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自一九二○年代起，某些前往日本內地受教育的臺灣法律 人，已能突破日本殖民統治當局在法學知識上所設置的封鎖線，而 本於臺灣人主體意識，運用來自西方的現代法學，提出有利於臺灣
90 民眾法律新報社，刑法之由來，民眾法律，2卷4期，漢文，頁12-13，1933年4 91 月。
永章生譯，陪審法與一般的常識，民眾法律，2卷4期，漢文，頁14-21，1933 年4月。
92 蘇樹發，法庭詭辯，民眾法律，1卷3期，漢文，頁49-51，1937年12月。該文
作者名字上方已註明「辯護士、法學士」。該期《民眾法律》在版權頁的前 一頁，列出10位「顧問辯護士」，其執業地點分別為臺北（1位）、新竹（1 位）、臺中（5位）、嘉義（1位）、臺南（1位）、高雄（1位），其中3位臺 灣人、7位日本人。不過該期係出版於1937年12月，卻又從「第一卷」開始起 算，令人不解。
93 目前在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及臺大總圖書館皆有收藏一部分《民眾法律》。
人群體的法律論述。就像當時許多亞、非殖民地菁英到了殖民母國 受新思潮的洗禮後，即開始思考自身民族的處境與出路，在日本內 地唸法科雖所接觸者是以日本為中心的法學知識，但卻因而更理解 臺灣人或殖民地臺灣所遭受的差別待遇，故有一部分臺灣法律人將 反殖民統治的因素，納入其法學論述的內涵中。
例如林呈祿早於一九一四年即至東京留學，之前在臺灣則擔任 法院書記官，因此熟習源自近代西方個人主義、資本主義的現代法 律制度的運作。其於一九二○年，在由臺灣人政治異議者所辦雜誌
《臺灣青年》上，發表〈六三問題之運命〉，94以精湛的法學素養 看透日本在臺「六三體制」的政治意涵，從作為全體臺灣人（臺灣 民族）之受託人的立場，深入分析此一問題，提出應採行的方案，
使得整個臺灣人政治反對運動的訴求，從「廢除六三法」改為「設 置臺灣議會」。95關於六三問題，當時臺灣法學界由於與官方關係 密切，對於臺灣憲政問題多傾向於支持既有的統治體制，包括日本 憲法學者市村光惠、總督府判官姉齒松平等人；於日治晚期任教於 臺北帝大的中村哲與園部敏，雖曾提出部分批判意見，但仍不主張 對臺灣特殊體制作徹底的改造。96在這樣的氛圍底下，某些願意投 身政治反對運動的臺灣法律人，成為日治中期以後批判臺灣殖民地 憲政體制的主力；例如一九二一年由林獻堂領銜連署的「臺灣議會 設置請願書」，即是林呈祿主筆。
因此，於一九二○年代初，當日本民法應否直接施行於臺灣成
94 林呈祿（原署名「林慈舟」），六三問題之運命，臺灣青年，1卷5期，頁16-29，1920年12月。
95 其詳，參見王泰升，「鬱卒」的第一代台灣法律人：林呈祿，載：台灣法的 世紀變革，頁79-81，2005年。
96 其詳，參見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憲法史初探，載：台灣法律史的建立，頁 213-222，2006年2版。
為一項法律議題時，身為第一代臺灣法律人的前述林呈祿和在臺灣 擔任辯護士的鄭松筠，都曾從「臺灣人」及「應如何繼受近代西方 法制」的視角，提出頗具法學深度的見解。97兩人曾在《臺灣青 年》發表過一系列的文章，如林呈祿的〈施行民法商法宜置除外 例〉、〈將民法親族規定適用於台灣人之法案的疑義〉，鄭松筠的
〈就民商法施行而言〉等，98在一片由日本人官僚或學者所壟斷的 法學論述中，努力地從被統治者角度發出聲音。然而，這些聲音在 臺灣島內，僅能靠有限的社會運動或少數報紙（如臺灣民報、臺灣 青年）來傳播，並未被國家教育體系所採納，故影響力有限。按這 群屬於政治異議者的臺灣人法學知識菁英，多未擔任公職或進入帝 大的教育體系，包括林呈祿、鄭松筠、黃呈聰、蔡式穀、王敏川等 人，雖在《臺灣青年》、《臺灣民報》均有大量關於憲政、法學的 論著，但其文章連在法律實務色彩較重的《臺法月報》上都看不 到，更遑論出現於其他學術性較重法學期刊，故彼等幾乎是被排斥 於臺灣法學界之外。
二、初試啼聲的臺灣人法學研究者
於一九三○年代後，極少數在臺灣本地接受法學教育的臺灣 人，有機會留在法學教育機構內從事法學研究，但其發展都不順 遂。例如，擔任臺北帝大政學科助手的鍾壁輝曾於一九四○年，在 屬於學術機構刊物的《政學科研究年報》發表〈讀韓非子：刑治主 義或德化主義〉（參見附表）。但鍾壁輝在臺北帝大政學科內並未
97 其詳，參見王泰升，同註2，頁121-122。
98 林呈 祿 ，施 行 民法 商 法宜 置 除外 例 ，臺 灣 青年 ， 3卷 4期 ，漢 文 ，頁 21-26，
1921年10月；林呈祿，民法親族規定を臺灣人に適用する法案の疑義，臺灣 青年，3卷6期，日文，頁21-35，1922年9月；鄭松筠，就民商法施行而言，臺 灣青年，3卷4期，漢文，頁17-21，1921年10月。
被接納為法學教師，其於一九三二年畢業（第二屆）後先擔任副 手，但一直到一九四○年，當同屆畢業生山下康雄已返校任講師之 時，才升任助手，但再經兩年後就離職，進入報社工作。此外，屬 臺灣人的第四屆畢業生王燮村（王野高光）、第五屆畢業生林德 旺、第六屆畢業陳加溪、第七屆畢業生張松標，均於畢業後擔任副 手，卻都始終未能擔任助手。按臺北帝大政學科共培育了四十位臺 灣人畢業生，卻沒有養成任何一位講師級以上的大學教師。99何以 相當多臺灣人畢業生循留校任教的管道都未能成為授課教師，日本 人畢業生走留校任教之途者少卻都能如願成為教師，其間是否有族 群上的歧視，啟人疑竇。100
另一方面，到日本內地唸法科的臺灣人，也可能在回臺灣後在 學院外進行法學研究。曾在東京帝大受業於日本的法制史大家中田 薰的戴炎輝，於返臺後雖擔任辯護士，但於日治晚期仍致力於法學 研究，其作品主要是關於臺灣（與中國）的村庄、街庄地方制度以 及家族祖先祭祀公業的研究，101且在前述的《臺法月報》上發表
99 王泰升，同註61，頁177；陳昭如，同註80，頁34-35、45；鄭麗玲，同註66，
頁76-77。臺北帝大設有「副手」制度，為職員以外的名額，為使學生於大學 畢業後繼續在校研究而制定此制度。見松本巍著，蒯通林譯，臺北帝大沿革 史，頁19，1960年。
100 按臺北帝大政學科內法學教師的最高學歷大多是法學士，且不少是畢業自東
京帝國大學法學部。假設臺北帝大政學科的臺灣人畢業生因不夠優秀或太過 年輕，而無法留校擔任教職，則自1920年代起已有不少臺灣青年就讀於東京 帝大或京都帝大的法科，當中難道皆無具有返鄉任教之志者？能夠在對臺灣 人不利的臺灣初級、中級教育中與日本人學生並駕齊驅，再脫穎而出進入東 大或京大者，其資質能謂不優秀嗎？但至1945年為止竟沒有一位臺灣人法科 畢業生能進入臺北帝大政學科任教。
101 參見王泰升、堯嘉寧、陳韻如，戴炎輝的「鄉村臺灣」研究與淡新檔案——在 地「法律與社會」研究取徑的斷裂、傳承和對話，法制史研究，5期，頁264-267，2004年6月。
過關於養子法、招婿、合會等臺灣人習慣的文章。102這些法學研 究之被接受，多少還是因當時國家實證法上臺灣人身分事項依習慣 法處理之故。
從事法學研究的臺灣人，是否將其族群背景反映在所建構的法 學知識上，是一個令人感興趣，但卻也是不易回答的問題。例如，
根據歐陸法學概念，應如何說明臺灣漢人固有的祭祀公業的本質？
雖當時包括姉齒松平在內的多數法界人士支持國家實證法上既有之
「習慣上法人」的定位，但身為臺灣人的戴炎輝卻主張「總有 說」，亦即祭祀公業性質上屬於德國法上的「總有」。然而，身為 日本人及學院內法學者的坂義彥，也同樣主張「總有說」。若戴炎 輝之主張「總有說」是純然出於保障臺灣人／臺灣民族之動機？何 以在族群上非屬臺灣人的坂義彥亦採同說？103或許上述總有說的 主張，只不過反映當時法學知識之受到德國法學宰制爾，並沒有太 多族群經驗或認同等因素涉入其中？這也可解釋為什麼前述那群對 抗總督府的臺灣人法學知識菁英，與許多在臺灣的日本人司法官僚 一樣，對祭祀公業傾向於持負面見解。104
102 參見戴炎輝，近世支那竝臺灣の養子法，臺法月報，31卷7期，頁49-63，1937 年7月；31卷8期，頁67-77，1937年8月；31卷9期，頁15-25，1937年9月；31 卷10期，頁35-40，1937年10月；戴炎輝，招壻婚に就て，臺法月報，32卷3 期，頁21-27，1938年3月；32卷4期，頁22-30，1938年4月；32卷5期，頁30-38，1938年5月；32卷6期，頁35-43，1938年6月；戴炎輝，臺灣舊慣上の合會
（賴母子講），臺法月報， 33卷3期，頁33-40，1939年3月；33卷4期，頁28-37，1939卷4期；33卷5期，頁33-45，1939年5月；33卷6期，頁31-43，1939年 6月；33卷7期，頁23-27，1939年7月；33卷8期，頁36-40，1939年8月；33卷9 期，頁26-33，1939年9月；33卷10期，頁49-51，1939年10月；33卷11期，頁 37-39，1939年11月。
103 參見曾文亮，台灣法律史上的祭祀公業，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80-82，1999年。
104 吳豪人教授認為這群對抗總督府的臺灣法律人，擬以對於現代性的擁護，來
於日治晚期，較明顯展現臺灣人意識且由政治異議者所形塑的 臺灣人法學，隨著一九三○年代日本逐步進入戰爭狀態，105連很 有限的發聲管道都漸次消失。例如，由林呈祿主編的《臺灣民 報》，一九三二年起成為日報而改稱《臺灣新民報》，並自許為臺 灣人的喉舌；然而在嗣後的皇民化運動中，其漢文版自一九三七年 六月一日起被取消，一九四一年被迫改稱具有「大東亞戰爭」意 涵的《興南日報》，更於一九四四年被命令與其他報紙合併而停 刊。106趁勢而起的，就是下述法西斯化的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