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 McLuhan 在其媒介研究中啟示我們的，每一種媒介確實都有 其技術特性，但其對於人類社會的影響，卻同時也是與整體社會文化交
互作用下才產生的結果。本研究即是在此種科技現實主義觀點的基礎 上，探討行動電話之使用所媒介出的人際關係樣態。更精確地說，從科 技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本研究主張，只有同時掌握了行動電話「即刻 連結」的技術特性，以及液態現代性中個人與社會「愛恨交織」的文化 脈絡，才可能理解到行動電話帶來的並不是「永恆連繫」，而是具現出 個人與社會之拉扯、自由與安全之擺盪的「既隔離又連結」之人際關係 樣態。
換言之，透過行動電話技術特性所展開的可能性，人們實際上是愛 恨交織地在個人與社群的拉扯中尋求某種含混的「共在／不在」。在 此，本研究無法斷言此一影響、轉變是好、是壞。但可以確定的是，行 動電話之普及所突顯出來的或許正是當代人類生活的一個轉捩點。在個 人與他人保持聯繫的方式越來越走向所謂個人行動通訊的同時，過去以 自由主義獨立主體為基礎的個體化生活卻也顯然正逐漸地瓦解——關於 這一點，Maffesoli 或許已正確地掌握到。這不僅是在說序列的時空框架 或是公／私界線的模糊化，也包含了最重要的、上述所提及的個人與社 群之含混、曖昧的關連。因此，需要開始思考的是，一種新的生存樣態 是否已然浮現。在這一點上，黃厚銘與林意仁（2013）所提出的「流動 的群聚」即是試圖藉由此一含混性的概念來超越既有「社區議題」的論 爭，提出一種不再囿限於個人／社會二元對立的觀點。
而類似於「流動的群聚」之主張，本研究在行動電話媒介的人際關 係樣態中所看到的，也不是單純獨立、自由的個人使用者，或是歡心鼓 舞地投回社群之懷抱的成員。毋寧地，個人總是時聚時散地擺盪於「獨 處」及「與他人共在」之間。甚至可以說，唯有持續作為一個「不在」
的個體，我們才能保有「流動地」與他人「共在」的可能性。也就是 說，「個體」或許不再滿足於獨處的自由，但它也不可能再融回集體之
中。甚至可以說，這樣的個體必須總是以某種與集體、社群保持距離
（不在）的形態生存著，其才有可能「共在」於當代流變不定的社群關 連中。這樣一種含混、愛恨交織的群己關係會進一步展開什麼樣的改 變？這一問題必然是值得持續關注的。例如，在各種涉及了群眾參與的 行動——像是發生於今年三、四月間的公民運動——之中，行動電話所 架接起的這種人際關係樣態又為行動的組織與發展帶來什麼樣不同的影 響？或者，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行動電話仍是一個持續發展中的技 術，現今所形成的使用樣態又是否會反身地形構出更加「流動」的行動 通訊科技？這一問題同樣也仍待進一步探問。
註釋
1 無論是 ITU 還是我國通訊傳播委員會的統計資料皆僅以行動電話註冊用戶數
（subscriptions）作為計算的基礎，因此並沒有考慮到一人註冊多個門號、或是 多人共用一個門號的使用情形。也因此才會出現 126% 這樣的普及率。換言 之，若從數位落差的角度來看，例如，從 ITU 2013 年同一份調查中我們可以看 到，相較於已開發國家超過 100% 的行動電話普及率，開發中國家則僅有 89%。若再聚焦於非洲則普及率只有 63%。而這些數據本身同樣也未考慮各地 區內部的落差問題。因此，本文提出這些統計數據，並不是要忽略數位落差的 情形，簡單地將全球行動電話普及的情況化約為一平均的數值。毋寧地，本文 在此僅是試圖透過這些數據指出，相較於過去，行動電話如今就如網際網路一 樣成為了許多人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
2 根據 Andrew L. Shapiro（1999／劉靜怡譯，2001，頁 18）的說法，科技現實主 義是他與 David Shenk 共同提出，用以超越網路烏托邦主義的過於樂觀，以及 新盧德主義（neo-Luddism）的悲觀。究其實質，就是既注意到科技特性所帶來 的影響，但又相信經由反思所形塑的社會文化將有助於形成對科技的適切使 用。另請參考網站 www.technorealism.org。
3 雖然吉見俊哉（蘇碩斌譯，2009，頁 196）認為，我們可以將行動電話的發展 看作是與傳統室內電話同一系譜的延續。但這一觀點可能因此會模糊了行動電 話的特殊性。例如，相較於電話，正如 McLuhan（1964, p. 266）指出電話創造
出有別於娼妓的應召女郎，實際上盛行於日本的女學生援助交際，也因為手機 而發展起來。手機所意味的是個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它所打造的不再是如傳統 室內電話那種固定於家中，並以「家庭」為連繫單元的聯繫網絡。由此看來，
也不同於 de Gournay（2002）的觀點，本研究主張行動電話並不只是再製了傳 統室內電話的既有特質。 處境不同一（not identical）、不站在一起（dis-stance）的程度。他認為，所謂
「距離」的概念，在電子媒介的發展下必須重新界定，並指出物理距離（實 體）、互動距離（媒介）、社會距離（關係）與心理距離（親疏）四種不同的 距離概念。（黃厚銘，頁 312-313）本文在此談論的即是一種「互動距離」，
也就是如黃厚銘所說，與媒介頻寬成反比的距離概念。
7 Rheingold（2003／張逸安譯，2004）在其討論行動電話之影響的代表作中也曾 指出此一現象，但他未能領會到此一現象同時即是展現了當代液態的文化。
8 在吉見俊哉（2004／蘇碩斌譯，2009，頁 195-211）看來，這種「個人化」的 發展可以被看作是當代媒介發展趨勢的一部份。從早期的室內電話開始，某種 形式的個人化現象就逐漸地浮現。吉見俊哉將其稱之為「電子化私人房間」的 出現，也就是隨著室內電話向內移入每一個家庭成員的私人房間後，「家庭」
意義的分解現象。此外，包含公用電話、隨身聽、呼叫器等媒介的發展也都屬 於這一個人化發展趨勢的一部份，它們都分別以不同的顯示展現了公共／私人
界線日漸混雜、消失的問題。然而，不同於吉見俊哉的觀點，本研究認為行動 電話所帶來的「個人化」發展是更內蘊著與「社會」之間曖昧、含混關係的樣 態。
9 Simmel（1997）所謂的社交性（sociability）是一種想要與他人連結的需求。這 個與他人互動的過程，其意義就在於過程自身，而沒有外在於這個行動的目的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東京物語／日本校園的 Line 霸凌〉（2013 年 12 月 4 日）。《聯合報》。上網日 期：2013 年 12 月 12 日，取自
http://udn.com/NEWS/WORLD/WOR4/8337554.shtml。
張逸安譯（2004）。《聰明行動族——下一場社會革命》。台北：聯經。（原書 Rheingold, H. [2003]. Smart mobs: The next soc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Perseus Pub..）
黃厚銘（2001）。《虛擬社區中的身分認同與信任》。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 ry=0&pages=0&sn_f=28176。
潘桂成譯（1998）。《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台北：國立編譯館。（原書 Tuan, Ti-fu [1977].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ep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asota Press.）
譚天、吳佳真譯（1998）。《虛擬化身——網路世代的身分認同》。台北：遠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