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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形式裂變建構以及重塑，以因應當下現實的消逝、轉換。透過書寫，不可逆的 將變成可逆，唯有讓書寫進行，逆時才得以讓信仰和記憶在朱天心不同時間所書 寫的作品中仍然能流動。第一節則析論朱天心的作品並與同期的創作氛圍或是現 世時空進行比較。在作品中既是個人記憶的蔓延，而相對於記憶，作品中是否也 選擇遺忘了哪些？在時間與空間的消磨而產生的一切變動與更替，在當下的現實 中，朱天心筆下的記憶書寫，是對時空消逝的焦慮感，然其隱含的，是不願記得 哪些呢？透過書寫敘事的比較之後，進一步梳理出作品中的記憶是否是一種建構？
而在建構記憶的同時，遺忘的相對又是哪些。而這些遺忘在作品中所呈現的時空 座標，在敘事者哀感與頻頻回首的同時，青春、情感、理想、肉體、人際關係以 及政治現實，在歷史的嘲弄之下，在逆時書寫中，以何種姿態再現或是遺落？再 者，父親過世，信仰其一離世，反映在作品中，全然的無重力漫遊狀態，現實與 夢境之間再也沒有界線，運用記憶，運用形式，以一己之記憶版圖，對抗眾聲喧 嘩的共感，似乎懸浮。第二節則以悼祭書寫為論述，析論父親缺席之後，時間軸 不僅僅凝滯逆返，也已是無法前進(或之抗拒)，而空間也已懸宕。第三節則以「花」
為隱喻，探析自〈花憶前身〉至《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以及新作〈三十三年 夢〉，三十三年的計算根據來自朱天心憶起第一回至京都櫻花花期已落至今，京 都的櫻花已然度過三十三開花期，這三十三年的時間，以花為媒介，是否也藉此 鎖住時光，讓此般書寫進行的同時，也是對於胡蘭成〈禪是一枝花〉的召喚與對 話？
第六章：總結。總述本篇論文研究的內容與成果。以「信仰形塑」探究朱天 心在創作觀以及歷程所依據的根本；以「記憶建構」探究朱天心作品本質不變的 其一體現；以「敘事形式裂變」處理朱天心書寫作品在形式雖有裂變，然裂變的 處理在於對當下現實的因應，本質的根源脈絡仍是承接；最後以「逆時書寫」將 不可逆幻化為可逆，本質回歸信仰的召喚、對話與致敬。願讓一己之價值，能在 眾聲喧嘩中認同並體現，即便是寫，也要寫盡民國這一代的歷史。60
60 謝材俊：〈高丘‧望遠海─賀《昨日當我年輕時》〉，(台北：遠流出版，1992 年)，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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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信仰的建構
1970 年代，對朱天心來說是個遷移與改動的年代，考上高中，舉家遷移。
1970 年代中期，蔣經國任內開始推動眷村改建國宅、眷村住宅私有化等政策。
既有的眷村空間產生變化，大學時期，以《擊壤歌》一書作為紀錄北一女高中三 年生活札記。
朱天心的大學時代(1976─1981)，時值台灣內憂外患，退出聯合國，中美斷 交；蔣介石逝世，美麗島事件，反對運動。1976 年至 1979 年在文壇且有鄉土論 戰，1977 年至 1981 年朱天心與青年文友主編創刊《三三集刊》，共出刊 28 本集 刊，形成「三三集團」或「三三文學現象。」1978 年中美斷交之後，出版《中 國站起》一書，針對時局砥礪民心士氣，提出因應之道。大學畢業，走入婚姻，
於 1986 年育有一女謝海盟。離開校園的朱天心，進入都市，啟動田園調查式的 社會觀察1。
若要以「記憶」與「逆時」理解朱天心作品中的本質2，則需自朱天心的信 仰談起。對於「本質」一詞，詹宏志閱讀朱天心《我記得…..》的作品，有其觀 察：「〈我記得……〉、〈十日談〉、〈新黨十九日〉、〈佛滅〉四篇，都以極其老練的 小說家技藝，準確地描摹出某一個社會剖面。但我在讚嘆之餘，還是覺得若有所 失，我猜想，可能因為小說家醉心於『現象』，忘了『本質』的緣故。」3詹宏志 此處以「忘了本質」理解朱天心在《我記得……》中書寫位置所呈現的斷裂與成 長，黃錦樹對於此處「本質」一說的論述是：「成長，進入成人的世界……面對 著紛紜的『現象』，如何在現象中留下『本質』？……而大觀園之所以崩潰在於 時間的必然流逝，在已逝的時間中沉澱下來的，也無非是記憶和相對於記憶的遺 忘。」4黃錦樹認為，朱天心作品中的書寫時空，在時間的必然流逝中，進入成 人的世界之後，企圖在時間的間隙裡，運用時間可感的形式─記憶(相對應的遺
1 這裡所謂「田園調查式的社會觀察」來自於詹宏志〈﹝序﹞時不移事不往─讀朱天心的新書《我 記得……》〉：「新時期的朱天心，似乎是放棄了他對『人性數學』的推演想像，改用田園調查式 的社會觀察。」此篇收錄朱天心《我記得……》(台北，遠流出版，1989 年 7 月初版)，頁 7。而 詹宏志觀察，以這樣的調查結果，人的社會在朱天心的書寫底下，果真比一切想像更不可想像，
比一切的荒謬更加突梯。
2 本質一詞為建構出來的文化產物，預認知眾多不同的發言位置。文化本就是在相對的脈絡中顯 現各自的尊嚴與價值。
3 詹宏志：〈﹝序﹞時不移事不往─讀朱天心的新書《我記得……》〉，頁 10-11。
4 黃錦樹：〈從大觀園到咖啡館─閱讀/書寫朱天心〉，頁 192-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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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西甯信持已久的基督教信仰。長期以來，軍中政戰系統基本上不 敢輕易對基督教發表議論，基督教的信仰在蔣介石、蔣宋美齡的帶 領示範下，在高層政軍界有相當的流行。不過大部分的人都是以此 作為官階晉陞不可或缺的儀式而已，在這點，朱西甯確實是個異數 。他長期思索如何在中國文化與基督信仰上聯絡起明白乾淨的橋樑 ，於胡蘭成的哲學裡，直覺領悟的大自然法則成了他最終解釋基督 教如何墮落成西方文明及中國文化如何反而更能契合基督教理的 答案來源。11
然對中國的嚮往，由胡蘭成的思想引導，引括出的禮樂中國及革命中國的意 識連結，在朱天心少作中，交錯通達。楊照的觀察是朱天心是個有信仰的人，《未 了》(1982)之後，朱天心在作品裡已沒有再提及胡蘭成。而中期及後期作品中的 敘事模式雖無法明顯尋出信仰的建構脈絡，卻能從其選擇的敘事主題中找尋。
尤其在朱家姊妹的成熟期寫作中才見出他驚人的魅力──老中國 的抒情美學(興、感的法則)與遠古感通巫術、萬物有靈論─絕地天 通前個體存在與萬有存有的連續在現代台北都會的二次降臨，以凝 結於都市流行商品的物象的具體性，在現代主義的唯物主義中找到 它暫寓的軀殼。12
因此探究作品中信仰的形塑，進而探討作品中的如何建構這些圖像，則是理 解朱天心作品本質的基礎。以下分就信仰形塑，並進而探討作品中如何建構圖像。
此外處理朱天心早期的作品中的書寫脈絡，也須討論「三三現象」13。論及朱天
11 楊照：〈浪漫滅絕的轉折─評《我記得……》〉，《文學、社會與歷史想像：戰後文學史散論》，
台北：聯合文學，1995，頁 153~154。
12 黃錦樹：〈胡蘭成與新儒家：債務關係、護法招魂與禮樂革命新舊案〉，《中山人文學報》第 14 期，2002 年 4 月，頁 102。而黃錦樹在文中所提朱家姊妹成熟期寫作則指朱天心從《世紀末的華 麗》至《荒人手記》；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至《古都》。
13 到底「三三」定義為「文學現象」或「文學集團」？開始就無成社意識的「三三」，有為其定 位社員與非社員的困難，此處引張瑞芬的研究，以及三三成員之一的林俊穎的發言，將「三三」
視為「文學現象」的原因有三：「其一，它在文學的時代社會意義上，等於是大中國(統派)最後 的迴光返照，(中略)在中國結與臺灣結諸多論戰中，本土意識即已沛乎莫之能禦。其二，「三三」
的身分和認同困難，如同一個「美麗的錯誤」，是之前和之後的世代未曾經驗過的。表面上他們 偏向官方(眷村、文化菁英屬性、民族主義)，事實上，在文學屬性上，反而是「抵官方」、非主 流的邊緣立場(中略)。其三，也是「三三」堪稱為一種「現象」的最重要條件。就文學史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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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文學實踐，也需提及「三三集團」。1977 年，朱天文與朱天心及青年文友創 辦《三三集刊》，持續至 1981 年，共出刊 28 本集刊，集結了不同世代作家，形 成所謂「三三集團」或「三三文學現象」，對 1970 年代後期的台灣文壇，影響頗 深。七十年代的「三三現象」，基本立場與政治信仰雖與當時國民黨相近，但也 不能以一句「政治正確」便可理解。他們在文中提及的理想抱負，其實抵不過當 時回歸臺灣本土關懷的發展。而三三文學集團的寫作身世，與張愛玲，胡蘭成與 朱西甯，脫不了關係。始終未曾謀面的張愛玲影響了三三創作筆法。短暫來台與 三三諸子交往過的胡蘭成，在思想上大大地渲染這批年輕人，而三三的思考脈絡 又承自胡氏那些學說而來？最後在日常生活中，與三三人最為親近的朱老師(朱 西甯)，於他們又有何影響，而信仰交織中對於朱天心的創作觀及寫作歷程其軌 跡為何？以下將依序申論之。
第一節、信仰的形塑
此章節則從信仰的形塑，朱天心的信仰形塑之路談起，其路途中，主要從胡 蘭成著手。
荒人，詩人，小說家─胡蘭成。
為何先從胡蘭成討論起？朱天心的文學、美學思想與實踐，乃至作品中所流 露的史觀、文化想像，源自幾個關聯的思想系譜；尤其受胡蘭成的影響甚深。其 早期作品，固然流露出小兒小女的情態，然而，深刻的中國想像已然深植期間，
並且始終如一。
胡蘭成(1906-1981)，有「汪精衛手下第一才子之稱」，這位才子在政治和感 情皆有豐富的閱歷，且使其一生充滿爭議色彩。政治方面，胡蘭成 1936 年參與 了「兩廣事件」，在《柳州日報》發表言論，且被軍法審判監禁三十三天。1937 年，受聘為《中華日報》主筆。上海淪陷後，曾至香港擔任《南華日報》主筆。
1939 年出任汪精衛南京政府的宣傳部政務副部長，成為汪政權的核心幕僚，然
1939 年出任汪精衛南京政府的宣傳部政務副部長，成為汪政權的核心幕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