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成果
歸納前述四章的論述，筆者研究成果大致有下列三項：
（一） 殖民地臺灣學校武道的特殊性
臺灣武道的發展始於 1895 年日本人的殖民統治，當時正值日清戰爭得勝，
日本全國鬥志高昂的時代，武道隨著日本軍警進入臺灣。
臺灣學校武道教育的發展大致與日本內地亦步亦趨，此從總督府歷年發布的
〈教育法規〉、〈教育法規改正〉裡的體操科條文可以窺見，但臺灣的武道卻也不 乏身為帝國南方玄關的特殊性，如殖民地臺灣第一所中學校—總督府中學校在創 校之初即展現對武道活動的重視，再如本島武道教師也較內地更強調女子武道重 要性等。以臺灣總督府中學校為例，是臺灣最早施行學校武道的中學校，更早的 武道經驗尚可溯及其前身 1898 年的國語學校中學科，此校主要招收內地人子 弟，在 1907 年成立之初就很重視武道活動，甚至在內地學制尚未以擊劍、柔術 為學校正課之時，便已納入擊劍、柔術（如第一部學寮行事表）且將擊劍、柔道 的寒稽古確立為校內例行公事，武道試合也成為外賓到訪時的視察重點，待 1911 年內地正式公布中學校體操得加擊劍及柔術後的一年（即 1912 年）總督府中學 校建成全臺最早的學校武術道場，可知擊劍、柔術雖在教育法規上名為「得加」
但在總督府中學校實已形同必修，展現較內地更積極的一面。
1910 年代末期至 1920 年代日本受國際思潮影響，未免人民接納社會主義，
武道成為文部省導正學子思想的利器，此時亦逢民族自決風行，臺灣首任文官總 督田健治郎揭示「內地延長」方針，以和緩殖民地人民的情緒，在教育上積極擴 充中等以上學校，進而於 1922 年發布〈共學令〉一方面確立中等以上學校內臺 共學，另一方面亦是本島人男學生接受擊劍及柔術正式課程的開端，唯在學校武 道推展過程中，或受限於經費、或因師資不足、或因種族等因素，從 1922 年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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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體操得加擊劍、柔術開始，至 1933 年確立劍道或柔道必修前的這段期間，本 島人縱得接觸擊劍及柔術的正課，可比起專供內地人就讀的中等學校，在以本島 人為多數的中等學校裡，不論在課程實際執行面、武道場建築與設備上均是相對 消極、匱乏的，直至 1930 年代日本再次為因應國內外局勢變遷，才促使總督府 一改過去對本島人武道教育的消極作為轉為積極的態勢，此或又可做為殖民地教 育差別待遇的一實例吧。
（二） 武道意志的傳承及其成效
不論是內地人或本島人，學習武道均在「道場」中進行，道場既是武道的展 示場，亦是武道教育的「教室」，不同於西式體育場散發出一種歡愉熱鬧的氣息，
道場總是給人神聖、莊嚴、肅穆的感覺，一踏上道場就自然畫出一條神聖與世俗 的界線，其中所傳遞的不僅是淺薄的「術」，而是更為深層的「道」，就柔道權威 嘉納治五郎、劍道達人西久保弘道的認識，武道所謂的「道」是一種精神、一種 為人處世的態度，蘊含在道場內的坐、立、動、靜之間，從傳統和現代交融的儀 節中習得人與人相處的倫理；從對道場神棚的禮敬過程傳承天皇制國家的信仰；
從辛勤揮汗的稽古、緊張激烈的試合裡，習得冷靜、勇敢以及不放棄的精神。日 治時期臺灣劍道高手，臺北州知事藤田傊治郎曾明確地說：「劍道不是單純的體 育，乃是去因驚、懼、疑、惡動搖之心之術」、「不管是在什麼場合都能保持平常 心，是不使心生波瀾的人品修練之法。」288這是藤田體悟的劍道，也是臺灣柔劍 道師範如平澤平三、友成久敏、甲田盛夫等人所繼承的信念。
武道推獎者、武道師範、武道愛好者，常對外高調地宣稱武道在涵養精神、
育成人格的功效，尤重武道和日本歷史的淵源，這是與西式運動最大的不同，實 際上通過武道修行每個人所意會的未必一致，甚至是各自表述，沒有正確答案，
但從學校教育裡因時而異的教學目的、不斷地賦予武道新使命的過程中，當權者 的意圖越發彰顯，「武道精神」的定義也日趨明朗。1911 年擊劍、柔道初以選修 正課身分附屬在體操科時，其主旨是「使身體各方面均衡發育、強健及動作敏捷，
養成快活剛健、堅忍持久之精神和守規律、尚協同之習慣。」289至 1931 年（臺灣
288 吳建堂，《竹刀と共に》，頁 118。
289 財團法人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財團法人臺灣教育會，1939），頁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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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33 年）成為體操科中的必修時，除在原體操主旨內容加上「使端正姿勢」
外，尚特別說明新設柔、劍道必修的理由：「柔道及劍道為我國固有之武道，咸 認其能涵養堅實剛健之國民精神與適切鍛鍊身心。」2901941 年以後的體鍊科武 道，從體操科中獨立出來，更肩負皇國的大使命，除藉以「鍛鍊身體、育成闊達 剛健的身心」外，亦為「培養獻身奉公的實踐力及武道精神之物。」291迄 1944 年厚生省（相當於臺灣的衛生福利部及勞動部的綜合）考量到可能與美軍在本土 進行決戰，以「身為皇國民，要貫徹皇國傳統的武道精神，該是修得順應實踐之 基礎能力的時機」，遂制定〈國民戰技武道基本訓練要領〉，要求全國男性國民在 大清早、午飯後、晚間進行戰技武道的訓練，異於以往傳統武道的教育手段及宗 旨，成為以殺傷人為目的的戰爭產物。292
這一連串的發展顯然是為回應戰局的需求，從初期偏向個人強身修心的目的 轉化為對天皇國家的「獻身奉公」，同時被要求貫徹「武道精神」，武道儼然是製 造忠誠皇民的工具，在道場裡灌輸當權者所欲之國民道德和意識，惟就武道教育 的成效觀之，是否真能完成當權者的期待，筆者認為其影響力不應被誇大，一是 因學校武道教育的師資、道場內外軟硬體設備、武道用具的數量等難以盡如預 期，再者真正投身在這項活動中的學生實屬少數，未必所有人均對武道有濃厚興 趣，只是當成學校課程中的例行公事從事之，多數師生亦多停留在技術面的追 求。的確我們無法否認經歷過日本殖民教育體制的臺灣人在思維、品格、做事態 度上與接受戰後教育的一代有著很大的差別，卻不能就將其簡單地歸因於武道教 育的影響，或應如此說：「所有在學校體制內，特別與養成國民道德有關的一切 課程，包含歷史、修身、武道等均是朝著實踐教育宗旨—〈教育勅語〉來前進的，
當局必須要營造出一個環境，讓學生不論到了校園的哪個角落均能體驗身為天皇 臣民所當為之事，藉由這樣的氛圍成就天皇制國家的終極目標，而武道只是完成 目標的眾多工具之一」，武道教育實應該被置於這樣的脈絡下始能有較為客觀的 認識。
290 財團法人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790、798。
291 平澤平三，〈國民學校體鍊科武道に就いて〉，《臺灣教育》第 462 期（臺北，1941.01），頁 3-5。
292 大道等、頼住一昭編著，《近代武道の系譜》（東京：杏林書院，2013），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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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戰後武「道」的轉化
甲午戰爭後，中日兩國就一直是亦師、亦友、亦敵的關係，縱令在八年抗戰
期間激烈對陣的情勢底下，國民政府的政策中竟偶仍帶點日本的影子，或因早期 國民黨人多有留日經驗使然（蔣委員長介石即為顯例），又或有與敵國互別苗頭 的味道在其中吧，如「國術」一詞的出現、「中央國術館」的成立和極欲將「國 術」推廣全民，就頗有與日本武道、大日本武德會分庭抗禮的感覺，較勁意味濃 厚，可惜最後因種種因素並未達成普及國術的目標，待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撤退至 臺灣，由於國際局勢及反共復國之需，尚武的鬥志必須保持，使得過去敵國的武 道反為可供善用的現成工具，各地的武德殿、道場更名為武術館、國術館、道館，
內部居於最神聖位置、最具象徵意義的神棚被替換為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或國父 遺像，傳遞的不再是日本的歷史傳統而是中國文化的優越，其他應行之禮則被保 留下來，戰前戰後的兩個敵對政權，似乎對「道」有著某種共同的想像，想藉以 製造出符合其意識形態的臣民？國民？如果深信武道可以養成效忠天皇的臣 民，那怎能質疑它無法成就領袖的忠實信徒呢？若讓我們跳脫一頭熱的口號政 治，回歸理性探討，眼下所見的事實應該是：「武道僅是統治者施行教化的眾多 工具之一，道場也僅是施行教化的眾多場域之一」，實不應也不必過度誇大其影 響力，對在場中稽古的師徒們而言，心中之「道」究竟為何？也許讓政治歸政治，
我們可以看到武道教育更純粹真實的一面，這才是武道家終其一生求「道」的原 點與初心—一種人之為人的道理、一種臨事敢為敢當的態度，如是而已！
二、研究侷限
研究日治時期臺灣學校武道教育的傳承，除要追溯在日本內地的情況外，更 重要的是能發掘其在臺灣的影響，這勢必得透過當時在臺就學學生（含內地人、
本島人）的社團隨筆、校友會各部活動記錄，還有在終戰後的自傳、回憶錄來尋 求答案，此外，對耆老們的親身訪談亦為寶貴資料之一。
相較於紙本出版品之易得，口述資料須從無到有取得不易，更摻雜很多不可 預期的人為變數，由於臺灣島政權交替頻繁，戰後的歷史不僅充斥著中日民族的 愛恨情仇，也陷入中國內戰的漩渦無法自拔，先是中華民國政府接管之初爆發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