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論述的目的是要說服對方為何自己所提政策乃是最可行的。根 據批判論述學者的說法，讓政策具有說服力的關鍵，一在鋪演政策的價 值、目標、現狀、手段及行動宣示五大範疇之間的關係；二在連接前述 範疇以產生概念隱喻。那麼，臺北市政府為完成「臺北 2050 願景」中 的「北市各大區域都市再生計畫」，所實施且已見初步成果的三大子計 畫，到底具有多大程度的說服力？
對照三大再生計畫（表一、表三、表四）與政治論述圖（圖一）可 知，三大計畫的正文都欠缺對價值、目標及行動宣示範疇內容的鋪演；
這一鋪演工作只見於中萬和大同計畫的散文詩中。其次，中萬和大同計 畫共有的另一缺陷，是正文中所謂的「發展目標」實在是誤稱，因為其 內容只關乎要達成再生目標的大、小施政手段。最後，中萬和士林計畫 另外共有的缺陷，則是計畫的前後文意發生矛盾：這在中萬計畫是指正 文明白揭露「公辦都更」是復興中正萬華區的主要手段，而宣傳手冊的 散文詩卻只提整體都市的「再生」﹔而在士林計畫則表現為正文首先揭
示的六大子計畫，到了後文說明中，連原來六子計畫的名稱都被合併或 改變了。如果我們視政治論述圖為政治宣傳達成說服時的理想狀態，那 麼臺北市政府的三大再生計畫離理想的宣傳都還有幾步之遙。
在上文的分析當中，我們也指出三個再生計畫透過價值、現狀及手 段三個論述範疇的連結，都產生了以共享價值及文化符號經驗為基礎的 互文隱喻，即「致富民眾」的意象。我們並且進一步判斷：除了「中萬 計畫」的社區工作者提出像「文資保存」的另類論述之外，中正、萬華 區的區民以及大同、士林區的區民和社工，因利之所趨在論述上已經完 全順服於臺北市政府的「葛蘭西霸權」。這樣的判斷又有何根據？
根據葛蘭西霸權的定義，我們認為既然三個再生計畫都產生了官民 共享的「致富民眾」之隱喻，那麼四區的區民對市府政治論述設下的價 值、目標、現狀乃至行動宣示就不會也不需要去質疑，因為這四個範疇 其實只是以堂皇但具體的話語鋪演「致富民眾」之意。但是他們都對市 府在各計畫中提出的手段有就事論事的懷疑與挑戰，那是因為他們都要 爭取市府的經費或權力用在對個別民眾最有利的地方。「致富民眾」的 共識使得「再生計畫」公共論壇中的發語權一開始就落在市府一方。
然則又如何解釋畢竟還有中、萬區的社區工作者，以其平素的服務 經驗在「中萬計畫」提出「文資保存」的另類論述？首先，此一論述並 非對市府再生論述施以致命一擊而可取代之，因為表一中市府的價值欄 位，明白宣示「文物保存」也是市府的核心價值。社工能夠抨擊的只是 市府空言而不實踐，再進而提出社工認為要實踐文物保存價值，目標與 手段應如何搭配以改善現狀的主張；亦即他們使用了葛蘭西霸權論中的 倒置法。
其次，我們必須肯定雖然社工的主張並不脫離「致利民眾」，但是 他們另類的目標與手段的確是在照顧（弱勢）社群而非他們個人的利
益。儘管在所有再生計畫中，志工的論述聲音弱而不斷，甚至不知道市 府首長們到底聽進沒，另類聲音的存在代表公民社會還在監看著市府的 施政，雖說力量薄弱但也警醒市府：它發動的葛蘭西霸權不可能無往而 不利。
中萬區的另類論述對照大同、士林的闕如迫使我們判斷：市府即便 在後兩個行政區充分取得意見表達的領導權，這一葛蘭西霸權只達初 階，因為抗衡的論述已經存在。這一「文資保存」的另類論述正拖延了 訴求「人性好利」的葛蘭西霸權走完全程，也就是阻止了市府論述成為 完全封閉的語言系統。
此外，「初階」的判斷得當與否也可訴諸英國社會學者 Steven Lukes（2005／林葦芸譯，2006，頁 77 ）所提完成霸權的條件。10 他 認為證明 A 對 B 行使了霸權的兩個條件是：（一）如果 A 不存在，B 不會做 A 叫他做的事（如，依新制進行都更），這是與事實相反的條 件；（二）證明 A 透過機制（如上文的論述或常識機制）使 B 不得不 執行 A 的吩咐，這是機制的條件。針對（一），我們的例證顯示，即 便市府沒有辦理再生計畫戶外說明會，中萬區社工也關心「文資保存」
勝過「都更」，所以乍看之下這一例證符合與事實相反的條件。可是在 戶外說明會中「文資保存」的另類論述，也並不牴觸市府所謂「文物保 存」的價值，所以此一論述不能說是和戶外說明會的初衷背道而馳。因 此，只能說「文資保存」並非充分滿足（一）的條件。就（二）而言，
在信念領域中官民共享「人性好利」的常識，使得除了少數的社區工作 者外，幾乎所有參加戶外說明會的各區區民，都認為再生計畫的各種措
10 Lukes（2005／林葦芸譯，2006）的經典著作《權力—基進觀點》，旨在證明歐美 民主政治中，除了習見的多元主義（透過利益團體運作的）權力外，還存在第二 向度（動員偏見）及第三向度（象徵霸權）的權力。
施（手段）果然能夠致富百姓。所以市府能掌握的從脈絡到信念再到意 見領域中的各種機制中，以常識機制最能滿足（二）的條件。所以，在 對（一）乃非充分滿足，而對（二）則存在可充分滿足的機制情況下，
我們同樣可判斷再生計畫的政治論述未完成象徵霸權，而處於「初階」
階段。
最後，我們進入結論中的討論部分：以本文完成初階葛蘭西霸權的 定論，斟酌柯文哲市長最近的競選論述——《光榮城市》中論及臺北價 值部分。
柯文哲市長書中似以兩句話定位了臺北價值：「民主、自由、多 元、開放、法治、人權、關懷弱勢、永續經營——將西方社會進步的價 值，涵納進華人社會來，這就是台北價值」（見該頁副標題；柯文哲，
2018，頁 228）；「這些普世價值在台灣的實現，就是現階段的台灣價 值⋯⋯而在實踐普世價值的過程當中，『務實、對話』是基本原則」
（同上引，頁 9）。在引出第一句話的次頁，柯市長還直承這些是「我 自己的價值理念」。所以，他的個人價值與臺北、臺灣及普世價值齊 一，總稱為「進步價值」﹔而實踐進步價值需以務實和對話為原則。
從進步價值中不難導出再生計畫的核心政治理念：開放政府、全民 參與、公開透明；也不難看出它們與中萬和大同計畫之核心價值——文 物保存、觀光、商業及全民參與——的上下階關係。甚至在《光榮城 市》中為體現務實原則，柯市長就把圓環公園化、環南和第一果菜市場 改建、都更、交通改善、整頓艋舺遊民等政績集中於書中第三部分，而 題名為「不搞亮點，而是每天多做一點」。
在《光榮城市》中看不到的是，在務實實踐各區再生計畫中，「上 下交征利」的隱喻常識，連帶地就不見以利換權的暗盤交易；也看不到 社工「文資保存」的另類論述意圖照顧弱勢，因為市府一方面高舉有一
字之差的「文物保存」價值進行再生，另一方面也可逕稱「關懷弱勢」
是從市長個人到臺北、臺灣、全球所篤信的價值。換言之，象徵霸權吸 納另類論述的能力反因《光榮城市》的問世而增強。
也許如論者所云，進步價值中的「民主」應該成為討論柯文哲的白 色力量，包括他推動的願景及各區的再生計畫之「信念領域」核心，而 不是「上下交征利」的常識。但是，本文從象徵霸權運作於「意見－信 念－脈絡」三領域的觀點，析得在臺北今日的民主政治中，利權交易仍 是保持政權的重要法門；及當政者在「文鬥」中先天掌握壓倒反對者聲 音的優勢兩點結論。這兩點一方面當然印證了 Lukes（2005／林葦芸 譯，2006，頁 58-59）所言：民主政治包含了多元主義、動員偏見、以 及象徵霸權三種互補的權力；另一方面也可說是以「負面表列」方式，
點出我們想達到「光榮城市」不得不克服的兩列路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