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 台灣日文新詩的誕生──以《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教育》（1895-1926）為中心

一、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台灣新詩的出現一般被認為是在 1920 年代，涵蓋在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範疇裡¹。其中最受矚目的兩位詩人，一位是寫出「第一首台灣新詩」的謝春木²，另一位是引發新舊文學論戰、並出版第一本中文新詩集《亂都之戀》的張我軍。前者被認為以台灣人的身份寫出了最早的新詩作品，後者則被認為引進了中國五四運動的精神。上述通論，可以看出邏輯多半植基於民族觀點：謝春木的台灣人身份、〈詩的模仿〉（詩の真似する）中的抗日性格被論者津津樂道³；張我軍由中國帶來新文學思想，藉以抨擊與日本漢詩人唱和的擊缽吟舊詩，不只能夠與「祖國」連結，亦能以台灣人乃至中國人的角度與日本帝國相對抗。兩者的價值都是將文學擺在文化抗日的位置之上所產生的。換句話說，由文學本身的演進來探討台灣新詩的起源，這方面的論述相當少。值得玩味的是，〈詩的模仿〉一詩由日文寫作，似乎不能夠從中找出模仿與跟隨中國白話文新詩的痕跡。一時一地、由某種外來語言所寫作的新詩體，不可能憑空出現。目前針對初期台灣新詩的研究，多半圍繞著中文新詩展開，

無法為日文新詩的源流提供更進一步的線索。故本論文嘗試跳脫民族抗日以及台灣人身份的角度，改從文體及思潮的面向來探討台灣新詩如何誕生的問題。

台灣新詩究竟如何發生？受到什麼力量的影響？若要回答此問題，必須進一步追問：日本近代詩如何發生？中國白話詩如何發生？它們又各自受到哪些影響？追

* 本論文所引用之日文史料皆為筆者自譯，並經過吳佩珍老師的悉心指正、內田康老師的慷慨指教，

謹此致謝。若內容有誤譯或誤植之處，概由筆者負責。

1 從戰後 1981 年羊子喬的第一篇論日治期新詩史的文章〈光復前台灣新詩論〉，到 2005 年楊宗翰〈冒現期台灣新詩史〉、2006 年張雙英《二十世紀臺灣新詩史》等新詩史著作，皆有如此共識。

2 關於謝春木〈詩的模仿〉和施文杞〈送林耕餘君隨江校長渡南洋〉孰為「第一首台灣新詩」的爭議，

參見向陽，〈歷史論述與史料文獻的落差〉，《聯合報》，2004 年 6 月 30 日。爭議點在於完成時間與發表時間孰為先後，還有史實與史識何者為重的問題。從此爭議可以發現，論者多半將焦點置於《臺灣》、

《臺灣民報》等雜誌，而缺乏對同時期其他史料的關照。

3 追風，〈詩の真似する〉，《臺灣》，第 5 年第 1 號（1924 年 4 月 10 日）。

根究底，這個問題不能只由本地來看，而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整個世界進入近代的急速變遷，導致從物質到思想的總體改變，這些都影響了如今仍然被持續創作的新詩。從日本近代詩的出現，可以看到日本詩人如何不斷嘗試以新詩體去順應時代與社會的潮流。日本近代詩的試驗歷程可說是台灣日文新詩的前車之鑑。台灣日文新詩如何使用與舊詩截然不同的新體裁，表達出與傳統情思相異的新時代思想，討論它們與日本近代詩之間傳播與接受的關係，能夠看出台灣新詩是如何在與時代互動的情形之下誕生的。當然，若要檢視台灣新詩在起始時期接受各方思潮、鎔鑄了哪些文化的影響，只看日本方面是不足夠的。然而，中國的五四運動及白話文運動對於台灣中文新詩的影響，前行研究已累積了大量成果；而貫穿整個日治時期的日文新詩中，日本近代詩對台灣新詩有什麼影響，這方面的論述目前還付之闕如。故本論文將先把焦點放在創作數量為大宗、以往卻未受太多關注的日文新詩。以《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教育》兩種日文媒體為主要對象，討論明治、大正期（1895-1926 年，亦是日本的「近代詩」時期）在台灣發表的日文新詩。由這批日文新詩，可以觀察台灣最早走出舊詩形式的新詩，是如何沿著日本近代詩的腳步作嘗試性的創作，又如何展現出不同於日本近代詩的風貌。亦可以看到，台灣新詩並不是以民族抗日、被殖民者的悲情作為發生的動力，而是面向著世界、感受到世界文學的脈動應運而生。

總結來說，本論文希望透過日文新詩，重新爬梳台灣新詩的誕生與源流。藉著日本近代詩的發展軌跡看這些日文新詩的依循為何。為台灣日文新詩球根的生成⁴，理出一條較為清楚的脈絡。

4 「詩的兩個球根」概念為陳千武提出。陳千武認為台灣的現代詩受到「中國」及「日本」兩個球根的影響。參見陳千武，〈台灣的現代詩〉，《臺灣新詩論集》（高雄：春暉，1997 年 4 月）。

二、本論文關鍵詞定義

（一）新詩

本論文採用「新詩」一詞，主要以其「新」字與傳統舊詩形式作區別。中文使用者的理解裡的新詩，多半以中國「白話文運動」中，胡適開始提倡的自由形式的白話詩為主⁵。日文語脈中的新詩則多半意指「日本近代詩」。日本近代詩經歷了「新體詩運動」和「口語自由詩運動」兩個階段。「新體詩」一方面突破了俳句、短歌的形式，另一方面仍處於文語定型詩狀態⁶。直到言文一致運動興起，新體詩才逐漸轉變為口語的、不受格式拘限的「口語自由詩」。本論文以明顯與「舊」型式不同、又標舉為「新」體詩的作品為起點，用「新詩」一詞含括之。這麼做能把一直以來論者對「新詩」的想像範圍擴大，並往前推衍，去關照更早還在游移變動的日文新詩，

是經過如何的嘗試才變成 1920 年代謝春木〈詩的模仿〉中的模樣。也就是說，本論文中的「新詩」一詞，包含了中國新詩史中的「新詩」以及日本近代詩史中「新體詩」與「口語自由詩」的概念⁷。如此一來，台灣初始期「新詩」最寬的定義，從進入日治時期的 1895 年即可算起。至於「現代詩」一詞，在日本詩史及台灣詩史當中，

都要待特定的思潮與時期之後才會出現，故不使用。

（二）台灣新詩

由前行研究對謝春木與張我軍的重視⁸，可以看出在談論台灣新詩的誕生時，論者對「台灣新詩」的界定幾乎都局限在黃得時在談論台灣文學範疇時所言「作者出

5 從張雙英《二十世紀臺灣新詩史》（台中：五南，2006 年 8 月）一書中所指出的：「『新詩』的最大特色，確實是胡適所提的『自由的形式』與『白話的體裁』兩項」便可看出。這是相對於中國傳統的五、七言絕句、律詩中「固定的形式」及「文言的體裁」而言。

6 文語定型詩是指採用日本文言文、傳統七五調形式寫成的詩。日本近代詩中的「新體詩」，是以這種型式為基礎，不斷變化與改造形式的詩。

7 「新體詩」與「口語自由詩」的歷史與定義，詳見本論文第二章及第三章。

8 同註 1。

身台灣，亦在台灣展開文學活動的情形」上，這是台灣文學最狹窄的定義。黃得時所提及的其他四種情形還有：「作者出身台灣之外，但在台灣久居，亦在台灣展開文學活動的情形」、「作者出身台灣之外，只有一定期間在台灣展開文學活動，此後再度離開台灣的情形」、「作者出身台灣，但在台灣以外的地方展開文學活動的情形」、

「作者出身台灣之外、也沒有來過台灣，只是寫了與台灣相關的作品，在台灣以外的地方展開文學活動的情形」⁹。黃得時指出這五種情形都是台灣文學的範圍，雖然認為前兩者較為重要，但未否認其他三種情形在台灣文學中佔有的位置。本論文在討論「台灣新詩」時，亦希望能將作者是台灣出身、作品在台灣發表、題材書寫台灣等種種不同情形，皆納入「台灣新詩」的範圍當中。換句話說，只要滿足以下條件的其中之一的新詩：（１）作者為台灣出身，（２）發表場域在台灣，（３）書寫台灣題材，皆為本論文所指的「台灣新詩」。唯本論文的核心問題是台灣新詩的誕生，

故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將會以在台灣發表的詩作為主。另外，為了討論焦點的集中，會選擇較多書寫台灣題材的新詩作品。這是為了觀察日本近代詩傳入台灣，如何表現新題材、如何成為在地化的一種詩體，而非認為台灣新詩非得書寫台灣題材不可。

因前行研究將「台灣新詩」定義限縮在作者出身台灣的作品，故所採用的史料也局限於 1920 年代《臺灣青年》、《臺灣》、《臺灣民報》等台灣人創辦的雜誌之上。

本論文隨著「台灣新詩」定義的擴大，將考察以《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教育》為主的日文媒體，觀察明治到大正期在其上出現的日文新詩或詩論，藉以爬梳日本近代詩傳入台灣的軌跡。

（三）日本近代詩

日本的新詩通常被分作「近代詩」與「現代詩」兩個階段來談。一般而言，明

9 黃得時，〈臺灣文學史序說〉，《臺灣文學》第 3 卷第 3 號（1943 年 7 月 31 日），頁 3。這裡黃得時指出「文學活動」是「作品的發表及其影響力」。

治、大正期的詩為「近代詩」的範圍，昭和期以後的詩則稱作「現代詩」¹⁰。日本近代詩的出現，是以 1882 年《新體詩抄》作為發端。在此以前，日文當中

「詩」的概念多半用來專指漢詩¹¹，日本傳統韻文也以短小精鍊的俳句、短歌為主。

進入明治時期，新時代到來，外山正一、矢田部良吉、井上哲次郎等人認為舊體詩型無法容納新的思想，遂藉由翻譯西洋詩來創造詩的嶄新形式、並創作蘊涵新思想、

新事物的詩，從此出現長篇幅、分行分段的新詩型「新體詩」。其後，新詩人們陸續以新型式寫詩，不斷地挑戰詩的語言與形式，形成一股風潮。台灣在進入日本統治時期以後，日文媒體上雖登載相當多漢詩、徘句、短歌創作，但同時也正好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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