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狄新實用主義建構之過程 一、語言學的轉向：哲學方法論的再思考

反對前人哲學家的形上學主張而致力將哲學轉變成為一門科學，曾經是啟蒙 後哲學運動的一個顯著方向，其目的無非為了尋找一個有用而眾所公認、可以測 試哲學議題的方法。從笛卡兒、康德、黑格爾、胡塞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乃至早期維根斯坦，我們可以發現他們身上無不戴著相同的形上學 眼鏡在看亙古的哲學議題。包括笛卡兒的「範約」（regulate）、康德的「先驗方 法」（transcendental approach）、胡塞爾的「放入括號」（bracketing）、早期維根斯 坦企圖以「邏輯形式」（logical form）展示傳統哲學主題意義性的淪失、晚期維 根斯坦企圖藉由診斷已被提出的哲學主張的原因來彰顯哲學主題無意義的本 質，這些哲學方法論的出現，俱為近代哲學領域中重要方法論之代表，與人類的 語言表達以及語言學內涵的表現，皆有相當密切的關係（Rorty，1992/1967：1）。

在這個方法論革新歷程中，語言扮演過重要的角色。尤其從啟蒙運動之後，

更有許多理論都試圖解釋語言與知識及現實之間的意義，並延緩及解決其間的緊 張關係，我們不妨暫且將這種學術的努力，稱之為「語言學的轉向」（a linguistic turn）。這種轉向，已經為語言、知識、現實間的多元關係勾勒出一個深刻的意 義以及一條值得探究的線索，這個意義及線索隱含著後現代（postmodern）的思 維。無可否認，任何事實都需透過語言的命名才能被理解，語言的意義及角色之

重要性是不言可喻的。但實證主義（Positivism）和浪漫主義（Romanticism）卻 有一個共同的基本信念，那就是它們一致相信人類在理解和認識過程中，語言是 第二性的、只占著知識的第二序位，甚至認為語言只是居於一種衍生的地位。因 此在語言學的轉向中，和語言及知識之間構成張力關係的「實在」（reality），在 實證主義和浪漫主義雙雙潰敗之後，已經被置入到所謂懸而不論的括號（bracket）

之中了。因為實證主義昔日的夢想，是企圖發現一個不需加入引號的實在–一個 純粹數據和事實的領域，那個領域名之曰「科學」，它可以為人類提供一切的知 識。在科學的意識作用下，其他領域包括藝術、宗教、道德、形上哲學等，都只 能夠充當一種替代它而向人類提供解釋的工具而已。但須知：解釋絕不等於實 在，因此實證主義企圖建立一個不受任何解釋約束的科學領域的夢想顯然已經潰 敗。加上「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的出現，說明科學只是一種詮釋性的 活動、是一種相對的真確，而非絕對的真理（Rorty，1980，327）。這個結果，

使得實證主義進退維谷、甚至後退無路。因此，從語言出發而對科學主義提出反 思並給它重新定位，已經成為當前教育哲學中一個極待處理的重要內容及議題。

依據羅狄之見，語言哲學方法論的問題，也許可以藉由重新建立「全新而務 實的語用學」（a new practical pragmatics），或是透過對當前使用的語言模式深入 了解之後得到解決。但這樣的方法論，雖被擁護者視為創時代性的哲學發現，但 卻也被批評者看作是一種曲意的迎合，是一種靈魂的病態、或是悖離理性本身的 行止。或如英國哲學家羅素所言，這種方法論是一種「自我矇騙的意圖」（a self-deceptive attempt）。雖然，許多語言學的哲學家反對用任何非語言學的方法 來解決這些語言學問題。但是，諸如「所有有意義的經驗性語言敘述，都必然具 備實際的不可明證性」、「日常語言是正確的語言」類似於此類務實的見解，卻也 成為包括羅素在內的改革派語言學哲學家的見解及共識（Rorty，1992/1967：3）。

語言現象始終是語言學討論的重要內容，儘管語言學不同於語言哲學，因而

無論在語言學的轉向之前或在轉向之後，語言現象也經常成為影響哲學討論的議 題。萬德勒（Zeno Vendler）即對此一議題提出專門的探討，他認為哲學家不接 受語言學的主要理由在於：語言學是經驗研究，而哲學則在處理先天的問題。萬 德勒更論證說，語言規則既是經驗的、描述性的，又是分析的、規範性的，因而 是「規範性的描述」（Vendler，1984：11）。在萬德勒心目中，語言學家猶如棋弈 的旁觀者，一但釐清並掌握棋弈規則之後，他就可以發現某些分析的、必然的真 理。語言學家像棋弈旁觀者觀察棋弈一樣，他們通過對語言學的研究發現語言的 規則，而哲學的工作則有一部分是根據語言規則發現某些分析的、必然的真理。

因此，語言學對哲學是有幫助的，也構成哲學思辨過程的部分內容，尤其是在方 法論的陳述上，它更曾經產生過重大的影響。站在一個評估方法論革命性的立場 上，首先有兩件事情值得我們先予討論並必須得到確切的答案：一為語言學的哲 學家們關於哲學本質和哲學方法論的論證，是否真的只依憑哲學實質議題而無預 設立場？其二為語言學的哲學家們是否真的可以容許哲學成就於理性協議的規 準之下？這兩個提問與求解正是羅狄編篡《語言學的轉向》一書的重要目的之一

（Rorty，1992/1967：4）。

在二十世紀下半葉，解放教育學、批判教育學、和平教育學、…等如雨後春 筍般地興起，這些理論大部分都與哈伯瑪斯的平等對話為內涵的哲學精神有所相 關。具體而言，哈伯瑪斯的語言溝通理論進一步發展了他在《知識與人類旨趣》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1968）中提出的平等對話理論。羅狄提出「從 知識論到對話」的議題，他在反知識論的主張下展現出語言學轉向後的文化關 注，他極力構思及描繪一個文化型文學希望的遠景（Arcilla，1995：499-500）。

所謂「語言學轉向」的特徵是：在後現代解構氛圍下，哲學家將原先對本體論及 認識論的關注，轉向以語言學的研究取代之。這一傾向意味著哲學家通過對人類 語言本質的研究，以及對語言溝通行為，假以語言學理論來進一步思考本體論、

認識論、倫理學、現象學等基本的哲學問題，此一主張強調通過對語言學的改造，

以便得到了解或解決哲學迄今尚未能解決的問題，此即羅狄所謂之「語言學的革 命」（洪漢鼎，1992：256-257）。

不論在後期英美分析哲學或是大陸哲學，語言學的轉向都體現出一種從形上 學到具體實踐的轉折，包括羅狄與哈伯瑪斯在內的西方哲學家，對於語言學轉向 均有深刻的理解，同時也都做出巨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