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時期立足於權力平衡的「戰略三角」概念，本可簡單地稱為
「任一方以其與第三方關係向另一方要價」，但借助羅德明的一般性 定義，即「任一方在管理其與第二方關係時會考慮第三方」，將焦點 從「要價」轉為「考慮」，從而開展出不同的可能性。這是因為對第 三方的不同考慮，以及第三方的不同行為，可能促進也可能限制行為 者對其與第二方的關係。其次，拉梅爾的雙邊掛鉤概念指出，若第一 方與第三方同為強者，但第二方為弱者，則第一方與第三方各自和第 二方的雙邊關係變化，可能成為第一方和第三方關係的外溢結果，而 非第二方可影響第一方與第三方的雙邊關係。至於兩強互動的行動邏 輯，葛斯登和傅利曼的常軌與互惠兩種模式，則告訴我們兩強互動可 能出自官僚常軌，也可能是回應對方與預期不符的行為。雖然，冷戰 後美越中三角關係，因為越南缺乏改變權力平衡的實力，與原本戰略
121. 消息來源為美國海軍研究所新聞網(U.S. Navy Institute News)的編輯拉格 隆(Sam Lagrone)，他提到訪問可能於下半年舉行，由於 2+2+3 模式中的美 艦訪問峴港，過去已行之有年，因此，可以推斷此處所言之訪問，應為美 艦訪問金蘭灣。請見 Sam LaGrone, “McCain Pushing for More U.S. Naval Engagement with Vietnam,” USNI News, May 24, 2016, <https://news.
usni.org/2016/05/24/mccain-pushing-u-s-naval-engagement-vietnam>。
122. Alana Langdon, “USS Frank Cable Arrives in Vietnam for 7thAnnual NEA.”
三角描述的三足鼎立不盡相同。但美越關係升溫與美中競爭升溫、越 中衝突升高之間高度的連動性，又讓戰略三角成為最接近可用的概念 工具。
如同前述，美越對雙方軍事合作的目標有顯著差距，美國的目標 是取得軍事設施使用，而以金蘭灣為最具象徵性的可期待成果。越南 的目標，則是贏得美國支持的政治效果，和擴大軍事工具選擇的戰略 效果，軍售解禁同時具備此二效果。換句話說，兩方合作即是金蘭灣 使用與軍售解禁的交換。兩方的目標設定，皆與其和中國的關係息息 相關，但是，中國因素更重要的影響，乃是決定這兩個目標的交換何 時實現。也就是說，若是美國對中國採取超乎預期的行動，中國或許 會採取互惠式的反擊，但美國不會因此在與越南軍事合作上改變常 軌。反過來說，若中國對美國採取超乎預期的行動，可能促使美國在 與越南軍事合作上改變常軌，作為對中國的互惠式反擊。
上述的觀點，正可解釋 2010-2016 年之間美越軍事合作的變化。
2010 年 7 月美國對於中國採取超乎預期的行動，並非要在美越合作上 改變常軌。此後中國以恢復軍事交流降低與美對峙，美國更無意改變 美越軍事合作常軌。但 2013 年 12 月，則是中國對美國採取超乎預期 的行動，而美國則以改變美越軍事合作的常軌，作為對中國的互惠式 反擊。只是，鑑於美中軍事合作持續進展，甚至在美國關切的軍事規 則制定有所突破，讓美國對於持續修正常軌小心翼翼。因此， 2014 年 只有局部軍售解禁。歷經 2015-2016 年美中數度處於衝突邊緣，兩軍溝 通機制有效運作，且中國也未改變於南海填礁造陸，取得金蘭灣使用 機會的可行性和功能性大增，雙方也具備管理衝突的信心，美國終於 決定全面解禁軍售。
最後，美越軍事合作的發展，所涉及的因素非常多，就美國來 說，國會的角色，以及人權團體的反對，乃至於行政部門間國務院與 國防部的分歧，自是美國內部相當重要的因素。另外，越南的政策與 態度、越南內部的政治變化，乃至於區域形勢的變化，同樣是對於美
國決策非常重要的外部因素。就中國因素來看，除與美國之軍事合作 外，元首互動與貿易往來，也對美中關係至關重要，基於篇幅緣故，
本文或者略而不談或簡單提及。這些因素如何影響美國的越南政策，
他們個別如何發揮作用，結合如何相互影響，皆是未來值得探討的課 題。
（收件：2016 年 11 月 25 日，修正：2017 年 2 月 7 日，採用 2017 年 2 月 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