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原住民遷移、聚居及其教育、職業、收入

1970 年代由於資本主義的擴張，臺灣各地原住民原始部落的經濟型態 開始受到衝擊而解組，使得原住民紛由原鄉大量地移居都市，形成「都市 原住民」或「都市山胞」(孫瑞霞，1992；傅仰止，2001)，但面臨著漢人 文化為主流的就業市場，除了族群歧視影響原住民職業升遷外(王永慈，

2002；陳永龍，2010；黃毅志，2001)，文化差異而引起的各形式壓迫(盧 政春，1999)，使原住民於都市中也處於較低之社經地位，比起原鄉原住 民，更多了人際上的隔閡與心理壓力之挑戰；甚至於居住環境上，以地價 做為屏障，原住民受限於收入較低而無法購買位於都市核心的高級住宅，

僅能居住在都市外圍或不合法之河岸地帶，形塑空間階層化(spatial stratification)，成為都市中的弱勢族群(陳永龍，2010；趙俊祥、李郁 強，2008；劉千嘉，2011)。而弱勢的都市原住民，部分散落在都市各地 尋求更好的生活品質，另一部分則形成聚居現象，彼此提供心理及經濟上 之協助(連玉龍，1989；陳永龍，2010)，如基隆八尺門地區。

壹、原住民的遷移研究

1970 年代初期，臺灣原住民大量地遷往都市地區(陳永龍，2010；傅 仰止，2000a)。原住民原先多居住在偏遠的山區或平地鄉鎮，在狩獵、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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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為主的經濟體系下，收入大幅落後於轉型為工商社會、快速發展的都市 和沿海鄉鎮，在農耕條件日益嚴苛且收入微薄的情況下，原住民紛紛移往 都市尋求更好的就業機會(劉千嘉、林季平，2010；蘇羿如，2007)。據 2011 年政府教育統計資料可發現，於全國四十歲以下人口中，有 69.9 % 受過 高中(職)以上之教育(教育部，2011)，相較於 1997 年僅有 40 % 的高中(職) 以上學歷者，整體臺灣的教育程度大幅地提高，影響大眾在職業的選擇上 也多希望求取較高報酬、高社經地位之工作，也因此粗重的勞動人力出現 了斷層，故教育程度相對較低的原住民便成為都市粗重工的一大重要來源 (林瑤棋，2001)。

同時，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丕變，從初級產業轉型為工商服務業的就 業型態，都市及其周圍地區多出了很多勞力、低技術性之就業機會；再加 上政府山地政策的推行(陳芬苓，2008；靳菱菱，2010)，原本部落傳統狩 獵、慣習受到政策、法令的約制，使原鄉就業、教育弱勢的原住民，紛紛 因就業或就學問題遷移至都會區；有學者探討原住民遷移的非自願性中，

指出國家針對保留地或地權不明的「國有地」，透過種種立法程序迫使原 住民地區發生政策性的土地流失，「部落」逐漸瓦解、消失，失去了賴以 維生的土地資源，原住民只得流浪到都市，成為都市底層的無產勞工階級 (陳永龍，2010)。

傅仰止(1985)的原住民遷移研究中，有系統地將人口移動中探討推力 與拉力的「推拉理論」應用於原住民遷移上，如原鄉因貧困或就學問題而 產生強大推力，使原住民離開原鄉，又都市因工作機會多、生活水準高等 的拉力，促使原住民向都市移動，把原住民拉往都市；後來自多數學者的 實證研究中，也發現都市的工作及教育環境、原鄉的資源貧困等，是原住 民遷移的重要原因(林永昌，2009；徐君臨，2008；張曉春，1974；許敏 靖，2002；許雯錚，2004；傅仰止，2000b；廖正宏，1985；劉千嘉、林 季平，2010)。

表 2-1 原住民遷移地區與拉力、推力的關係

資料來源：傅仰止(1985)。都市山胞的回顧與前瞻。思與言，23(2)，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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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2006)，可能是部分原住民或其第二代在教育或收入提高後，進入都 市核心地帶以謀取更好的生活環境與工作。

邱汝娜(2007)指因都市原住民多從事取代性高的勞動、技術性工作；

且於 1988 年政府引進外籍勞工後(黃毅志，2001)，其就業市場與都市原 住民所從事之職業同質性高，使都市原住民工作機會大幅縮減；此外，多 數都市原住民的工作內容，相較於原本個人所受的教育訓練不盡相同，就 業上的困難也造就近年來原住民的回流與再遷徙(劉千嘉，2009)；而回鄉 後的原住民，藉由其都市生活經驗，也成為原鄉發展的另一創建動力(許 雯錚，2004；陳芬苓，2008；劉千嘉、林季平，2010)。

林瑤棋(2001)發現移居都市的原住民存有語言隔閡、自卑感、母語與 傳統文化迷失、寂寞孤寂感、生存競爭能力較差等的疑慮，更有如工作機 會減少、原住民人口消失、母語流失、醫療困境和被歧視困境的危機意識；

郭俊巖、黃明玉(2010)也指出都市原住民有以下特色：工作不穩定、生活 開銷大難以儲蓄、原鄉親友投靠而影響家庭氣氛、資訊系統封閉、遭受雇 主不合理的剝削與壓榨等。原住民和漢人心中似乎都有一條無形的疆界，

面對著歧視、工作壓力、自身文化傳承與維持的挑戰，是否都市原住民真 的那麼不快樂？對此，劉千嘉(2011)則樂觀指出：若都市原住民的居住時 間拉長，可能因與漢人接觸較久或彼此通婚、共同求學等，於增進彼此的 溝通、認識的互動下，較能減輕其人際往來上的心理隔閡，於原、漢間的 社會網絡建立上有正面影響。

「都市」原住民一詞，某程度也代表了一種空間上的區隔(蘇羿如，

2007)。都市是不同於原鄉生活方式的地方，在都市生活的原住民自然也 為了適應都市的特殊環境而發展出不同的生存之道；低社經地位的都市原 住民受限於就業機會及收入、消費等因素，並非僅是單向的遷徙，而是動 態地在都市中、都市-原鄉間不停地流動，以尋求更好的生活品質(劉千嘉、

林季平，2008，2010)。

貳、都市原住民的聚居

原住民在以「學業成績」掛帥的升學體制下，雖有加分的優待，仍不 易在激烈地競爭中出人頭地(李佩嬛、黃毅志，2011)；即便少數優秀的原 住民學生能順利取得較高學歷，但在漢人為主的職場中，受到各種對原住 民偏見的影響，一再地藉媒體傳播甚至是教科書再製其不利的就業地位 (蔡文山，2004；譚光鼎，2008)，尤其在政府引進外籍勞工投入勞動市場 後，情勢更是雪上加霜，教育、職業都處於不利位置。

都市原住民在都市中謀生活，住的問題是最為困難的(張清富，2001)，

租屋或買房皆會在收支上形成一大筆的固定開銷，而由於房租太貴，迫使 原住民流向都市的邊緣地帶或地價便宜之處；且於都市中的不利經濟及人 際隔閡下，為了尋求心理和生活中的互助合作，原住民選擇以聚居的方式，

維持其傳統的部落生活(連玉龍，1989；陳永龍，2010)。

原住民聚居現象的形成，是否是提醒著在漢人為主的社會下，國家政 策對原住民文化的不了解，並且於經濟、教育上的補助無法滿足都市原住 民維持傳統文化、社會關係鏈結的期待，致使原住民族以「聚居」的方式 在都市中自成「部落」，以發揮原有之守望相助的精神(陳永龍，2010；陳 信宏譯，2011；趙俊祥、李郁強，2008)。

原住民在聚居的特性上，也隨遷移世代的不同而存有差異(劉千嘉，

2011)。早期資訊較為落後，原住民遷移地大多藉口耳相傳為主，故第一 代移民的進駐點通常會成為後繼遷移者的聚居地(蘇羿如，2007)；而時間 推移至 70 年代，交通便利加上資訊較為流通，也就降低遷移者對族群網 絡的依賴，聚居現象也日益不明顯，在加上都市及都市周圍人口日益增多，

想要取得共同居住的土地也較困難(劉千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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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都市原住民教育、職業與收入相關研究

社經地位的討論與測量，大體上以個人職業、教育年數和收入為主要 指標(黃毅志，2003；傅仰止，2000；Williams & Collins,1995)。傅仰 止(2000a)指臺灣原住民的社經地位雖是逐漸在提升當中，可是相對於整 體社會的快速經濟發展，相形之下原住民社經地位不升反降。

巫有鎰與黃毅志(2009)自臺東縣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的比較研 究中，發現山地原住民(排灣、布農族)的學業成就高於平地原住民(阿美、

卑南族)，雖然山地都市化程度較低，但相較於臺東市區，影響學業成績 的「不利文化風格」(包含抽菸、喝酒、吃檳榔等)較少，對學業成就較有 正面幫助(巫有鎰，1999；張善楠、黃毅志，1999；陳建志，1998)；依此 來看，原住民離開原鄉進入都市後，於都市環境上充斥著更多的誘惑及刺 激，不過對原本教育程度不佳的原住民來說，其職業取得或提升個人專業 領域之學習上，無疑更是雪上加霜；而原住民普遍的教育程度低落，則可 能進一步不利於其理想職業的取得(黃坤祥，2005；黃毅志，2001)，也因 受到族群歧視，不易找到高職業聲望的工作(黃毅志，2001)；雖說原住民 中也有為數不少的高學歷者，但相較於漢人，在人數比例上，還是不高，

社經地位也偏低。

黃毅志(2001)發現都市原住民為白領職業的比率比漢人低很多，主要 以勞力工作為主，而想透過創業而成為老闆，也因貸款不易、資金不足而 顯得困難重重；微薄的收入在物價相對高昂的都市裡，經濟情況居於弱勢 地位；而體力性與低技術性的工作，也容易受景氣的影響(黃毅志，2001；

謝高橋，1991；陳元義，2004)。且在開放外籍勞工來臺工作後，大量低 薪的東南亞勞工分食都市中「底層勞動力」的職缺，都市原住民工作機會 受到嚴重排擠、引發失業潮，在缺乏社會救助下，更顯經濟不利(陳永龍，

2010；黃毅志，2001)。而原住民於遷移到都市前，也可能透過親友打聽 當地就業相關資訊，這樣的連鎖關係網絡往往導引同村族人往少數的特定

行業集中，形成職業上的自行隔離與複製(蘇羿如，2007)。

Coleman 等人(1966)針對學生學業成就的相關研究中，發現學校對學 生學業成就的影響很小，而受到家庭社經地位的影響大。經濟狀況的不佳，

替家裡做工、半工半讀或無法升學等(孫清山、黃毅志，1996)，使得受教 育的機會受到縮減，而教育素質的低落，連帶地影響到未來職業的謀取；

都市環境的高物價水平和教育支出，與都市漢人相較之下，在財務資本上 更顯不利，據黃毅志(1992)提出的教育不均等數理模型來看，雖目前各級 教育升學率皆相當高，看似在升學的「量」上達到公平，但實際上因社經 地位的高低差異，家庭能負擔子女教育的財務和社會資本不盡相同，而存

都市環境的高物價水平和教育支出，與都市漢人相較之下，在財務資本上 更顯不利，據黃毅志(1992)提出的教育不均等數理模型來看，雖目前各級 教育升學率皆相當高，看似在升學的「量」上達到公平，但實際上因社經 地位的高低差異，家庭能負擔子女教育的財務和社會資本不盡相同，而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