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他社會科學的互動

除了突破法學實證研究現有之困境之外，更具開創性與積極性的作 法，應該是敞開法學研究的大門，積極與其他社會展開對話，並且可以藉助 其他社會科學之實證研究模式，逐漸建立屬於法學的研究方法。以美國過去 數十年來的學術發展為例，法學者與其他社會科學之間的對話，對於法學的 進步有極大的助益⁸⁰。然而，不同學科之間的整合，必須經過相當程度的

「內化（Internalization）」，並非只是將其他學科的原理原則或研究方法，

毫不思索地套用到法學研究的議題上。

因此，當我們嘗試以其他社會科學（例如：經濟學、社會學、心理 學）的原理原則或研究方法，分析或探討法學議題時，應該特別注意的是，

如何建構能為法學所用的方法。以下將以經濟分析為例加以說明，再藉由美 國心理學協會（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對於實證研究 論文的要求，作為法學實證研究的參考範例。

5.2.1 法律經濟分析的反省

當其他社會科學⎯⎯例如：經濟學、社會學⎯⎯開始進行法學領域的 研究時，是否會產生所謂「學術入侵」的現象，是強調科際整合時，應特別

79 Heise, supra note 12, at 823-25.

80 Revesz, supra note 26, at 171.

注意的。以法律經濟分析的發展過程為例，在 1930 年代經濟學者開始嘗試 以經濟學的原理原則分析法律問題時，法律學者普遍的態度是無法接受⁸¹。 一直到了 1960 年 Coase 發表了「社會成本的問題」（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一文，強調「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的概念，因此引起廣泛 的討論，進而有學者提出「寇斯定理（Coase theorem）」的論述⁸²，並且帶 動了法律人的參與，法律經濟分析也逐漸走入美國法學院⁸³。

然而，對於法律經濟分析有所接觸的法律人應該知悉，當前以 Posner 為代表的法律經濟分析學者，在討論法學與經濟學的議題時，所採取的分析 方法，係以個體經濟學的假設模型概念，分析經濟個體的行為，期能做到預 測理想均衡（optimal equilibrium）的目的⁸⁴。上述假設模型係以「理性的選 擇」與「自利的行為」為最重要的前提，強調效用極大化的目的。換言之，

在經濟學裡，對人性的兩點根本假設是：人是理性的，人是自利的（此即經 濟學的兩大假設）⁸⁵。

由此可見，法律經濟分析也是基於一定公設原理，從法律以外的觀 點，解釋法律應該如何規定或法院應該如何裁判，才是有效率的行為。經濟 分析雖然可以從法學以外的觀點，理解法律的規定、運作及其如何影響人與 人之間的互動，再進一步提出「法律應該是如何的」的建議⁸⁶。但以新古典 主義經濟學為基礎的經濟分析，因為缺乏足以說明基本假設（理性、自利）

81 HEATH PEARSON, ORIGINSOF LAWAND ECONOMICS—THE ECONOMISTS’ NEW SCIENCE OF

LAW 1830-1930 144 (2005).

82 Michael I. Swygert & Katherine Earle Yanes, A Primer on the Coase Theorem: Making Law in a World of Zero Transaction Costs, 11 DEPAUL BUS. L.J. 1, 9, 24 (1998).

83 關於法律經濟分析的歷史發展，請參見林三元，「法律經濟學之發展特別報導──

從有效率的公平正義出發」，科技法學評論，第 1 卷第 2 期，頁 254-62（2004）。

84 Lynne L. Dallas, Law and Socioeconomics in Legal Education, 55 RUTGERS L. REV. 855, 860 (2003).

85 請參見熊秉元，「人是自利的」，熊秉元漫步經濟，頁 140（2003）。

86 簡 資 修 ， 「 一 個 自 主 但 開 放 的 法 學 觀 點 」 ， 月 旦 法 學 雜 誌 ， 第 93 期 ， 頁 237

（2003）。

正確的證據⎯⎯缺乏實證資料支持⎯⎯而遭到許多的批評與攻擊。為了修正 這個不實際的假設前提，學者們結合認知心理學、社會學以及其他行為科 學，試著提出更符合人類實際行為的範例（paradigm），並稱之為「法與行 為科學（Law and Behavioral Science）」⁸⁷、「法律之行為分析（Behavioral Analysis of Law）」⁸⁸或「法與社會經濟學（Law and Socio-Economics）」⁸⁹。 顯見單純以經濟學的原理原則分析法律問題，雖能提供法學另一不同的視 角，但是欠缺實證支持的假設，仍舊無法探究法律規定與法律施行之間的落 差。

因此，欠缺實證研究的法律經濟分析，對於法學議題的論述仍有其侷 限性，法律經濟分析對於法學的貢獻與影響，不應僅限於單純借用分析方法 而已。而應從實證資料的蒐集，融合法律目的與經濟分析的觀點，進而解答 所提出的問題。本文認為（以法律經濟分析為例），科際整合界面的建構，

仍應從實證的角度切入，否則只是陷入另一種理論之爭而已，那麼學科整合 也將失去其意義。

5.2.2 資訊揭露與法學實證研究

由上述的討論可知，法學本有其完整的學說體系，法學者除了繼續闡 述相關學說之外，如何藉由其他實證研究建立新的學說，才是未來應有的努

87 Russell B. Korobkin & Thomas S. Ulen, Law and Behavioral Science: Removing the Ra-tionality Assumption from Law and Economics, 88 CAL. L. REV. 1051, 1053(2000).

88 Cass R. Sunstein, The Future of Law and Economics: Looking Forward, Behavioral Analysis of Law, 64 U. CHI. L. REV. 1175 (1997); Christine Jolls, Cass R. Sunstein &

Richard Thaler, 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Law and Economics, 50 STAN. L. REV. 1471 (1998); Christine Jolls, Behavioral Economics Analysis of Redistributive Legal Rules, 51 VAND. L. REV. 1653 (1998).

89 Robert Ashford, Socio-Economics: What Is Its Place in Law Teaching?, 1997 WIS. L. REV. 611 (1997); Jeffrey L. Harrison, Law and Socio-Economics, 49 J. LEGAL EDUC. 224 (1999); Jeffrey L. Harrision, Teaching Contracts from a Socioeconomic Perspective, 44 ST. LOUIS U. L.J. 1233 (2000); Dallas, supra note 84.

力方向。所以，其他社會科學在知識建立的方法，應能提供法學者在思索建 立屬於法學的研究方法。本文將以 APA 對於實證研究論文資訊揭露的要求 為例，說明法學實證研究應如何確立研究步驟，才能達到科學對話、累積知 識的學術目的。

如前所述，法學實證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藉由實際資料蒐集、分 析，解答法學上的問題，進而建立可驗證的法學知識。但是，如果實證研究 的論述，未能充分揭露研究的相關資訊，他人難以檢驗推論過程及結論之正 確性，那麼將失去實證研究的意義。申言之，在人類知識的建構過程中，

「批判性的討論（critical discussion）」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過程⁹⁰。而討論的 基礎即在於研究結果所憑藉的原始資料，只有在相同資料的範圍內進行討 論，才不至於「各自表述」的對話。法學研究過去著重在提出「肯定說」、

「否定說」、「折衷說」等不同見解，但是不同的見解並不是依據的事實基 礎不同，而是學說理論的差異。此種研究方式對於法學知識的累積雖有助 益 ， 但 難 以 形 成 公 共 知 識 （ public knowledge ） 所 需 具 備 的 「 批 判 性 討 論」，而法學實證研究的建立，正可以彌補此種「各言爾志」的缺點。

法學研究在資訊揭露方面，向來僅以「註解」之方式呈現。引註不僅 能幫助讀者瞭解、知悉資料法源與作者的觀點，而且對著作的說服力和作者 的治學態度也有助益。在美國法學界對於註解格式尚有較為統一的「The Bluebook」，但在我國法學界對於法學論文的引註格式至今仍無一致的標 準⁹¹。然而一項研究是否可受公評，其他學者藉由相同的資訊與推演，能否 獲致相同的結論，或者至少可以在相同的基礎上辯證，應是法學能否「科學 化」的重要指標。因此，公開與透明的要求，在實證研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因為此項要求使得實證調查可以交流，其他學者也可以檢視這些實證資料

90 Gregory Mitchell, Empirical Legal Scholarship as Scientific Dialogue, 83 N.C. L. REV. 167, 181 (2004).

91 陳榮隆，「法學論文引註方式統一之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成果

報告（2004）。

的可信度。如果沒有這樣的揭露，就失去了判斷實證研究的科學理性基礎⁹²。 是以，參考其他社會科學如何制定規則，要求研究者揭露與研究內容有關的 資訊，應是法學實證研究必須確立的方向。

參考 APA 對於實證研究論文所制定的研究手冊強制揭露規則（manda-tory disclosure rules），法學實證研究的資訊揭露，至少亦應符合下列幾點⁹³：

第一，在文章的介紹部分，作者應該揭露實證調查的主要目的，包括 問題的提出、現象的描述，以及特定的假說，或者將被檢視的前提理論。第 二，在論文關於「方法論」的介紹部分，作者必須揭露足夠的資訊，以便其 他研究者可以評價作者的方法，以檢視研究的結果。第三，研究「結果」的 章節，作者必須描述收集的資料，以及關於該資料的統計分析結果。第四，

在研究「結論」的章節，作者必須將實證的發現與「介紹」章節之最初的研 究目的相連結，而且作者必須討論實證發現在有效性以及普遍性的限制。第 五，作者必須在文章最開始的註解中，提供資訊給任何對本次實證研究有興 趣的人，以便他們可以與作者接觸，進而取得關於此研究更進一步的資訊。

第六，作者應該揭露任何提供實證研究研究經費的來源、作者所屬的機構，

或者是任何可能被視為有利益衝突的其他資訊。第七，如果該研究涉及了以 人類或動物為主題，研究者必須在最初的註解中闡明所有資料的蒐集，皆依 循 APA 的倫理準則。

由上述 APA 對於實證研究之形式要求可以得知，法學研究確實可以藉 由科際整合，以及與其他學科間進行對話，獲得相當的助益。反面言之，其 他社會科學的研究者，也可因為與法學共同研究，更加深入瞭解法學的內 涵⁹⁴。而建立此項科學對話的平台，應是效益極高的知識累積方式。上述原 則，可作為建立法學實證研究模式的參考準則，而這也正是科際整合所應追 求的精神所在。

92 Mitchell, supra note 90, at 183.

93 Id. at 201-04.

94 Revesz, supra note 26, at 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