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東大學教育學系 教育研究碩士班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黃毅志 博士
臺灣原住民居住地透過教育、職業、收入 與社會支持對心理健康之影響
研究生：游宗輝
中 華 民 國 一 ○ 一 年 五 月
國立臺東大學教育學系 教育研究碩士班
碩士論文
臺灣原住民居住地透過教育、職業、收入 與社會支持對心理健康之影響
研 究 生 ：游宗輝 撰 指導教授 ：黃毅志 博士
中 華 民 國 一 ○ 一 年 五 月
誌謝辭
隨著論文一字一句的完成，代表碩士畢業離我不遠了！從大學畢業後，
歷經教師實習、當兵、任教職後，發現自己最初的渴望在於回到校園之中，
重溫過去無憂無慮的求知生活，在願望即將達成之際，除要感謝生我育我 的偉大父母親－游象調及吳錦梅外，也感謝臺東縣寶桑國中陳復龍校長的 支持，給了我在職進修的機會。
研究所求學階段中，黃毅志老師在指導論文上的盡心盡力令我相當感 激、欽佩，雖然撰寫的過程中備感辛勞，但老師的諄諄教誨卻時常如一盞 明燈般，指引著學術研究的方向，也教導我們治學的方法及嚴謹的態度，
從字句的琢磨到統計的解釋與分析，讓我得以一窺學術殿堂的奧妙，發展 持續學習的動力；而侯松茂、林俊瑩老師的指導意見，幫助我看見自己於 研究論文上之不足，於討論互動中也往往常有新的啟發，獲益良多。
在學業指導上，熊同鑫、梁忠銘、莊佩芬、鄭燿男、蔡東鐘、柯志昌 和鄭承昌老師等在各教育、區域學科上的指導，讓我得以厚植研究基礎；
而更因有碩班同學：育辰、譽齡、佳凌、芯羽、宛玉、芸珊、佳慧……等 同學的扶持陪伴與研究討論，讓我在工作與學業間得以兼顧。最後，感謝 進修期間協助我處理工作業務的康玉翠師和曉慧、靜如、凱莉、宏斌、慧 姿等職場夥伴，你們真是我生命和求學階段中的貴人，也沒忘了陪伴我三 年，寶桑國中第四十屆畢業的九年四班學生們！
最後，感謝臺東這塊充滿人情味的土地及生活在其中的臺東人，感謝 你們在我兩年研究所生活中，所帶來的生活改變與驚奇！
游宗輝 謹誌 一○一年五月 於臺東縣立寶桑國中/國立臺東大學教育研究所
臺灣原住民居住地透過教育、職業、收入 與社會支持對心理健康之影響
研究生：游宗輝
國立臺東大學教育學系教育研究碩士班
摘要
過去文獻很少針對整體臺灣原住民之心理健康與居住地之關連性，進 行量化研究，故本研究以原住民居住地為主要自變項，探討居住地透過教 育、職業、收入與社會支持對心理健康的影響。研究者運用 2007 年「臺 灣原住民社會變遷及政策評估」之臺灣原住民大樣本調查問卷，探討上述 議題。
研究顯示：在平均教育、職業及收入上，原鄉明顯低於都市，但進一 步地控制個人背景變項後，原鄉與都市間教育的差距消失了，反而更顯現 出原本職業地位就高的其他地區職業之優勢。在原住民心理健康表現上，
三個居住地的原住民皆無明顯差異，除可能是原鄉聚集了部分低教育、低 社經地位而無法遷移或回流的原住民，抵銷了部分留居原鄉者社會支持等 有利心理健康的條件外；另一可能原因是部分都市及其他地區原住民長期 生活在多數漢人的社會中，受到不利的原漢文化衝擊及就業上的歧視等，
不過也有因互動往來時間加長而逐步改善的部分原住民，正反相抵後提升 都市原住民環境適應力，有助於提升心理健康。
至於中介變項對心理健康之影響，除了教育對心理健康有不小的顯著 影響外，個人職業、收入與社會支持影響都不顯著；顯示在臺灣社會中，
原住民的教育特別能決定其所能動用資源之多寡，進而影響心理健康。
關鍵詞：居住地、教育、社會支持、心理健康
The Influence of Taiwanese Aborigines’ Residential Area on Mental Health through Education, Occupation, Income, and Social support
Tsung-Hui Yu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rarely conducted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 overall Taiwanese aborigines’ mental health and their residential area. Thus this study constructed the aborigines’ residential area as the primary independent variabl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residential area on mental health through education, occupation, income, and social support. Researchers used a large sample survey of Taiwanese aborigines from the 2007 “Social Change and Policy Evaluation Study of Taiwanese Aborigines” to examine the above-mentioned question.
Findings showed: the average education level, occupation, and income of respondents lived in aboriginal townshi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urban areas. However, after controlling for background variables, the difference in education level between aboriginal townships and urban areas became null, which in turn made the occupational advantages in other areas where the occupational status was already relatively higher even more outstanding. With regard to the mental health of aborigine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und between aborigines of three different residential areas. This may be due to the fact that some aborigines with low educational qualifications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who failed to migrate or return to their origins, gathered and stayed in aboriginal townships, which cancelled out part of the effects of advantageous conditions generated by social support from residents in aboriginal townships; or may be because some aborigines in urban or other areas lived in Han-majority societies for a long time and suffered from Han-aboriginal cross-cultural conflicts and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s.
Nevertheless, it was also found that some aborigines improved their mental health as they spend more time with Han people. After offsetting negative effects against positive effects, it was found that aborigines in urban areas increased their adaptive ability, which helped improve mental health.
With regard to the influence of intervening variables on mental health, except for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f education on mental health, occupation, income, and social support had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This result showed that in Taiwan, education level of aborigines played a unique role in determining their available resources, and consequently influenced their mental health.
Keywords: residential area, education, social support, mental health
目 次
表 次 ... Ⅲ 圖 次 ... Ⅳ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 3
第三節 名詞界定 ... 4
第四節 研究限制 ... 8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9
第一節 都市原住民遷移、聚居及其教育、職業、收入 ... 9
第二節 社會支持相關研究 ... 17
第三節 心理健康相關研究 ... 22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 30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假設 ... 30
第二節 資料來源 ... 33
第三節 變項測量 ... 34
第四節 分析方法 ... 36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 37
第一節 樣本資料的基本資料分析 ... 37
II
第二節 臺灣原住民居住地對中介變項之影響 ... 42
第三節 影響臺灣原住民心理健康之因素 ... 46 第四節 假設檢證結果及討論 ... 48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 53
第一節 結論 ... 53
第二節 建議 ... 54
參考文獻 ... 56
附錄 ... 65
表 次
表 1-1 台灣都會區人口統計表 ... 4
表 1-2原住民原鄉地區所在縣市 ... 5
表 2-1原住民遷移地區與拉力、推力的關係 ... 11
表 2-2都市原住民職場上的壓力源 ... 24
表 4-1居住地的百分比分析表 ... 37
表 4-2社會支持項數百分比分析表 ... 38
表 4-3心理健康百分比次數分佈表 ... 39
表 4-4居住地對依變項關聯平均數比較表 ... 40
表 4-5居住地對控制背景變項關聯平均數比較 ... 41
表 4-6 臺灣原住民居住地對教育程度迴歸分析 ... 42
表 4-7臺灣原住民居住地對職業迴歸分析 ... 43
表 4-8臺灣原住民居住地對收入迴歸分析 ... 44
表 4-9臺灣原住民居住地對社會支持迴歸分析 ... 45
表 4-10 影響臺灣原住民心理健康迴歸分析 ... 46
表 4-11原住民居住地的九大職業類別百分比分佈 ... 50
IV
圖 次
圖 3-1本研究架構圖 ... 31
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以「臺灣原住民居住地透過教育、職業、收入與社會支持對心 理健康之影響」為研究主題，探討影響原住民心理健康的可能影響機制。
本章主要分為四節，依序是：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名詞界定及研究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臺灣原住民原居於較偏遠的山地鄉村地帶，在農業為主的經濟體系下 不但收入不高，就業機會的選擇也不多(傅仰止，2000b)，在耕地不足及 缺乏工作機會下，原住民開始出現外流的情形，許多的原住民於 1970 年 代初陸續地遷移至都市(黃毅志，2001)。
民國一百年行政院原民會的「原住民就業狀況第二次基本調查」顯示，
原住民整體的勞動參與率高於一般民眾(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
達到 59.78 %；再者，居住在「非原住民鄉鎮市」的原住民勞參率 61.72 %，
原鄉(山地鄉、平地原住民鄉鎮市)的勞參率 58.4 %，非原鄉原住民投入勞 動市場的比例較高。依常理判斷，高的勞動參與應該給原住民帶來豐厚的 物質報酬，但平均薪資僅有 15930 元的原住民勞動者，相距全國受雇者之 平均 44430 元甚遠(行政院主計處，2012；行政院原民會，2011)，無法感 受到勞動的甜美果實，凸顯出原住民在就業市場上的勞動困境；原住民在 都市中所形塑的「都市掏金熱」是可預期的名利雙收，抑或是一場夢？ 能 否有效提升個人教育、職業及收入等社經地位？這也成為重要的研究動機 之一，而先前研究仍探討不足。
2012 年新的行政院組織法在元旦實施後，「衛生署」將正式改名升格
2
務的推展和政策擬定(行政院，2011)，由此可知民眾的心理健康，日益受 到政府機關的重視。隨著現代健康意識的抬頭，個人的健康不僅只侷限於 生理層面，心理健康及心理衛生的相關探討，也如雨後春筍般相繼出現(呂 淑貞，2011；徐美玲，2007；筑波，2011；楊明仁、何啟功、蘇以青、楊 美賞，1997；謝佳容、張玨，2003)，顯現國人日漸重視心理上之維護及 保健；而臺灣原住民為臺灣少數族群，在面對漢人為主的社會文化及職場 環境，原住民心理上或多或少會承受比一般大眾更多的外在壓力，但卻鮮 少針對臺灣原住民的心理健康做一客觀而整體之研究；章英華、林季平與 劉千嘉(2010)根據 2000 年臺灣原住民普查研究中發現：原住民遷徙頻繁，
多數離開原鄉的原住民會在都會區或都會區周圍形成聚居的趨勢，成為都 市原住民。都市原住民不同於一般的都市民眾，因具備「原住民」這個異 於主流漢人社會的身分，無論在求職或教育過程中，都承受著標籤化的刻 板印象，而對自原鄉遷移至都市生活、工作的原住民，其離鄉背井、遠離 家園後，在都會或都會地區辛勤地工作能否獲得成就及滿足，而獲得心理 上的健康和幸福？故本研究依照原住民的居住地加以區分，進一步地探討 不同居住地原住民的心理健康狀態差異，除強化對臺灣原住民心理健康之 認識及瞭解外，也彌補過去相關研究之不足；而黃毅志(1998)認為良好的 社會支持可對心理健康產生正面之影響，故本研究加入社會支持做為中介 變項，為本研究的研究動機之二。
研究者依據上述討論，使用 2007 年「臺灣原住民社會變遷及政策評 估」全國代表性大樣本為基礎，採臺灣原住民居住位置為自變項，去探討 各地區原住民間的教育、職業、收入與社會支持的差異，探討居住地透過 教育、職業、收入與社會支持對心理健康的影響；所採用全國性原住民代 表性大樣本有助於使研究更具推論性，故希望此研究成果能提供後續臺灣 原住民教育、社會、經濟政策及後續研究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及背景，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原住民居住的區域位 置差異，並進一步討論心理健康、個人教育、職業、收入、社會支持現況。
故以個人教育程度、職業類別、經濟收入為中介變項，檢視其是否會對原 住民之心理健康產生影響。因此，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臺灣原住民於教育、職業、收入、社會支持與心理健康的現況。
二、探討臺灣原住民居住地透過教育、職業、收入與社會支持對心理健康 有何影響？
三、對臺灣原住民教育、社會、經濟政策提供相關建議。
4
第三節 名詞界定
本節主要對研究中之主要名詞，如「都市與原鄉」、「社會支持」和「心 理健康」等，做相關的釋義及界定。
壹、都市與原鄉
行政院主計處(2006)指都會區：「在同一區域內，由一個或一個以上 之中心都市為核心，連結與此中心都市在社會、經濟上合為一體的鄉、鎮、
市所共同組成的地區，且區內人口總數達三十萬人以上。」依此定義，臺 灣主要有五大都會區(臺北基隆、高雄、臺中彰化、中壢桃園、臺南)、二 大次都會區(新竹、嘉義)等共七個都會區(行政院主計處，2006)，隨著時 間的推移與臺灣經濟的持續成長，人口也逐漸由原鄉村地區往都會區遷移，
尤以北部的新北市及桃園縣為甚(劉千嘉、林季平，2010)。
表 1-1 臺灣都會區人口統計表
資料來源：整理自行政院主計處(2011/10/10)。都市化程度。
http://ppt.cc/z2DT。
(單位：萬人) 1990 年 2005 年 增加人數 大都會區 1273 1473 200
臺北基隆 611 665 54
高雄 251 276 25
臺中彰化 167 220 53
中壢桃園 135 187 52
臺南 109 125 16
次都會區 91 107 16
新竹 56 69 14
嘉義 35 37 2
本研究所稱之原鄉，為原住民鄉鎮之簡稱，依據行政院 91 年 4 月 16 日院臺疆字第 0910017300 號函，頒定「原住民地區」核定之三十個山地 鄉、二十五個平地鄉為範疇(行政院原民會，2011)。山地鄉主要起源於 1945 年臺灣省政府因山地及原住民特殊行政狀態，由日治時期「番地」改制而 來，委派原住民出任山地鄉長實施自治，根據當地交通及環境，劃編村里 而成；平地鄉則由各縣市自行選定後，再報送行政院內政部核准而設置，
表列如下。
表 1-2 原住民原鄉地區所在縣市
類別(原鄉) 鄉鎮市名稱 合計
山地鄉 新北市烏來區、桃園縣復興鄉、新竹縣五峰 鄉/尖石鄉、苗栗縣泰安鄉、臺中市和平區、
南投縣信義鄉/仁愛鄉、嘉義縣阿里山鄉、
高雄市那瑪夏區/桃源區/茂林區、屏東縣霧 臺鄉/瑪家鄉/三地門鄉/泰武鄉/來義鄉/春 日鄉/獅子鄉/牡丹鄉、宜蘭縣大同鄉/南澳 鄉、花蓮縣秀林鄉/萬榮鄉/卓溪鄉、臺東縣
海端鄉/延平鄉/金峰鄉/達仁鄉/蘭嶼鄉
30
平地鄉 新竹縣關西鎮、苗栗縣南庄鄉/獅潭鄉、南 投縣魚池鄉、屏東縣滿州鄉、花蓮縣花蓮市
/吉安鄉/新城鄉/壽豐鄉/鳳林鎮/光復鄉/
豐濱鄉/瑞穗鄉/玉里鎮/富里鄉、臺東縣臺 東市/卑南鄉/大武鄉/太麻里鄉/東河鄉/鹿
野鄉/池上鄉/成功鎮/關山鎮/長濱鄉
25
資料來源：整理自行政院內政部(2011/10/10)。http://www.moi.gov.tw。
6
本研究以黃樹民及章英華於 2007 年「臺灣原住民社會變遷及政策評 估」調查樣本為基礎(章英華、林季平、劉千嘉，2008)，依其樣本居住地 將之分為「原鄉」、「都市」及「其他地區」三種。「原鄉」係指行政院核 定的山地鄉和平地鄉；「都市」則是包含臺灣主要都會區的核心及週邊地 區；「其他地區」則指介於兩者之間，位在都會區以外，非原住民鄉鎮且 經濟發展程度較低的待開發地區。
貳、社會支持
黃寶園與林世華(2007)指社會支持為：從他人處獲得自己被愛的、被 照顧的、被尊重且具有個人價值的感覺。如果一個人在遭遇困難時，能透 過人際社會關係，從中獲得有形、無形的鼓勵及安慰，便是社會支持力量 的展現(傅瓊儀、陸偉明、程炳林，2002； Salinero,F. et al,2011)。情 緒的、物質的、社會互動和感情支持。
社會支持可區分為兩大來源(鄭照順，1999)，正式的系統包括學校或 社會福利、輔導機構等；非正式則泛指家人、朋友、同儕和情人等，其中 又以非正式的支持系統對個人的影響力較大(葉在庭，2001)。
人是社會的動物，自出生到死亡都無法脫離社會、離群索居的獨自過 生活，當人們遇到挫折或適應不良時，好的社會支持能對個人心理健康有 著正面的影響(周玉慧，1997)。
叁、心理健康
徐美玲(2007)指心理健康是指個人主觀感受沒有發生一些焦慮抑鬱、
身心症狀及外發行為等心理症狀；而心理是否健康，指個人是否具有身心 症、憂鬱症、壓力過度、神經質等，而若能妥善的「管理」好自己的心理 內心狀態，則是一位心理健康的人(筑波，2011；Siew,2005)。
而移居都市或都市邊緣的原住民，因遠離原鄉及傳統生活方式，很多
日常生活習慣得重新學習及適應，因此，在社會互動、心理支持等方面，
勢必遭到很大的挑戰。本研究以問卷題目「原來不煩惱的事，開始令您煩 惱」、「覺得做什麼事都很吃力」、「感到害怕」、「睡不好覺」四題來檢測樣 本的心理健康程度。
8
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因採用黃樹民、章英華在 2007 年「臺灣原住民社會變遷及政 策評估」之調查資料作為研究樣本(章英華等人，2008)，屬於單一時間採 樣之橫斷面資料，故無法針對研究架構中各變項間之因果順序做進一步的 檢證，如居住地與個人教育間可能具有相互影響的雙向因果，此為研究限 制之一。
其次，本研究之中介變項「社會支持」採用的問卷題項多為親友互動、
是否參與原鄉活動為主，變項僅集中於經濟層面與活動參與，如「提供對 方經濟支援」、「對方提供經濟支援」、「告知就業機會」、「共同參加婚喪喜 慶」、「提供生活協助」、「共同參加原鄉的祭典或活動」、「共同參加都會的 原住民活動」，無法精確測量社會網絡的廣泛意涵，其包括「社會整合」
與「關係品質」。社會整合是指關係的強度及頻率；關係品質則可分為兩 種，若是正面且能維持情感，稱為社會支持，其又可細分為「工具性」(經 濟或物質上)、「情感性」(關心及情感支持、同儕或師生關係)等不同面向 (賴威岑，2005)；反之，關係不佳且負面，則是緊張關係(黃毅志，2002，
1998)。本研究缺少緊張關係與情感性的社會支持，此為研究限制之二。
而依變項「心理健康」的題項測量上，「原來不煩惱的事，開始令您 煩惱」、「覺得做什麼事都很吃力」、「感到害怕」、「睡不好覺」等由於題數 較少，無法代表心理健康的完整意義，如缺少「幸福感」、「成就感」等正 向心理健康的題項，此為研究限制之三。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在討論臺灣原住民依照居住地區透過教育程度、職業、收入、
社會支持，對個人心理健康產生影響。以下分就「都市原住民聚居及社經 地位」、「社會支持」和「心理健康」等三部分，作初步的文獻回顧及分析。
第一節 都市原住民遷移、聚居及其教育、職業、收入
1970 年代由於資本主義的擴張，臺灣各地原住民原始部落的經濟型態 開始受到衝擊而解組，使得原住民紛由原鄉大量地移居都市，形成「都市 原住民」或「都市山胞」(孫瑞霞，1992；傅仰止，2001)，但面臨著漢人 文化為主流的就業市場，除了族群歧視影響原住民職業升遷外(王永慈，
2002；陳永龍，2010；黃毅志，2001)，文化差異而引起的各形式壓迫(盧 政春，1999)，使原住民於都市中也處於較低之社經地位，比起原鄉原住 民，更多了人際上的隔閡與心理壓力之挑戰；甚至於居住環境上，以地價 做為屏障，原住民受限於收入較低而無法購買位於都市核心的高級住宅，
僅能居住在都市外圍或不合法之河岸地帶，形塑空間階層化(spatial stratification)，成為都市中的弱勢族群(陳永龍，2010；趙俊祥、李郁 強，2008；劉千嘉，2011)。而弱勢的都市原住民，部分散落在都市各地 尋求更好的生活品質，另一部分則形成聚居現象，彼此提供心理及經濟上 之協助(連玉龍，1989；陳永龍，2010)，如基隆八尺門地區。
壹、原住民的遷移研究
1970 年代初期，臺灣原住民大量地遷往都市地區(陳永龍，2010；傅 仰止，2000a)。原住民原先多居住在偏遠的山區或平地鄉鎮，在狩獵、農
10
耕為主的經濟體系下，收入大幅落後於轉型為工商社會、快速發展的都市 和沿海鄉鎮，在農耕條件日益嚴苛且收入微薄的情況下，原住民紛紛移往 都市尋求更好的就業機會(劉千嘉、林季平，2010；蘇羿如，2007)。據 2011 年政府教育統計資料可發現，於全國四十歲以下人口中，有 69.9 % 受過 高中(職)以上之教育(教育部，2011)，相較於 1997 年僅有 40 % 的高中(職) 以上學歷者，整體臺灣的教育程度大幅地提高，影響大眾在職業的選擇上 也多希望求取較高報酬、高社經地位之工作，也因此粗重的勞動人力出現 了斷層，故教育程度相對較低的原住民便成為都市粗重工的一大重要來源 (林瑤棋，2001)。
同時，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丕變，從初級產業轉型為工商服務業的就 業型態，都市及其周圍地區多出了很多勞力、低技術性之就業機會；再加 上政府山地政策的推行(陳芬苓，2008；靳菱菱，2010)，原本部落傳統狩 獵、慣習受到政策、法令的約制，使原鄉就業、教育弱勢的原住民，紛紛 因就業或就學問題遷移至都會區；有學者探討原住民遷移的非自願性中，
指出國家針對保留地或地權不明的「國有地」，透過種種立法程序迫使原 住民地區發生政策性的土地流失，「部落」逐漸瓦解、消失，失去了賴以 維生的土地資源，原住民只得流浪到都市，成為都市底層的無產勞工階級 (陳永龍，2010)。
傅仰止(1985)的原住民遷移研究中，有系統地將人口移動中探討推力 與拉力的「推拉理論」應用於原住民遷移上，如原鄉因貧困或就學問題而 產生強大推力，使原住民離開原鄉，又都市因工作機會多、生活水準高等 的拉力，促使原住民向都市移動，把原住民拉往都市；後來自多數學者的 實證研究中，也發現都市的工作及教育環境、原鄉的資源貧困等，是原住 民遷移的重要原因(林永昌，2009；徐君臨，2008；張曉春，1974；許敏 靖，2002；許雯錚，2004；傅仰止，2000b；廖正宏，1985；劉千嘉、林 季平，2010)。
表 2-1 原住民遷移地區與拉力、推力的關係
推力 拉力
原居地(山地) 貧困、外婚、服兵役、就學、
親友裂痕、逃避社會控制與 鄉村生活
家庭義務、固有土地財產、
親人聯繫、新增工作機會、
輕鬆和友善的生活圈 移居地(都市) 工作期望未實現、人際關係
不佳、不滿都市生活方式、
回鄉成親、覺得受到歧視、
逃避社會控制
工作機會多、生活水準高、
就醫、就學、為子女教育、
羨慕繁華都市環境、與親人 會合
資料來源：傅仰止(1985)。都市山胞的回顧與前瞻。思與言，23(2)， 188。
原住民自原鄉遷徙後，並非直接進入都市的核心地帶，而是優先選擇 都市周邊的衛星市鎮。連玉龍(1989)研究臺東縣成功鎮阿美族人的遷移也 發現：教育程度較低的族人移動到都市之過程中，會選擇都會區周邊(基 隆市、新北市、桃園縣等)聚居；於都會區周邊因工作競爭相較於都市核 心較小，可減緩原住民心理、社會調適上的壓力(章英華、林季平、劉千 嘉，2010；連玉龍，1989；劉千嘉，2009；劉千嘉，2011)，並更進一步 以其原鄉所具備的就業技能，找尋相符應的工作，故其職業多以農林漁牧、
粗工等一、二級產業為主，大致上是收入較低的職業(林金泡，2000a)，
具骯髒的、危險的、困難的特色，整體社經地位較低(黃毅志，2001)。都 市中心的居住花費較高、就業競爭大，衛星市鎮如新北市和桃園縣則因產 業特質對原住民求職較為有利，吸引大量原住民聚居於都會邊緣地區(胡 志平、陳皇仁，2011；劉千嘉，2009；劉千嘉、林季平，2010)；但近年 來，都會周邊之原住民也開始呈現往都市核心區移居的現象(行政院主計
12
處，2006)，可能是部分原住民或其第二代在教育或收入提高後，進入都 市核心地帶以謀取更好的生活環境與工作。
邱汝娜(2007)指因都市原住民多從事取代性高的勞動、技術性工作；
且於 1988 年政府引進外籍勞工後(黃毅志，2001)，其就業市場與都市原 住民所從事之職業同質性高，使都市原住民工作機會大幅縮減；此外，多 數都市原住民的工作內容，相較於原本個人所受的教育訓練不盡相同，就 業上的困難也造就近年來原住民的回流與再遷徙(劉千嘉，2009)；而回鄉 後的原住民，藉由其都市生活經驗，也成為原鄉發展的另一創建動力(許 雯錚，2004；陳芬苓，2008；劉千嘉、林季平，2010)。
林瑤棋(2001)發現移居都市的原住民存有語言隔閡、自卑感、母語與 傳統文化迷失、寂寞孤寂感、生存競爭能力較差等的疑慮，更有如工作機 會減少、原住民人口消失、母語流失、醫療困境和被歧視困境的危機意識；
郭俊巖、黃明玉(2010)也指出都市原住民有以下特色：工作不穩定、生活 開銷大難以儲蓄、原鄉親友投靠而影響家庭氣氛、資訊系統封閉、遭受雇 主不合理的剝削與壓榨等。原住民和漢人心中似乎都有一條無形的疆界，
面對著歧視、工作壓力、自身文化傳承與維持的挑戰，是否都市原住民真 的那麼不快樂？對此，劉千嘉(2011)則樂觀指出：若都市原住民的居住時 間拉長，可能因與漢人接觸較久或彼此通婚、共同求學等，於增進彼此的 溝通、認識的互動下，較能減輕其人際往來上的心理隔閡，於原、漢間的 社會網絡建立上有正面影響。
「都市」原住民一詞，某程度也代表了一種空間上的區隔(蘇羿如，
2007)。都市是不同於原鄉生活方式的地方，在都市生活的原住民自然也 為了適應都市的特殊環境而發展出不同的生存之道；低社經地位的都市原 住民受限於就業機會及收入、消費等因素，並非僅是單向的遷徙，而是動 態地在都市中、都市-原鄉間不停地流動，以尋求更好的生活品質(劉千嘉、
林季平，2008，2010)。
貳、都市原住民的聚居
原住民在以「學業成績」掛帥的升學體制下，雖有加分的優待，仍不 易在激烈地競爭中出人頭地(李佩嬛、黃毅志，2011)；即便少數優秀的原 住民學生能順利取得較高學歷，但在漢人為主的職場中，受到各種對原住 民偏見的影響，一再地藉媒體傳播甚至是教科書再製其不利的就業地位 (蔡文山，2004；譚光鼎，2008)，尤其在政府引進外籍勞工投入勞動市場 後，情勢更是雪上加霜，教育、職業都處於不利位置。
都市原住民在都市中謀生活，住的問題是最為困難的(張清富，2001)，
租屋或買房皆會在收支上形成一大筆的固定開銷，而由於房租太貴，迫使 原住民流向都市的邊緣地帶或地價便宜之處；且於都市中的不利經濟及人 際隔閡下，為了尋求心理和生活中的互助合作，原住民選擇以聚居的方式，
維持其傳統的部落生活(連玉龍，1989；陳永龍，2010)。
原住民聚居現象的形成，是否是提醒著在漢人為主的社會下，國家政 策對原住民文化的不了解，並且於經濟、教育上的補助無法滿足都市原住 民維持傳統文化、社會關係鏈結的期待，致使原住民族以「聚居」的方式 在都市中自成「部落」，以發揮原有之守望相助的精神(陳永龍，2010；陳 信宏譯，2011；趙俊祥、李郁強，2008)。
原住民在聚居的特性上，也隨遷移世代的不同而存有差異(劉千嘉，
2011)。早期資訊較為落後，原住民遷移地大多藉口耳相傳為主，故第一 代移民的進駐點通常會成為後繼遷移者的聚居地(蘇羿如，2007)；而時間 推移至 70 年代，交通便利加上資訊較為流通，也就降低遷移者對族群網 絡的依賴，聚居現象也日益不明顯，在加上都市及都市周圍人口日益增多，
想要取得共同居住的土地也較困難(劉千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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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都市原住民教育、職業與收入相關研究
社經地位的討論與測量，大體上以個人職業、教育年數和收入為主要 指標(黃毅志，2003；傅仰止，2000；Williams & Collins,1995)。傅仰 止(2000a)指臺灣原住民的社經地位雖是逐漸在提升當中，可是相對於整 體社會的快速經濟發展，相形之下原住民社經地位不升反降。
巫有鎰與黃毅志(2009)自臺東縣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的比較研 究中，發現山地原住民(排灣、布農族)的學業成就高於平地原住民(阿美、
卑南族)，雖然山地都市化程度較低，但相較於臺東市區，影響學業成績 的「不利文化風格」(包含抽菸、喝酒、吃檳榔等)較少，對學業成就較有 正面幫助(巫有鎰，1999；張善楠、黃毅志，1999；陳建志，1998)；依此 來看，原住民離開原鄉進入都市後，於都市環境上充斥著更多的誘惑及刺 激，不過對原本教育程度不佳的原住民來說，其職業取得或提升個人專業 領域之學習上，無疑更是雪上加霜；而原住民普遍的教育程度低落，則可 能進一步不利於其理想職業的取得(黃坤祥，2005；黃毅志，2001)，也因 受到族群歧視，不易找到高職業聲望的工作(黃毅志，2001)；雖說原住民 中也有為數不少的高學歷者，但相較於漢人，在人數比例上，還是不高，
社經地位也偏低。
黃毅志(2001)發現都市原住民為白領職業的比率比漢人低很多，主要 以勞力工作為主，而想透過創業而成為老闆，也因貸款不易、資金不足而 顯得困難重重；微薄的收入在物價相對高昂的都市裡，經濟情況居於弱勢 地位；而體力性與低技術性的工作，也容易受景氣的影響(黃毅志，2001；
謝高橋，1991；陳元義，2004)。且在開放外籍勞工來臺工作後，大量低 薪的東南亞勞工分食都市中「底層勞動力」的職缺，都市原住民工作機會 受到嚴重排擠、引發失業潮，在缺乏社會救助下，更顯經濟不利(陳永龍，
2010；黃毅志，2001)。而原住民於遷移到都市前，也可能透過親友打聽 當地就業相關資訊，這樣的連鎖關係網絡往往導引同村族人往少數的特定
行業集中，形成職業上的自行隔離與複製(蘇羿如，2007)。
Coleman 等人(1966)針對學生學業成就的相關研究中，發現學校對學 生學業成就的影響很小，而受到家庭社經地位的影響大。經濟狀況的不佳，
替家裡做工、半工半讀或無法升學等(孫清山、黃毅志，1996)，使得受教 育的機會受到縮減，而教育素質的低落，連帶地影響到未來職業的謀取；
都市環境的高物價水平和教育支出，與都市漢人相較之下，在財務資本上 更顯不利，據黃毅志(1992)提出的教育不均等數理模型來看，雖目前各級 教育升學率皆相當高，看似在升學的「量」上達到公平，但實際上因社經 地位的高低差異，家庭能負擔子女教育的財務和社會資本不盡相同，而存 有著所受教育「質」的不均等(李佩嬛、黃毅志，2011；黃毅志，2011)，
其是指不同出身背景者「接受教育的品質與受教育後出路」的不均等性(黃 毅志、陳怡靖，2005)，如所接受的分流教育不一樣(李佩嬛、黃毅志，2011)；
都市原住民在社經背景較低的情況下，於高中階段教育上的分流顯得較為 弱勢，特別是升上出路最佳的公立高中的比率遠比不上漢人，而升上出路 最差的私立高職的比率高得多(李佩嬛、黃毅志，2011)，再加上原住民不 似漢人般具有重視教育的歷史文化傳統(黃毅志，2001)，影響著原住民下 一代的教育，形成惡性的教育循環。
林金泡(2000a)更直指都市原住民多是跟隨著父母的工作地點，就近 選擇附近的學校就讀，而隨父母親的職業轉換頻繁，子女也同實在都市內 到處流動、求學，增加中輟等子女教育上的不利因素；尤其是低社經地位、
逐工寮而居的都是原住民父母，因不積極處理因工寮遷移而引發的子女教 學適應情形，易導致子女中途輟學，再加上疏於管教，容易交到壞朋友(黃 毅志，2001)，而為紓解工作上的疲憊和鬱悶，飲酒行為可能連子女也拉 進來喝，對下一代都市原住民教育更加不利(陳順利，1998)。而移居都市 從事粗工的父母也未從教育過程中獲益，感覺子女教育、學歷不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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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原住民，但都市的高消費、高物價，使都市原住民之「實質購買力」未 必較原鄉好(林楨家、謝宗育，2010)。
最後，多數人認為教育程度高且年輕的原住民，較有機會自原鄉流動 到都市求職或定居，故黃毅志(2001)運用「臺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 劃」的樣本資料，來探討原住民進入都市，是否有較佳的職業和較佳的教 育，於比較民國 73 年至民國 86 年原、漢族群的教育年數和現職後發現：
在平均教育年數方面，都市原住民(8.22 年)大於鄉村原住民(6.44 年)；
現職聲望上，都市原住民(34.93)也較鄉村原住民(29.04)高。
第二節 社會支持相關研究
社會網絡，包括「社會整合」及「關係的內容」：社會整合指的是關 係之強度和頻率，而關係的內容則可再細分為正向的「社會支持」及負向 的「緊張關係」 (黃毅志，2002；黃毅志，1998)。
社會支持是帶有情感的正向支持，能協助個體解決困境，適應生活(徐 維辰、邱文信，2008；翁振益、林若慧、劉士豪，2008；賴威岑，2005；
謝亞恆、謝易庭，2009)，而除了正式的政府、社會機構外，非正式之社 會支持系統也相當重要(黃源協，2005)。
壹、社會支持的實證研究
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是人與人在互動的過程中，所傳達對其行 為、情感、知覺的肯定看法，同時提供實質的或象徵的協助過程(kahn，
1979；引自石泱，2009)，可能來自於父母、配偶、親人、同儕、社會大 眾或宗教，包括精神及物質上之支持(吳秀美、鍾文政、林慶豐、莊智，
2006；徐維辰、邱文信，2008；黃源協，2005；葉在庭，2001；Susan,Erika
& Thara,2011)，主要在傳達個體是被關心、珍重的訊息(陳治豪、王以仁，
2006)。
社會支持同時也扮演個人過渡期間的一項重要支柱，使當事人從人際 關係中獲得各種資源(陳信宏譯，2011；Cohen & Hoberman,1983)，可對 抗壓力所帶來的威脅感及負面影響(Chao,2011)。Simmons(1994)則視社會 支持為人際間的互動關係，此互動同時提供了問題解決和心理上之支持，
其中尤以家人為最重要的支持來源；家人除可調降個人角色壓力外，也能 調節生活領域間的衝突並提高其生活品質和幸福感(翁振益、林若慧、劉 士豪，2008)；此外，Susan 等人(2011)則主張個人可以藉由親密朋友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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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於生活適應上扮演中介的角色，能協助學生克服困境，減少情緒低落、
沮喪。因此，社會支持是一種健全(wellness)而非病態(sickness)模式，
主要在強化個體生活上的精力(陳滿樺，1983)；而賴威岑(2005)進一步地 將社會支持區分為二個向度︰工具性(經濟或物質上)和情感性(關心及情 感)的支持。
林淑惠、黃韞臻與林佳筠(2009)發現社會支持滿意度越高的學生，其 情緒智力表現較佳，連帶地影響到其具有較佳的生活適應能力；生活適應 力的提高，對心理健康有正向幫助(楊明仁、何啟功、蘇以青、楊美賞，
1997)。故當一個人社會支持較高時，心理上便容易產生歸屬感與滿足感，
相反地，如果支持不足或喪失則易使人陷入險境；所以當個人面臨角色扮 演失敗的情境時，若缺乏社會支持，則容易失控而產生危機或自殺意念(吳 秋月、吳麗娟，1999；林子雯，2000；葉在庭，2001)。
黃毅志(1998)探討社會網絡及社經地位對心理幸福影響的研究中，認 為一個人並不會因為教育程度、收入較高，而較其他人獲得較多的快樂，
低階層的人也不會因知足而快樂一些；重要的關鍵在社會網絡的社會整合 與關係品質，社會整合和關係品質越好，社會支持越高，心裡越幸福、健 康(黃銘福、黃毅志，2010；謝亞恆、謝易庭，2009)；王仕圖(2000)以一 個郊區社區為例，認為個人在社會中有三種不同的社會網絡，分別為購物 買房或臨時急用現金周轉等的個人財務網絡(佔 27.6 %)、鄰居互相守望相 助的日常生活小幫忙網絡(48.9 %)和個人情感網絡(37.3 %)，也因地理空 間上的鄰近性，日常生活的小幫忙以鄰居所提的比例最高，肯定居住地的 鄰里關係對社會支持的重要；故探討原住民居住地對其社會支持的影響，
或許可以看出其人際往來上的差異。
李燕鳴與張慈桂(1999)研究花蓮市高中職學生健康行為調查後發現，
原住民學生雖較漢人有較低的日常生活壓力，但不健全的家庭支持系統及 家庭功能障礙卻促進其不利身心行為的發展，如抽菸、吃檳榔等。由上可
知，在漢人佔多數的花蓮市中，分散居住於都市中的原住民在單親、隔代 教養與弱勢家庭的比例，遠高於主流漢人族群的情境下(黃源協、詹宜璋，
2000)，散居的都市原住民於社會支持及情感維繫上，存有著更大的挑戰。
貳、都市原住民的社會支持研究
一、都市原住民有較高之社會支持研究
新店溪畔「溪州部落」、大漢溪畔「三鶯部落」、基隆「八尺門」、臺 北的「邦查部落」等，皆是都市原住民在都市週邊的聚居地，其擔負著原 住民之社會、心理安全網絡，是國家福利系統始終無法取代的(陳永龍，
2010)；故聚居在都市的原住民，因有同族族人的相互扶持，於文化面上 的衝擊也較小，較之於散居都市或都會邊緣的原住民，有著較高的社會支 持系統(傅仰止，2000)。因此，都市移民的聚居地是原住民社會融合的重 要媒介，其中發展出的非正式管道、資源(介紹工作、經濟互助)，也提供 居民未來的社會流動(陳信宏譯，2011)。
都市中漢人和原住民的互動較為頻繁，在相互理解下，原住民的社會 支持也能明顯較好：劉若蘭與黃玉(2005)研究以大專生為對象，發現師生、
同族群、異族群互動越多的原住民學生，其社會支持系統越強；劉千嘉 (2011)對都市原住民社會界線的世代差異研究中，發現都市原住民因較常 與漢人或其他不同族別之原住民接觸，於人際關係上抱持著較開放的態度；
二代都市原住民也較其父職輩於族群相互理解上，有明顯進步和成長。故 都市原住民的世代差異也造就了不同的社會支持系統，居於青壯代的二代 都市原住民除了教育程度、收入較高外，因與漢人接觸的時間較長，而獲 得了較好的社會支持，人際關係較為開放。
黃毅志、章英華(2005)研究發現居住地空間上的隔離，對族群間的人 際交友有很大的影響。故研究者進一步推論臺灣原住民多集中於原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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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地，都市原住民若混居於漢人為多數的都會地帶，彼此間的族群界線可 能便較為模糊，人際互動較好。且隨職業之不同，在人際交往上有著不同 的封閉性：農林漁牧業因多居於鄉村，少有與其他職業交友的機會，故交 友封閉性最高；相反地，職業地位居中的買賣服務人員，除工作上有較多 機會與他人接觸外，對上、對下都有地位相近的職業成員交往，交友機會 最多。由此來看，都市人口和族群眾多，除有較多的機會與他人互動外，
從事買賣服務工作的就業機會也較原鄉多；相反地，原鄉多為農林漁牧等 職業，其交友圈較為封閉。故以人際互動上的交友封閉性來看，都市原住 民在漢人為主的社會中，能抱持較為開放的心態來接觸不同族群、職業的 朋友，而原鄉則較不理想，故原鄉原住民可能在社會支持上較差(黃毅志、
章英華，2005)。
而都市原住民居住在漢人為主的都市中，漢人對原住民的觀感和關係，
對原住民的社會和心理上的支持，有相當大的影響。傅仰止(1994，
2000a)發現漢人對原住民貧窮和不利社經地位，有著相當大的意見分歧：
居住在都市的年輕漢人多將原住民貧窮歸因於「結構因素」，是社會制度 不公平導致貧窮；而山地鄉周邊的漢人傾向「個人因素」，認為原住民多 是個人不努力、好吃懶做，才落得弱勢的經濟條件。不同的看法將影響漢 人對原住民的既定態度，雖然原住民遷徙到人生地不熟的大都市或都會邊 緣區，但若漢人對都市原住民看法較為積極、正面，原住民所受到人際上 之社會支持也較為正面。
二、都市原住民有較低之社會支持研究
相較於先前所提之「聚居」都市原住民，都市或都會周邊區也仍有許
多散居於都市叢林的原住民，在漢人因「族群差異」的種族歧視、文化偏 見下，缺乏來自周遭漢人的社會支持(陳永龍，2010；蔡友月，2007)。原 住民的都市移民社會，工作時間、地點、性質都不穩定，於主流漢人的就
業市場中，因其弱勢而處於不利競爭地位(黃毅志，2001)；都市化程度高 的地區相對於原鄉有著較多的資源、工作機會，但處於都市的原住民同時 也得面對更嚴峻的工作競爭及不友善的職場環境(胡志平、陳皇仁，
2011)。
黃淑玲、林方皓、吳佩玲(2001)針對臺北市受暴婦女的調查研究指出：
都市原住民家暴發生率和事件幾乎都與漢人社會相似，但在原住民處於相 對弱勢的情況下，原住民婦女擔心「家醜外揚」後，會增添社區民眾對原 住民的歧視或丟原住民的臉，多選擇隱忍而未求助社福機構(吳秀美等人，
2006)。由上可得知，即便都市原住民和漢人擁有相對等的社會支持系統，
但可能在使用或表達上，仍有族群、文化別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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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心理健康相關研究
由行政院下單獨設立「心理健康司」來負責全國心理健康業務的推展 和政策擬定中(行政院，2011)，我們可得知臺灣民眾的心理健康，日益受 到重視國內；而學者指出個人的「鬱卒」和「焦慮擔心」等內在負向情緒，
和自殺意念息息相關(葉在庭，2001)，故為了國家人民身心健康之長遠發 展，針對國人的心理健康之研究與瞭解，實在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壹、心理健康之意義
謝佳容與張玨(2003)認為心理健康是身心健康的基礎，而精神疾病是 全球普遍的疾病，沒有國家或個人對精神疾病是免疫的，且心理健康同時 受到多重價值、文化、環境等的影響，是相當複雜的現象。
一般來說，心理健康與心理幸福之涵義可以說相當類似(林俊瑩、黃 毅志，2006；黃銘福、黃毅志，2010)。林南和盧漢龍(1989)認為心理幸 福指個體在情感與認知層次上，對生活的整體評價。Ryff(1989)指心理幸 福涉及自我接受、和他人的積極關係維持、自律、掌控環境、有個人生命 目的、積極追求成長等六項內涵，而若個人有未竟事件，則心理幸福感則 會降低(陳金定，2007)；而如有情緒無法表達，壓抑在心中造成「表達性 壓抑」(expressive suppression)，容易造成情緒上的反撲，進而影響食 慾、形成憂鬱等(Siew,2005；Wenzlaff & Bates,2000)。
心理健康的標準有三：心身能充分發揮其機能、積極適應環境及行動、
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等，通常指沒有負向情緒的層面(黃銘福、黃毅志，
2010)。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世界衛生組織，簡稱 WHO )針對心 理健康提供了幾項判別標準，例如：合理的獨立、信賴並尊重自己、有能 力負責任和努力、可被信賴、有持續力、可和他人相處及共事、有能力面 對權威與困境、有能力表達友誼和愛、有能力付出及接受、有幽默感、能
奉獻、有適當休閒嗜好等(呂淑貞，2011)。
徐美玲(2007)將心理健康進一步擴大解釋為：個人主觀感受沒有發生 一些焦慮抑鬱、身心症狀及外發行為等心理症狀，並提出一些簡易的負面 判斷指標，如「焦慮抑鬱」指感到孤單無助、輕生，「身心症狀」包含有 睡不著、做惡夢、手腳發抖，而「外發行為」則是摔東西、想大叫、緊張 且不能集中精神等；心理健康雖是屬於個人內在的感情狀態，但仍可藉由 外顯的行為特徵來加以判斷。綜合而論，心理幸福可以說是個人對週遭知 覺的情感，正向多於負向的整體感受(黃銘福、黃毅志，2010；賴威岑，
2005)，對週遭感受越積極、正面樂觀，則心理幸福感越高。
貳、個人教育、職業、收入與心理健康
一、個人教育、職業、收入對心理健康的正向影響研究
都市原住民在都市或都市週邊多從事較為低下的勞動力工作，其工作 特色對於「工作本身」或「生涯發展」上，都處於不利的劣勢，且漢人為 主的職場環境，也對其人際經營上，帶來許多額外的壓力；邱怡薇(2000) 更指出雇主多半將較重的工作壓力、待遇較差的工作項目給原住民，同時 在不理解原住民工作習性的情況下，對工作時段加以嚴格限制，也會導致 原住民中途離職、不告而別的機率。在參照呂淑貞(2011)的職場常見壓力 表可發現：都市原住民的工作條件不佳、自我主控性低(胡志平、陳皇仁，
2011；楊明仁、何啟功、蘇以青、楊美賞，1997)，在努力工作卻苦無升 遷機會及增加報酬的情況下，其職場壓力較大，同時心理健康也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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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都市原住民職場上的壓力源
類型 項目
工作的本質 物理條件差、工作負荷重、時間壓力、工作對身體的危險性 組織中的角色 角色模糊、角色衝突、對他人負責任、組織權限上的衝突 生涯發展 晉升不足、缺乏工作安全、雄心受阻
職場人際關係 與老闆、下屬或同事的相處關係好不好、對委派責任上感到 困難
資料來源：摘自呂淑貞(2011)。 職場心理健康。醫療品質雜誌，5(1)，
26。
社經地位對個人心理健康的影響中，西方社會強調個人主義(黃毅志，
1998)，所以個人社經地位對心理健康的影響就大(Aneshensel,1992；
Darrick,2010；Rose & Wu,1995；Salinero-Fort et al,2011； Williams &
Collins,1995)：個人社經地位越高、工作條件越好，相對地可使用的資 源也較多，甚至可藉本身所具備的豐富資源，降低事件所帶來的心理痛苦 並避免不利心理健康之事件發生，心理較幸福。Christopher、Catherine、
Kevin 與 Carol (2010)發現個人收入低所導致的經濟壓力越高，則個人心 理失落感增加的機率高；Rose 和 Wu(1995)則更指出教育程度越高，表示 個人越有能力，也就越能依照自己的行動或動用資源，來改變或影響生活 週遭的事情；反之，社經地位低，個人能使用的人際、社會等資源較少，
心理較不健康。
Darrick(2010)對都市中的非裔美國人心理健康調查研究中，發現已 婚、高收入與高教育者，能透過良好的社會關係及操控環境資源，增進個 人心理健康與生活滿意度；故臺灣原住民或都市原住民是否也如同國外研 究成果般，個人社經地位對心理健康影響較大，仍有帶本研究檢驗。
值得一提的是陸洛(2005)認為在西方文化的強勢影響下，目前東方華 人的心理健康已趨向「雙文化並存」，除了社會網絡會影響心理健康外，
個人社經地位也具有相當地影響力；故本研究同時參酌個人社經地位與社 會支持等中介變項，探究社經地位、社會支持對心理健康的影響。
二、個人教育、職業、收入對心理健康近乎無影響
黃銘福和黃毅志(2010)以臺東縣國二學生為樣本，探討影響心理幸福 的因果機制，研究發現家庭社經地位與個人社會網絡相較，社會網絡的影 響明顯較大，其中又以學生學校人際關係中的同儕關係最為重要。故以臺 灣的國情來看，民眾的心理健康與否，則由於強調「他人取向」的社會關 係，而非個人主義(黃銘福、黃毅志，2010；黃毅志，1998，2002；陸洛，
1998)，所以社會網絡對個人心理幸福影響很大，而個人社經地位對心理 健康幾乎沒有影響。
林南與盧漢龍(1989)於中國大陸的研究中，指出在「生活滿意度」、「精 神健康」這兩項涉及心理健康的變項中，社會關係的品質是影響上述兩者 的重要因素；黃毅志(1998，2002)於社經地位與心理健康研究中，也指出 西方研究雖證實社經地位越高，心理健康越好，但卻有低階層、工作條件 不理想的工人等，工作滿意度卻相當滿意的例外狀況，在透過個人「心理 調適」機制的運作下，雖工作上之自主性與創造性較差，但退而求其次的 認定收入還可以、與同事相處融洽等，即使有許多客觀條件上不甚理想，
但於主觀認定「生活過得還不錯」下，社經地位對心理健康的影響可能也 就有限。
換句話說，個人社會網絡中的「社會整合」及「關係品質」越好，有 助於提升心理健康(林俊瑩、黃毅志，2006：5)；而鄰里關係、家庭關係 品質和親戚互動頻率等則越佳，則容易感到快樂而增進心理健康(黃毅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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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原住民居住地與心理健康的關連
莊啟文(2001)認為如果定居於都市並能適應良好的原住民，其子女未
來也更能適應競爭激烈的都市環境，並具有正向且積極的教育價值觀，進 一步有助於未來生活之適應及壓力處理。
但也有學者提出相反之意見：黃毅志(2002)以民國 79 年和民國 83 年 的兩筆「臺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大樣本資料進行分析，發現居住地 都市化程度較高者，不利心理健康；由此推論，很可能都市原住民其心理 較不健康；究其原因可能是都市中人際關係較為疏離、工作壓力大、大眾 媒體形塑對原住民的刻板不良印象，在都市中較為明顯等(陳麗華，1998；
傅仰止，1987；譚光鼎，1997)；對移居都市的原住民來說，他們並非缺 乏工作動力，而是付出努力後，卻還是無法擺脫如同原鄉一般生活困頓的 事實，經濟自主性低，不利心理健康(郭俊巖、黃明玉，2010)。
除了上述正、反兩派說法外，林瑤棋(2001)提出了另一種居中的觀點：
移居都市的原住民心情可謂苦樂參半，雖然大量的粗工帶來體力上的負荷，
但較之原鄉較高的薪資水準也改善其原本困窘的生活，可惜的是未提出確 切的客觀數據資料佐證；蘇羿如(2007)指都市中聚居的都市原住民因社區 內部提供較佳之社會支持系統，故對自我文化的認同度及向心力較佳，但 相對地也容易導致原住民難以融入移居地社會，而形成與外界隔絕的生活 方式，在社區內部支持高但受到外部漢人支持度低的狀況下，對其心理健 康的影響或許是相互抵銷，進而呈現不好不壞的結果。
都市原住民相較於原鄉原住民，除了單純的經濟問題外，更多了個生 活適應之壓力關卡，在重重挑戰下，是否依然能保持心理上的健康，則是 本研究想探討的關鍵主題。
肆、社會支持對心理健康影響之研究
林俊瑩與黃毅志(2006)指出社會支持對心理健康之影響可分為「主要」
與「緩衝」效果二種，其中本研究要探討的「主要」效果認為社會支持獨 立於壓力事件之外，無論壓力是否出現，社會支持都具有提升心理健康的 效果。社會支持強調的是正面且維持情感的關係品質(林俊瑩、黃毅志，
2006)；而良好人際關係、經營並維持社會網絡，對個人的心理健康相當 重要(王齡竟、陳毓文，2010；李金治、陳政友，2004；黃銘福、黃毅志，
2010；Helen,Anthony & Marika,1992;Salinero,F. et al,2011;Siew,2005)。
翁振益、林若慧(2006)認為社會支持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個體進行關 懷、信任及同理心等的資源交換，讓雙方知覺到幸福感及身心健康。賴威 岑(2005)則將社會支持主要分成情感性(表達關心或情感支持)、工具性 (物質上幫助)及訊息性(提供建議或指導)三方面的支持來探討，雖發現工 具性支持對心理健康較小，但情感性則有利於個人成就感的提高，強化心 理健康。簡言之，社會支持越好，心理健康越好(黃毅志，1998；
Christopher,Catherine,Kevin & Carol,2010)；尤其在家人、同事及朋 友等的支持關係上，對個人的心理健康影響很大(Helen & Anthony &
Marika,1992;Noraini,1995)。
伍、背景變項和心理健康關係研究
譚光鼎(2002)以新竹縣學生為樣本，研究原住民學生在學校適應的情 況，其中發現原住民學生未因文化差異而造成課程學習的困難，而是學生 的社經背景及家庭狀況(如隔代教養或離婚率高等)形成生活適應的阻力。
低家庭社經地位或家庭問題(失親和貧窮等)，對其學業或生活適應有較大 的負面影響(蔡文山，2004；黃毅志，2002；李欣瑩、姜逸群，2001；張 淑美，1994)，進而形成不安全感，影響心理健康(陳小娥、蘇建文，1977)。
以下就其他背景變項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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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別
在傳統認知上來說，社會大眾多認為男生具備有獨立行動、冒險犯難 的人格特質，遭遇困難時應自行解決；相反地，女生相對於男生則較為弱 勢，應給較多的關懷和幫助(吳靜吉，1989)。謝佳容、張玨(2003)也發現 女孩企圖自殺的比率較高；黃禎貞、林世華(2010)則指出女孩自殺念頭的 形成常肇因於生活上的各種挫折，致使女孩成功經驗較少、負面情緒較多，
心理健康較差 (黃禎貞、林世華，2010；謝佳容、張玨，2003；
Kimberly,Laura & Elizabeth,2010)。
從社會網絡的觀點來看性別差異，張素莉(2006)發現臺北市、新北市 的男性都市原住民在與都市漢人或都市原住民的社會互動上，都較為緊密；
黃毅志(2002)也認為影響心理幸福的因素中，社會網絡的影響較為顯著，
且自統計資料中，發現女性鄰里關係較為淡薄，不利於個人心理幸福。
二、父親、母親教育程度
張素莉(2006)以臺北、新北市之都市原住民的社會網絡研究中指出：
都市原住民中，父、母親教育程度較高者，與都市漢人會有較高的互動機 會，社會關係較好；蔡順良(1985)則發現父母教育程度較高的孩子對於自 我肯定與心理健康發展具有好的影響，其可能在於教育程度高的父母，較 多採用關愛且開明的管教方式，利於子女自信心、人際關係之發展；若父 親或母親採取冷漠的教養方式，青少年的憂鬱程度較高(李雪禎，1996)。
此外，父母教育程度的高低，管教子女的價值也存有差異(黃銘福、
黃毅志，2010；黃毅志，1997；楊賀凱，2009)，教育程度較高的父母強 調子女的獨立、負責與內在控制，使子女較能於生活中面對困難、處理挫 折，有利提升其子女心理健康。
三、父親職業
張素莉(2006)以個人職業為自變項來探討都市原住民社會網絡時，認 為職位較高(管理、專業人員)之原住民在升遷或工作的過程中，其與高職 位的漢人或原住民的接觸也逐漸增加，人際生活圈相較於低職位(勞工、
技術工)的原住民來得廣；劉千嘉(2009)自原住民遷徙的研究中，提出在 個人出身背景的眾多變項中，父親職業對個人社經地位取得的影響最大。
因此，父親職業越高，可運用的社會資源也就越多，人脈也較廣，因此心 理健康較佳
四、年齡
楊明仁、何啟功、蘇以青與楊美賞(1997)以重工業員工為研究對象，
也發現工作年資越高，越能夠適應職場挑戰，心理健康明顯較年輕人好；
張素莉(2006)發現 40 歲以上、年紀較高的原住民與其原住民網絡的互動 性較高，可能在於年長者較認識過去共同移居的同族親友或鄰居，其人際 網絡連結性強，心理健康較佳；而在成人角色衝突與心理幸福感的研究中，
也發現年齡對幸福感有顯著的預測力，呈現正相關(林子雯，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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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主要針對研究架構與假設、資料來源和變項測量等方法，做一建 構及界定，同時並就研究方法之採用予以說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假設
壹、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以臺灣原住民居住地為自變項，將之分為「都市」、
「原鄉」、「其他」三大類；中介變項則為個人教育、職業、收入及社會支 持四項；而依變項則為原住民之心理健康。其中於分析居住地或教育、職 業、收入、社會支持對心理健康的影響時，也加入其他背景變項如性別、
父親教育程度、母親教育程度、父親職業和個人年齡等；也因其他背景變 項僅作控制變項之用，故不提出相關研究假設。
現今都市原住民第一代在遷移都市的原因中，可能受到個人教育程度 高低而對遷移至都市產生影響，教育程度高的原住民，較容易向外遷移，
在劉千嘉、林季平(2010)研究中發現在原住民的遷徙比率中，以國中教育 程度遷徙率最高，次為高中職；但其第二代子姪輩之都市原住民，自小便 在都市中接受教育及長大成人，其教育程度高低則受到居住地影響較大；
雖「教育」與「居住地」或許存有相互影響的雙向因果關係，但因本研究 之樣本為橫斷性資料，僅能根據研究目的來進行單向因果分析，故本研究 仍以居住地做為自變項、個人教育為中介變項，對本研究所提之相關假設 作檢證。
圖 3-1 本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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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假設
一、自變項與中介變項的關聯
假設 1-1：居住在都市的原住民平均教育程度較原鄉原住民高(黃毅志，
2001)。
假設 1-2：居住在都市的原住民取得的平均職業地位較原鄉原住民佳 (黃毅志， 2001)。
假設 1-3：居住在都市的原住民平均收入較原鄉原住民高(林楨家、謝 宗育，2010)。
假設 1-4：居住在都市的原住民平均社會支持較原鄉原住民差(陳永龍，
2010；吳秀美等人，2006；黃淑玲等人，2001)。
二、中介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
假設 2-1：教育程度較高，則心理健康較佳
(Aneshensel,1992;Darrick,2010;Williams &
Collins,1995)。
假設 2-2：職業地位較高，則心理健康較佳
(Aneshensel,1992;Darrick,2010;Williams &
Collins,1995)。
假設 2-3：收入高較高，則心理健康較佳
(Aneshensel,1992;Christopher,Catherine,Kevin &
Carol,2010;Darrick,2010;Williams & Collins,1995)。
假設 2-4：社會支持較高，則心理健康較佳(黃毅志，1998；
Christopher,Catherine,Kevin &
Carol,2010;Darrick,2010)。
第二節 資料來源
本研究採用 2007 年由中研院黃樹民、章英華主持「臺灣原住民社會 變遷及政策評估」之問卷調查樣本(章英華等人，2008)，針對臺灣地區原 住民族依比例配置(proportional allocation)原則進行分層抽樣，共獲 2057 份有效樣本，涵蓋十二族原住民(阿美族、排灣族、泰雅族、布農族、
魯凱族、太魯閣族、卑南族、鄒族、賽夏族、雅美族、噶瑪蘭族、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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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變項測量
壹、自變項
本研究之自變項為臺灣原住民的「居住地」，依照原始樣本的採樣地 區分布(表列於附錄)，重新將之定義為「都市」、「原鄉」和「其他」三類，
在迴歸分析中，以「都市」為對照組，進行「原鄉」、「其他」二組之比較 研究。
貳、中介變項 一、教育程度
研究中依問卷中樣本填答之各教育階段類別，將學歷轉換為教育年數，
以利迴歸分析的進行(黃毅志，2011)。例如國小的教育年數為六年、國中 九年……等。
二、職業類別
問卷中所填答之各職業類別，是依 Ganzeboom 與 Treiman (1996)所 建立之「國際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為依據(轉引自黃毅志，2009)，
將各職業依其類別和工作內容，判斷其社經地位高低並給予代表分數，以 利統計迴歸之操作。
三、收入
以問卷回收的實際填答狀況，來進行迴歸分析，填答資料以樣本個人 月收入，將之分為十四個級別。第一級別為五千元以下，最高的第十四級 別為十二萬元以上，中間各級以五千或一萬元為分級之級距。
四、社會支持
此指原住民平日社會網絡之經營和互動，主要自「臺灣原住民社會變 遷及政策評估」問卷中，針對社會支持相關題目加以勾選，若符合則打勾，
在可複選的狀況下加總其勾選題數，若題數越高，則代表社會支持越好；
反之，則代表社會支持較差。
題目主要是和親友們之間的互動：「提供對方經濟支援」、「對方提供 經濟支援」、「告知就業機會」、「共同參加婚喪喜慶」、「提供生活協助」、「共 同參加原鄉的祭典或活動」、「共同參加都會的原住民活動」及「其他」等 八項。
叁、依變項
依變項是心理健康的表現。首先，本研究以問卷中「原來不煩惱的事，
開始令您煩惱」、「覺得做什麼事都很吃力」、「感到害怕」、「睡不好覺」四 題為基礎，將各題所得之分數進行反向計分，分數越高者，表示心理狀態 越健康；其次，藉「主成份分析」萃取出一個因素，命名為「心理健康」， 整體解釋力達到 64.103 %，並據以進行統計迴歸分析。
肆、控制變項 一、性別
性別變項在迴歸分析的虛擬變項中，男性為 0，女性為 1。
二、父親教育程度、母親教育程度 與測量個人教育程度之方法相同。
三、父親職業
與測量個人職業的方法相同。
四、個人年齡
以樣本於 2007 問卷施測時之填答年齡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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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分析方法
本研究主要在探究臺灣原住民居住地與教育、職業、收入、社會支持 對心理健康的影響。
首先以描述統計的百分比分析說明樣本於居住地上之分布情形、教育 程度、個人收入；其次以自變項(居住地)對個人教育、職業、收入、社會 支持、性別、父親教育、母親教育、父親職業及年齡等變項作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探討居住地的三分組間(都市、原鄉、其他)，是否於上述各變項 中有顯著差異。最後，再採路徑分析的程序，以多元迴歸方法來探討研究 架構中，原住民原居地透過中介變項(包含教育、職業、收入、社會支持 等)對心理健康的影響，並檢證相關假設。
此外，本研究不採用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簡稱 SEM)的統計方法，主因是本研究架構中包含了兩個名義變項(nominal variable)，即「居住地」及「性別」，這違反 SEM 的觀察變項要符合常態 分佈的假定，會造成統計分析的錯誤推論，故本研究採迴歸做路徑分析(邱 浩政，2005)。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主要就樣本的基本資料分析結果提出相關說明，並就自變項、中 介變項、控制背景變項等對心理健康之影響，加以討論、說明。
第一節 樣本資料的基本資料分析
壹、原住民居住地(自變項)的百分比分析
作者依照研究架構，參考章英華等人(2008)「臺灣原住民社會變遷與 政策評估」問卷調查結果，將臺灣原住民居住地分為「都市」、「原鄉」、「其 他」三大類，共獲得有效樣本 1960 筆，其中都市樣本數為 678 人(佔 34.6
%)、原鄉樣本 1046 人(佔 53.4 %)、其他地區樣本 236 人(佔 12.0 %)，其 分類如表 4-1 所示。
表 4-1 居住地的百分比分析表
樣本數 有效百分比(%) 都市 678 34.6 原鄉 1046 53.4 其他 236 12.0 總和 1960 100
貳、原住民社會支持概況分析
在社會支持問卷題項中，請樣本依照自身狀況對各變項進行勾選，於 加總樣本的社會支持題項數後，由低至高依序整理如表 4-2 所示；由表可 知，原住民的社會支持題項數多集中於一至三項，累積百分比達到 74.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