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臺灣尼僧曾經就讀日本的佛教學校，此和日治時期臺灣尼僧教育 出現有關。清治時期，臺灣既無尼僧也無尼僧教育，主要緣由在於僧侶多無智 識，而社會也沒有女子受教育的觀念。日治時期，女子教育隨著殖民教育的建 立，受教女子逐漸普及全島，女子受教受到重視。而另一方面，明治 28 年
（1895），日本佛教隨軍隊來臺，為日本佛教傳入臺灣的起始，在日本佛教與臺 灣佛教互動往來的影響下，臺灣的佛教僧侶建有能力獨自傳戒。大正時期，臺 灣的佛教教育發生重大轉變，大正 4 年（1915），發生西來庵事件，隔年
（1916），臺灣總督府舉辦臺灣勸業共進會活動後，臺灣佛教展開教育事業。這 就是臺灣尼僧和尼僧教育產生的背景。
臺灣尼僧教育始於一九二○年代，大正 8 年（1919），臺灣已有受具足戒的 比丘尼出現，到了大正 14 年（1925），南瀛佛教會舉辦了臺灣歷史上第一次為 女眾舉辦的講習會。這一次的講習會引起尼眾興學的風氣，臺灣的尼僧可以藉 由參加講習會，或者在尼僧道場學習的機會接受教育。然而日治時期女眾講習 會次數不多，而尼僧道場屬草創初期，難以持續性的舉辦較有規模的教育活 動。這也促成臺灣的尼僧前往日本佛教學習。
日本尼僧教育較臺灣起步早，日本自飛鳥時期佛教傳入，就有「尼僧」
的出現，至於尼僧教育則始於明治時期。明治時期，由於新政府宗教政策的改 變、加上基督教勢力的擴張、歐美科學技術的影響，日本的佛教受此影響下派 遣僧侶前往海外學習新知，建立了近代化的教育機構。日本的尼僧在面對此變 革的時局，有感於長期以來尼僧界缺乏覺醒而決定努力建立尼僧教育機構。日 治時期臺灣的尼僧到日本所就讀的「淨土宗尼眾學校」、「關西尼學林」、「臨濟 宗宗榮尼僧學林」就是在此一時期成立，這些學校是培養日本尼教師的所在。
根據目前筆者所能蒐集的資料，日治時期臺灣約有二十多位尼僧曾經到日 本留學，他們就讀「淨土宗尼眾學校」、「關西尼學林」、「臨濟宗宗榮尼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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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私立駒澤大學」等學校，「淨土宗尼眾學校」、「關西尼學林」、「臨濟宗宗 榮尼僧學林」，屬於佛教中等教育，而「私立駒澤大學」屬於佛教高等教育。臺 灣的尼僧到日本學習，要有公學校畢業的學歷資格，如果有相關人士相助則就 有可能到日本學習。不過如果要就讀私立駒澤大學，則在臺灣需有中等教育的 學歷或者先至關西尼學林就讀。
「留學尼僧」如果要去日本留學，可能不只是具備「中學校」、「公學校」
的學歷，要渡海到日本讀書三、五年，首先可能需要經濟上的援助。因此研究 從留學尼僧家世背景或許也可以理解為什麼能去日本學習。不過，根據筆者的 研究，目前所蒐集的資料中，關於留學尼僧出身背景的的記載其實很少，除了 極少數的以藉由一手史料再對核對以外，多數的尼僧的家世狀況只能透過請教 留學尼僧的後代弟子中略知一二。因此關於留學尼僧赴日的經費，筆者目前得 到的結論是：較多數的尼僧她們可以去日本留學不依賴家庭的經濟支援，而是 和相關人士的相助有關
多數的留學尼僧法派為法雲寺派，因此留學尼僧可能彼此為師兄弟、或者 師徒的關係，至於隸屬寺院來自於新竹。這和新竹的歷史背景和望族鄭如蘭夫 人陳根傳的佛教事業有關。新竹，是清治時期齋姑最多的地方，從清治末期到 日治時期，陳根傳曾經創建ㄧ善堂、一同堂和淨業院。一善堂和一同堂在創建 之初雖為齋堂，不過一善堂是是日治時期南瀛佛教會首次為女眾舉辦講習會的 所在地，且法雲寺派的創建者覺力法師曾經來此講經，因此後來漸漸轉型為佛 寺。至於一同堂後來交由覺明優婆夷管理，孫女玄深法師為法雲禪寺派下的徒 弟。玄深法師及其徒眾曾經到日本留學。至於淨業院其傳承則源自中國的寺 院，不過其陳根傳本人的徒弟也曾經到日本留學，由此可知法雲寺派、新竹和 留學尼僧之間彼此的關聯性。
留學尼僧的赴日時間為一九三○年中期左右，雖然目前很難根據確切史料 得知集中在此一時期的意義：其一：臺灣的尼僧教育發展因起步晚於男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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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左右，臺灣的男性僧侶約於一九二○年代中期開始前往日本留學，因此到 了一九三○年代左右尼僧前往日本學習也成為一種趨勢。另一方面，可從日治 時期臺灣年代的時代特色作思考，此一時期，在政府官員、或者民間人士的協 力下，臺灣加緊腳步的往日本化急速邁進，一些日本佛教僧侶、本土佛教僧侶 此時也扮演被動員的角色，在此情勢下，或許也促成這一時期的臺灣尼僧去日 本留學時容易得到支持。
關於留學尼僧的家世背景，出家、赴日緣由，以及在日本所學等等，由於 筆者能力所及，無法將二十多位尼僧資料蒐集完整，因此將以新竹淨業院的勝 光法師為例作探討。勝光法師從小在淨業院出家，其父母、家中的兄弟姊妹中 共有七人出家，由此可知家中信仰虔誠。因日本僧侶和淨業院有所來往，加上 個人對日本的嚮往決定赴日留學。勝光法師在日本學習共有八年多的時光，在
「關西尼學林」學習五年半左右時間。「關西尼學林」是明治時期所設立的尼僧 教育機構，由日本的尼僧自發創立而成，培養尼僧在叢林的環境中鍛練心靈，
主要學習日本曹洞宗的禪法、研讀曹洞宗祖師《正法眼藏》、《永平清規》、《普 勸坐禪儀》等著作，此外，也學習漢文、裁縫、歷史、書道、花道等。重視坐 禪與托缽。關西尼學林畢業後，就讀「保姆養成所」，主要學習幼兒教育的課 程。
留學尼僧回臺發展以及對臺灣佛教的影響是本論文最後要討論的課題，留 學尼僧約於一九三○年代中期左右赴日留學，一九四○年代左右陸續回臺灣，
根據筆者所能掌握資料，近半數左右尼僧選擇在臺灣繼續以「尼僧」身分弘揚 佛法，其餘則無法得知發展。可能原因是選擇以「尼僧」的身分繼續在台灣弘 法利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臺灣政權已經轉換，回臺灣後必須要適應新的語 言與文化，一方面，戰後初期，民生困苦，臺灣佛寺普遍面臨經濟困窘的處 境。因此留學尼僧即使希望將佛教教育普及於社會的心願並不一定容易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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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留學尼僧回臺灣後主要的事業可分為以下幾點整建寺院、各處辛勤募 款、還有教化僧俗等部分，因此，人生精華的二十多年左右的黃金光陰奉獻於 讓寺院住眾維持基本生活需求與順利運作。但即使如此，留學尼僧經營道場時 應有自己的理念與想法表現於道場風格，這部分相信留學尼僧的弟子能領略，
因此本文拜訪達超法師、如學法師、勝光法師的後人，希望對這部分做更進一 步的探討。
達超法師，於昭和 12 年（1937），與玄清法師就讀淨土宗尼眾學校，昭和 15 年（1940）結業回臺，同年九月再度赴日，並於京都知恩院受具足戒，同年
（1940）回臺。此時值中日戰爭之際，與達超法師和玄清法師領導寺眾。民國 34 年（1945），中日戰爭結束，達超法師曾短暫接管善導寺，然而由於軍隊住 紮，管理艱辛，而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李子寬居士希望於善導寺成立「世界佛 學苑」，因而同意獻讓善導寺。
達超法師回到德山寺後，帶領寺眾整理殘破的寺容，整修大殿，並且忙於 農事，因寺院經濟來源除了信眾的香火錢以外，主要還是需要自力更生，長此 下來的省吃節用的成果是：有能力得以買下德山寺四周圍的土地，這也讓德山 寺能夠和附近人家有所區隔，有利於之後成為一佛教道場。除了建立有形的大 殿外。由於達超法師與玄清法師長久以來與民眾深入接觸，盡心盡力於解決當 地人民生活實際的問題，和竹山人結下深刻的因緣，因此在竹山也建立了一座 無形的大殿。即使達超法師和玄清法師在寺院領眾期間，德山寺仍保有許多和 正信佛教道場有落差的習慣，然而卻奠定了往後繼任者施行種種改革時基礎。
如學法師，就讀「私立駒澤大學」，是臺灣歷史上第一批接受佛教高等教育 的女性出家人，戰後的佛教事蹟豐富，回臺灣不久即在南投碧山巖擔任住持，
在經濟較無憂慮的景況下全力栽培僧才，民國 48 年（1959），發生八七水災 後，前往臺北興建法光寺，此後曾創辦南光女眾佛學院、坐禪會、法光英日語 補習班、法眼會等佛學教育、社會教育活動。晚年則創辦「法光佛教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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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其徒弟禪光法師，仍然繼承師志，興學辦道，推廣佛教文化事業。
勝光法師，民國 35 年（1946）由日本艦隊送回臺灣，雖擁有「關西尼學 林」和保母養成所的雙學歷，不過回臺後首先克服語言問題，後曾擔任中國法 師講經時的翻譯者。由於淨業院和新竹僧侶斌宗法師關係甚深，因此回臺後皈 依斌宗法師，並曾於法源講寺學習，民國 48 年（1959）在德高街創建永修精 舍，民國 65 年（1976）永修精舍遷入境福街，隔年（1977），由於居士的幫 忙，完成幼教事業創辦「慈心幼稚園」。
慈心幼稚園，是勝光法師生命中最重要的志業，勝光法師於日本學習期 間，學習日野大心老師幼兒教育的理念，並且老師勸勉應盡己之力推展幼兒教
慈心幼稚園，是勝光法師生命中最重要的志業，勝光法師於日本學習期 間，學習日野大心老師幼兒教育的理念，並且老師勸勉應盡己之力推展幼兒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