臺灣原住民族政策的發展：透過身份、語言、生計的分析〉，臺北：國立政治大學 民族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
29 林佳陵，〈論關於臺灣原住民土地之統治政策與法令〉。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1996。
30 顏愛靜，《原住民族土地制度與經濟發展》。臺北：稻鄉，2004。
31 林淑雅，〈解／重構臺灣原住民族土地政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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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文化 1、學校教育
有關日本統治時期原住民教育文化之研究，以學校教育與社會教化為主要的 討論核心。在學校教育方面，有：松田吉郎、李佳玲、北村嘉惠、陳淑瑩等人的 作品。松田吉郎的《臺灣原住民と日本語教育――日本統治時代臺湾原住民教育 史研究》32，是由十一篇論文集結而成的專書，探討1895-1937年間的臺灣原住民 教育，書中除明顯區別平地的蕃人公學校與山地的蕃童教育所外，也有別於過去 套用一般日本統治時期臺灣教育史的分期，梳理出山地原住民專屬的教育分期。
李佳玲的碩士論文〈日治時期蕃童教育所之研究（1904-1937年）〉33則是以 理蕃制度史與殖民地初等教育史兩個脈絡，探討1904-1937年期間蕃童教育所在理 蕃政策中角色的轉變，及其教育內涵。北村嘉惠的《日本植民地下の臺湾先住民 教育史》34一書主要分成兩部，第一部由政策面探討蕃童教育所創設的決策經過與 契機，第二部則是論及蕃童教育所的「普及」過程與當時原住民社會的樣貌，以 1930年代作為時代斷限。文中提到1920年代後半，統治當局為了徹底落實原、漢 別學的措施，而強化原住民教育機構的獨立性，35就筆者所關懷的議題而言，這個 部分是相當值得注意的地方。
而陳淑瑩的〈解題《教育所用國語讀本》について〉36，針對1928年由臺灣總 督府警務局編纂的《教育所用國語讀本》，就該教科書的形式、內容與使用的語 彙等，和1915年所出版的《蕃人讀本》，以及同時期的《尋常小學校國語讀本》、
《公學校用國語讀本 第一種》等作比較，發現其內容相對比《尋》、《公》簡單，
而原住民色彩則較《蕃人讀本》淡薄。不過，綜合以上有關日治時代原住民學校 教育的討論，在時間上較少討論到1937年以後的情形，對於教科書實際內容的分 析，也比較不是那麼充足。
32 松田吉郎，《臺灣原住民と日本語教育――日本統治時代臺湾原住民教育史研究》。東京：晃洋，
2004。
33 李佳玲，〈日治時期蕃童教育所之研究（1904-1937 年）〉，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3 。
34 北村嘉恵，《日本植民地下の臺湾先住民教育史》。東京：北海道大学，2008。
35 北村嘉恵，《日本植民地下の臺湾先住民教育史》，頁 199-200。
36 陳淑瑩，〈解題《教育所用國語讀本》について〉，收錄於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纂，笠榮治、陳 淑瑩解題《教育所用國語讀本 八卷》（福岡：粒粒舍，2005），頁 409-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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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會文化
有關日治時期原住民社會教化的部分，近藤正己的〈霧社事件後的「理蕃」
政策〉37利用當時理蕃機構所發行的《理蕃の友》，勾勒出日治後期「理蕃政策大 綱」從出現到落實的過程，刻劃出統治方針由武力走向教化的具體內涵，日後諸 多相關研究者多受此啟發。而松田京子的〈1930 年代の臺湾原住民をめぐる統治 実践と表象戦略――「原始芸術」という言説の展開〉38，就文化影響層面有更深 入的探討，對於日後原住民文化被作為觀光資源，以及 1930 年代以後對於原住民
「原始藝術」言說的開展有更詳盡的論述。松田吉郎的《臺湾原住民の社会的教 化事業》39一書，論述自日治初期以來的各項社會教化事業，包括：佛教布教師對 原住民的教化事業、農業講習所、高砂族國語講習所、高砂族國語演習會、高砂 族青年團、高砂族自助會等社會教化事業，而最後一章則是以阿里山鄒族的 tibusungu’emuknana（向野政一，武義德）先生的生命史為中心，論述阿里山鄒族 的戰前與戰後。鄭政誠的《認識他者的天空：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的觀光行旅》40 一書，則是析論臺灣總督府如何透過「內地觀光」的方式，影響原住民部落的頭 目以及青年團菁英，也說明隨著時間的推演，觀光的內涵也從原本的武力威嚇，
轉向農村生活的啟發。
林素珍的博士論文〈日治後期的理蕃――傀儡與愚民的教化政策
（1930-1945）〉41，內容著重於日本統治後期理蕃政策中的教化層面――涵括學 校教育與社會教化，論述日治後期教化體系強化的過程，對原住民部落傳統文化 的侵蝕，以及對個人的影響。文中大量使用《理蕃の友》的報導，透過分析整理 當時原住民菁英的言論，補足過去相關研究較少討論到原住民如何回應日本統治 者的面向。不過由於《理蕃の友》雜誌本身是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所編輯發 行的機關報，刊載在其上的言說仍有其局限。再者，該文的時代斷限定在1945年，
許多1930年代以降，在總督府強化教化體制下成長的世代，當時擁有的「發言」
機會並不多，若能就將討論的時間延長至戰後，或許能觀察到這群原住民菁英日 後的發展。
3、物質生活變遷
有關日治後期臺灣高山原住民物質生活變遷的討論，上杉允彥的〈日本統治 完成期の高砂族の生活狀況について〉與〈日本統治完成期の「高砂族」への生
37 近藤正己，〈霧社事件後的「理蕃」政策〉，《當代》30（1998 年 10 月），頁 40-54。
38 松田京子，〈1930 年代の臺湾原住民をめぐる統治実践と表象戦略――「原始芸術」という言 説の展開〉510（2005 年 2 月），《日本史研究》，頁 152-180。
39 松田吉郎，《臺湾原住民の社会的教化事業》。東京：晃洋，2011。
40 鄭政誠，《認識他者的天空：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的觀光行旅》。臺北：博揚，2005。
41 林素珍，〈日治後期的理蕃――傀儡與愚民的教化政策（1930-1945）〉，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 史學系博士論文，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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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調查について : アミ族を中心として〉二文，42均是利用臺灣總督府的蕃族調 查的統計資料，包括《高砂族調查書》、《蕃地開發調查概要及高砂族所要地調查 書等》，梳理至 1930 年代左右臺灣高山原住民的生活樣貌與「進化」狀況，但內 容以官方統計資料表格為主，論述的部分稍嫌較單薄。另外，有不少研究則是針 對日本統治時期集團移住政策與其對原住民社會的影響加以探討，除了由上而下 就整個政策面探討外，也有不少以單一族群或一個部落為單位作小規模討論。43另 外，Paul D. Barclay的〈蕃產交易所に於ける「蕃地」の商業化と秩序化〉44，也 有助於了解商品等物質的進出山地，對於原住民社會的影響。陳計堯的“Production and Exchange in the Seclusion of Taiwan’s Mountainous Region: The Alishan Area Under Japanese Colonialism, 1895-1945”45則是以阿里山地區為例，重新檢討日本統 治時期山地與平地之間隔的問題。陳計堯的文章指出雖然官方採取封山政策，但 由於阿里山地區本身糧食的自給自足，加上服務業與林場勞動力為山區住民帶來 收入，透過物品的交易使阿里山地區原住民的生活產生新變化。
黃應貴主編的《物與物質文化》一書，則是以人類學的視角，從不同的研究 取徑探討物質與歷史、社會經濟條件之間的連結，對於理解近代臺灣原住民物質 生活變遷之諸多面向，有相當大的啟發；46而他的著作《「文明」之路》1-3 卷，以 東埔社布農人為中心，利用個案研究方式呈現臺灣南島民族百年來經歷之歷史過 程的整體樣貌，全書以宏觀的視野書寫，就近百年來原住民族物質文明進展之議 題，提供有別於傳統進步觀的深刻探討。47
4、原住民菁英及其思想研究
有關日本統治時期的原住民菁英研究，目前以針對高一生（Uyongu
Yatauyungana，1908-1954；日本名字矢多一生）與林瑞昌等人的研究較為豐富。
1994年陳素貞在《臺灣文藝》48發表的作品，是國內較早針對高一生所作的研究，
是日後相關研究者經常徵引的材料。范燕秋與吳叡人陸續發表的幾篇作品，則以
42 上杉允彥，〈日本統治完成期の高砂族の生活狀況について〉，《高千穗論叢》（1986 年），頁 111-266；上杉允彥，〈日本統治完成期の「高砂族」への生活調查について : アミ族を中心と して〉，《高千穗論叢》（1987 年），頁 107-182。
43 前者如：胡曉俠，〈日據時期理蕃事業下的原住民集團移住之研究〉，中壢：中原大學建築學系 碩士論文，1996；後者則有：李敏慧，〈日治時期臺灣山地部落的集團移住與社會重建――以卑 南溪流域布農族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蔡迪清，〈集團 移住與宗教變遷對部落環境行動之影響――以太魯閣三棧部落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地理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等。
44 ポール・バークレ（Paul D. Barclay），〈蕃產交易所に於ける「蕃地」の商業化と秩序化〉，《臺 湾原住民研究》第 9 号，東京：風響社，2005.3，頁 70-109。
45 Kai Yiu Chan（陳計堯），“Production and Exchange in the Seclusion of Taiwan’s Mountainous Region:
The Alishan Area Under Japanese Colonialism, 1895-1945”，收錄於洪麗完主編，《國家與原住民：
亞太地區族群離歷史研究》（南港，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頁 105-149。
46 黃應貴主編，《物與物質文化》。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4。
47 黃應貴，《「文明」之路》第 1-3 卷。臺北：中央硏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2。
48 陳素貞，〈高山哲人其萎〉等，《臺灣文藝》2（1994 年 4 月），頁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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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瑞昌與高一生為中心，探討原住民菁英的政治活動，包括其思想脈絡，以及他 們在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中的經歷與遭遇。49另外，浦忠成的《政治與文藝交纏 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天理大學高一生（矢多一生）研究會所出 版的期刊《高一生（矢多一生）研究》，以及由該會所主辦的研討會論文集，也 有一系列針對高一生生命史以及鄒族文化之相關研究。50
黃雅芳的碩士論文〈日治時期原住民菁英養成與其語文書寫――以陳實、高 一生和陸森寶為例〉，析探日治時期原住民菁英的教養歷程、語文書寫以及在戰 後語文歸零後書寫之轉移與延續。51張耀宗的〈教育菁英vs.傳統菁英：日治時期教 育影響下原住民領導機制的轉變〉，則是論述原住民部落的領導階層如何由傳統的 部落菁英，轉移至教育菁英。比較可惜的是目前有關於日本統治時期的原住民菁 英研究，仍偏向在幾位特定的人物身上，類型上顯得較單一，應有再擴充的可能。
綜合上述的研究成果，近年來國內有關日本統治時期與戰後的臺灣原住民族 研究，仍以文學、民族、政治、法律、人類、社會學等領域居多，歷史學門相對 較少；而研究議題由政策與制度面切入為最大宗。早期有關政策與制度的研究，
作跨時代處理的研究不多，因此較少討論政策延續的影響，以及新舊制度交替過 程中的複雜性；再者，關於 1930 年代以降至 1960 年代原住民與漢人之間互動與 比較的討論也不足。過去相關研究結果中所呈現的臺灣社會原漢二元性質，其實 際內涵為何？是否受到日本統治時期以來不同的研究傳統影響而被過份突顯？52 這些都是本論文希望深入探討的地方。
49 如：范燕秋，〈日治後期臺灣原住民族的近代變遷與族群菁英的政治活動――以泰雅族樂信・瓦 旦和鄒族吾雍・亞達烏猶卡那為中心〉，收錄於高一生（矢多一生）硏究会，天理臺湾学会主催，
《高一生（矢多一生）とその時代の臺湾原住民族エリート：高一生生誕 100 周年記念国際シ ンポジウム》（天理：高一生（矢多一生）硏究會，2008），頁 99-112；范燕秋，〈樂信・瓦旦 與二二八事件中泰雅族的動態――探尋戰後初期臺灣原住民菁英的政治實踐〉，收於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編，《二二八事件 60 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臺北市文化局，2008），頁 365-391；
吳叡人，〈臺灣原住民自治主義的意識型態根源：樂信・瓦旦與吾雍・雅達烏猶卡那政治思想初 探〉，收於洪麗完主編，《國家與原住民：亞太地區族群歷史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 究所，2009），頁 193-229；吳叡人，〈「臺灣高山族殺人事件」――高一生、湯守仁、林瑞昌事 件之政治史的初步重建〉，收於《二二八事件 60 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臺北二二八紀念館，2008），頁 325-363。
50 高一生（矢多一生）硏究会，天理台湾学会主催，《高一生（矢多一生）とその時代の臺湾原住 民族エリート：高一生生誕 100 周年記念国際シンポジウム》。天理：高一生（矢多一生）硏究 會，2008。
51 黃雅芳，〈日治時期原住民菁英養成與其語文書寫――以陳實、高一生和陸森寶為例〉，嘉義：
國立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2008。陳實（パントル，日文名為川村實，1901-1973），1922 年自臺灣總督府國語校師範部乙科畢業，是日治時期早期接受師範教育的原住民菁英之一。日 治時期任太麻里、卑南、知本等公學校與知本國民學校訓導，並協助日籍學者採集卑南歌謠，
曾獲臺灣總督府敘勳八等，受瑞寶勳章。戰後任臺東縣議會第一屆平地山胞縣議員、大南國民 學校校長，退休後從實部落文史整理。參見林頌恩，《海洋 hohaiyan：陳實、高一生與陸森寶的 音樂故事》〔部落的旋律•時代的脈動 回憶父親的歌 之一〕（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 館，2003），未編頁碼；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52 相關討論參見黃應貴，《「文明」之路》第 1 卷，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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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取向與限制
本文以 1931 到 1960 年代作為時間斷限，探討「原漢分治」下的人群隔離與 跨界，作跨時代且較完整而連續的討論。在若干相關的議題上將盡量採取原、漢 比較的觀點，期待能夠在討論的過程中，透過原、漢的相互映照，以整個臺灣為 觀照面。
在進行步驟方面，將透過以下相關史料進行爬梳整理與論述。日治時期部分，
除應用日本統治時期的政府公文書、官方統計書與調查報告外，如《理蕃の友》、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地方各州廳公報、各年度相關高砂族調查書等之外，也 將爬梳《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時報》、《臺灣民報》、《臺灣警察協會雜誌》、《臺 灣警察時報》等報刊雜誌之動態報導。戰後部分，則將利用《行政長官公署檔案》、 省級機關檔案、省府委員會議檔案等官方史料，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所藏 相關史料，國民黨內部的黨務史料，與當時相關的報章、雜誌，並利用中國國民 黨史料資料庫、國史館數位檔案檢索系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建置的資 料庫。也將透過時人的文學作品、日記、回憶錄，以及相關田野調查與口述訪談 等，填補官方史料無法呈現的部分面相。此外，本論文也將利用戰後各山地鄉志，
如：《烏來鄉志》、《復興鄉志》、《仁愛鄉志》、《阿里山鄉志》、《牡丹鄉志》等，以 提供在地的觀點。53
必須說明的是，由於近年來有關臺灣沿山邊區（如：水沙連、噶瑪蘭、竹塹 沿山以及恆春半島）族群互動的相關研究，已有不少具體而精彩成果，故本文目 前討論的主要是關於――在時代制度性結構的限制下，如：番／蕃界、法律身分 區隔等人為「界線」的限制下，臺灣島上的人群是如何跨界與交流，特別是非沿 山地帶，那些過去在國家力量尚未介入前，幾乎無法直接接觸的人們，在國家機 制的影響下，如何接觸，以及如何彼此想像。因此，對於臺灣沿山邊區以及東部 一般行政區等，傳統上原、漢之間早已自然形成互動的部分，著墨較少。此外，
53 目前原住民地區已出版的鄉鎮志，包括：《三民鄉志》（1987）、《大同鄉志》〔經濟篇、民族篇〕
（2008）、《仁愛鄉志》〔上、下〕（2008）、《太麻里鄉志》（2013）、《玉里鄉志》（2010）、《吉安 鄉志》（2002）、《成功鎮志》〔阿美族篇〕（2002）、《池上鄉志》（2001）、《牡丹鄉志》（2000）、《秀 林鄉志》（2006）、《卓溪鄉志》（2015）、《延平鄉志》（2004）、《東河鄉志》（2015）、《金峰鄉志》
（2006）、《阿里山鄉志》（2001）、《南庄鄉志》〔上、下〕（2009）、《南澳鄉志》（1953）、《南澳 鄉簡史》（2003）、《茂林鄉志》〔增修版〕（2008）、《茂林鄉志》（1987）、《茂林鄉志》（2002）、《桃 源鄉志》（2006）、《泰安鄉志》〔上、下〕（2008）、《泰武鄉志》（2014）、《烏來鄉志》〔再版〕（1997）、
《烏來鄉志》〔修訂版〕（2010）、《烏來鄉志》〔修訂第一版〕（2010）、《烏來鄉志》（1990）、《魚 池鄉志》〔邵族原住民篇〕（2001）、《鹿野鄉志》〔上、下〕（2007）、《富里鄉志》〔上、中〕（2005）、
《復興鄉志》〔增修版〕（2014）、《復興鄉志》（2000）、《獅潭鄉志》（1998）、《瑞穗鄉志》〔修訂 版〕（2007）、《達仁鄉志》（2000）、《壽豐鄉志》（2002）、《滿州鄉志》（1999）、《瑪家鄉志》（2014）、
《關山鎮志》〔上、下〕（2001）、《關西鄉志》（2000）。相關研究討論參見伊萬納威，〈臺灣原住 民族地區鄉鎮志的發展〉，發表於「臺灣原住民地區方志編修成果與問題研討會」，時間：2015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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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砂義勇隊與戰後原住民從軍，是研究臺灣原住民族的重要課題之一，戰前與國 共內戰時，有不少臺灣原住民赴島外作戰，從已知的史料中可以看到國共內戰原 住民與臺灣漢人在軍隊中互動的例子，54但目前所能搜集到的資料仍相當有限，只 好暫時擱置留待未來。
本文書寫時為了應對各段落的時代背景，行文中對於原住民族的稱呼，在處 理史料解讀時主要依當時的文獻記載與時人用語，清代主要使用「番」字，日治 時期則以「蕃」字為主，並無不敬之意；在一般敘述時則使用原住民或原住民族。
此外，在不同時空背景下，對應臺灣原住民的有：臺灣漢人、本島人與平地人，
其內涵雖有重疊但稍有出入――日治時期使用的本島人可能包含熟蕃（平埔族），
而戰後使用的平地人亦包括 1945 年以後來臺的外省族群，使用上也將依上述原則 斟酌運用。
四、論文章節安排
本論文之架構安排與探討的內容，大致如下：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畫界分治的歷史背景 第一節 番界政策與「開山撫番」
第二節 蕃地確立與理蕃體制 第三節 從蕃地到山地鄉 第三章 管制下的人群接觸 第一節 蕃地管制與經濟開發 第二節 山地管制與戒嚴 第三節 管制下的越境
第四章 分隔統治下的近代化歷程――以初等教育為中心 第一節 蕃界內外的雙軌行政
第二節 「蕃人」教育體制的建立 第三節 「蕃人」教科書的特色 第四節 戰後初期原住民教育的展開
54 如薛宏甫，希巨•蘇飛，若琳採訪撰文；杜正宇主編，《臺籍老兵血淚故事 2 原民篇》（高雄：
春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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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跨界」的原住民
第一節 日治時期原住民島內觀光 第二節 原住民青年團幹部講習會 第三節 戰後原住民菁英的政治參與
第六章 「平地」人群的「山林」經驗與其他者想像 第一節 霧社事件對臺灣漢人的衝擊
第二節 官方形塑的「蕃人」與「山胞」形象 第四節 日記中的臺灣原住民
第七章 結論
除緒論與結論外，第一部分將說明「畫界分治」的歷史背景，並綜述自 1960 年代以前官方原住民政策的確立與轉變。首先從清代番界的出現談起，其間經歷 1875 年開山撫番廢除番界，日治時期透過隘勇線的推進逐步將界線固定，到戰後 中華民國政府的承繼與改變，勾勒這條有形與無形的線在臺灣歷史上的軌跡。其 中有關戰前、戰後政策與制度面的決策過程，以及兩者之間的延續與變革，在過 去的研究中較少針對此一部份作細緻討論，將作更深入的探討。除了呈現制度的 沿革外，也將盡可能呈現其制訂過程的複雜性。例如：戰後山地政策確立的過程 中，曾有中國經驗的「半山」與歷經日本統治的原住民菁英，如何提出他們的見 解與回應？就目前已見的資料，戰前部分有中國經驗的人士主張應盡速去除日本 統治時期「漢番」分界的政策，將「各區蕃人土著」併入行政區加速漢番同化；55 而戰後原住民菁英如林瑞昌等人，則是聯名請求希望可以比照戰前禁止平地人隨 意入山。日後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省府相關機構，對於日本統治時期舊有的政策 態度又是如何，選擇延用了哪些政策，又對哪些部分作了調整與改變？戰後中華 民國政府在地理空間上絕大部分保留了戰前的規劃，戰後的臺灣山地鄉的範圍大 致繼承日本統治時期的「蕃地」，其間細節如何再作進一步的討論。
第二部份，將討論管制下的人群接觸。此一部分將先整理 1930-1960 年代臺灣 山地管制政策的沿革，探討二戰前、後兩個政權其山地管制的實際內涵。日本統 治時期對於臺灣人民「分類統治」的現象，在戰後又有何變化？而戰後政府採取 山地管制的性質，是否與日治時代有別，是基於對原住民與山地資源的保護，抑
55 柯臺山，臺灣收復後之處理辦法芻議，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特種檔案，1944 年 12 月
（ntul-kmt-sp17_003_008_000.pdf），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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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基於政治安全的考量？ 以了解在「畫界」的情況下，不同人群間的交流可能受 到的限制，以及越境的情況。
第三部分，以同時期的漢人社會作為參照的對象，比較「蕃地／山地」與平 地社會在近代化歷程上的差異。此一部分以「初等教育」作為主要探討核心，並 對戰後原住民學生升學優待措施稍作說明。由日治時期展開的近代化教育，在制 度與經費等各方面深受國家規範，透過標準化的教材與課程內容，對臺灣社會的 精神層面影響深遠，因此將教育作為探討原漢社會在近代化歷程異同的例子，應 有其代表性。而初等教育所觸及的人數最廣，因此以之作為探討核心。如同在其 他領域上的雙軌行政，「蕃地」與平地社會的教育分屬兩套不同的系統，若再加上 居住在一般行政區的平地原住民則可分為三套。此一部分透過三者在制度與教材 內容等層面差異的比較，以呈現原、漢間在日治時期教育近代化歷程上的異同。
此外，也探討戰後初期原住民教育的展開。戰後將日治時期的蕃童教育所全數改 為山地國民學校，共 143 所，之後學校數略有增加。1951-1958 年間，山地國民學 校所使用的教科書與一般平地學校不同，本文將分析戰後山地用的初等小學國語 教科書的內容，指出其特色與其影響。1958 年後，全臺學童使用統一版本的教科 書，在教材方面結束了山／平雙軌的現象，但戰後以來一系列的原住民學生升學 優待措施，在制度上持續維持原住民學生在教育方面的特殊性，本文也將對此一 部分稍作梳理。
第四部分，探討日治時期與戰後「跨界」的原住民。這裡所謂的跨界，主要 是指原住民跨出蕃界的情況。日治時期的原住民島內觀光，是界內原住民接觸界 外社會的最大宗，而在臺北舉行的「高砂青年團幹部講習會」，則是當時原住民菁 英在蕃界外群聚一堂的主要機會。本文將透過日治時期原住民島內觀光所留下的 資料，探討當時界內的原住民與外界接觸時的情況，除了一般的島內觀光，也將 觸及他們對 1935 年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的感想。戰後，「跨界」的原住 民，將主要探討戰後原住民菁英的政治參與。受限於資料的關係，要從原住民的 視角去了解戰後原漢界線鬆動對原住民社會的影響並不容易。相對來說，戰後參 與政治的原住民菁英留下了比較多的史料，有助於去理解他們當時的想法，特別 是部分白色恐怖受難者，以及與進入國家體制、民意機構的原住民菁英，因此將 以他們作為探討的核心。
第五部分，析論 1930-1960 年代「平地」人群的「山林」經驗與其他者想像。
自然環境的阻隔與日本統治時期原漢分治的原則，讓漢人與原住民之間始終保持 著某程度上的差異與隔閡，但也因為國家力量的介入，透過教育、展覽、旅行等 管道，增加了漢人與臺灣原住民接觸與認識（想像）的機會。透過爬梳報章與日 記等史料，1930 年的霧社事件應該是當時衝擊整體漢人社會最大的原住民事件，
也成為當時部分從事政治運動者在思考政治問題時，將原住民納入其中的契機，
本文將就作較深入的探討。此外，也將透過日本統治時期與戰後的教科書內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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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周刊》的報導，呈現當時官方形塑的原住民形象。最後，則是利用目前已出版 或公開的私人日記，檢視 1930-1960 年代「漢人／本島人／平地人」，如何與臺灣 原住民接觸，對臺灣原住民的認識又有何轉變。不同的日記主在不同時期，指涉 臺灣原住民的用詞包括有：「蕃人」、「山內人」、「高砂族」，到「山地同胞」等，
這些時代語彙的轉換與戰前、戰後官方的文化建構是否有所關聯？透過日記等私 文書作例證，呈現 1930-1960 年代間原漢分治下的臺灣社會部分的具體情形。
晚清與日本近代國家的力量雖然逐步深入臺灣山地，但並沒有完全整合臺灣 不同的地域與族群。從清代以來長達二百多年的番界隔離政策，對臺灣原住民族 在生活空間及族群政治上的區隔，直到戰後仍影響著臺灣社會。56透過上述的章節 安排，本文希望呈現過去長時間的「畫界分治」的部分面相，以了解其對臺灣島 上原漢等族群的影響。以往有關於日本統治時期的臺灣原住民的研究，多半選擇 下述兩種研究取徑，一是由上而下，從官方的角度與政策面，探討該研究在日本 帝國圈內或世界史上的意義；二則是由下而上，由部落或個人的角度出發，透過 小歷史、生命史，以微觀的方式呈現具體實例。上述兩種研究取徑，提供了人們 諸多有關臺灣原住民族史頗具意義的詮釋，但卻較少就原住民族與漢人社會作橫 向的比較觀察，以致較難了解在二者之間的連結與相對關係。本研究則希望由過 去研究者較少關注到的角度，展開分析研究，呈現臺灣原住民史的其他樣貌，為 擁有多元族群文化的臺灣社會，提供一個彼此理解的新方向。
56 張隆志，〈帝國邊陲與殖民統治：十九世紀臺灣的「番地」問題〉，《歷史月刊》199（2004 年 8 月），頁 6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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