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研究設定的討論範疇、測量量表、實驗情境與策略、測量分組方式等條 件下，從受測者的觀點探索一個公共治理角色或政治人物的行動是否合宜，又呈 現如何的樣貌，是否符合本文所設定的假設命題？對照其他類似的研究有何異同？
參照實務上的政治人物習性研究是否描述正確？是否還有其他進一步需要探討的 議題？回到危機情境傳播理論的模型裡，研究結果能否足夠回應一些理論看法？
研究發現與討論
首先，根據 McCroskey 的兩項量表來看，扣除掉不符合研究旨趣的題項，對 於描述政治人物的構念，可以粗略以「利他、正面、誠實」說明民眾普遍對政治 人物的特質期待，而「信任感、專業能力」則說明對於治理決策角色的期待。
研究發現兩種構念比較中，當詢問信任感與專業能力時，在減低策略相同比 較中，低責任情境處於相對輕責任情境分數要高的位置，不符合理論上的架構順 序。減低策略行動內涵在於「說明事件的嚴重性不如外界猜想、降低自己在事件 裡的嚴重性。」，而實驗操作的情境腳本中，低責任情境為疫苗事件造成的意外 疑雲，輕責任情境為颱風造成的重大災害，可能的解釋原因，在於自然災害具有 明確的責任歸屬，人為與非人為的界線較為明顯，對於受試者而言，比較能夠具 體自行辨析事件當事人的責任輕重。反之，以疫苗事件作為背景，其專業複雜的 特性，使得受試者需要更明確的資訊，才能夠從曖昧不明的狀況裡找到線索，因 此治理者主動澄清事件的嚴重性，釐清諸多基於資訊不透明衍生的猜測，反而使 得受試者更願意選擇相信治理者的專業能力。
其次，從兩個量表的結果來看，很明確可以發現與國外研究最大的不同，在 於否認策略與重建策略的應用效果。相較學者 Yin 等人所指出的研究，第一、幾 乎看不到交互作用現象存在，第二、高責任情境無論與何種策略搭配，分數都處 於非常顯著的低點，而低責任情境與輕責任情境，大致都侷限在高分群的位置，
策略造成的影響並不明顯，研究結果幾乎由情境所主導控制。相較而言，本研究
即有較為不同的發現，雖然實驗條件不同，但是不難發現在高責任情境裡使用重 建策略，分數會顯著提高、輕責任情境裡使用否認策略會顯著降低的現象。
保守地來看，即使考慮許多源自實驗情境不同而造成的變數，此一差異仍然 相當程度地指引出東西方文化差異或許佔有一定的因素。首先，君子行為與正道 的思想根深蒂固在儒家文化裡，縱使行為是不妥當的，也找到一定的「正當性」
與不同意見進行對抗。換言之，在一個嚴重的危機事件裡，有相當程度證據說明 當事人必須負起責任時，如果沒有足夠的理由說服改變行動的他者看法，那麼坦 率地承認及表達承諾，則最能彰顯孔子「不貳過」、「過則勿憚改」等講求正道 心性的道德等級，影響著評估責任過程裡的心證形成，或願意肯認尚存善念的數 個可能性，滿足受試者對於政治治理者的部分期待。
再者，輕責任情境裡使用否認策略，造成受試者在評估數項構念的平均數顯 著降低，也指出與前段呼應的假設，在顯而易見的天災事件裡，責任判斷上，相 對容易歸因於非治理者所積極期待。例如颱風、地震、洪水或旱災等涉及自然現 象的危機損害，雖然治理者應有一定事件預防計畫、重大防災建設的責任處置，
但是社會對於此類事件，仍然有相當比例的包容性，足以區分自然災害事件中「能 避免而未避免」或「應避免而未避免」的差異，實驗腳本並未指涉特定措施疏忽 或治理失當，而著重在整體性的災難敘述，較偏向於「能注意而未注意」的責任 意涵，換言之，從這個情境框架中，受試者並不能夠接受責任已屬較低，但卻全 面否認或指責他者的回應。
承接高責任情境的論點，在輕責任情境裡，民眾積極希望獲得的是正面處理 災害事件，且並不一定是基於「補償」或「認錯」的觀點詮釋，而可能是客觀面 對於治理行動的需求。否認策略的本質即不能滿足治理行動與「利他」性質的關 聯性，在專業治理需求未達成時，相較於「不處置」的行動，將造成一定程度的 反效果，招致負面觀點與評價。
在單純主要效果比較中，控制同一情境策略，讓不同回應策略進行比較；反 之，控制同一回應策略，使不同情境策略進行比較。其整體比較與事後比較出現 不顯著的組合點出數個實驗過程與理論應用的問題。
首先，情境變數是否符合理論架構？從兩個問卷測驗結果來看，對於「角色 評估」的平均數依照順序從低責任至高責任成反比，責任越高，評估越低，概略 而言與理論架構相符，但是輕責任與低責任的分數相當接近。但是「權威信任」
的平均數，卻在減低策略裡，產生低責任與輕責任情境分數順序相反的現象，雖 然兩者分數接近，可以考慮誤差條件。但是兩個測量的結果都可以發現，低責任 與輕責任在特定的策略中差距有限，其一原因源自於輕責任與低責任由於都沒有 明確惡意，確實在性質上容易混淆；其二可能因為實驗設計在挑選腳本時，正好 選擇差距不明顯的組合（天災與疫苗）。
而回應策略因素間，不顯著組合的原因，主要源於否認策略與重建策略反映 主觀強烈、支撐策略較為罕見、量表尺度不足等三個可能原因。在各種情境裡，
否認策略與重建策略都具有明顯的相對位置，除了代表受試者的看法集中外，也 顯示量表尺度不能反映感受差距，五點量表的第一個問題在於中間選項不易區辨 中間項的意見，第二個問題在於尺度設定了測驗結果的上下限。從理論的角度而 言，支撐策略原本就帶有輔助使用的色彩，對於受試者而言，除了較不常接觸以 外，很難誘發具體的感受偏好。
根據過去對於 SCCT 理論的實證文獻，以 Benoit 曾經提出的數個建議來看，
應有為策略的「有用性」找到更合理的解釋（顏若謹，2010），本研究發現略有 不同之處，第一、「如果有錯，最好趕快承認。」此一命題，大致上符合本研究 發現，重建策略是三類情境中最好的效果，雖然不同情境裡，對於責任歸屬的釐 清有不同層次的判斷，但基本而言正面承認是最正面的回應。
第二、「如果沒做，否認是最有效的策略。」在此明顯可以發現策略架構上，
略有「澄清」及「完全否認」定義的混淆，誠如前一命題所述，本研究所奠基的 責任歸屬，並包含謠言腳本，換言之所謂「沒有做」，究竟是否等同於「沒有責 任」（例如政治責任及實際責任），則是本研究無法回答的問題。但是基本而言，
除非足以證明自己無涉責任，那麼使用「否認」及「減低」，確實符合策略建議。
第三、「如果能推給與自己無關的人，且能指出理由證明他方確實應該負責，
則推給他方為最有效的策略。」按本研究事件所設定的情境腳本而言，並沒有明 確指出其他涉及責任的對象，不能正面回答此一問題。但從本研究來看，政治事
件經常有跨部會負責的常態，若按此做一參考，即能發現「否認（推給別人）」
無論在何種情境，都不是最理想的做法。
第四、「確保惡行不再重演的療傷策略對形象修復相當重要。」以本研究結 果來看，如同第一個命題所述，正面的承認錯誤及給予承諾，在三個情境裡都有 相當顯著的正面結果。第五、「淡化傷害雖然有時可用，但傷害對大眾而言十分 明顯時，將可能產生反效果。」以本研究發現來看，「減低」策略有部分定義符 合 Benoit 的淡化，從結果而言，高責任情境並沒有差異，但低責任與輕責任卻有 交互作用現象，換言之，減低策略所包含的淡化內容，確實有可能會將輕責任的 評估拉低。
進一步來看，根據鄧安純的碩士論文指出，針對國內政治人物陳水扁形象修 護策略採用的分析，以不分情境來看，總計最高的比例是修正行動策略（24.1%），
其次是攻擊對手（10.8%），隨後是逃避問題、支持他人、單純否認等，各佔 8%
左右。對照本研究測量結果，可以發現對照出重建策略效果最好、也最常被使用，
至於否認、減低等，佔有相對位置。以研究個案來看，陳水扁的回應策略大致而 言是符合本土脈絡下的情境事件。
再者，鄧安純進一步發現，若以美國前總統布希作為研究對象，以不分情境 總計來看，也是修正行動(18.8%)佔有相對多數，其次是轉移責難（12.2%）、單 純否認（10.3%）、給予補償（8.6%），淡化事件（7.6%）、無力控制（6.4%）等 幾個較佔多數的策略。若合併相近策略來看，符合重建策略的約佔（27.4%），其 次是減低（14%），大致而言也符合本土脈絡的效果研究，意即政治人物所採用的 策略基本上能夠達到正面效果。
再者，以施紅如於碩士論文對馬英九內湖捷運事件的研究，不分事件發展階 段來看，降低外界攻擊（23%）、逃避責任（19%）、進行修正行動（18%）、提供 資訊（16%）、迎合（8%）、否認（7%）、承認／道歉（5%）。大致可以歸納出是 以減低為主，重建為輔，否認策略最後，與本研究所發現的效果順序略有不同。
更進一步來看，該研究發現，若在意外情境裡，主要仍是以降低外界攻擊與修正 行動做為主要策略，而若以蓄意情境來看，則多出現否認即逃避責任策略，此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