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從清代臺灣的保生大帝信仰可看見國家與地方社會的 互動關係，這可由國家、地方官員、社會菁英、鄉村百姓等四方面來加 以說明。就國家而言，祭祀制度有一套標準，主要是根據儒家「崇德報 功」的思想，必須對國家、人民有重大的功績，且在正史中有所明載，
方能列入國家的正祀之中；但國家也會考量地方的勢力，而將在地的民 間信仰納入正祀，並透過官師為其包裹上儒家教化的外衣，藉以灌輸人 民正統的國家意識與文化觀念。清王朝未將保生大帝納入祭祀制度中，
主要理由即如鄭兼才、謝金鑾兩位學官所言：「事涉荒誕」、「非普天 共奉之神」，故「不可與入聖賢之教」；但隨著清末政治與社會危機加 劇，朝廷逐漸放寬對民間信仰的態度，加上興濟宮的保生大帝在開山撫
第六十二卷第三期
番之役中，曾顯靈驅除疫疾，符合有功於國家、人民的祭祀標準，而在 地方官員的積極呈報下，終能被列入官祭的「群祀」之中。由此可知，
國家的祭祀制度雖是固定的，但在實際運作上卻有不小的空間，可考量 與地方社會的利益關係，而將民間信仰吸納進來，達到攏絡地方、控制 社會的目的。
就地方官員而言，保生大帝雖未獲王朝承認，但卻是臺灣地區最 重要的民間信仰，因此在處理上必須更加小心，方能不違背國家的祭祀 制度，又能顧及廣大信眾的信仰情感。雖然臺灣官員在編纂方志時，多 將保生大帝信仰視為「淫祀」，但王必昌以「我朝懷柔百神，因而不 廢」、胡建偉以「其習俗相沿，無愆於義者，則亦例不禁焉」，則可說 明大多數地方官員對待此一信仰的寬容態度。另外，從地方官府在保生 大帝廟宇立碑示禁，個別官員甚至捐資興修、致贈匾聯，都可看出官方 對保生大帝信仰的默認與支持，並試圖將國家力量滲入民間寺廟之中。
就社會菁英而言，他們介於國家與地方社會之間，既是國家權力 的代理人，也是地方社會的領導者，在推動保生大帝信仰上扮演重要角 色。這些社會菁英大多具有功名，也擔任鄉職，又常是廟務管理的決策 階層，透過捐資興修廟宇或撰寫楹聯，甚至贊助地方公共建設，來投資 自身的「象徵資本」，藉以提高個人的聲望與社會地位，展現對於地方 社會的影響力，甚至表達與國家權力的互動、競爭與抗爭。
就鄉村百姓而言，他們所關心的並非王朝敕封的「正統性」，而 是神祇的靈驗性，能否對其個人或地方有所庇祐。在民間流傳的神蹟傳 說中，作為地方保護神的保生大帝，有時被塑造成社會菁英，協助百姓 解決困難，並爭取官府的支持，對抗地方惡勢力；有時則具有超越地方 官員地位與力量，可以降服霸道的官員，協助官方剿除亂匪，並獲皇帝 的肯定。這些傳說雖然反映清代臺灣的吏治不良，與官民之間的緊張關 係，但並不贊成以武力對抗官府，甚至意圖推翻「國家」政權，顯示
「國家」與皇權雖離百姓十分遙遠，卻又是一種無處不在的神聖力量，
維繫著地方社會的穩定。
總 之 ， 由 本 文 對 清 代 臺 灣 保 生 大 帝 信 仰 的 探 討 ， 可 呼 應 沃 森
從清代臺灣的保生大帝信仰看國家與地方社會的互動關係
（James Watson）與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研究，國家與社會各群 體皆對神祇的形象與作用做出不同的解釋，而使民間信仰呈現多重的內 涵。由此亦使吾人看見國家與地方社會之間複雜的互動，絕非只是單純 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關係，而是國家、地方官員、社會菁英、
鄉村百姓等四者的交互作用，這裡面有國家的意識形態、統治權力、地 方社會力量與「象徵資本」的運作，有助於從「由下而上」的角度來重 新認識清代臺灣的政治與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