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雙相情緒障礙症
雙相情緒障礙症（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 BAD）又稱躁鬱疾患（manic depressive disorder），主要以躁症（mania）為判斷依據。根據精神疾病診斷準則 第五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ed.; DSM-5;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的診斷標準，躁症為不同時期高低起伏的 情緒、能量或動作，包含跳躍性思考、快速對話等行為；而鬱症與重鬱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之憂鬱相似，為憂鬱情緒，也可被表示為一種精神疾病或症 狀（APA, 2013）。雙相情緒障礙症是由終生盛行率至少一次躁症發作做為診斷依 據，其中第一型雙相情緒障礙症（bipolar I disorder, BD-I）的診斷不含憂鬱相關 診斷，第二型雙相情緒障礙症（bipolar II disorder, BD-II）又被稱為輕躁症
（hypomania）。依此診斷標準，第二型雙相情緒障礙症需狂躁發作至少四天，且 未達躁症發作之標準，此部分容易與憂鬱交替出現（APA, 2013）。
第一型雙相情緒障礙症的盛行率約 1~2%（Kessler et al., 1994），研究指出 18 至 29 歲者較 60 歲以上者罹患雙相情緒障礙症的機會高 22 倍（Kessler, Chiu, Demler, & Walters, 2005）。過去統計資料顯示，雙相情緒障礙症發作的第一個高 峰期為 15 至 19 歲之間（Alloy, Abramson, Walshaw, Keyser, & Gerstein, 2006），而 高中族群中約有 1%罹患第一型或第二型雙相情緒障礙症 （Lewinsohn, Klein, &
Seeley, 2000）。另外，雙相情緒障礙症之平均發病年齡約為 18.2 歲（BD-I）和 20.3 歲（BD-II）（Merikangas et al., 2007）。
由上述研究可知，雙相情緒障礙症盛行率雖然不高，但其發病年齡層偏低，
從高中到大學階段是雙相情緒障礙症發病的高危險期。因此，由三級預防角度，
以青少年族群為研究對象探究雙相情緒障礙症之心理病理，為一重要議題。另一 方面，Lazarus（1993a）提到人們在面對生活壓力時，因生活壓力造成的心理壓 力為影響精神疾患病程發展的顯著風險因子，因此本研究擬以大學生為樣本，並 以生活壓力事件作為初階預測變項，來探討雙相情緒障礙症的病理。
第二節 負向生活壓力
許多生活事件會影響日常生活的情緒與表現，且 Lazarus（1993a）認為負向 生活事件所造成的心理壓力對於精神疾患之病程發展為顯著的風險因子。
Sarafino 與 Smith（2014）認為壓力與認知會相互影響，該過程會伴隨情緒的產 生，而情緒也為面對壓力時的反應，此二者皆可能會影響壓力問題之嚴重度，因 此壓力源為人們需要關注的一個議題。在 Selye（1956）的壓力模式中，壓力源 是指對個體產生威脅的事件或狀況，而情境會影響壓力對於個體的作用，進而產 生適應性與非適應性的反應。因此，如何因應壓力，使用適應性的方式去因應，
讓個體處於恰當的壓力環境中為一個重要課題。
Lazarus 與 Folkman（1984）所提的壓力因應模式如圖 1，該壓力模式包含壓 力源、認知評估、因應與因應結果四個部分。其中，認知評估為對需求與可用資 源的判斷與估量，該評估會受認知風格影響，而產生不同之評估結果；而因應則 是個體面對壓力所做出的反應與行為，簡單可分為注重問題與注重情緒兩種方式，
前者為問題解決的因應方式，後者則是情緒管理或逃避的因應方式（Lazarus, 1993a）。
而情緒在壓力因應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呢？根據 Lazarus 和 Folkman 的說法，
情緒是因應壓力過程所伴隨的反應，且也為最終的因應結果，而 Ketlner 與 Hadit
（2001）認為情緒表達在個體社會化的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並會影響個
情緒會影響個體對於自我環境的評估，並提出情緒為壓力因應與生活品質的中介 關係，認為情緒會影響到個體的生活品質。因此，可發現情緒在壓力因應的過程 扮演相當重要之角色，而在本研究中則將情緒特質納入病理模型做探討。
圖 1：壓力因應模式示意圖。
資料來源： Stress, Appraisal, and Coping, by R.S. Lazarus and S. Folkman, 1984, New York, NY: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另一部分，由圖 1 可知，生活壓力會經由認知評估的不同對個體造成不同的 結果，而認知風格會在其中對認知評估造成影響，並影響其壓力因應之結果。如 憂鬱個體在面對生活壓力時，自動產生的負向認知風格與反芻反應會影響個體對 自我關注的評估，並影響其憂鬱的程度（Pyszczynski & Greenberg, 1987）。另外，
過去研究發現許多躁症患者會有長期語言記憶困難的現象，且針對壓力事件會有 難以描述的情況發生，此顯示躁症患者在躁症發作時，其語言記憶與執行功能受 損，因此執行功能可能為雙相情緒障礙症的內在特徵之一（Robinson & Ferrier, 2006）。
而 Watkins 與 Brown（2002）認為執行功能會受反芻影響而降低效能，但 Silveria 與 Kauer-Sant'Anna（2015）認為反芻與躁症較無關聯，此與鬱症的負向 認知迴路較具關聯性，並對鬱症患者的執行功能產生負面影響，可見執行功能與 負向認知風格具有關聯性。而 Reilly-Harrington、Alloy、Fresco 及 Whitehouse（1999）
認為，壓力事件與環境因素會影響雙相情緒障礙症的病程發展，且會增加躁症與 鬱症疾病發作的危險與嚴重性，甚至其影響過程會受認知風格影響導致躁症與鬱 症發作的可能性上升。
根據前述所提之壓力與認知情緒的相關研究，壓力事件對於身心健康有顯著
影響（Lazarus, 1993b）。因此，本研究將壓力事件做為初階預測變項，而從上述 研究也可發現到情緒和認知風格與壓力有關，由文獻中可得知情緒特質會影響人 們在面對壓力時所使用的認知解決策略（Sarafino & Smith, 2014），且對於認知評 估會有所影響（Austenfeld & Stanton, 2004），而認知風格也會影響其認知評估與 壓力因應（Lazarus & Folkman, 1984）。因此，本研究將認知風格與情緒特質納入 模型做探討，將此二者做為壓力事件對躁症與鬱症的中介預測變項，藉此了解雙 相情緒障礙症的病理歷程，因此將在後續文章中分別對情緒相關因素與認知風格 相關因素做說明與介紹。
第三節 焦慮特質
承上所述，負向生活壓力為雙相情緒障礙症的初階預測變項，且會透過情緒 與認知相關因素影響雙相情緒障礙症的病程。過去文獻指出，情緒會影響人們面 對壓力時的因應與評估（Sarafino & Smith, 2014），且人們在面對壓力時易影響個 體產生焦慮情緒（Garnefski, Kraaij, & Spinhoven, 2001; Hersen, Turner, & Beidel, 2011），在此處，焦慮意指「在面對未知或模糊的威脅時所產生的複雜反應」（APA, 2013）。Heller、Nitschke、Etienne 及 Miller（1997）提出，焦慮分為兩個因素，
其一為認知憂慮，此為認知上對於未來的可能威脅有反覆的擔心，屬於一種慢性 擔憂狀態；另一為生理激發之焦慮，意指強烈、急性的自主神經激發，此與恐慌 疾患（panic disorder）較有相關。
另一方面，DSM-5 將雙相情緒障礙症診斷準則新增焦慮困擾（anxious distress）
的項目，其中包含感覺緊張、煩躁不安、害怕事情發生以及失去對自我的控制感
（APA, 2013），此與前述之認知憂慮較為類似，於本文中將此認知憂慮視為「焦 慮特質（trait anxiety）」，因此可見焦慮特質在雙相情緒障礙症中逐漸被重視與討
且相較於重鬱症組別，其關聯性與影響力皆較高。
上述文獻顯示焦慮特質在雙相情緒障礙症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過去文獻 指出雙相情緒障礙症與焦慮共病程度高（Freeman, Freeman, & McElroy, 2002），
因此研究者多將此狀況視為雙相情緒障礙症的共病現象（Keller, 2006），較少將 焦慮特質視為病理因素的討論。但近年 DSM-5 將焦慮特質視為影響雙相情緒障 礙症嚴重程度的重要因素（APA, 2013），因此，本研究將依循 DSM-5 之脈絡，
將焦慮特質視為雙相情緒障礙症之影響因素而非共病關係，以此為基礎探討焦慮 特質如何影響雙相情緒障礙症之躁症病程之進行。而過去文獻在探討雙相情緒障 礙症與焦慮的過程，多半會提及衝動因素的影響與角色（Gray, 1970; Swann, 2010;
Swann et al., 2007; Swann, Steinberg, Lijffijt, & Moeller, 2008），且衝動也為雙相情 緒障礙症較明顯的行為特徵，因而本研究於情緒層面的探討中，除焦慮特質的討 論外，也將衝動因素一同納入，並將之視為影響雙相情緒障礙症的中介變項。
第四節 衝動
過去研究者大多從探討雙相情緒障礙症與衝動兩者的關係做為出發點
（Swann, 2010; Swann et al., 2007; Swann et al., 2008），結果也顯示衝動在雙相情 緒障礙症中扮演重要的中介角色，且 Gray（1970）也提出衝動與焦慮具有關聯 性。此處的衝動意指「因情緒激動而出現未經理性思考的行為或心理活動」
（Barratt, 1959），而衝動對雙相情緒障礙症的躁症發作被指出具有顯著的正相關
（Swann, 2010; Swann et al., 2007; Swann et al., 2008）。例如：Swann 等人（2008）
指出，運動性衝動（motor impulsivity）與躁症有關，此為「衝動的行事傾向」；
不善計畫性衝動（non-planning impulsivity）則與憂鬱有關，此種衝動類型意指
「對未來知感的缺乏狀態」（Patton & Stanford, 1995）。
Gray（1970）提出衝動與焦慮特質的兩個系統，分別為行為抑制系統
（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 BIS）與行為激發系統（behavioral approach system,
BAS）。前者在考慮安全考量與滿足慾望時會被激發，並且引發焦慮情緒，而後 者則會中介衝動傾向，兩者一同調節衝動行為與憂慮情緒。Corr（2002）之研究 指出，BIS 與 BAS 系統會相互調節，影響酬賞與懲罰事件的反應，其研究結果 顯示 BAS 系統過度激發會產生低焦慮高衝動特質的傾向，而 BIS 系統過度激發 則會形成高焦慮低衝動之特質的傾向。
另一方面，Fowles（1987, 2002）發現在考量焦慮特質的情況下，較難以 BIS 與 BAS 系統解釋衝動行為的產生，並提出若個體在弱 BIS 系統時，會產生焦慮 並引發衝動行為，在弱 BAS 系統時，會降低焦慮並減少衝動行為。而 Sigman（1962）
曾將焦慮、衝動與壓力做時序上的研究，釐清壓力、焦慮與衝動的關聯性，他發 現焦慮與長時間的壓力情境有正向關聯，而衝動與壓力的關聯性則較無法被支持，
因而認為焦慮可能在壓力與衝動之間扮演驅動衝動程度的角色，並影響衝動程度
因而認為焦慮可能在壓力與衝動之間扮演驅動衝動程度的角色，並影響衝動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