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有找到結果。

貳、「貴義賤利」

漢代士人在論及奢華風氣時常會連帶的提到「義利之辨」的 問題,由此可知漢人論述奢華風氣並不單純從經濟角度著眼,而 是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由道德的層面來探討此一社會問題。春 秋戰國時代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逐富求利的現象日益普遍,人 們對富、利狂熱的追逐,衍生出許多社會問題,如何解決成為先 秦思想家重視的課題。儒家強調以「義」制約人們逐富求利的行 為,對義利之辨有深入的探討,「義」成為調節人際關係的倫理 規範,「義」被用於約制過當的求利行為,所謂:「夫義者,利之 足也,貪者,怨之本也,廢義則利不立,厚貪則怨生。」

739

求「利」

行為必須合乎「義」的約制,過當的逐利行為就是所謂的「貪」, 將會導致「怨」生。

先秦思想家認為人們求富逐利的行為要符合君臣、父子、尊 卑、貴賤之等級差別和倫理規範的要求,也就是符合「義」的規 定。「義」作為一種道德規範,在廣義上是一切正當的、合理的、

適宜的社會行為的概括,將這種廣義的行為規範,置於求富逐利 方面來探討,就形成人們獲取利益時所應遵循的行為規範,強調

「義」是根本,「利」則要受其制約,例如:「德義,利之本也」

740

、「義以生利」

741

等觀點,晏嬰進一步提出「幅利」的概念:「且 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焉。」

742

所以,先秦 思想家已將「義」與人求富逐利的活動聯繫起來,講究「義利之 辨」,「義利論」從而構成先秦社會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

先秦儒家對「義利之辨」論述的最為深入,孔子就已指出: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富貴不以 其道得之,將會造成相互侵奪的亂象,破壞原有的社會秩序,他

739 《國語˙晉語二》,頁 7。

740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頁 445。

741 《國語˙晉語一》,頁 5。

742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頁 1150。

堅決反對無限制地追逐個人利欲,認為:「放於利而行,多怨」

743

。 求利行為的合理與否?孔子是以「義」作為衡量的準則,並指出

「義」與「利」的關係是先義後利、以義制利,「不義而富且貴,

與我如浮雲」

744

是孔子揭櫫的理念,但在合乎義的情況下,孔子 並不反對人們求富逐利。

孔子認為以義制利只是確立了一般理論原則,要將之落實於 實踐的層面,成為社會所遵循的行為準則,才能夠真正發揮以義 制利的功用。孔子認為合乎「禮」的行為謂之「義」,合乎「義」

之「利」,才是君子所求之「利」,將義利關係與禮的概念相結合,

提出了「禮」、「義」、「利」三者統一的觀點,強調「禮以行義,

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

745

孔子又說:「君子喻於 義,小人喻於利」

746

,將「君子」、「小人」之別和「義」、「利」

之辨聯繫起來,原為封建制度社會階層劃分的「君子」、「小人」

之別,因而沾染上道德評價的色彩。

孟子的「性善論」認為人天生的秉性是善的,因此「孳孳為 善」是符合人的天性,而「孳孳為利」

747

、「上下交征利」

748

則 是違反人的天性,這給了儒家宣揚的貴義賤利論以先天的根據。

荀子則持不同的看法,他認為人的天性是惡的,為了防止爭利致 亂,必須以義來約制人們逐利之心的過度膨脹。兩人的出發點雖 然不同,但最終都歸結到「貴義賤利」的論證。

荀子承襲儒家「見利思義」

749

的觀點,要求統治階級要用禮 義規範,作為求利活動是否正當的標準,他提出「先義而後利」

750

的看法,認為「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

751

。更重

743《論語˙里仁》,頁80

744 《論語˙述而》,頁 143。

745 《左傳˙成公二年》,頁 788-789。

746 《論語˙里仁》,頁 82。

747 《孟子˙盡心上》,頁 539。

748 《孟子˙梁惠王上》,頁 22。

749 《論語˙憲問》,頁 308。

750 《荀子˙王霸》,頁 136。

751 《荀子˙大略》,頁 330。

要的是,荀子對儒家的義利觀有所改造,首先,從人性為出發點,

肯定「心好利」

752

是人與生具來的本性,禮義等道德觀念屬於後 天的「積偽」,從而否定了孟子的先天的道德觀。在欲望論的基 礎上,他認同人們求利的活動,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他指出「欲 不可去,性之具也」

753

,人人都具有求利的欲望,這與儒家「君 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754

的觀點不同,並一反儒家「罕言利」

的傳統。

「義」就其本意是合宜之意,合於義的求利行為才具有正當 性。義為根本,以義制利,只是確定了一般性的原則,若要使其 成為人們實踐的行動準則,那就必須還要制定「禮」的規範,因 此,禮是制度化的行為準則。楚大夫申叔時說「教之禮使知上下 之則」、「明度量以導之義,明等級以導之禮」

755

,「義」與「禮」

成為一組相聯繫的概念。

先秦法家對「義」、「利」的看法與儒家有很大的差距,法家 的學說在春秋戰國時代普遍受到各國國君的採用,特別是戰國七 雄變法圖強,採納的是法家富國強兵之道,所以法家的「義利觀」

對當時社會風氣的導向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商鞅把追求名利看作 是人的本性,認為:「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

756

,「民之於利也,

若水之於下也,四旁無擇也」

757

,「民之欲富貴也,共闔棺而後 止」

758

,這些都是商鞅對人「求利」之心深刻的觀察與體認,從 這種認識出發,商鞅堅決反對儒家所宣揚的貴義賤利論,他一反 儒家的義本利末、德本財末的說法,提出「利」為「義之本」的 命題,視儒家宣揚的仁、義、禮、樂等為無益之術。

商鞅認為人性都是自私的,求利的本性驅使人們汲汲於富

752 《荀子˙性惡》,頁 291。

753 《荀子˙正名》,頁 285。

754 《論語˙里仁》,頁 82。

755 《國語˙楚語上》,頁 2。

756 《商君書˙算地》(嚴萬里撰,《商君書新校正》,新編諸子集成,臺北,世界書 局印行,中華民國八十年五月新五版,以下引用版本同此),頁13。

757 《商君書˙君臣》,頁 38。

758 《商君書˙賞刑》,頁 30。

貴,既然人性趨利是必然的,則必須對此採取一定的獎懲措施,

如此才能導引人民按照政府的要求去做,若聽任人民逐利求富的 本性發展,將不利於法家所強調農戰政策的推行;所以他認為要 充分的利用人的自私自利心,讓人們在利己之心的驅使下,藉以 貫徹農戰政策的落實。

韓非與商鞅持相同的看法:人總是從自己利益出發,「挾自 為心」

759

和「計算之心」

760

來對待他人,人所以會為別人效勞,

只是以此為手段,用以換取某種利益,韓非把這種人際交往的計 算心理稱為「市」,就好像是與人進行買賣或商品交換,甚至連 君臣關係亦復如此,因此國君必須隨時對臣下採取防範的措施,

嚴防臣屬陰謀勾結黨羽甚至聯合外邦以圖謀篡位。君臣之間的關 係有時表現為君倚重臣、臣 忠君,但這並不表示他們之間「情 親」、「利同」,這只不過是建立在彼此互利的基礎上,即所謂「臣 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在這種相互交換的關係 中,彼此抱著「計算之心」,時時刻刻在「計數」

761

,如同商人 在從事交易行為般的錙銖必較。韓非以這種建立在人性自利論的 觀點,著眼於人與人相互關係之衝突、矛盾,所以強調君主必須 講究法、術、勢的統治技術與手段,才能成功的駕馭臣屬及統治 人民。

《管子》也把利己看作人的本性,對人之求利心有相當貼切 的描繪認為:「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利 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淵)之下,無所不入」, 既然利己是人的本性,那就不需要國家採取人為的方法來督導,

只要放任無所牽制,自然會「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

而民自富」

762

,《管子》宣揚的人性論是一種出於經濟目的,作 為經濟政策推行的依據,用以論證鼓勵人們追求私人財富的經濟 主張。這種觀點既不同於儒家,也有別於法家,儒家重視的是「義

759 《韓非子˙外儲說上》,頁 205。

760 《韓非子˙六反》,頁 319。

761 《韓非子˙難一》,頁 267。

762 《管子˙禁藏》,頁 291。

利之辨」,強調的是「貴義賤利」,將義利與道德評比聯結;商、

韓法家「利己」的人性觀,則是出於政治目的之訴求,是作為其 推行農戰政策的依據。

秦國深受商、韓法家思想的影響,培育出秦人追求實效和急 功尚利的性格。秦在商鞅變法以後,在刑賞政策的導引下,秦人 形成了寡義趨利的功利思想,人際交往講求的是赤裸裸的利害關 係。這種文化價值體系一旦確立後,就會形成一種思維模式,對 社會成員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與行為準則產生重大的影響。秦 始皇統一六國後,雖然對倫理道德、文治教化的社會功能有所體 認,將整齊風俗視為國家施政的重要項目,但始終無法擺脫功利 主義的負面影響。

商、韓法家的重利輕義論是在批判儒家重義輕利論的過程中 發展起來的,它從人的惡勞而樂逸、趨利而避害的天性為出發 點,認為個人利己之心是一切社會倫理關係的基礎。法家強調人 有趨利避害的本性,實際上是當時人們價值觀的具體反映,春秋 戰國時代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激烈,各國求才若渴,紛紛推動各種 變革,以追求國家的富強,國君對國家富力的追求不遺餘力,流 風所及,庶民小家亦爭逐個人財富,上下交征利的現象極為普 遍,這種競相逐利的風氣在漢代亦極為盛行,對社會各方面都造 成深遠的影響。逐利求富的思想,使人們對富貴的企求心強烈且 普遍,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衍生出許多弊端。人們將富貴等 同於奢華的享受,導致奢華風氣普遍流行,所以,要遏阻奢華風 氣的擴散,必須深入心態的層面,這是漢代士人在論述奢華風氣 時,常常會論述「貴義賤利」思想的原由。

漢代逐利思想的盛行除了前述歷史的承襲外,還有另外一個 因素,這就是商品經濟發達所帶來的結果。謀取利潤是商品經濟 發展的內在驅動力,強調自由競爭、求利逐富、重富貴、輕貧賤,

漢代逐利思想的盛行除了前述歷史的承襲外,還有另外一個 因素,這就是商品經濟發達所帶來的結果。謀取利潤是商品經濟 發展的內在驅動力,強調自由競爭、求利逐富、重富貴、輕貧賤,

相關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