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錢穆《論語》學的時代意義
第一節 超越漢宋門戶
— 從經、史、子、集的多元角度詮釋《論語》
有清一代，經學大盛。經學內部雖然存在著今文與古文之爭，漢學與宋學之 對峙；然而，清初顧炎武（亭林，1613-1682）謂經學即理學，1黃宗羲（梨洲，
1610-1695）欲冶文苑、儒林、道學於一罏，2實已為漢宋兼采開風氣之先。乾嘉 時期的漢學如日中天，戴震（東原 1681-1762）認為：「聖人之道在六經，漢儒 得其制數，失其義理；宋儒得其義理，失其制數。」3姚鼐亦云：「義理、考據、
辭章不可偏廢。必義理為質，而後文辭有所附，考據有所歸。」4進而提出漢宋 兼采的主張。晚清陳澧（蘭甫，1810-1882）更強調：
合數百年來學術之弊而細思之，若講宋學而不講漢學，則有如前明之空陋 矣。若講漢學而不講宋學，則有如乾、嘉以來之膚淺矣。況漢、宋各有獨 到之處，欲偏廢之而勢有不能者。故余說鄭學則發明漢學之善，說朱學則 發明宋學之善，道並行而不相悖也。5
陳灃認為漢學、宋學各有獨到之處，勢不可偏廢，所以他講學主張鄭朱並行、漢 宋兼采。
1 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鮚埼亭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原 刊本，1967 年），卷 12，頁 2，新編頁 134。
2 黃宗羲：〈留別海昌同學序〉，《南雷文定前集》（北京：中華書局，據粵雅堂叢書本排印，1985 年），卷 1，頁 15-16。
3 戴震：〈與方希原書〉，《戴震集》（台北：里仁書局，以經韻樓本為底本，1980 年），頁 189。
4 徐世昌：《清儒學案．惜抱學案上》（台北：世界書局，1979 年），卷 88，頁 1。
5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二）》引《東塾遺稿鈔本》，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17 冊，
頁 805。
清儒漢宋兼采的治學理念對錢穆有不少的啟發，他認為在學問的類別上，不 必細分為文學、史學和哲學；在學問的構成上，任何一門學問都包括考據、義理 和辭章三個主要成份。不僅如此，他還把考據、義理、辭章的方法與經、史、子、
集四部之學結合起來。6本論文第二章第二節「民族意識與尊孔信念的鼓舞」論 述尊孔信念的部份已指出，錢穆認為《論語》是百家言，是哲學書、史學書，也 是文學書，透過《論語》的研讀，方可認識孔子人格與思想的全貌。基於這樣的 認知，錢穆治《論語》學乃能夠超越漢宋門戶，從經、史、子、集的多元角度來 詮釋《論語》。
錢穆《論語新解》為《論語》所作的新解，主要是致力於對前人舊注的去取 從違。他捨棄漢宋的門戶成見，考據、義理、辭章三法並重，會通、分讀並行，
從而擷取各家注疏之長，為《論語》章句求得真切的解釋。同時，並廣泛地引用 了各種書籍與資料來詮釋《論語》，判斷舊注的恰切與否— 經部如《詩經》、《左 傳》、《孟子》、《禮記》等，史部如《史記》、《竹書紀年》等，子部則如《墨子》、
《荀子》、《老子》、《莊子》、《呂氏春秋》等。7— 他詮釋《論語》章句時，也不 忘兼論各家學術或歷史人物，8例如：兼論孟、荀，指出孟、荀所重不同，然皆 源自孔門。9兼論老、莊，指甯武子以忠為愚，乃莊、老之道。10兼論諸葛亮，謂 管仲之能使伯氏無怨，猶如諸葛亮能使廖立、李平無怨等。11此外，他也採用文 藝的觀點來研讀《論語》，將部份的《論語》章句視為散文詩，體會其文學與藝
6 郭齊勇認為錢穆將考據、義理和辭章之學與經、史、子、集四部之學結合起來：「史學偏重考 據，但也不能忽略義理；子學偏重義理，但也不能脫離考據；集部即辭章之學，也應兼考據、義 理。至於經學更是如此。經學之貴不在於它是最古老的，而在於它是會通子、史、集三部之學的。」
郭齊勇：《錢穆評傳》，頁 101。
7 倪芳芳曾列舉錢穆《論語新解》「博引典籍注解之例」，可為參考。倪芳芳：《錢穆論語學析論》， 頁 75-88。
8 倪芳芳曾列舉錢穆《論語新解》兼論之例，可為參考。同前註，頁 89-94。
9 錢穆：《論語新解》，頁 190。
10 同前註，頁 178。
11 同前註，頁 499。
術精神。凡此種種，均是錢穆《論語》學兼採經、史、子、集，調和漢宋諸說，
多元詮釋《論語》的例證。
錢穆受清儒啟發者還不止於漢宋兼采的理念，他也深受乾嘉時期浙東史學派 大師章學誠「宗主與門戶說」、「六經皆史說」以及「史學經世說」的影響。章學 誠說：「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12錢穆一生治學即奉章氏此說為圭 臬，所以他治《論語》學能善用通（會通）、專（分讀）之法，摒除漢宋門戶之 見，兼采各家注疏之長，為《論語》求得真切的詮釋。
其次，章學誠認為「六經皆史」：
《六經》皆史也。… … 皆先王之政典也。《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 世宙之跡，而非託於空言。13
又說：
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同出於孔子，先儒以為其 功莫大於《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
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不足言史學也。14 章學誠指出，「六經皆史」、「史學所以經世」、「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這樣的看 法，是「經學的史學化」。15前文已提及，錢穆詮釋《論語》就人就事而論，主張 研讀《論語》應懂得「吃緊為人」，學為人之道，重視體悟反省與日常生活的實 踐。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章氏之說對錢穆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
錢穆一生治學最初從文學入手，又「因文見道」，轉入儒學與理學，再從理 學反溯至經學、子學，然後鑽研訓詁考據學。章學誠的「門戶與宗主說」、「六經 皆史說」、「史學經世說」，則使錢穆治《論語》學乃至其他學問更能豁然開朗，
12 章學誠：〈浙東學術〉，《文史通義》（台北：鼎文書局，據吳興嘉業堂劉承幹所刻五十卷章氏 遺書排印，1977 年），頁 52。
13 章學誠：〈易教上〉，同前註，頁 1。
14 章學誠：〈浙東學術〉，同前註，頁 52-53。
15 余英時：〈錢穆與新儒家〉，《猶記風吹水上鱗— 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頁 35。
時常強調治學不可存有門戶之成見，在《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自序》中即云：
本書宗旨，則端在撤藩籬而破壁壘，凡諸門戶，通為一家。經學上之問題，
同時即為史學上之問題。自春秋以下，歷戰國，經秦迄漢，全據歷史記載，
就於史學立場，而為經學顯真是。… … 讀吾書者，亦必先自破棄學術上一切 門戶之成見，乃始有以體會於本書之所闡也。16
余英時亦指出史學是錢穆治學的歸宿：
他是「就於史學立場，而為經學顯真是。」真實上，他無論是研究子學、
文學、理學，也都是站在「史學立場」上。我們可以說，「史學立場」為 錢先生提供了一個超越觀點，使他能夠打通經、史、子、集各種學問的千 門萬戶。而且他的治學經驗更使他深切體會到：如果劃地自限，跼躅於某 一特殊門戶之內，則對此門戶本身也不能得到比較完整的瞭解。錢穆畢生 致力於破除門戶之見，更不肯另建門戶，其更深一層的根據便在這裏。17 錢穆超越漢宋的門戶之見，堅持考據、義理、辭章相結合的方法，從史學的立場 治《論語》學，會通並善用經、史、子、集各種學問，俾能彰顯孔子與《論語》
真實的面貌。他可說是一位通儒，余英時就提到：「錢先生反覆強調門戶之見必 須打破，這和他在學術上的『宗主』有密切的關係。他一向認為中國學術傳統以 貫通和整合為其最主要的精神。經、史、子、集雖分為四部，四部之內又各有千 門萬戶，但是所有部門都呈露中國文化的特性，因而也都可以互通。他常說，在 中國學術史上，通儒的地位往往在專家之上。『通儒』自然是一種理想的境界，
不是人人都能企及的。但每一時代總有少數人被推尊為通儒；凡是足當通儒之稱 的大概都是較能破門戶之見的學人。錢先生自己便是二十世紀國學界的一位通 儒，經、史、子、集無不遍涉而各有深入。」18因此，從學術史上的意義而言，
錢穆的《論語》學可以說繼承了清代樸學與史學的治學精神與方法，並將其融會
16 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自序》，頁 6-7。
17 余英時：〈錢穆與新儒家〉，《猶記風吹水上鱗— 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頁 35。
18 同前註，頁 33。
貫通，以史治經，以史證經，為《論語》顯真是，是「經學的史學化」治學理念 的具體實踐，同時也是中國學術傳統精神的充分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