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法在醫療事故案件，依據實證研究，在一九九九年至二○
○○年間的民事判決，病患及家屬絕大部分以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 求權為請求權基礎，而其敗訴原因均在於：原告無法證明病患之傷 害或死亡結果與醫療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或不足以證明醫師有 任何過失84。又關於舉證責任對於原告與被告訴訟結果的影響，依 據學者實證調查，在二○○○年之後的案件，若由原告就被告過失 負擔舉證責任，則原告勝訴率僅有19%。反之，若舉證責任倒置，
由被告負擔其無過失之舉證責任，原告勝訴率則為41%。足見醫療 事故案件之舉證責任由何人負擔，影響被害人之權益甚巨。又查，
在舉證責任倒置，由被告負擔舉證其無過失之案件，被告仍有59%
的機會獲得勝訴。亦即原告與被告在舉證責任倒置時，雙方勝敗的 比例較為接近，而符合雙方在訴訟法上之武器平等原則85。
82 Id. at 390, 807 S.W.2d at 932.
83 Puryear, supra note 22, at 412-413.
84 蔡惠如，台灣醫療糾紛之法律課題，月旦民商法雜誌，4期，頁133，2004年。
關於醫療過失舉證責任困難的一般性說明，參見丁中原，淺談醫療過失訴訟之 舉證責任分配，律師雜誌，217期，頁92，1997年。
85 沈冠伶，同註10，頁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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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醫療事故案件之舉證責任，沈冠伶教授認為：「宜適用表 見證明原則，以減輕原告之舉證責任。此外，更應視各該事件之具 體情形，斟酌醫病間之利益狀態，考量兩造當事人對於事證掌握、
接近可能性、就特定危險之可控制性、以及事件回溯困難之造成原 因，而適當地調整或轉換當事人之舉證責任。86」姜世明教授亦認 為：「基於醫師與病人間專業知識之落差所造成之病人舉證困難，
已形成病人使用法院實現權利之障礙，本文藉由兩造間信賴關係及 武器平等法理，在採過失責任主義為前提下，認為有必要以舉證責 任減輕方式對於醫師責任加以規制。87」尤其「若於醫師民事責任 程序中，其危險之發生乃屬於醫師能夠且應當完全掌控範圍者……
則可以危險領域理論而將舉證責任轉換由醫師負之。88」綜合言 之，我國學者對於醫療事故損害賠償案件，大多認為應採取舉證責 任減輕的方式，使被害人獲得合理之賠償89。
在法院實務上，台北地方法院八十七年訴字第一五二一號民事 判決關於眼科醫師發生醫療事故案件，認為：「由於原告即接受醫 療行為之病患與被告即施以醫療行為之醫師間，就醫療專業之認 識，處於極度不平等之地位；且核以目前醫療實務，病患之病例其 他有關就診資料，均為醫師或醫院所持有，病患難以知悉，是於訴
86 沈冠伶，同註10，頁49。
87 姜 世 明 ， 醫 師 民 事 責 任 程 序 中 之 舉 證 責 任 減 輕 ， 月 旦 民 商 法 雜 誌 ， 6期 ， 頁 29，2004年。
88 姜世明，醫師民事責任程序中關於可歸責性要件之舉證責任，法學講座，28
期，頁103，2004年。
89 我國法官蔡惠如亦認為：「關於醫療訴訟，相較於醫院及醫師之高度醫療專
業，病患顯然處於弱勢之地位，倘對於病患嚴格要求其提出積極證據證明醫院 及醫師於醫療過程中具有過失，或其損害與醫療行為存有因果關係等事實，顯 屬 過 苛 ， 則 民 訴 法 第 二 七 七 條 但 書 有 關 舉 證 責 任 之 調 整 規 定 即 有 適 用 之 必 要。」（參見蔡惠如，同註84，頁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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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程序中，要求病患就其有利之事實盡舉證責任，自顯失公平，故 本院認仍得依民訴法第二七七條但書規定轉換舉證責任，而由被告 即醫師就『不可歸責』之事實盡舉證責任，始符合公平原則。」
據上，我國學說及實務認為，在醫療事故案件，關於被告之舉 證責任，不妨依據民事訴訟法第二七七條但書規定，認為在醫療事 故案件，若由被害之原告舉證，顯失公平，則應轉由被告醫師或醫 院負擔舉證責任。按民事訴訟法第二七七條但書之立法理由謂：
「最高法院於判例中，即曾依誠信原則定舉證責任之分配。尤以關 於公害事件、交通事件、商品製作人責任、醫療糾紛等事件之處 理，如嚴守本條所定之原則，難免產生不公平之結果，有違正義原 則。爰於原條文之下增訂但書，以資因應。」據此，立法理由明示 對於醫療事故案件，應注意對於舉證責任分配一般原則，進行減輕 及調整。然而，是否所有醫療事故案件，不分類型或具體狀況，均 應依據上開條文但書規定，予以舉證責任轉換，由被告就其無過失 及無因果關係負擔舉證責任，則不無疑義90。具體而言，在醫療事 故案件，原告主張之事實，需符合何種要件，始得藉由民事訴訟法 第二七七條但書之規定，而轉換原告之舉證責任，為適用上開條文 規定應予以探討之處。美國法上關於適用「事實說明自己」法則之 要件，不妨作為實務上之參考。
我國法院明白適用「事實說明自己」法則之案件，為台北地方 法院八十九年重訴字第四七二號民事判決。該案原告主張其於八十 七年四月間前往被告台大醫院就診，由該院婦產科黃姓醫師為其進 行子宮肌瘤切除手術，黃醫師於進行子宮肌瘤切除手術之過程中，
止血不慎，未裝置引流管將多餘血液及體液排出體外，致原告腹腔 遭受嚴重感染產生腹膜炎，其左側輸尿管亦遭黃醫師器械損傷，嗣
90 姜世明，同註87，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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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訴外人陳醫師為原告進行輸尿管手術，以資補救。然陳醫師關閉 原告排尿管開關為原告進行顯影照相之後，竟殊未注意開啟排尿管 開關，使原告尿液無法排出，顯影劑回流至左腎內而發生尿路敗血 症，其等違反診療時應有之注意義務，均有過失，造成原告左腎功 能幾乎完全衰退而遭切除，因而請求被告台大醫院及黃醫師損害賠 償。
台北地方法院認為：「關於侵權行為之故意或過失，基於侵權 行為法均採過失責任主義，原則上應由主張此一有利於己事實之被 害人或原告，負舉證之責。惟本院認為本件醫療事故原告之舉證責 任應予減輕，而依原告所提出之證據資料，應足以認為原告已經舉 證證明被告黃醫師之過失，及其過失行為與損害結果間之因果關係 存在。」
台北地方法院之理由為：「一、本件原告主張其受有損害，被 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自應由原告就其損害賠償請求權存 在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惟隨著當今科技知識之進步、社會環境之 變遷，若僅為維護侵權行為法之過失責任主義而一再堅持此項舉證 責任，對於負舉證責任之原告，自有相當之不利，尤其於商品瑕疵 損害、醫療事故或公害糾紛等現代社會侵權行為之類型，基於公平 原則，自應於訴訟法上緩和侵權行為之舉證責任原則，在訴訟上因 舉證不足而遭受敗訴判決之危險，亦不應完全歸由原告承擔。
二、依據會診請求單、出院病歷摘要記載，原告左側輸尿管狹 窄，係因先前子宮肌瘤切除手術所引起，且因輸尿管狹窄引發左側 水腫，傷口有感染現象。再者，鑑定書並認為子宮肌瘤切除手術約 1%會傷到輸尿管，足見子宮肌瘤手術通常情形並不會傷及輸尿 管，詎被告黃○○於手術過程中疏未注意，造成原告輸尿管發生狹 窄，進而引發左腎水腫，依上述各節，應認原告已經舉證證明被告 黃○○有過失。再自結果以觀，原告係因子宮肌瘤而至被告醫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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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並接收手術治療，一般而言，子宮肌瘤（或卵巢畸胎瘤）病症之 必要手術，或應包括子宮切除及卵巢摘除，然通常情形，其手術結 果或產生之影響應與泌尿系統之腎臟無關，其竟於手術後發生『輸 尿管狹窄』之現象，並因而接受多次輸尿管手術，最後進而必須切 除 左 腎 ， 依 英 美 法 侵 權 行 為 法 在 醫 療 事 件 中 所 謂 「Res ipsa loquitur」（『事實說明自己』或『事情本身說明一切』）之法 則，亦應減輕或緩和原告之舉證責任。本件原告已經證明系爭事故 之發生，除非係因醫事人員欠缺注意，否則通常情形不會發生，其 事故發生之情形又完全在被告之掌控範圍內而無其他因素介入，且 原告係因子宮肌瘤病症入院治療，卻因輸尿管狹窄而造成腎臟嗣遭 切除，自應認為其舉證責任已經足夠，故原告主張被告黃○○於子 宮肌瘤手術過程中具有過失，應可採信。
三、被告台大醫院為國內首屈一指之國立教學醫院，被告黃○
○則為該院之婦產科醫生，其等對於醫療知識及臨床醫療實務操 作，自具有相當程度之瞭解與熟稔，較諸一般無醫學知識之病患，
在醫療事件之舉證上本屬較為容易之事，基於證據距離、危險控制 領域等理論，要求被告就其手術行為有何不可歸責事由，負舉證之 責，應非難事；則依被告醫師及醫院之專門知識及經驗，要求渠等 就諸如本件輸尿管狹窄或腎水腫等病症，是否與先前之子宮肌瘤手 術有關、是否為手術後常見之併發症、是否為醫學上必然發生之現 象、依現行醫療水準與對醫療人員之合理期待，有無注意或避免之 可能、是否縱經注意仍不免發生損害、僱用人就受僱人之選任及其 職務執行之監督，是否已盡相當之注意等問題，加以舉證說明，應 非難事，然被告對此均未曾有所說明，其自應負本件不完全給付債 務不履行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本件醫療事故，台北地方法院認為，子宮肌瘤切除手術約1%
本件醫療事故，台北地方法院認為，子宮肌瘤切除手術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