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結果與討論

過去研究多以單一面向探討雙相情緒障礙症之病理現象（Dempsey et al., 2011; Swann, 2010; Swann et al., 2007; Swann et al., 2008），且近期研究亦開始將焦 點轉移至焦慮特質，希望找到焦慮特質與雙相情緒障礙症的關聯性，亦即提升焦 慮特質的重要性（APA, 2013），並期望因此能對疾病進程有更進一步的解釋

（Bellani et al., 2012），因此，本研究旨在以多面向整合的角度切入，並藉由階層 解釋模型探討雙相情緒障礙症的心理病理歷程。本研究利用結構方程模型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所建構之假設模型，其模型適配度指標為中 等以上程度，顯示假設模型能用以推論病程發展的可能狀態。以下分別以描述統 計、相關分析以及結構方程模型之結果做討論。

描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

本研究旨在探討躁症與鬱症此二不同疾病的發展過程，並探討是否會因不同 情緒因素與認知因素造成病程發展的差異。另外，並將憂鬱情緒與躁症傾向分成 高低分組，探討在不同情境狀態下的高低分組中，個體在焦慮特質、衝動傾向與 不同認知風格中的表現是否會有差異。

首先，性別在各量表之表現未有顯著差異，顯示本研究之結果不會受性別人 數之差異影響，且具備良好之樣本有效性。根據 Lazarus 與 Folkman（1984）所

緒因素以及認知因素有所關聯，且依據 Folkman（1984）所提，個人對於環境之 控制與評估會影響其壓力之影響，顯示當個體較偏好以正向認知方式觀察環境與 評估時，會認為此生活壓力並非負向壓力。因此，負向生活壓力除與正向認知風 格有負向關聯外，與其他因素應當皆為正向關聯。

而本研究結果顯示生活壓力除與正向認知、躁症傾向未有顯著關聯性，且略 有負向關聯，而其他情緒因素和認知因素則皆與生活壓力有顯著之正向關聯，發 現除負向生活壓力與躁症傾向之關聯性與原先假設不同，其他變項之關聯性皆與 原先預期結果相符。從該量表的題目內容可知，生活事件量表主要是測量負向生 活壓力，而正向認知於 Dempsey 等人（2011）的定義為「關注並強化正向的情

感狀態」，兩者於構念上可能較難產生關聯性，但其關聯呈略微的負相關，且經

項目分析之刪題後，生活壓力與正向認知即有顯著的負相關，與原先預期之負向 關聯大致符合。另一方面，從 Angst、Stassen、Clayton 及 Angst（2002）以及 Roshanaei-Moghaddam 與 Katon（2009）的研究發現，早期經歷親人死亡或事故 為雙相情緒障礙症的風險因子，依據上述研究結果，本研究從生活壓力量表之題 目中，將親人死亡與事故有關之題目挑出，並將之與生活壓力量表之整體表現(以 總分的項目平均值表示；item mean)進行差異檢定，結果如表 43。由表 43 可知，

有關之題目偏少，在總題數 74 題的量表中只佔 4 題，且研究參與者於該 4 題之 得分不但偏低也與整體量表總分的項目平均值有顯著差異，也就是說在本研究中，

該生活壓力量表可能無法適度表現出與躁症相關的事件壓力，因此未能顯示出生 活壓力與躁症之關聯性。

表 43

根據 Dempsey 等人（2011）和 Swann 等人（2008）之研究，躁症患者會有 常態化認知風格缺失與動作性衝動之問題，且對事件有較多的正向想法。而在本 研究之躁症傾向相關分析結果中，顯示正向認知與動作性衝動與躁症傾向有顯著 之正向關聯，此與過去研究結果相同，而常態化認知與躁症傾向只有些微負向關 聯性，此部分與過去研究結果有所不同（Dempsey et al., 2011）。一個可能的原因 是 Dempsey 等人（2011）測量躁症傾向所使用之問卷為一般行為問卷（General Behavior Inventory, GBI），此量表共有 73 題，能較完整的描述躁症行為的狀態，

因此能將常態化認知缺失之現象呈現出來，而本研究所使用的奧特曼自評躁症量 表題數只有 5 題。然而在本研究中，該量表所得之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達中等以 上，與過去研究相同（Altman et al., 1997），顯示此量表雖未能完整呈現出參與 者的躁症傾向，但仍能呈現躁症某些行為特徵，或許只是無法顯示出與常態化認

症傾向組，但未有顯著差異，此與原先預期之結果不符。另一方面，從刪題後量

且具有不善計畫性衝動傾向，此與過去結果相符（Dempsey et al., 2011; Swann et al., 2008）。本研究進一步將參與者分成高低憂鬱組，探討何種因素對憂鬱情緒影 芻的影響，使個體最終導向負向情緒（Ciesla & Roberts, 2007），並可能對未來抱 持負向想法（賴寬穎，2015）。

根據上述高低分組之結果，發現與常態化認知有關之結果與原先預期較不相 符，原先預期常態化認知之表現在高躁症傾向組會顯著低於低躁症傾向組，於高 低憂鬱組應未有顯著差異，但結果顯示高躁症傾向組略低於低躁症傾向組但未達 顯著差異，高憂鬱組卻顯著高於低憂鬱組，此與預期結果不符。從量表信度觀察，

輕躁詮釋問卷之常態化認知分量表於過去研究（Jones, Mansell, & Waller, 2006），

以及本研究之內部一致信度結果皆較偏低（文獻結果：.71；本研究結果：.71），

雖信度為中等以上可接受，但此可能會影響研究參與者的表現，使其結果表現較 不穩定，造成觀察資料之結果與研究預期有所不同。

適配度檢驗與結構方程模型

綜合分析結果，本研究所提之假設模型和競爭模型與觀察資料之契合度為中 等以上，但是因為假設模型擁有較佳之模型適配度，且競爭模型有許多潛在變項 其殘差有共變問題，因此本研究將假設模型視為契合度較佳之病理模式，並指出 可嘗試以本研究之假設模型來加以解釋雙相情緒障礙症之病程發展。而根據假設 模型之標準化解，生活壓力可預測焦慮特質、正向認知風格、常態化認知風格和 負向認知風格，而焦慮特質可預測動作性衝動、不善計畫性衝動、躁症與鬱症，

動作性衝動可預測躁症，不善計畫性衝動可預測鬱症，正向認知和常態化認知可 預測躁症，負向認知與正向認知可預測鬱症。另外，本研究亦發現，個體的認知 因素可能會受焦慮特質影響，使個體採用不同之認知風格去因應壓力。上述之研

究結果與本研究之預期大致相符，而不符預期假設的部分為：（1）焦慮特質對躁

症具有負向影響；（2）常態化認知風格對躁症略有正向影響；（3）不善計畫性衝 動對鬱症略有負向影響；（4）正向認知風格對鬱症僅略有負向影響；（5）負向認 知風格對鬱症僅略有正向影響，此部分將於後續討論中說明與探討。

將本研究之假設模型與過去理論對照，由於負向生活壓力、焦慮特質與正向 認知皆與躁症和鬱症有影響之關聯性，顯示這三者為躁症與鬱症之共同因素，這 可能代表高焦慮特質人格脆弱者在面對重大壓力事件時，具此人格特質者有機會 發展成為躁症與鬱症之高危險群，此與過去理論大致符合（Abramson, Metalsky, &

Alloy, 1989; Bellani et al. , 2012; Dempsey et al., 2011; Hersen et al., 2011; Simon et al., 2003）。具體而言，研究者指出，負向生活壓力會透過壓力因應影響躁症與鬱

特質可做為躁症與鬱症的影響因子（Abramson, Metalsky, & Alloy, 1989; Bellani et al. , 2012）。但本研究結果發現焦慮特質與躁症之關聯為負向影響，此與過去結 果不符；正向認知可做為躁症與鬱症的影響因子（Dempsey et al., 2011），且對躁 症為正向影響，對鬱症具些微負向影響，此與過去結果略有不同。此外，過去研 究認為負向認知風格為鬱症之重要影響因子（Ciesla & Roberts, 2007;

Nolen-Hoeksema & Morrow, 1991; Robinson & Alloy, 2003; Swann et al., 2008），但 在本研究結果中，負向認知風格對於鬱症僅具些微之預測能力，與過去結果略有 不同。另外，本研究結果顯示衝動傾向僅能預測躁症之病程發展，無法預測鬱症 之病程，此與過去研究者結果不符（Swann et al., 2008）。

然而，本研究發現焦慮特質對躁症為負向影響，但會透過動作性衝動對躁症 產生正向影響，前者似乎與過去理論有所矛盾（APA, 2013; Simon et al., 2003）。

但從 Sigman（1962）的理論來看，卻不一定是矛盾狀況，該理論在說明壓力、

Johnson, Fulford, & Carver, 2012），使個體不顧情緒狀態之影響而去做選擇與決定，

導致失序行為之產生。過去研究也顯示，39%的雙相情緒障礙症患者會伴隨某程 度的焦慮情緒（Cassidy, Murry, Forest, & Carroll, 1998），且雙相情緒障礙症與焦 慮症的共病高，並會受焦慮症影響其嚴重度與治療效果（Freeman et al., 2002;

Young, Cooke, Robb, Levitt, & Joffe, 1993）。而本研究也將假設模型嘗試去除焦慮

特質以觀察模型適配度的變化，發現去除焦慮特質之模型配適度未下降，且去除 認知因素模型其適配度提升較去除焦慮特質之模型高，顯示去除認知因素模型有 較好的模型適配度，也表現出焦慮特質於病程發展中的重要性。易言之，本研究 除了再度驗證焦慮對雙相情緒障礙症之重要性，更進一步發現個體的焦慮特質會 透過動作性衝動影響躁症病程，此也符合 DSM-5（APA, 2013）近期所提焦慮特 質對躁症程度之影響。本研究之結果也顯示出焦慮特質與衝動在雙相情緒障礙症 的病程發展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於未來介入或研究時皆需一同考量之影響因 子。另一方面，本研究亦發現常態化認知對躁症略有正向影響，雖然其預測力偏 低，但正向影響的現象與 Dempsey 等人（2011）之研究結果不一致。其可能的 原因有二，其一可能與本研究所使用之常態化認知該觀察變項之測量工具有關。

如同前述描述性統計所提，輕躁詮釋問卷之常態化認知分量表的信度偏低，可能 因此影響量表測量之可信度。當進一步細部探討奧特曼自評躁症量表（Altman et

如同前述描述性統計所提，輕躁詮釋問卷之常態化認知分量表的信度偏低，可能 因此影響量表測量之可信度。當進一步細部探討奧特曼自評躁症量表（Altman 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