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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現代「四大奇書」概念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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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貳章

形塑經典:

近現代「四大奇書」概念的傳播

一、前言

《三國志通俗演義》、《忠義水滸傳》、《西遊記》和《金瓶梅詞話》四部 小說於今慣稱為「四大奇書」,並作為明代小說創作的「經典」標幟。當代小說 研究者往往將「四大奇書」的來源推至清康熙己未(1679)年間的醉耕堂刊本《四 大奇書第一種》,其中署名李漁(1611-1680)所作之〈古本《三國志》序〉:「昔 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書之目:曰《史記》也,《南華》也,《水滸》與《西廂》

也。馮夢龍亦有四大奇書之目:曰《三國》也,《水滸》也,《西遊》也與《金 瓶梅》也。兩人之論各異。愚謂書之奇,當從其類。《水滸》在小說家,與經史 不類。《西廂》係詞曲,與小說又不類,今將從其類以配其奇,則馮說為近是。」

1後來魯迅(1881-1936)在 1924 年《中國小說史略》中又提及「明季以來,世目

《三國》、《水滸》、《西遊》、《金瓶梅》為『四大奇書』,居說部上首」,

2現代注者也多認為出於「李漁」說法。3「李漁」之說,幾乎為當代研究者奠定 了「四大奇書」之名來源的合法性。

1 李漁:〈古本三國志序〉,收於丁錫根編著:《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中)》(北京:人民文 學出版社,1996 年),頁 899。

2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下冊(北京:北大第一院新潮社,1924 年),頁 311。

3 如中島長文指出魯迅「明季以來」一句中的「四大奇書」,最早出於醉耕堂刊本的李漁序文。

後來李漁序又收於兩衡堂刊本《李笠翁批閱三國志》,中有「嘗聞吳郡馮子猶賞稱與內四大奇書,

曰:《三國》、《水滸》、《西遊》及《金瓶梅》四種。余亦喜其賞稱為近是」,此序也應為後 人偽作。見中島長文:〈中國小說史略考證 第二十七〉,《中國文學報》第 76 冊(2008 年 10 月),頁 147-148。今注者多採醉耕堂刊本為「四大奇書」原始出處,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 中心編輯的《中國小說史略》即注下《三國志第一才子書》的李漁序文,見魯迅著,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出版中心編:《中國小說史略》(臺北:師大出版中心,2012 年),頁 229,238。採《李 笠翁批閱三國志》者則見魯迅著,張兵、聶付生疏識:《中國小說史略疏識》(上海:復旦大學 出版社,2012 年),頁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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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的後見之明來看,「四大奇書」相當符合當代對於「經典」元素的要 求。四部小說在晚明時期,皆歷經了對原始故事進行修訂重整的「文人化」過程,

「四大奇書」作為《三國志通俗演義》、《忠義水滸傳》、《西遊記》和《金瓶 梅詞話》的最大公約數,共有的「經典性」如譚帆所言,體現在小說作品表現出 強烈文人主體特性的修正,諸如金聖嘆(1608-1661)、毛宗崗(1632-1709)父 子等人對《水滸傳》、《三國演義》的評改,使得小說文本形式有了「更整體」

的藝術體制。4然而,前述首先回顧最初記載「四大奇書」之序,並稱其作者為

「署名李漁者」而不稱「李漁」,是因此序是否為李漁所撰尚存爭議。黃霖曾指 出「此本評語並非出自李漁之手,而是在李漁去世後,由書商在承襲『李卓吾評 本』和毛本評語的基礎上稍加選擇、點竄而成」。5黃強亦認為醉耕堂「李批本」

因在序中涉及「四大奇書」的提法,近年被古代小說研究者廣泛稱引,但「不論 有的研究者如何苦心周旋回護,事實本身卻告訴我們:這個評點本不可能出於李 漁的手筆,這篇序也非李漁所寫」,「如果說這部批點本在《三國演義》版本方 面有什麼特別之處的話,那就是它明確體現了毛宗崗『吾謂才子書之目,宜以《三 國演義》為第一』的意圖,將『第一才子書』作為《三國演義》的書名,導致以 後的毛評本皆襲用這一名稱。由此,《三國演義》又被視為『聖嘆外書』,另一 作偽者則乾脆將醉耕堂刻本《四大奇書第一種》李漁序文改頭換面,歸於金聖嘆 名下」。6

「奇書」之名典出金聖嘆序:「作演義者,以文章之奇,而傳其事之奇。而 且無所事於穿鑿,第貫穿其事實,錯綜其始末,而已無之不奇,此又人事之未經 見者也。獨是事奇矣,書奇矣」之「書奇」,7而《四大奇書第一種》將「奇書」

從《第一才子書》的「才子書」概念提煉而出,刻書家難免舊酒新瓶之嫌。透過

「李漁」名號在清初小說讀者群中的影響力,改造毛評本《第一才子書》原有評 點與序文,將「奇書」置放於書名,除了展現評點家或出版家對於《三國演義》

在敘事手法上的認同外,更兼具發展出版事業的商業策略。正如同美國漢學家浦

4 譚帆:〈「四大奇書」:明代小說經典之生成〉,收於王璦玲、胡曉真主編:《經典轉化與明 清敘事文學》(臺北:聯經,2009 年),頁 29-57。

5 黄霖:〈有關毛本《三國演義》的幾個問題〉,收於四川省社科院文研所編:《三國演義研究 集》(四川: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 年),頁 326-342。

6 黃強:〈《李笠翁批閱三國志》質疑〉,《晉陽學刊》1993 年 5 期(1993 年 10 月),頁 100、

104。

7 金人瑞:〈《三國志演義》序〉,收於朱一玄、劉毓忱編:《三國演義資料匯編》(天津:南 開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253。

安迪(Andrew Henry Plaks)所言:「到了清朝初年,書賈們照例把這四部小說 的刊印本標為『奇書』;就連後來他們不分青紅皂白地把一些次要作品也慣以同

8 Andrew H. Plaks, “The Literati Novel: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 Ssu ta ch'i-shu(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4-5.

9 最早如晚清解弢在《小說話》指出:「《三國演義》金氏一序,非應酬毛氏之作,卽後人所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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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升其「可觀」的價值功能,如周暉(1546-?)「宇宙間有五大部文章」:《史 記》、《杜甫集》、《蘇東坡集》、施耐庵《水滸傳》、《李夢陽集》;15李卓 吾則將《水滸傳》與《史記》並稱。在「四大奇書」出現以前與以後,「才子書」

的評價系統一直貫穿於清代的小說群當中;雖《四大奇書第一種》以「四大奇書」

歸納《三國志通俗演義》、《忠義水滸傳》、《西遊記》和《金瓶梅詞話》,但

「四大奇書」以及這四部小說的共存連結仍不穩定。在「李漁」為醉耕堂本《三 國演義》作序以前,1660 年丁耀亢(1599-1669)《續金瓶梅集序》中僅謂《水 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為「三大奇書」;16蔡顯(1697-1767)《閑漁 閑閑錄》中記載「借公云:《莊子》、《離騷》、《左傳》、《史記》此四大奇 書不可不讀」;17而李海觀(1707-1790)在《歧路燈・序》中寫道:「古有『四 大奇書』之目,曰盲左、曰屈騷、曰漆莊、曰腐遷。迨於後世,則坊俑襲『四大 奇書』之名,而以《三國志》、《水滸》、《西遊》、《金瓶梅》冒之。」所謂

「坊俑」,直指小說「四大奇書」為出版商的營銷手段,頗有「被發明的傳統」

的況味。18

浦安迪在《明代小說四大奇書》中,雖沿用「四大奇書」的命名來分析《三 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和《金瓶梅》,但他說到 17 世紀時,四部 小說的版本皆被經過修改的評注本所替代,《三國志通俗演義》被毛宗崗的《第 一才子書》所替代;《忠義水滸傳》經金聖嘆腰斬並修訂,成為《第五才子書水 滸傳》;《金瓶梅詞話》由張竹坡根據崇禎本《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加以評點 成為一種新的版本發行,名為《第一才子書》;而一般認為刊行最早的 1592 年 世德堂本《西遊記》,自康熙年間汪象旭《西遊證道書》問世後,就湮沒無聞了。

晚明以後四部小說多以「才子書」而非全用「四大奇書」書系流傳,且明清其他 小說和戲曲共列為「才子書」者,還有如《玉嬌梨》(第三才子書)、《平山冷

15 出於周暉《金陵瑣事》卷 1,內容可見譚帆:〈「奇書」與「才子書」——對明末清初小說史 上一種文化現象的解讀〉,《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5 卷第 6 期(2003 年 11 月),頁 99。

16 西湖釣叟:〈續金瓶梅集序〉,收於朱一玄編:《金瓶梅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1985 年),頁 404。

17 蔡顯:《閑漁閑閑錄》(吳興劉氏嘉業堂叢書本,1918 年),卷 3,頁 4a。

18 在 1941 年的《三六九畫報》上,著名京劇作家陳墨香(1884-1943)也提及:「《三國演義》、

《水滸》、《西遊》、《金瓶梅》,號平話四大奇書。張書紳曰:《三國》正而不奇,宜以《封 神》易之。」見安陸陳墨香:〈陳氏野乘・四大奇書〉,《三六九畫報》第 12 卷第 1 期(1941 年 11 月),頁 32。惟目前所存張書紳書目材料不見陳墨香引語,雖有可能為陳氏杜撰,但確實 也展現鬆動「四大奇書」必為「三水西金」的意圖與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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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第四才子書)、《琵琶記》(第七才子書)、《白圭記》(第八才子書)、

《平鬼傳》(第九才子書)等。

浦安迪進一步對從明至今作為概念連續體的「四大奇書」提出質疑。當時被 評選出來的「奇書」或「才子」書不下四種,面對現今「四大奇書」,或是在「三 水西金」另外加上《紅樓夢》、《儒林外史》的「六大古典小說」之名(如 1958 年劉修業《古典小說戲曲叢考》與夏志清《中國古典小說》),浦安迪說道:「我 不清楚是清朝或民國時代什麼時候開始,這個名詞成了學術名論中的一個固定類 別。不過,這六部作品自成一體的看法反映在許多小說評論的著作中。」19換言 之,綜觀清末以前《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和《金瓶梅》四部小 說並不總以「四大奇書」稱呼,但現今學術討論卻多將本是出版策略的「四大奇 書」之名,用作符合現今經典標準之「四大奇書」的原始依據。本文並不否認「四 大奇書」具有文化超前預演的經典性格,但「四大奇書」作為文學史的概念,究 竟是什麼樣的過程,才讓「三水西金」自成一體,並從晚明的「評選」、「序跋」

與「出版」文化遞變為現今「學術名論」的「固定類別」?本文並非意在挑戰「四 大奇書」內含技巧與思想的「經典性」,而欲探究其「如何」在文學史上成為「經 典」?或以浦安迪的提問來說,不知在「清朝或民國時代什麼時候」,作為「經 典」概念的「四大奇書」開始被傳播與定型?

二、文學史溯源:知識環流視野中的「四大奇書」概念

回顧「中國文學」在清末民初的知識生產,1904 年林傳甲(1877-1922)受 聘京師大學堂,並被要求講習「歷代文章源流義法」,編成七萬餘字的《中國文 學史》後,「中國文學史」的「教科書」定位恰好點明「文學史」與「國民教育」

的關係,「學科化」與書寫的「制度化」背後強烈體現「經世致用性」,除具「啟 蒙」功效與「科學」書寫的形式典範外,也背負著民族、文化連續體的傳承傾向。

20最早的林傳甲《中國文學史》收錄內容大抵不出國學(含文字、聲韻、訓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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