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陳克華：浮出批評的地表 55
第三節 與時代之風逆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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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與時代之風逆行的人 小結
絕大多數的陳克華研究者，都從其詩作下手。然而如果在陳克華的評論文字 中實際探討，則可以發現有明顯對於台灣當地的關懷與時事針砭：一、陳克華對 台灣民族性的批評；二、陳克華展現的生命關懷與人道精神；三、故鄉與環保關 懷；四、對教育的注重。在陳克華這類型的批判散文當中，可以發現其往往並非 是帶有著藝術性或美學上的文字語句的應用，更多的則是對於社會政治現實的批 判，他的文字著重在思想性，有時諷刺，有時無奈。於是對他而言：「文學無關 乎政治？錯了，文學其實是非常非常政治的。」31
而陳克華與楊照最大的差異，在於其自我的同志身份，陳克華必須經受異性 戀霸權的窺視，於是對於社會對同志的誤解如愛滋議題等等，陳克華所展現的是 為弱勢而戰的戰鬥精神。在陳克華筆下，面對性向歧視的迫害，常常是毫無保留 地進行諷刺，但在文字之中仍存有理性的思考。諷刺筆法在陳克華的筆下的使用，
其重要性也許不在於其影響了多少時政與人心，而是要具有勇於批判的態度。也 正如其詩作所言：「我確然已走在與時代逆行的方向。」32
31 陳克華，《哈佛‧雷特》（台北：九歌，2003），頁 166。
32 陳克華，〈我確然走著與時代逆行的方向〉，《善男子》（台北：九歌，2006），頁 92。
第五章 兩種批評視角的結合 第一節 楊照與陳克華的性別意識
第二節 殊途同歸：公共知識分子的價值所在 小結
本章將討論楊照與陳克華第一個可注意到的共同點，也就是他們都對於台灣 的主體性有所評論。而這兩位作家也對於性別霸權有所批判，比如說楊照提出新 男性的觀點，反省男性一直以來對女性的枷鎖；而陳克華則是以自身的同志身分，
對抗異性戀的壓制。這兩人對於性別霸權都有所反思，是本章所著重的另一個焦 點。
第三節則藉由整合楊照與陳克華許多共同討論的議題，來論述兩人如何從不 同文風與觀點，對同樣的事情展開批評。如對於教育、醫療、環保與動物權等等 的討論，都可以見出兩人身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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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章總結全文，總結前列各章要點，說明在討論過程中所得出的成果與發現，
並指出侷限與未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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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台灣戰後至解嚴的知識分子與論述場域
首先我將概略性地討論台灣戰後知識分子的世代性，做為本文討論楊照與陳 克華的背景架構。戰後台灣因為政治環境（戒嚴）的關係，是以知識分子的各種 活動必然和民主運動緊密相連。當時異議人士如果對當時強權加以批判，輕則主 持或發表的刊物遭到勒令停辦，重則受到莫須有的死刑與政治冤獄的壓迫。往後 許多人更必須逃往海外，成為遭受國民黨政府通緝的「黑名單」無法回國。這就 如同薩伊德所指出的，「流亡」是某些時代與地區的知識分子現象1
回過頭來，我所討論的兩位作家楊照與陳克華在表明政治批判立場時，則不 會受到那樣危及性命的壓迫，但也不是全然的自由。他們依舊是在戒嚴下度過了 青年時期，時代的壓迫與限制，仍然在他們的心靈層面投下暗影。其正如楊照在
《臨界點上的思索》自序裡所提及，在他所成長的七○年代，理想是什麼，其實 不是真的那麼知道。至少對於理想的行動主義是無緣接觸的，畢竟其生活周遭根 本就不存在社會運動、政治運動、學生運動的可能
──不流亡，
就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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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艾德華‧薩伊德（Edward Said）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台北：麥田，2004），，頁 90。
2 楊照，〈一個本土左派世界觀的嘗試〉，《臨界點上的思索》（台北：自立晚報，1993），頁 7。
。
也就是說，在楊照開始寫作批判時政的文字之前，他所成長的經歷必然深深 影響他為何而寫的行為。同樣陳克華念茲在茲的創作主題，便是政治壓迫如鄭南 榕等人。在他們青少年的時代，即便因為社會經驗的關係尚未能寫出批判時政的 文字，但當台灣社會逐漸脫離政治禁錮的牢籠，他們的批判之筆也就破繭而出。
八○年代以降，時代氛圍開始擾動台灣鐵幕般的政權。在社會經濟結構改變 以及海外華人的推波助瀾下，台灣人民的政治枷鎖開始鬆綁，各種學運、女性等 社會運動蜂擁而起。在這時代與人勢之所趨，知識分子開始大展手腳，對於台灣 社會和文化的關懷也就蔚為風雲。也因此解嚴後的政治環境，無疑提供給知識分 子更多可以大量發聲的可能，兩人的批判精神於是近乎毫無窒礙的發展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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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戰後至六○年代：被壓迫的聲音
一、戒嚴初期台灣的言論禁錮
二戰結束後，受日本統治五十年的台灣脫離了帝國殖民，台灣的執政者由日 本轉變成國民黨政權。然而光復初期的雀躍與期待，漸漸被來台的國民黨軍隊以 及當時中國政府的不當施政，使得台灣進入經濟蕭條、通貨膨脹的時代，人民困 苦而高官享樂，台籍菁英無施展身手之地。更有甚者，前來接收的陳儀為泯除台 灣受日本殖民的經驗，開始實施政經與文化上的統治，換言之，即是以中國化來 替代皇民化。如果說皇民化是代表日本帝國殖民，那麼中國化無非便是國民黨以 殖民統治台灣的模式。這些情況都造成了台灣人民的不滿，在一九四七年終於爆 發出二二八事件。
陳芳明對於這段歷史曾經說道：
來台接收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無論在權力結構上或組織規格上，都是日 本台灣總督府的翻版。這種體制的設計，最初是考慮到台灣曾經有過特殊 的歷史經驗，亦即具備長達半世紀的殖民地社會性質。因此，長官公署的 成立全然與中國各省的省政府結構完全不同。恰恰就是經過這樣的設計，
台灣政治特殊化的性格反而顯得特別突出，並且使新的政治權力與舊的殖 民統治密切銜接越來。也就是說，整個行政長官公署的規模，完全是依照 台灣總督府的機關單位量身訂做。因此，行政長官陳儀不僅掌握行政、財 政、司法的權力，而且還握有地方的軍事大權。陳儀兼任台灣警備總部的 總司令職位，權力甚至還超越了日本派駐在台灣的總督。重慶時期台灣調 查委員會的接管計畫，全然遭到長官公署的推翻。一個比日本殖民時期的 權力支配還要嚴苛的體制，儼然浮現於台灣。3
3 陳芳明，〈戰後初期台灣文學的重建與頓挫〉，《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2011），頁 211。
這段話是其再殖民概念的重點，亦即陳芳明認為，來台的國民黨政府，是接續日 本之後的下一個對台灣的殖民者。而假如回顧當時的知識分子發聲狀況，主要還 是以報刊雜誌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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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知識分子在這段時期開始接受兩種重要的文化挑戰，一是如何省視殖 民時期的歷史經驗，一是如何面對既熟悉又陌生的中國文化。來台的大陸 知識分子，事實上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亦即如何在中國的歷史經驗與台灣 殖民地文化之間取得平衡點。9
在重建台灣文化的過程裡，右翼官方的文化論述不斷藉「奴化論述」來界 定中國語台灣在文化位階上的優劣，並以取消日文等假去「奴化」之名，
行剷除台灣文化「世界化」之實。這種新興文化領導權的建立，及台灣文 化人提出的反文化、反國府論述，已經預示了五○年代後台灣文化寒冬的 先兆。
換句話說，當時的台灣知識分子與中國來台知識分子，都面臨到在兩方不同立場 下，如何互相理解的問題。但畢竟隨國民黨軍隊來台的知識分子，擁有執政當局 做為靠山。陳建忠就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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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中被殺的王添燈（人民導報社長）、林茂生（民報社長、台大文學院 長）、林宗賢（中外日報社幹部）、吳金煉（新生報日文版總編輯）、宋斐 如（接替王添燈為人民導報社長）、陳澄波（畫家）；被捕的楊逵、張文環、
吳新榮、黃師樵（新竹縣圖書館長）、莊垂勝（台中市圖書館長）、蔡鐵城
（和平日報記者）；遭通緝而逃離台灣的：江文也、陳文彬、蘇新……
總而言之，中國文化人與台灣文化人的爭論，是官方與民間的對立。而在此時對 於台灣主體性的問題，除了文學界的爭擾，更顯現在言論傳播的面向上。一般來 說，言論自由是保持民主政治環境的必要基礎之一。回頭看中華民國《憲法》第 十一條所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也就是說國民可以 表達意見，並且不會遭受阻礙。不過，隨著二二八的爆發，讓台灣人民的心靈受 到恐慌，隨後戒嚴令的頒布，也成為極權政府限制人民自由的手段。
在二二八事件中，根據彭瑞金的統計，受迫害的知識分子群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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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可以看來，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中，對於台灣知識分子大量殘害，於是二 二八事件之後，報章雜誌的主導權多為落入認同統治者裡念的人士手裡。也還不
9 陳芳明，〈戰後初期台灣文學的重建與頓挫〉，《台灣新文學史》，頁 210。
10 陳建忠，〈徘徊於「祖國認同」與「台灣認同」之間：戰後初期台灣文化的重建與頓挫〉，《被 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194-1949）台灣文學論集》（台北：五南，2007），頁 278。
11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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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如此，陳芳明指出二二八後的台灣文學的創作可以說中斷：
面對殘酷的政治現實，所有的日據作家都停止文學創作。呂赫若參加了地 下政治組織，從此向文學告別。朱點人、郭秋生、楊熾昌、郭水潭、陳垂 映、巫永福、劉捷、林芳年、王昶雄、莊培初等人，或因語文障礙，成因
面對殘酷的政治現實，所有的日據作家都停止文學創作。呂赫若參加了地 下政治組織，從此向文學告別。朱點人、郭秋生、楊熾昌、郭水潭、陳垂 映、巫永福、劉捷、林芳年、王昶雄、莊培初等人，或因語文障礙，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