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 日治時期臺灣地方病的調查與防治--以肺吸蟲病為中心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年來，日治時期臺灣醫療衛生史的研究十分興盛，許多學者與研究生紛紛由不同的角度切入，展開多面向的探索，相關研究成豐碩。

臺灣如何從不適居住的「瘴癘之地」脫胎換骨，是這些研究者關注的焦點：醫療制度及醫院、醫學教育、研究機關的建立，公共衛生法規的施行與成效、總督府如何有效控制疾病的肆虐等主題，都有不少的成果發表；各種急性傳染病與風土病的疾病史，更是備受青睞。

儘管如此，關於日治時期臺灣寄生蟲病的專題研究仍不多見，大多僅附屬於相關公共衛生或疾病史中簡略敘述。相關的公共衛生或疾病史專書或論文中，往往可見「寄生蟲病」被提及，納入地方病範疇中進行各種調查與研究。然而，不管是在公共衛生政策的推行上、衛生習慣的改良上，卻少見寄生蟲病被當成主要觀察對象，進行深度的分析。日治時期相關調查報告顯示，寄生蟲病感染範圍廣大，影響民眾深遠，對社會經濟發展亦有影響。然而，由於寄生蟲病沒有即刻的致命危險，加上傳染方式緩慢，不會大規模的擴散，因此在討論日治時期疾病史時，時常被忽略，而缺乏有系統且詳盡的全面探討。

各種寄生蟲病的傳染途徑、流行狀況、相對應的防疫措施及治療方式，都仍是陌生空白的議題。臺灣總督府對於傳染病的防治有既定的推行策略，不管是法規的制定、衛生觀念的推動、環境清潔衛生的改善，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進展，並收到一定的成效；這樣的過程中，對寄生蟲防治是否有所影響？或是在寄生蟲預防時，有沒有促成政策的推動？另一方面，當寄生蟲防治被納入國家統制體系下時，臺灣社會如何與之互動，有什麼因應之道，都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

本研究將藉由釐清寄生蟲病在臺灣之流行狀況，了解寄生蟲病預防觀念與醫療方式及其成效，並找出寄生蟲研究在臺灣的特殊性；同時，在思考公共衛生制度在臺灣在地化的過程中，亦將臺灣醫療衛生

史放入東亞史，甚至世界史的脈絡討論，進一步探討近代醫學在臺灣歷史和社會中之具體意涵。

二、研究回顧

（一）寄生蟲相關研究

寄生蟲病影響臺灣住民生活廣泛，但與其相關的全面性研究並不多。目前歷史學界對於臺灣寄生蟲病的研究共有三篇論文，分別是：劉士永〈從血絲蟲到瘧原蟲：從風土病類型轉移看臺灣西部平原之開發〉，¹ 劉翠溶、劉士永、顧雅文合寫的〈以寄生蟲病做為二十世紀臺灣環境變遷的一項指標：初步探討〉，²及張素玢的〈蟲蟲戰爭：海人草與臺灣寄生蟲防治（ 1921-1945）〉³。

劉士永的〈從血絲蟲到瘧原蟲：從風土病類型轉移看臺灣西部平原之開發〉，從歷史 — 地理學的角度來探討臺灣環境變遷過程中，兩種以蚊子為傳染媒介的寄生蟲病發生的消長關係，兼談日治時期殖民醫學知識的形成。作者指出，日治時期針對疾病的調查或是知識的累積，除了學術性的誘因外，亦受經濟開發及軍事目的之影響。而人口的遷移則會連帶改變既有的傳染病分佈。劉氏指出，因為絲蟲病為地方性寄生蟲病，不若瘧疾一般吸引國際學界重視，因此日本學者亦未加以重視。然而，就筆者從《臺灣醫學會雜誌》搜尋發現， 1913 年在蘇澳有一位絲蟲病患者，另外在 1927 年則有一篇英文文章提到在臺灣有一位六個月大女嬰疑似罹患血絲蟲病。這兩個個案揭是劉士永在文中所疏漏的；進一步講，在 1933 到 1940 年間，由橫川定所指導的研究員中，亦針對血絲蟲病的感染途徑、樣貌等等提出研究報告。以此

1 劉士永〈從血絲蟲到瘧原蟲：從風土病類型轉移看臺灣西部平原之開發〉，收於王利華編，《中國歷史上的環境與衛生》（北京：三聯書店，2007 年），頁 393-423。

2 劉翠溶、劉士永、顧雅文，〈以寄生蟲病做為二十世紀臺灣環境變遷的一項指標：初步探討〉，收於劉翠溶主編《自然與人為互動：環境史研究的視角》（臺北：聯經， 2008 年），頁 523-590。

3 張素玢，〈蟲蟲戰爭：海人草與臺灣寄生蟲防治（ 1921-1945）〉，收於范燕秋主編《多元鑲嵌與創造轉化 — 臺灣公共衛生百年史》（臺北：遠流， 2011 年），頁 129-176。

觀之，這篇文章中的推論仍有再確認的空間。另外，值得提出的一點是，儘管血絲蟲病傳染過程中，藉由中間宿主才會傳染到人身上，但並不表示作為中間宿主的蚊子就一定有絲幼蟲寄生，以此揣測臺灣是否有血絲蟲病似乎過於草率。

劉翠溶、劉士永和顧雅文合寫的〈以寄生蟲病做為二十世紀臺灣環境變遷的一項指標：初步探討〉一文，則進一步回顧 20 世紀臺灣蠕蟲類及原蟲類寄生蟲文獻，整理各種統計資料，提出各寄生蟲病的罹患概況。因為涵蓋時間較長，就日治時期的部分，統整《臺灣醫學會雜誌》中的調查、研究報告所呈現的數據，以此提出各地不同時期、不同對象之寄生蟲病感染情況。這篇文章對於初步理解日治時期學界對於臺灣寄生蟲病掌握的狀況理當有所助益。倘若能以此文為基準，進一步和其他調查統計報告對照，一定有助於全面性地掌握日治時期寄生蟲病之流行狀況。另外，對於寄生蟲感染與生活習慣的關係，社會經濟環境所帶來的變遷，學術發展過程中知識累積所產生對不同寄生蟲病的應對，臺灣總督府防疫政策的施行及其成效以及社會大眾對寄生蟲病的因應態度等等問題，都仍有待進一步的深入討論。

張素玢的〈蟲蟲戰爭：海人草與臺灣寄生蟲防治（ 1921-1945）〉，

主要以日治時期蛔蟲病罹患與驅除狀況為主軸，討論海人草與蛔蟲病治療、驅蟲藥製造的關係。作者指出臺灣農業發展上以糞便作為肥料的農耕方式及社會環境是造成蛔蟲病嚴重的主要原因，這樣的情況下，儘管官方積極驅除蛔蟲，卻無法有效遏止「蟲蟲危機」。在資料的使用上，包含醫學、藥學、官方文獻及報章輿論，多方面的關注日治時期蛔蟲病對社會經濟所帶來的影響，值得借鏡；然而，因蛔蟲病的感染率最高，而將日治時期的「寄生蟲防治」簡化為「蛔蟲病防治」，

此一觀點忽略了其他寄生蟲病的防治之實況，甚為可惜；若能將蛔蟲病與其他寄生蟲疾病在防治過程中進行交叉比較，一定更可凸顯出其特色。

關於日治時期熱帶醫學研究者的研究，可以參考朱真一系列的著作，《早期留學歐美的臺灣醫界人士》、《從醫界看早期臺灣與歐美的交流》以及《臺灣熱帶醫學人物：開拓國際交流的醫界先驅》⁴等書，由醫學人物史及醫學交流史的角度出發，以熱帶醫學為主軸，探討在臺灣醫學史中重要的醫界人士及其經歷與研究。儘管這三本書較屬於大眾讀物，然其中針對寄生蟲學研究者的生平、研究貢獻、人際網絡等部分的介紹，以及將這些學者納入世界醫療衛生史的脈絡討論，仍可作為入門讀物加以參考。

（二）疾病史

目前臺灣關於日治時期傳染病的研究，焦點仍多聚在重大傳染病

上。這些研究包含張純芳探討傷寒的防治，⁵ 魏嘉弘研究「亞洲型霍亂」⁶，丁文惠著重於瘧疾的防遏政策⁷以及許錫慶⁸、呂明純⁹、蔡素珍

1 0等人對鼠疫的研究。這幾篇論文雖然各自針對不同的疾病進行討論，但皆指出臺灣總督府在傳染病防治政策的施行過程中，致力於衛生條件的改善；然而是否能夠有效遏止疾病的繼續流行傳染，則端看醫學研究是否能有效掌握該疾病。儘管研究的疾病不同，但這些疾病史的研究能夠用來加以比較，宏觀的探討日治時期傳染病防治上是否有異同之處。

4 朱真一，《臺灣熱帶醫學人物：開拓國際交流的醫界先驅》（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11 年）。

5 張純芳，〈「內地人的恥辱」：日治時期臺灣傷寒之討論與防治〉（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0 年）。

6 魏嘉弘，〈日治時期臺灣「亞洲型霍亂」之研究（ 1895-194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 2012 年）。

7 丁文惠，〈日治時期臺灣瘧疾防遏政策〉（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7 年）。

8 許錫慶，〈日治時期在臺防疫工作之序幕戰 — 明治二十九年（ 1896）之鼠疫流行始末〉，《臺灣文獻》第 50 卷第 2 期（ 1999 年 6 月）。

9 呂明純，〈明治後期日本與臺灣之鼠疫與防治（ 1894-1911）〉，《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第 44 期，（ 2006 年）。

1 0 蔡素貞，〈鼠疫與臺灣中西醫的消長〉，《臺北文獻》直字第 164 期，（ 2008 年）頁 151-186。

（三）衛生習慣與衛生政策推行

寄生蟲病的傳染與民眾衛生習慣息息相關。飲食習慣的部分可以參考黃姿維〈植民地時代（ 1895∼ 1945）における臺湾食文化の変遷

－日常生活の飲食衛生を中心に ― 〉^{1 1}一文。該文分析日治初期臺灣人的飲食習慣，並從臺灣總督府飲食相關的法令政策，來探討殖民政府如何推行飲食衛生，減少病從口入的狀況，進而改變臺灣的飲食文化。本文就飲食習慣與疾病的傳染做了討論，可惜僅侷限於霍亂、赤痢、傷寒、黑死病等四種急性傳染病上，未就流行更廣的寄生蟲病進行探討；此外，在寫作上單以日本殖民者的角度觀看，立場恐有失偏頗，在參考時仍要注意。

污物處理上，董宜秋《帝國與便所 — 日治時期臺灣便所興建及污物處理》^{1 2}一書，係由其碩士論文進一步發展而成。書中所謂「污物」專指屎尿。此書以屎尿處理作為切入點，討論日治時期總督府為了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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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一 、 研 究 動 機 與 目 的

二 、 研 究 回 顧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二、研究回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