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有找到結果。

以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身體組成各相關數值,結果顯示在男性受試者 之腰臀比 (p<.05)、三頭肌皮脂厚度 (p<.0001)、體脂重 (p<.05)、除脂體重 (p

<.0001)、肌肉重 (p<.0001)、總水重 (p<.0001)、骨量 (p<.0001)、體脂重百分 比 (p<.0001)、除脂體重百分比 (p<.0001)、肌肉重百分比 (p<.0001)、總水重百 分比 (p<.0001) 及骨量百分比 (p<.05),皆達顯著差異(表 4.13)。其中於腰臀比 以男控制組顯著高於男瞬發力組;三頭肌皮脂厚度、體脂重及體脂重百分比以男 控制組顯著高於男運動組;除脂體重、肌肉重、總水重、骨量、除脂體重百分比、

肌肉重百分比及總水重百分比以男運動組顯著高於男控制組;於骨量百分比以男 瞬發力組顯著高於男控制組。

於女性受試者,以腰臀比 (p<.0001)、三頭肌皮脂厚度 (p<.0001)、體脂重 (p

<.01)、除脂體重 (p<.0001)、肌肉重 (p<.0001)、總水重 (p<.0001)、骨量 (p

<.0001)、體脂重百分比 (p<.0001)、除脂體重百分比 (p<.0001)、肌肉重百分比 (p

<.0001)及總水重百分比 (p<.0001),皆達顯著差異(表 4.14)。其中於腰臀比、

三頭肌皮脂厚度、體脂重及體脂重百分比皆為女控制組顯著高於女運動組;除脂 體重、肌肉重、總水重、骨量、除脂體重百分比及肌肉重百分比皆為女瞬發力組 顯著高於女耐力組與女控制組,其中又以女耐力組顯著高於女控制組;總水重百

分比則為女運動組顯著高於女控制組。

跟骨骨質分析結果發現,男運動組在慣用腳跟骨廣頻超音波衰減率 (dominant calcaneus broadband ultrasound attenuation, DBUA; p<.001)(本研究男性受試者之 慣用腳,有 92.2%是右腳)數值和非慣用腳跟骨廣頻超音波衰減率 (non-dominant calcaneus broadband ultrasound attenuation, NDBUA; p<.01 ) 數值均分別顯著高於 男控制組,於男運動組間則無顯著差異(表 4.13)。於女性則發現,運動組在慣用 腳跟骨廣頻超音波衰減率(本研究女性受試者之慣用腳,有 97.9%是右腳)和非 慣用腳跟骨廣頻超音波衰減率均顯著高於女控制組,其中女瞬發力組又顯著高於 女耐力組(p<.0001;表 4.14)。就骨質密度 T-score 而言,男運動組在慣用腳 T-score (D-T-score; p<.001) 和非慣用腳 T-score (ND-T-score; p<.01) 均分別顯著高於男 控制組(表 4.13),且三組之平均 T-score 皆為正值;女性於慣用腳 T-score 和非慣 用腳 T-score 以女運動組顯著高於女控制組,而女瞬發力組又顯著高於女耐力組

(p<.0001;表 4.14),其中女控制組之平均 T-score 均為負值,但仍落於骨質密度 正常範圍之內 (T-score ≧-1)。

第 第 第

第五 五 五 五節 節 節 握力測量 節 握力測量 握力測量 握力測量

以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就慣用手握力 (D-GRIP) 和非慣用手握力 (ND-GRIP) 而言,男性之慣用手握力(本研究男性受試者之慣用手,有 93.4%是 右手)和非慣用手握力均為男運動組顯著高於男控制組,其中非慣用手握力又以 男瞬發力組顯著高於男耐力組(p<.0001;表 4.13)。於女性中,慣用手握力(本 研究女性受試者之慣用手,有 96.6%是右手)和非慣用手握力均為女運動組顯著 高於女控制組 (p<.0001),二女運動組間則無顯著差異(表 4.14)。

第 第 第

第六 六 六節 六 節 節 基因 節 基因 基因、 基因 、 、 、飲食 飲食 飲食 飲食、 、 、 、運動訓練與身體組成 運動訓練與身體組成 運動訓練與身體組成 運動訓練與身體組成

由於存在肌肉當中來自腎素-血管收縮素-腎上腺醛固酮系統的血管收縮素

Ⅱ可能具有使肌肉肥大的作用 (Gordon et al., 2001),因此,含有較高濃度血管收縮 素轉化酶的 ACE DD 基因型被認為可能和肌肉肥大具有相關性。然而,如表 4.15 所示,無論性別及運動與否,將受試者之除脂體重百分比以 ACE 基因型(II、ID、

DD)作分類後進行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相同性別與運動類型中 之各基因型,除脂體重百分比皆未達顯著差異 (p>.05)。由於 DD 基因型之人數極 低,恐影響到統計分析結果,故將同性別之二運動組整合,結果發現男、女二運 動組之各基因型間,除脂體重百分比仍未達顯著差異 (p>.05)。再進一步將男、女 控制組分別加入統計分析,結果發現男、女受試者各基因型之除脂體重百分比依 舊未達顯著差異(p>.05;數據未呈現)。

運動訓練、蛋白質單位體重攝取量及熱量攝取是影響體內除脂體重百分比的 幾個重要因素,根據多元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運動訓練於女性運動選手中解釋 了除脂體重百分比 7.6 % 的變異量 (R2 = 0.076;p<.05);當加入蛋白質單位體重 攝取量之變項後,於女性運動選手中共同解釋了除脂體重百分比 11.3% 的變異量

(R2 = 0.113;p<.001);當加入熱量攝取變項之後,於女性運動選手中共同解釋了

除脂體重百分比 16.5% 的變異量 (R2 = 0.165;p<.001);當加入 ACE 基因型之變 項後,於女性運動選手中共同解釋了除脂體重百分比 19.0% 的變異量 (R2 = 0.190;p<.001)。

第五章 第五章 第五章

第五章 討論 討論 討論 討論

第一節 第一節

第一節 第一節 優秀 優秀 優秀 優秀運動選手之 運動選手之 運動選手之 ACE 基因 運動選手之 基因 基因 基因

本研究發現,除了女瞬發力組及女控制組之間未達顯著差異之外,無論男性 或女性,ACE 基因之分配頻率在耐力組、瞬發力組及控制組之間均達顯著差異,

此結果與 Nazarov 等人 (2001) 的研究結果相似。Nazarov 等人指出,ACE 基因多 形性與優秀運動員相關,尤其是優秀的耐力型運動員帶有較多之耐力基因型 II。一 篇綜論性研究亦指出 (Thompson &Binder-Macleod, 2006),I 對偶基因與耐力型運 動相關;而 D 對偶基因與瞬發力型運動相關。本研究結果顯示,I 對偶基因與優秀 之女性耐力型選手具有相關性,但 D 對偶基因與優秀女性選手之相關性不明顯。

而於男性受試者中,雖然 ACE 基因型分配頻率在三組間均達顯著差異,其基因型 分配頻率或對偶基因頻度之型態與大多數研究結果卻不相符。然而,此現象與 Amir 等人 (2007) 於以色列優秀選手中的發現一致,其顯示以色列耐力型選手帶有 ACE DD 基因型之勝算比為 3.26,即 DD 基因型者發展成為耐力型選手之機率為 3.26 倍;於本研究中,男性耐力選手帶有 ACE DD 基因型之勝算比為 4.08(95%信賴 區間 1.04-16.05;表 4.8),男性耐力選手帶有 ACE II 基因型之勝算比為 0.25(95%

信賴區間 0.06-0.97)。然而女性耐力選手帶有 ACE DD 基因型之勝算比為 0.29

(95%信賴區間 0.10-0.83),女性耐力型選手帶有 ACE II 基因型之勝算比為 3.44

(95%信賴區間 1.20-9.85)。這些結果共同指出,ACE 基因與運動表現的相關性 不只存有種族上的差異,亦具有性別間之差異。此外,雖然 II 基因型被認為與耐 力型運動具有相關性,但是其具有的良好肌肉收縮效率之特質亦可能有助於瞬發 力型運動之表現,因而在男瞬發力組佔有 52.8%,女瞬發力組亦佔有 33.9%。由於 男性擁有較多的肌肉含量,再加上雄性荷爾蒙在男女性之間含量的高低不同,使

得性別的差異更加明顯。然而現存相關之研究大多未將男女性分別作分析討論,

可能忽略了性別間所存在的差異性。

以多元迴歸探討運動訓練、蛋白質攝取、熱量攝取及 ACE 基因型對除脂體重 的影響力,結果發現只在女性運動選手除脂體重的解釋力上,達到統計上之顯著 差異。於男性運動選手中,運動訓練、蛋白質攝取、熱量攝取及 ACE 基因型對男 性運動選手之除脂體重的貢獻則不顯著,係因男性荷爾蒙對於除脂體重可能有更 大的影響力 (Bhasin et al., 2003)。男女性控制組中由於缺乏規律的運動及運動訓 練,可能減少對基因表現的誘發,是以均無法產生顯著之解釋力。

於本研究中,ACE DD 基因型之頻率在男女各組中均偏低,顯示台灣人可能 普遍有較低的 ACE DD 基因型頻率。此發現與 Chung 等學者 (1997) 的調查結果 相符,其顯示台灣人之 ACE DD 基因型頻率約為 13.5%,相較於高加索人之 30.9%

及非裔美國人之 40.3%,與日本人之 17.9% 較接近,但仍相對較低。在西方人中,

ACE 基因型之分配頻率 (II:ID:DD) 約為 1:2:1 (Rigat et al., 1990),而東方人約為 2:2:1 (Hsieh et al., 2000; Zhang et al., 2003; Zhao et al., 2003),因此在某些族群中,

欲探討 ACE I/D 多形性與優秀運動選手之相關性可能產生困難。總括來說,目前 對 ACE 與運動表現之研究還未有定論,許多研究顯示能區分 I/D 兩種對偶基因與 其對應之運動能力,I 有利於耐力型運動 (Montgomery et al., 1998; Gayagay et al., 1998; Myerson et al., 1999; Alvarez et al., 2000; Nazarov et al., 2001; Scanavini et al., 2002; Collins et al., 2004);而 D 有利於瞬發力型運動 (Myerson et al., 1999; Nazarov et al., 2001; Woods et al., 2001),但亦有研究指出相反結果 (Amir et al., 2007) 或顯 示 ACE 基因型與優秀運動選手之表現無相關 (Taylor et al., 1999; Rankinen et al., 2000)。這些不一致的結果可能源自於實驗設計之不同、對運動類型(耐力型或瞬 發力型)定義上之差異、或運動訓練類型乃至種族之差異等原因所導致。

第 第 第

第二 二 二節 二 節 節 優秀 節 優秀 優秀運動選手之 優秀 運動選手之 運動選手之 ACTN3 基因 運動選手之 基因 基因 基因

於本研究中發現,ACTN3 耐力基因型 XX 之頻率在台灣地區男性及女性一般 族群(控制組)中約為 14.0% 及 21.0%,與 Mills 等 (2001) 針對亞洲調查所得之 25% 略有出入,可能存在有種族上之差異。本研究發現女瞬發力組之 ACTN3 RR 基因型頻率為女性組中最高 (33.1%),與台灣優秀女性瞬發力選手具有強烈相關 性;而 ACTN3 XX 基因型頻率於女耐力組為女性組中最高 (43.9%),與台灣優秀 女性耐力選手強烈相關。此發現與先前的研究 (Yang et al., 2003; Moran et al., 2007) 結果相符:於瞬發力項目中 RR 基因型較 Hardy-Weinberg equilibrium 所預測值高,

或 XX 基因型則較其所預測值低。Yang 等人 (2003) 首先發現澳洲瞬發力型運動員 之 ACTN3 XX 基因型的分配頻率較控制組為低 (6.0%、18.0%),且奧林匹克等級 之選手與女性瞬發力選手均無帶有 ACTN3 XX 基因型者。因此作者建議 ACTN3 X 及 R 對偶基因的出現頻率,可作為判別耐力或瞬發力能力的參考。爾後,此論點 已被更多的研究所支持,如優秀之芬蘭瞬發力型選手:0% 及 9.2%(選手及控制 組之 XX 基因型)(Niemi et al., 2005);俄國瞬發力型選手:6.4% 及 14.2%

(Anastasiya et al., 2008);優秀瞬發力型選手:6.7% 及 16.3% (Roth et al., 2008);

奧林匹克等級之耐力型長跑者:47.7% 及 17.3% (Moran et al., 2007)。然而,仍有 少數研究顯示 ACTN3 多形性與耐力型項目不具有相關性 (Lucia et al., 2006)。

Anastasiya 等人 (2008) 提出優秀瞬發力型選手有較高的 RR 及 RX 基因型,

且皆具有作為瞬發力優勢之預測指標。於本研究中男性及女性瞬發力組帶有 RR 基 因型者佔 40.5%及 33.1%;帶有 RX 基因型者則更多,佔 44.9%及 53.7%,顯示 R 對偶基因對瞬發力之運動項目具有明顯優勢,與 Anastasiya 學者之結果更為一致。

Anastasiya 等人 (2008) 亦觀察到在優秀及高度優秀之瞬發力選手中,XX 基因型

之頻率顯著降低,且優秀女性瞬發力選手沒有 XX 基因型者(相較於優秀男性瞬 發力選手帶有 XX 基因型者為 8%)。此外,女性耐力型及瞬發力型選手之 ACTN3 基因型分配頻率中具有顯著差異,與本研究結果相符。在本研究之女性選手中,

ACTN3 基因型分配頻率與女控制組間均有顯著差異,且在二女運動組間亦達到顯

ACTN3 基因型分配頻率與女控制組間均有顯著差異,且在二女運動組間亦達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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