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春秋戰國時代以降，伴隨著商品經濟的快速成長，工商成 為致富的捷徑，這在當時已是相當普遍的事實，棄本逐末的趨勢 已無法阻擋。這種情形在漢代更加顯著，工商發展甚至已侵蝕農
業生產的根基，因工商發展而累積起來的龐大資本，在社會上缺 乏可供再投資的管道，如此一來，富商大賈的巨額財富，一是投 向個人奢華的享受，造成社會上奢靡風氣的氾濫；二是轉而兼并 土地或經營高利貸，這些都將造成農村經濟重大的破壞，進而危 及漢帝國統治的基柢。所以，抑商之舉勢在必行，這也就是何以 漢代士人在論及奢華風氣時必與上述問題相提並論，此外，漢代 士人批判奢華風氣多從機巧的設計徒然浪費人力著眼，強調「重 本抑末」的必要性。
在強調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中，財富主要是由農業生產所提 供，要富國就必須要致力於農業生產，重農成為發展社會經濟、
累積國家富力的必要手段。春秋末期，儒家首先提出「本」的概 念，認為治國和個人修養都有「本」，所謂：「君子務本，本立而 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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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此處所說的「本」是一道德範疇而不是經濟範疇。最先賦予「本」經濟概念的是墨 家，墨家認為「固本而用財，則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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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本」的內容作 出明確定義的是法家，商鞅變法規定：「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 粟帛多者，復其身」811
，明白指出「本業」就等同於生產粟帛，換言之，「本」等同於農業生產，並進而將工商活動與農業生產 對稱，視之為「末」，認為政治力應介入調控，以維持農戰政策 的落實，達到國富兵強的政治訴求。
商鞅是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最先將「本」、「末」兩個概念相 提並論者，他將農業視作「本業」、「本事」，並限定為專指「耕 織致粟帛」之男耕女織的農業生產形態，這種生產形式最有利於 國家追求富強，配合其農戰的理念，認為在農戰以外可以獲利的 其他職業，諸如商賈、技藝、游談、辯說等等都要加以禁止，「末 事不禁，則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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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有害於農業生產，他
809 《論語˙學而》，頁 4。
810 《墨子˙七患》，頁 16。
811 《史記˙商君列傳》，頁 2230。
812 《商君書˙外內》，頁 37。
強調要「事本禁末」，認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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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是為 了壹民於農戰而談論本末問題的，對農戰以外一切可以獲得名利 的行業，都要加以禁限、打擊，他指出：「農之用力最苦而贏利 少，不如商賈、技巧之人。苟能令商賈、技巧之人無繁，則欲國 之無富不可得也。」814
就經濟發展條件來說，工商業的獲利確實 遠高過於農業，因此在提倡重農思想的同時，必須對工商業的發 展施限，如此才能真正落實國家的重農政策。商鞅「重農抑末」的觀點是在於禁抑、壓制商品生產和商品 流通的工商業，尤其是贏利較多的商業及從事奢侈品製造的手工 業，以維護男耕女織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這個看法其實反映 了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之間的衝突。為了禁抑、打擊工商業，商 鞅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重徵工商稅、限制商人經營範圍，
以及「廢逆旅」、「貴酒肉之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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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加行商的困難，以及加重 商人所負擔的徭役等措施，達到其「抑商」的目的。商鞅強調重農思想，但他所謂的「農」僅限於「粟帛」，其 他農作物以及林、牧、漁業等生產都不包含在內，對「本業」的 界定相當狹隘，他進一步提出「壹山澤」的政策，由國家壟斷山 澤顓利，禁限人們採伐與開發，其壟斷政策的目的不是為了增加 國家財政的收入，也不是為了保護自然資源、防止濫加採伐，主 要是為了堵塞農戰以外的利途，使人民除農戰之外「無所於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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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把「農」等同於「粟」的狹隘農業生產觀，是商鞅首先 提出來的看法，商鞅「重本抑末」的措施配合其農戰政策的推動，確實為秦國的富強奠定深厚的基礎，使秦國最終能統一天下。
除了商鞅從國家施政的層面來探討「重本抑末」的觀點外，
先秦諸子對社會上背本趨末情形的日益惡化，及衍生的負面影響 有深刻的體會，因此，對這些問題也有深入的討論。老子雖然沒
813 《商君書˙壹言》，頁 18。
814 《商君書˙外內》，頁 37。
815 《商君書˙墾令》，頁 3。
816 《商君書˙墾令》，頁 3。
有明確的使用本、末此一對稱的名詞，但他認為社會禍亂是由於 人類智慧進步及工藝技巧發展所造成的，即所謂：「大道廢，有 仁義；智慧出，有大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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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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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藝技巧愈發達，難得之貨越多，人們的欲望也 隨之滋長，於是奸謀詭計、盜竊亂賊之事就會發生。惟有「絕巧 棄利」819
、「不貴難得之貨」820
，把一切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的工 具和技能統統棄置不用，才能消弭亂源，重歸純樸安靜的社會，所以，在其「小國寡民」的理想藍圖中，「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沒有工藝技巧的發展，交通貿易也不發達，「民至老死不相往 來」，「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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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經濟思想是受其哲學上 天道自然觀的影響，崇尚「無為」，人法自然而無為，無為也就 無欲。荀子對本、末的探討相當深入，他主張抑制工商業的過度發 展，所謂「務本禁末之為多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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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將「務本」與「禁末」兩者聯繫起來，提出「工商眾則國貧」的觀點。他又指出：「論 百工，審時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備用，使雕琢文采不敢專造 於家，工師之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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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使雕琢文采不敢專造於家」這句話 來看，他的「禁末」是指政府要嚴格控制奢侈品的生產，便於維 持消費上的等級差別，使奢侈品的生產是有限度的進行，以免危 及農業的生產。法家常將「抑末」與「重本」相提並論，認為要發展農業，
就要有足夠的勞動力，必須使農民固著於土地，心無二志，因此 抑制工商經營是必要的措施，如此才能避免勞動力分散和農民心 志不定。對於法家所說的「禁末」所謂的「末」，究竟是指商業 還是指一般手工業產品的製造和運銷，或者是指奢侈品的生產和
817 《老子˙第十八章》，頁 10。
818 《老子˙第五十七章》，頁 35。
819 《老子˙第十九章》，頁 10。
820 《老子˙第三章》，頁 2。
821 《老子˙第八十章》，頁 46-47。
822 《荀子˙君道》，頁 163。
823 《荀子˙王制》，頁 107。
銷售，理解上不盡相同。但這個問題在《管子》書中是很清楚的，
是把「末產」、「末作」與「文巧」並稱的。所謂末產、末作、文 巧，是指「雕文刻鏤」、「錦繡綦組」等奢侈品的生產活動，「凡 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 無所游食，則必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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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饑餓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鏤相 也，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 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 也，謂之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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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各 篇關於「末產」或「末作」的涵義是明確的，並且是一致的，認 為末產是屬於文巧、玩好的生產，是陷國家人民於貧困的生產，必須予以禁斷；反之，「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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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理想的生產模式。《管子》將奢侈浪費視為政治上的倒行逆 施，必須嚴厲禁止，並點出重本抑末的重要性，在〈治國篇〉中 更將此視為富國彊兵的先決條件，文曰：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 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 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 先王知眾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
止奇巧，而利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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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究《管子》書中「末作」的含義，並不是指一般工商業，
而是與刻鏤文采、文巧玩好、游食等劃上等號的，認為這些行業 應該在政府整治或抑制之列。魏文侯曾問李克刑罰之源安生？他 回答說：「生於姦邪淫佚之行」，並指出：
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
則飢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飢寒並至，而能不為 姦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 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為姦邪，
824 《管子˙治國》，頁 261。
825 《管子˙重令》，頁 180。
826 《管子˙立政》，頁 10。
827 《管子˙治國》，頁 261。
而富足者為淫佚，則驅民而為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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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認為追求「彫文刻鏤」、「錦繡纂組」之奢侈享用，將不利農 業生產而導致飢寒並至的情況，最後終會出現社會嚴重失序的弊 病，這與《管子》的觀點相當類似，可見追求「彫文刻鏤」、「錦 繡纂組」之奢華風氣盛行，社會上不僅出現背本趨末的現象，也 已經衍生出社會資源虛耗浪費的問題。
古代社會很早就出現輕商的觀點，《國語》載叔向語曰：「絳 之富商」「唯其功庸少也」，且「無大績於民故也」。韋昭注曰：「言 無功庸，雖富不得服尊服過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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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商人的社會地位相對 低下，而孟子視工商求利者為「賤丈夫」的說法，與這種思想是 一脈相承的。政府的「抑商」措施與道德觀念中的「輕商」思想 相互配合，出現「重義輕利」觀，把工商獲利視為不義，這種輕 商抑末的觀點隱含著對商賈的輕視，並把計算贏利視為下賤之 事。這在法家的相關論述中常常出現，如商鞅重本抑末的施政理 念，衍生出重農賤商的政治現實，商賈的政治地位與社會身分，遭到刻意的裁抑。韓非進一步推衍賤商的觀點，把工商業者同俠 士、儒生等視為「五蠹」，工商之民是無益於耕戰的「五蠹」之 一，所以要使其「名卑」，而這種對工商業者歧視的主張最終成 為國家政策，所以，在秦始皇時是將商人與罪人等同視之。
農業生產是國家富強的重要基礎，重農的思想也因而落實到 國家施政的層面。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巡行天下，刻石歌功頌 德，於始皇二十八年（218B.C.）琅邪臺刻石中提及「上農除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