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規則為導向的論述
在Just Words: Law, Language and Power這本書中，Conley以及O’Barr94 提出兩種論述的模型，一種是所謂以規則為導向的論述（rule oriented account），這種論述的邏輯主張對方違反規則、責任或者義務，因此要求法 律的救濟。這樣的主張往往必須以法律規則為中心，將相關事件依據規則的 邏輯，線性地、一點一點地呈現出主張的合理性。此外，這種論述方式強調 因果關係，並且永遠指向某一個人必須負責或者有某種義務，因此所有被檢 選的證據，目的都是要指向符合或者不符合某個法條，往往會排除許多個人 的或社會的關係因素，不將這些因素當成是相關的。
另外一種論述的模型，稱為以「關係為導向的論述（relational
accounts）」，這種論述的邏輯主張依據一般社會觀念的倫理原則，已經盡到應 盡的義務，因此要求公平的對待。此種論述強調個人地位以及社會位置，論 說者傾向將所有生活的細節都交待清楚，這中間包括許多法律認為不重要的 細節，反而是法律所重視的要點，可能被忽略。因此時間以及因果因素有時 候會呈現一種個人獨有的詮釋方式，往往預設聽者對於他所論說的事情之背 景以及地方有一定的了解。
針對上述的兩種模型，我們發現本文所蒐集的判決書中，明顯呈現出上 述兩種論述模型，法官關於判決理由的論述中對於事實的理解，往往是基於
「以規則為導向的論述」，而當事人的聲明，尤其是沒有訴訟代理人的情況，
往往是「以關係為導向的論述」。本段企圖從社會語言學以及法律與社會的角 度出發，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來說，我們要問，法律語言本身的論說形式與 結構，是不是足以構成某種特有的觀點，並且藉之去認知、結構以及呈現這 個世界；從法社會學的角度來說，問題便是在上述特殊形構法律語言中，我 們可否發現不平等運作的機制。
（一）案例一
在以「不堪同居之虐待」為離婚理由的請求離婚判決中，如果被告提起
「一時忿激」的抗辯，「以規則為導向的論述」常常將當事人的論述導向某一 個特定的方向，著重於是否能夠證明某年某月某日受到毆打，因而受傷，此 傷害為被告所為，而被告之所以為此行為，乃是導因於原告某個不檢行為，
94 J. M. Conley & W. M. O’Barr, Just Words: Law, Language and Power,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67-73（1998).
因此適用最高法院 23 年上字第 4554 號判例，駁回離婚請求。
舉例而言，本文所蒐集的宜蘭地方法院 89 年度婚字第 132 號判決，由於 雙方都沒有請律師95，原告主張就是相當「以關係為導向的」：
「兩造結婚二十餘年，原告平時除相夫教子外，並當女 工賺錢以貼補家用，近幾年來，被告常以原告與他人賭 博為由，動手毆打原告，原告因受不了被告長期在精神 上和身體上之虐待，曾向臺灣板橋地方法院聲請保護 令，並蒙核發通常保護令一紙在案，惟被告並未把保護 令當一回事，依然多次毆打原告，原告不堪被告如此長 期之虐待，爰依民法第一千 O 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之 規定，請求判准兩造離婚。」
但是法院審理卻是以「以規則為導向的論述」，其著重在原告是否有被打：
「又原告主張被告毆打原告，經判處有期徒刑三月等 情，固有原告提出之診斷證明書、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 院刑事判決正本等為證，並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據本院 調閱被告之前科資料查核屬實，亦有本院被告全國前案 紀錄表在卷可憑，固應認為真實。」
此時，原告可能近幾年來被毆打，但是無法提出具體的證明，只有最近 幾次去驗傷，而判決的重點可能在乎的是可以提出證明的幾次，傷勢是否嚴 重：
「惟依上開書證記載，原告之傷勢，或為「擦傷」，或 為「紅腫」，均屬微傷，法院固得據此核發保護令，藉 以防止家庭暴力事件之發生，然是否即屬不堪同居之虐 待，仍應佐以其他事證，始能具體認定」
接下來，判決在意的是原告被打的原因，被告抗辯係兩造拉扯之間造成 的，有問題的是，被告不必證明自己也受傷，就被法官採信：
「被告抗辯原告的傷都是兩造在拉扯之間造成的，被告 也有受傷，只不過沒有驗傷等語，核與原告之受傷情節 大致相符，所辯尚非無稽。」
95 在當事人雙方都沒有請律師的狀況，我們可以發現原告的論述常常與法律邏輯不 同，因此受到不利的判決，以下另舉宜蘭地方法院 89 年度婚字第 123 號判決之判決書中的 文字為例說明之。判決中原告自認被打是因為自己「無故擰子」，正好成立「一方行為不檢」。 判決中寫到「原告主張之曾動手打原告之情，雖為被告自認，惟被告辯稱係起因於原告無故 擰之子等語，復為原告自認在卷。而原告亦自承被告並未虐待原告，則被告前揭辯解即屬有 據，堪信真實。」
其次，被告主張原告好賭，被告不願縱容，一時忿激，才出手打人。原 告聽被告提到賭博，因為心裡想離婚，就賭氣承認，並說既然如此就離婚好 了：
「次查：被告主張原告好賭，不理家事，此為原告所不 爭執，且原告自承：『既然被告和兒子都說我愛賭博，
那就離婚，不要互相干涉好了』，足徵原告確有賭博習 性；姑不論其賭博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沉迷賭博易使人 玩物喪志，荒廢家務，殆無可疑 … 則原告自謂『平時 除相夫教子外，並當女工賺錢以貼補家用』等語，顯與 事實不符。」
就因為原告承認自己好賭，因此就理所當然的成立「一時忿激之抗辯」，
因而不成立不堪同居之虐待：
「末查：原告好賭，被告不願縱容，一時忿激，致有過 當之行為，並非不可想見，且此情形業經證人即兩造之 子郭 OO、郭 OO 到庭證述明確（見本院八十九年九月二 十日準備程序筆錄），原告執此事由即謂受有不堪同居 之虐待，其主張尚難採信」
就上述「以規則為導向的論述」而言，似乎受暴婦女只要有賭博的習性，
就足證其行為不檢，丈夫就可在離婚訴訟中主張「一時忿激」，受暴婦女之離 婚請求因之被駁回，這對當事人原告女方而言，難免會有道理何在的疑問。
（二）案例二
「以規則為導向」的論述模式除了將生活事實定位為線性的發展過程之 外，判決往往將一個婚姻生活的連續體，切割成各個不同的事件，最後再一 個一個依據法律的規範論證，加以駁回，因而不成立「不堪同居之虐待」。以 下舉本文所蒐集的板橋地方法院 88 年婚字第 23 號判決為例，原告列舉三次 遭受毆打的具體情狀，法官則一個一個加以駁回，第一個駁回的理由是無法 證明，第二個駁回的理由乃非蓄意，第三個駁回的理由是互毆：
[無法證明]「原告又主張：八十五年一月間被告稱其欲 至大陸投資，乃帶著錢隻身至大陸，約每三個月返家乙 事，被告回台時，從未事先通知原告及二名孩子，其返 台心情若好，原告就能安渡生活，若心情不好，就會將 家中屬於原告的衣物及鞋子丟棄在外面，並將原告的照 片撕碎丟在垃圾桶，有護貝不能撕的照片則將其搓揉變 形，把家還弄得混亂不堪，等原告返家後，則將原告毒
打一頓云云，惟為被告所否認 ... 惟因被告至大陸經 商後，原告改變生活習慣，復因被告經商失敗要求離 婚，致兩造發生爭吵，已如前述，被告縱因此而將原告 衣物丟在陽台，衡情亦是一時氣憤所致，上揭情事尚難 謂客觀上已達於不堪同居虐待之程度。
[非蓄意][導因於原告夜間外出]「又原告雖於八十六年 九月十九日晚上因被告之拉扯、垂打而受有左上臂瘀傷 ４×４公分之傷勢，有驗傷診斷書一紙可佐，被告亦不 否認上情，惟以﹕因自八十六年農曆八月十三日起原告 連續三日於夜間外出，分別於凌晨一點三十分許、一點 許及三時三十分許始返家，伊向原告查問，要拉原告返 家，原告不理，伊與原告發生拉扯才致原告受傷等語，
經查：八十六年九月十九日係農曆八月十八日，有原告 提出證四照片上之日曆可參，並非中秋節當日，是原告 之指訴已與事實有所出入，且原告亦未能舉證被告確 以：「臭雞巴」、「幹你娘雞巴」及「妳穿漂漂亮亮去給 人幹」等穢語辱罵，且若被告確曾出手毆打原告頭部及 拉扯原告頭髮，何以驗傷診斷書上無此部位受傷之記 載，且原告僅受有左上臂瘀傷４×４公分之傷勢，衡情 被告應非蓄意毆打所致，是原告以此主張受有被告不堪 同居之虐待，難謂有據。」
[互毆]「原告又主張﹕八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早上九 時許，被告在中和市新生街一七三號檳榔店竟持菜刀作 勢追殺原告云云，惟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且在場之證 人黃 OO 於本院訊問時亦證稱：「八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 日我公公、婆婆吵架是因為我公公要拿檳榔攤的煙，我 婆婆把他搶回來，後來兩人就打起來，沒有拿工具，都 是空手，我不知道是誰先動手，看到時已打在一起，二 人都有受傷，婆婆衣服被扯破」等語（參見八十八年四 月十五日言詞辯論筆錄），是原告指稱﹕遭被告持菜刀 追殺云云，已不可採，且當天原告雖受有右眼眶瘀傷３
×２公分、前胸壓痛、右手腋瘀傷５×３公分、左上臂兩 道瘀傷３×０．２公分、左手肘瘀腫３×３公分及下背部 疼痛等傷勢，然被告亦受有左頰擦傷五處，各０．二公 分×０．二公分、下顎擦傷二處各為０．五公分×０．五 公分、左、右胸各擦傷三處，分別為 十×０．二公分、
右手擦傷二處各為０．二公分×０．二公分，有驗傷診
右手擦傷二處各為０．二公分×０．二公分，有驗傷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