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的」手機：液態現代性的時空架構與群己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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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的」手機：

液態現代性的時空架構與群己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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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厚銘、曹家榮

** 投稿日期：103 年 3 月 4 日；通過日期：103 年 9 月 15 日。 * _{本文兩位作者的貢獻各半。黃厚銘首先提出『流動的手機』的概念，並完成本文} 的初稿。再由曹家榮重新整理文章流程、加強與相關研究的對話。並補充加入更多經驗證據，進而延伸提出『即刻連結性』、『雙面舞台』、『隨傳隨到的社群』等細部概念。 ** _{黃厚銘為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e-mail: [email protected]；} 曹家榮為政治大學數位人文團隊計畫博士後研究員， e-mail: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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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試圖透過行動電話的技術特性及液態現代性的社會文化脈絡，來理解行動電話普及所帶來的影響。本研究主張，行動電話的技術特性乃是「即刻連結性」（ instant connectivity），而液態現代性的文化脈絡則是存在於個人與社會、自由與安全之間的「愛恨交織」（ambivalence）。透過這兩個觀點的互動，本研究指出，「永恆聯繫」的概念不足以用以理解行動電話普及所帶來的影響。以此為基礎，本研究試圖更深入地剖析時空軟化、公私交錯與雙面舞台，以及個人與社群之間流變不定的關係等現象。關鍵字：公私交錯、行動電話、即刻連結、時空軟化、液態現代性、愛恨交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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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理解媒介：科技現實主義

根據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2013）的資料顯示，至 2013 年全球估計已有近 68 億的行動電話註冊用戶（subscription）。而在台灣，2012 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2）的統計資料顯示，行動電話門號人口普及率已超過了 126%，而行動上網人口普及率也達 76%。雖然這些數據並沒有考慮到一人註冊多個門號的情形，1 因而無法完全反應實際上的行動電話普及率，但這些數據至少顯示行動電話如今確實成為了許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換言之，即便這些統計數字無法直接證明今天每一個人都在透過行動電話與他人連繫，但至少可以說，行動電話如今已成了日常生活用以建立與維繫人際關係的重要媒介。本研究的目的即在於，從「科技現實主義」（technorealism）的立場來理解此一於晚近十幾年間迅速擴散、普及的媒介現象。所謂科技現實主義主張，2 科技有其特性，但此一科技必須被放置在社會文化的脈絡中被使用，因而科技應用是科技特性與社會文化互動的結果。換言之，科技現實主義所持的並非單純「技術決定論」式的觀點，更不是全然忽略技術特性的「社會決定論」式立場。更重要的是，科技現實主義同時強調，具有某種特性之科技的引進，必然會為社會、文化帶來衝擊，但人們是否能夠對此有所理解，並藉此決定如何因應，如何適切地使用科技，這也會影響科技應用的結果。

就如同 Marshall McLuhan 在《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 一書的導言中，開宗明義地指出「理解」有助於我們掌控（McLuhan, 1964, p. 6）。而在論及媒介與媒介雜交對社會、文化所帶來的影響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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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Luhan（1964, p. 48）也至少兩度提到：「什麼事都看不見的人，什麼事都很突然。」他同時指出，媒介對人們來說不只是訊息的傳輸工具，更會促成某些規模巨大的社會、文化變遷。這亦是他的「媒介即訊息」這句名言所要傳達的意思。循此，他也才主張，媒介的意義並不在於一般人所以為的告知的（ informing ）面向，而是在於其轉變的（transforming）面向。（McLuhan, 1964, p. 52）由此可見，McLuhan 看似媒介決定論的分析，其實是為了提醒我們及早為即將面臨的鉅變做準備。因此，在本研究看來，與其說 McLuhan 是個媒介決定論者，其實他的觀點正是一種科技現實主義的立場。從此一科技現實主義的立場出發，理解今天如此普及、充斥於日常生活之中的行動電話，對我們自身的人際關係所造成的影響與改變，進而做到如 Howard Rheingold（2003／張逸安譯，2004，頁 xvii）所說的：「我們如果了解聰明行動科技的未來，了解如何討論那個未來，就會具備影響那個未來的能力，至少離機會之窗近一些。」這便是本研究的出發點。在本研究看來，行動電話如同網際網路一樣，乃是媒介雜交的產物。它不僅僅以聲音傳遞為其主要的功能，近年來行動網路（mobile internet）的發展更使其愈加緊密地交織進我們的日常生活行動與互動之中。也難怪 Paul Levinson（2004, p. 8）會認為，行動電話或許將為我們帶來遠比網際網路所實現的更具革命性的轉變。但本研究認為，不應將行動電話視為是與網際網路具有相同技術特性的媒介——就如同我們也無法僅依循傳統室內電話的理路來說明行動電話帶來的影響。3 相反地，唯有掌握行動電話有別以往的技術特性，我們才可能看清其所帶來的衝擊與改變。此外，本研究也將以 Zygmunt Bauman「液態現代性」的理論觀點為基礎，為行動電話的盛行及其影響提出社會文化脈絡的詮釋。誕生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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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代，並於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迅速地普及、擴散進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的行動電話，被 Rich Ling 與 Jonathan Donner（2009, p. 48）稱為「我們這個時代的象徵」。而本研究主張，最能夠掌握我們這個時代之社會文化氛圍的理論詮釋正是 Bauman 的「液態現代性」。雖然 Bauman 自身沒有清楚說明是什麼樣的「媒介加速」導致了現代性的液化，但他確實提及了「行動電話的到來或許正是作為對於空間依賴象徵性的最後一擊…。」（Bauman, 2000, p. 11）而決定社會文化特性的因素從空間轉移到時間，正是液態現代性的核心特色之一。在本研究看來，Bauman 的猜測是對的，行動電話使用與盛行正是液態現代性流動特質的原因與結果。亦即，一方面行動電話的技術特性也是促成與強化液態現代性特有的人際關係型態之因素之一，另一方面，行動電話的出現也反映了液態現代性背後人們的心理需求。

貳、行動電話的技術特性

本研究以「即刻連結性」（instant connectivity）來定位行動電話的技術特性。此一特性又由兩個面向共同組成。其一是「即時性」，指的是行動電話傳遞與接收訊息的速度——也就是光速——使得我們在地球的範圍內幾乎是瞬間就可以與他人溝通；其二則是「可穿戴性」（wearability）或是「可攜性」（portable），指的是行動電話可以隨身攜帶，讓使用者無時無刻都能夠接收或傳遞訊息。而後者也正是行動電話如今被視為是一種「個人行動通訊」設備的原因之一。這兩個面向結合起來的結果便是，使用者隨時隨地都能夠立即地實現與他人聯繫的意志，在此稱之為「即刻連結性」。亦即，本研究所謂的即刻不只是速度上的即時性，還意味著可穿戴性所帶來的隨時隨地。換言之，不同於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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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網路「模控空間」的隱喻下「脫殼」的使用者，行動電話使用者並非固著於某處以換取進入虛擬時空的可能，而是可能透過個人化的「行動」通訊設備就在移動中同時與不在場的他人互動。這一差異便是行動電話不同於網際網路之技術特性。即刻連結的概念，表面上極為類似 2002 年即已出版、堪稱行動電 話社會文化研究的開山之作《永恆聯繫》（Perpetual Contact）所欲指 出的現象。因此，我們將進一步與之對話，並試圖說明「永恆聯繫」片面強調「聯繫」的不足之處。亦即，本研究主張，當人們有了隨時隨地實現與他人連結的可能性後，反而更會突顯出的是拒絕被聯繫、連結的需求，以致於在手機的使用上實際上呈現的是「既隔離又連結」的樣態。換言之，更清楚地說，當個人不斷伸張其主動聯繫他人或與他人連結之欲望的同時，卻也越是想要保有不隨時隨地立即被他人連絡上的自由。這一點，正是「永恆聯繫」的概念所欠缺、而本研究要特別強調的，並且在下文中我們也將會釐清此一傾向背後的心理需求。總之，本研究以「即刻連結」來掌握行動電話的技術特性，既可以凸顯行動電話與網際網路的特性，也使得本研究的觀點有別於既有的手機研究。因此，底下將分就這兩點再加以闡釋，以便凸顯本研究在對行動電話之社會文化意義的詮釋上所可能做出的貢獻。

一、與網際網路對話

Peter Nielsen 與 Annita Fjuk（2010）曾主張，透過行動電話上網互動不過只是過去我們使用個人電腦的網路經驗的一種延伸，或者說只是一種應急的替代方案。這樣的說法一定程度上將行動電話的技術特性化約至最低，亦即，充其量它就只是方便我們在沒有電腦的移動過程中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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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用的選擇。這樣的觀點可以被視為忽視行動電話技術特性的典型代表。更常見的討論方式是，不加區分地將網際網路、行動電話等相關資訊科技帶來的現象透過「線上」、「虛擬」等形容詞統稱之。這樣的觀點導致了人們未能夠清楚地說明行動電話（及行動網路）所媒介的連結樣態之特性。網際網路造就的是「模控空間」（ cyberspace）。如同 Michael Heim（1993, p. 79）所指出的，模控空間所暗示的是一種電腦化的次元（dimension），在其中人們可以進行探索與搜尋。這是一個以電腦與網際網路為基礎所構成的人造世界。藉由穿過中介的界面，人們就好像是進入甚至居住在此一空間之中。此外，模控空間之所以是一種空間，除了它確實是搭建在電腦與網際網路之物質基礎上的數位化次元外，更重要的是，它是人們在集體投注其中時共同建構、撐張起的一個具實效性（virtuality）的生活空間。因此，對於網際網路的研究才經常以「線上」（online）、「虛擬」（virtual）來形容人們於其中的行動、互動，同時，各種關於虛擬社群與自我認同等相關議題的討論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例如，Sherry Turkle（1996／譚天、吳佳真譯，1998）在《虛擬化身》一書中即指出，在電腦從工具、鏡子、到電腦所構成的網路變成生活的空間這樣的發展中，模控空間提供了人們在其中進行角色扮演的可能性，藉此人們得以進行探索與建構自我身分認同的實驗。在本研究看來，以「模控空間」來掌握網際網路所媒介的連結樣態，最重要的意蘊可以借用 McLuhan 的隱喻「脫殼之人」來說明。換言之，就像許多研究者不斷提及的，進入模控空間意味著人們脫離了肉身的束縛，到達一個抽離於當下物理地方的世界之中（Dodge & Kitchin, 2001, p. 61; Heim, 1993, p. 89; Wessels, 2010, p. 146）。透過這樣的媒介連結，實在的資訊面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擴增，但相對地其物質性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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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約至最低。法國哲學家 Paul Virilio（1997, p. 66）也曾指出，在這樣的世界中，其場景已全然只由資訊所構成，也就是說，它已是一種比想像更真實、比具體實在更易控制的虛擬實在。進一步來說，也正是因為如此，人們才可能在虛擬社群之中創造出另一個生活，平行的、甚至是某些人眼中的更好生活（Turkle, 1996／譚天、吳佳真譯，1998，頁 255-264）。然而，行動電話帶來的是不同的媒介現象。作為 McLuhan 的學生，Levinson（2004）很早就已指出，當即時連結的可能性與可移動的身體結合在一起時，行動電話將帶來的是遠比網際網路更具革命性的影響。當然也有別於前引 Nielsen 與 Fjuk 的主張，Levinson（2004, p. 8）認為，相反地網際網路將成為行動電話的附件。換言之，在探討行動電話所帶來的媒介現象時，我們不能忽略的是其「可穿戴性」、「可攜性」。Manuel Castells、Mireia Fernandez-Ardevol、Jack Linchuan Qiu 與 Araba Sey 等人（2007）也認為，正是此一特性讓它獲得了與其他通訊媒介全然不同的意義。Bauman（何定照、高瑟濡譯，2007，頁 127）也曾指出這一點。在他看來，即便一直移動著，人們今天仍然保持著與他人的連繫，因此，他說：身處插座附近，已不是「保持連繫」的一項條件。用本研究的話來說，這即意味著人們今天已不再需要以受限於電腦插座、網路插孔、或無線基地台訊號範圍的固著為代價，來交換即時連結的可能。相形之下，當我們提到網際網路的無遠弗屆連結功能時，則忽略了要隨時上網還必須有筆記型電腦與網路插座或無線網路等條件的配合。相對地，行動電話在人際關係中所發揮的功能，單就連結功能而論，以其廉價與方便可攜，至此才實現了所謂的無遠弗屆、天涯若比鄰或「最後一哩」的發展目標。這不只是一種「量」的改變，更是一種「質」上全然不同的現象。此外，如同 Richardson（2008）指出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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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電話可隨身攜帶、使用的物質特性也意味著一種親密的「身體－工具」關係的展現。而這意味的是，在行動電話中介、延伸的關係中，我們如今更是自然而然地將行動電話視為是自身的一部份。更重要的是，身體並不像 Virilio 所認為的那樣，會被即時性的電子媒介所取消掉。反而，我們一方面就是活生生地置身於真實空間中，另一方面卻也經由行動電話的中介，而得以跨越真實空間與他人聯繫。於是，不再固著於某處，同時也意味著行動中的人們不再單純處於脫離肉體的延伸狀態之中。亦即，不同於過去電腦、室內電話等固著性的媒介會清楚地標示出一塊「不在」當下的空間，在行動電話的媒介與延伸之中，行動電話的使用者才真正像是 Joshua Meyrowitz（2005, p. 27）所說的，同時既在這個地方之內，也在這個地方之外。循此，人們藉由這樣一種「即刻連結」的媒介形式，不再是單純處在當下固定的場景中，而是隨時可以架接、創造出一個 de Souza e Silva（2006, p. 33）所謂「混雜的」環境。從而，本研究主張，在行動電話所造就的變遷之中，藉由其「即刻連結」所撐張起來的，即是一種嵌合了遠處與近在、虛擬與物質的混雜、流動的生活樣態。而這即突顯出其與網際網路所帶來之影響的差異。4 亦即，行動電話不是讓我們進入一個虛擬的模控空間而已，而是讓我們同時身處虛擬與物質的空間中。因而和網際網路及其所開啟的模控空間平行於真實空間有所不同。行動電話既沒有像 Virilio 筆下的即時性電子媒介那樣取消了身體與空間，也不是像 Turkle 所說網際網路的那樣，架構出虛擬化身生活的獨立空間。換言之，行動電話的使用者在當下並不是單純地處於一個虛擬或是物質空間中的舞台，而是就好像 Ling（2008, p. 169）所說的，我們實際上有了兩個表演的前台。或者更精確地說，行動電話作為一種媒介，它打造了一種「雙面舞台」，藉由「身體－行動電話」的人機介面，虛擬與物質的當下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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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雜嵌合了起來。隨之也促使行動電話的使用者、乃至於其身邊的其他人都需要發展出不同於以往的應對方式。

二、與既有手機研究對話

晚近十數年來，已有不少研究者注意到行動電話帶來的影響與轉變，其中堪稱先驅典範的便是 James Katz 與 Mark Aakhus 於 2002 年主編的《永恆聯繫》一書。而 Katz 與 Aakhus 在該書中所提出的「永恆聯繫」概念在後來也成為了諸多研究者在描繪行動電話之媒介現象時，或隱或現地依循著的根本意象。所謂的「永恆聯繫」意味著隨著行動電話這類個人化通訊技術的發明與普及，人們逐漸地想像著彼此能夠隨時隨地脫離身體的束縛彼此即時聯繫。這樣的想像不僅僅支配著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同時也不斷推動著個人化通訊技術的發展（Katz & Aakhus, 2002, pp. 307-308）。作為跟隨者，Christian Licoppe（2003, p. 172）後來則是以一種類似的方式指出，人們之所以能夠透過行動電話形成社群關係，乃是建立在「持續連繫」的想像之上。更清楚地說，人們之所以能夠透過行動電話獲得社群的歸屬感，是因為無論他們走到哪裡，人們似乎像是帶著他們那理想上可以隨時活化的社會網絡。因此，不停地打電話就是一種讓人們覺得並確保與他人的聯繫永久存在的方式（Licoppe, 2003, p. 177）。而在更晚近的研究中，這種永恆聯繫的想像仍持續被看作是行動電話（及行動網路）架接起社群關係的基礎。例如， Mary Chayko （ 2008, p. 5 ）即曾以「可攜式社群」（ portable communities）來描述這種隨時隨地連結的社群關係樣態。其所意指的即是，社群如今就好像總是「在那裡」──或是「在這裡」，就好像行動電話在我們的口袋中 ── 我們因此總是與他們永恆地連繫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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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yko, 2008, p. 113）。

但以「永恆聯繫」為核心的討論，除了指出行動電話普及帶來的是一種可攜社群關係樣態的浮現外，也連帶地注意到了其所產生的一些負面影響。例如，正是在類似觀點的基礎上，Turkle（2008, p. 122）才認為今天人們已經成了「鍊結的自我」（the tethered self），意即總是在我的手機上（ on my cell）、在線上（ online）、在網路上（ on the Web）、在即時訊息上（on instant messaging）。也就是說，人們今天不僅總是可以與其通訊裝置連線（always on），也總是可以藉由通訊裝置被他人聯繫上（always on you）。如此一來，我們可以看到「永恆聯繫」意味的並不只是連絡的可能性，而是同時也迫使人們總是能夠被找到。Levinson（2004, p. xiii）認為，在這個面向上，行動電話因此也是將我們囚禁在一個完全可及性（omni-accessibility）的牢房（cell）之中。換言之，就如同 Levinson（2004, pp. 8-9）所指出的，當我們將「無遠弗屆」隨身攜帶時，手機雖然補救了網際網路帶來的非預期後果，人們無需再固著於一地，但同時它自身卻也為人們帶來私人空間、領域難以維持的另一個難題。然而，在本研究看來，以「永恆聯繫」為核心的相關觀察與討論實際上仍未完全脫離早期網際網路研究所開啟的想像。也就是說，即便如今具現了「永恆聯繫」的是不再像電腦般固著的行動電話，但這些關於連結、鍊結、無所不在的可及性的討論始終仍是聚焦於由行動電話中介、架接起的「虛擬」人際關係樣態。即便在一些關注「公共空間私有化」的討論中，確實包含了「在場」身體的討論（ Fortunati, 2002; Okabe & Ito, 2005; Turkle, 2008），但其論述不過是「虛擬取消真實」命題的另一種版本。例如，當 Turkle（2008, p. 122）以「私人的媒介泡泡」（private media bubble）來形容人們佔據公共空間的樣態時，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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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的難道不也是周遭物質空間的取消或無意義化嗎？循此，本研究主張，在「永恆聯繫」想像的牽引下，既有行動電話研究並未適切地掌握到行動電話普及於今日日常生活中所帶來的影響。毋寧地，它們更像是將行動電話的影響看作是過去網際網路所造就之變遷的「增強」版本。相較於此，如前一節所指出的，本研究主張行動電話的技術特性乃是「即刻連結」，它是一種結合了即時性與可攜性的媒介。這意味的是，在讓人們能夠即刻地於行動、移動中與不在當下的彼處即時互動的媒介中，行動電話所帶來的並不只是「虛擬的」實在，而是開啟了一種混雜了當下物理空間與虛擬的彼處的「雙面舞台」。這雙面舞台所意味的是，當下的物理空間既是在場人際關係的前台，卻也同時是藉由行動電話所產生之溝通互動的後台。同理，正在發生的通話既是藉由行動電話溝通之雙方的前台，卻也是當下共在於同一物理空間之人際關係的後台。甚至，在今天行動上網也如此普及的狀態下，當人們同時可以藉由多種社群軟體（Facebook、Line 等等）與多個不在場他人互動時，其展演的舞台也就更可以說是多面的。隨之，我們便能看到，行動電話使用者如今同時「管理」著兩個或多個舞台，因此，行動電話所致使的也就不是單純的「連結」，或「永恆聯繫」。毋寧地，行動電話使用者如今更像是處於一種「既隔離又連結」的含混狀態之中。正如 Matsuda （2005, p. 123）在觀察日本青少年的行動電話使用文化時曾提及的，行動電話來電顯示功能讓我們得以在接起電話前就知道是誰打來並選擇是否接聽。Matsuda（2005, p. 134）同樣地，在各種社群軟體的使用上，人們往往也透過各種策略（例如，設群組、封鎖、不讀取等等）開放或迴避著他人的連結。因此，行動電話的使用者不只不想被身體鄰近的他人打擾，也不想被不想接到來電或訊息的某些人打擾。換言之，在行動電話的使用中不是只有連結，而是既有隔離身邊的人，也隔離了不想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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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其來電或來訊的某些特定對象。亦即，人們並非束手無策地接受前述「永恆聯繫」帶來的壓力，而是在越是連結也越需要隔離的情形下，進一步促使行動電話發展出相應的功能、以及「既隔離又連結」的使用方式。更深一層來說，這種「既隔離又連結」的含混性更在於，人們之所以能夠自在地連結彼此乃是由於彼此相互隔離所致。換言之，這是一種黃厚銘（2001）稱之為「似近實遠而又似遠實近」的連結形式。透過行動電話的中介，個人看似與他人共在，但卻實際上是相隔於各自的當下；看似相互隔離，卻才得以共感共在。這種含混且流動的人際關係樣態在今天各種社群軟體的使用中又得到更清楚的彰顯，人們不斷地在「互動距離」5 不同的媒介形式中、依循著當下不同的需求轉換著親疏遠近的連結樣態。在本研究看來，這才是行動電話普及所帶來之影響的核心。總之，強調在「即刻連結性」的影響下，既隔離又連結的重要性，讓本研究得以有別於過去持「永恆聯繫」觀點來理解行動電話影響之既有研究。並且，既隔離又連結、似近實遠而又似遠實近的人際關係樣態，不僅是源自於行動電話的技術特性，也反映了當代「液態現代性」背後特有的心理需求。

參、液態現代性與「愛恨交織」

Bauman（2000）在《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一書中， 以固體和流體之間的對比，來說明我們現今所面對的現代性已和先前的現代性經驗有所不同。簡言之，Bauman 指出，固體、堅固的現代性是以空間的佔有為主，此一階段以先前的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體制發展為代表。而現今的液態現代性，則植基於技術在速度上的進一步提升，尤其是交通運輸與傳播（溝通）媒介、尤其是電子媒介的發展，以致於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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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地域的限制不再是現代社會文化的關鍵因素，取而代之的是流體對時間、變化的強調。循著此一對比，Bauman 主張，在這個液態現代時期之中，由於上述導因於技術、媒介之發展的時、空意義轉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樣態也有了不同。而這個不同的新人際關係樣態，其核心所意蘊的即是一種擺盪於自由與安全、個人與社會之間的「愛恨交織」（ambivalence）。自由與安全作為人的根本需求一直以來都是人文社會科學關懷的核心。例如有印象派社會學家之稱的 Georg Simmel 即曾以「時尚」變動不居的現象指出：一方面，個人既不希望被社會所吞噬以致失去其獨特性，因而追求能夠凸顯其自身秀異特性的時尚；但在另一方面，時尚作為一種潮流，卻也顯示出，個人在凸顯自身的同時，仍舊需要社會、群體的認同與支持，因而時尚並不等同於一個人的特立獨行，而是一種群體行為、一種潮流。Simmel（1997）亦即，過於特立獨行所要承受的社會壓力太大了，會令人缺乏安全感，但秀異卻也是要拉開個人與芸芸眾生的距離，而追求自由展現個性的權利，因此，在自由與安全、個人與社會之間權衡與擺盪的結果便是，加入秀異份子的時尚，既能夠相互支持聲援，也足以讓自己區隔於大多數人。若用 Bauman 的措辭來說， Simmel 筆下多變的時尚其實正是液態現代性的表現。而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透過空間與地方這一組概念的討論，也同樣直指了自由與安全的基本需求問題。在《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中，段義孚（Tuan, 1977／潘桂成譯，1998）從現象學的角度指出，居於人文地理學核心的地方與空間這兩個概念，所反映的是人類對安全與自由的基本需求。段義孚指出，壞的（bad）這個字的原意是「開放的」，但也意味著「暴露」與「易遭受攻擊」，所以才被視為是壞的。這恰好顯示出，開放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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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會導致不安全（Tuan, 1977／潘桂成譯，1998，頁 49）。因此，他主張：「人類需要『開放的空間』，也需要『安頓寧靜的地方』，二者皆不可缺。人類生活是二元活動：既需要庇護，也要冒險。既要依附，也要自由。在開放的空間中的人強烈地尋求可資安頓的地方，在嚴密被庇護的地方獨處的人尋求突破而進入廣大的發展空間。一位健康的人歡迎『制約與自由』，亦即是『地方的局限性』和『空間的暴露性』。」（Tuan, 1977／潘桂成譯，1998，頁 49-50）進而，「真正的自由是必須以歸屬感為前提，『住所』即歸屬於一個體的地方。」（Tuan, 1977／潘桂成譯，1998，頁 21）循此，在 Bauman 看來，液態現代性所意味的流動不定、無所固著的日常生活樣態，便是更加突顯了人們一直以來於自由與安全需求上的愛恨交織。他指出：為了得到「成為共同體中的一員」的好處，你就需要付出代價…付出的代價是自由…失去共同體，意味著失去安全；得到共同體，如果真的發生的話，意味著將很快失去自由。安全與自由是兩個同樣珍貴和渴望的價值，他們可以或好或壞地得到平衡，但不可能永遠和諧一致，沒有矛盾和衝突。（Bauman, 2001a, pp. 4-5）換言之，對於 Bauman 來說，不同於古代的人們以融入社會來換取安全的保障，啟蒙現代性及其科學與技術的進展，讓人們所面對的自然不再如此難以理解與掌控，至少在 Ulrich Beck 所謂的危險（danger）的層面上，其安全的需求日漸得到滿足，取而代之的則是對自由的需求。當科技取代了社會而提供人們足夠的安全保障時，人們所期待的是一個可以充分發揮其個性與自由的社會。此時所謂生存權利的內涵，也轉變成可以依照自己的意志與意願追求心目中理想生活的權利。而今，在人們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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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享有充分自由的情形下，歷經所謂個人主義或個體化社會發展的當代，其所展現出來的社會文化特性則是想要同時滿足自由與安全的矛盾心理需求，及相應的在個人與社會之間的擺盪游移。在本研究看來，這種個人不能與社會太接近，但卻也不能與社會太遙遠——太接近了將會失去自我，太遙遠了卻也會在追求個體化、個性的過程中，失去他人的支持與回應——的關係樣態中，所蘊生的拉扯於個人與社會之間的愛恨交織心理狀態，正是行動電話於其中普及並反身地發揮其影響的社會文化脈絡。也因此，本研究才會主張，「永恆聯繫」的想像並未能適切地用以描繪行動電話普及所帶來的影響，這除了是因為其未能真正地掌握行動電話的技術特性，更重要的，是因為它忽略了當代由「液態現代性」構成的社會文化背景脈絡。在這種拉扯著個人與社會的愛恨交織心理狀態中，任何以「連結或不連結」二分式的語彙來描述人際之間的關連都是不足夠的。循此脈絡，人們於行動電話日常使用的實作中展現的，也毋寧地才更是一種流動、含混、忽隱忽現的關係樣態。而這也是本研究將題目訂為〈流動的手機〉（‘mobile’ phone）之原因。換言之，mobile phone 一詞，一方面本來就是指行動電話，另一方面本研究也用引號強調手機的 ‘mobile’ 面向，以突顯出行動電話作為一種媒介現象在液態現代性脈絡下所展現的流動特質。

肆、研究方法與資料

為了更清楚說明人們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展現出行動電話所帶來的影響，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本研究也將借助行動電話使用者自身的說法。這些經驗資料來源主要有兩類：一是同樣作為行動電話使用者的研究者本身的觀察。二是在研究進行期間的深度訪談資料。針對日常生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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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使用的情況，本研究共與 16 位使用者進行了訪談。由於本研究的目的不在於檢證某類族群行動電話使用的樣態，而是希望透過這些實際行動電話使用的情形來豐富本文的討論與分析，故並無進行特殊的抽樣程序。這些受訪者包含了 9 位女性、7 位男性。他們有些是仍在大學就讀的學生、有些則已是進入職場的上班族。其主要的共通點在於他們皆將行動電話的使用視為慣常與理所當然的，也就是說，他們都是行動電話普及下的「一般」使用者。

伍、理解「流動的」手機

接下來，本研究就以行動電話「即刻連結」的技術特性，以及液態現代性「愛恨交織」的文化脈絡為基礎，進一步理解行動電話帶來的影響。本研究將指出，（1）行動電話所帶來的影響最根本地表現在日常生活時空框架的改變。一種模糊、混雜了此處與彼處的「時空軟化」現象出現了。（2）進一步地，隨著行動電話普及所造成的時空框架改變而來的是，過去用以導引社會行動的公私界線區隔逐漸失效。而此一現象更重要的意義在於人們於「雙面舞台」的展演中，所體現的「既隔離又連結」之人際關係樣態。（3）循此，一種新的人際社群樣態也已然成形，並更加清晰地、反身地展現出當代液態生活中個人與社會之間愛恨交織與流動多變的關係。

一、時空軟化

正如 Scott Lash（2002, p. 129）所言，現代性的「時間」不過是諸種「時間視域」（temporal horizon）中的一種。換言之，人並不是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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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都依循相同的時間框架生活、行動著。Anthony Giddens（1990, p. 17）即指出，前現代時期的時間框架通常是不精確或變化不定的，一直要到機械鐘出現以後，人們才開始有了一種統一的時間尺度，對於每日生活、工作的精確計畫才得以可能。McLuhan（1964, p. 158）也同樣認為鐘錶的媒介訊息即在於，它讓時間脫離了人們經驗的律動，並以統一的單位量度規律了我們的日常生活。這種由機械鐘錶的普及所彰顯出來的現代性「時間」，也就是一種序列性的時間框架，使得現代社會中的人們習以為常地循著前後相繼的時間流動來安排生活中的事務。中午 12 點的時候，我們可以計畫在下午 2 點時跟一個朋友碰面，並盤算著來得及趕往下一個 3 點開始的會議。由於有著這樣序列性的時間框架，一方面人們可以井然有序地安排日常生活，但另一方面人們也受限於其中。因為人們不會願意面對序列混亂所導致的後果。因此，如果在我們趕赴 3 點會議的路上，突然遇到了許久不見的親人時，我們也只能再將與他的約會推延至 3 點的會議之後。換言之，鐘錶的發明讓現代人的日常活動依照「共同的時間」確定於某個地方。例如，上班族的父母親跟幼稚園的子女約定，下午五點半會準時去安親班接他回家；熱戀中的情侶約好男方會在晚上六點到女方家門口，接他去參加晚宴。在這些場景中，人們的行動、時間與某個特定的地方、場所全都是扣連在一起的。一旦任何面向有差錯，就會帶來日常生活的混亂。循此，依照序列性時間框架行動的日常生活可以說是相當「僵固」的，它有著既定的序列與區劃，某些行動因此成為可能或不可能。然而，本研究主張，在行動電話所帶來的結構性變遷與影響下，過去這種僵固的時間框架已逐漸瓦解。Manuel Castells、Mireia Fernandez-Ardevol、Jack Linchuan Qiu 與 Araba Sey（2007）即曾指出，這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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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時間的時間」現象，也就是在時間壓縮下或藉由隨機的排列事件順序所導致的社會行動的去序列化。撇除 Castells 等人所使用的乃是一種否定性的時間概念——否定現代性時間——其概念背後試圖表達的即是，如同 Ling 與 Donner（2009, p. 93）所指出的，人們今天不再是以「共同時間」（common metric of time）為基礎協調彼此的活動。換言之，人們如今可以藉由行動電話彈性地重新安排時間，而不再受限於序列性的時間框架。而這之所以可能，本研究認為，正是由於行動電話的所促成的乃是「即刻連結」的媒介形式。所謂的「即刻」意指，由於行動電話是可隨身攜帶的，人們便可能得以隨時隨地立即實現連結的願望。因此，當人們可能隨時隨地立即調動、改變其日常活動時，現代性僵固的序列性時間框架也就逐漸軟化。更進一步來說，本研究所主張的「即刻」連結並非 Virilio（1997）所憂慮的那種將會取消物理時空的「即時」。後者意味的是，在光速的加速下，同步、沒有延遲的行動與互動的可能性。以 Virilio（1997）的說法來看，隨著 20 世紀傳輸革命的到來，取消真實空間（real space）的「即時」（real time）行動實際上就已逐漸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本研究所謂的「即刻」則是更意味著隨即、立刻、不需等待，而這樣的媒介形式必須要在「身體－行動電話」這一人機綜合介面出現後才得以可能。6 循此，不同於 Virilio 強調「即時」，是要指出惰化的身體面臨著「空間的取消」與「時間的曝光化」；本研究主張行動電話的「即刻連結」，則是要說明人們的日常活動不再那麼井然有序、缺乏彈性。相反地，在「即刻連結」所形塑的新時間框架中，日常生活不斷地上演著 Ling 與 Yttri（2002）稱之為「微協調」（micro-coordiating）的實作。此外，身體與真實空間也並未因此被取消，這一點在下節將有進一步的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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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ing 與 Yttri（2002, p. 143）的研究中，「微協調」意指日常生活事務隨時可以藉由行動電話的聯繫加以調整的現象。也就是說，不同於過去沒有行動電話的年代，處於兩地的人們若要協調彼此之間的行動就必需要有固定的節點作為導向的終端。因此，一旦中間有任何環節出錯，整個互動就會面臨失敗或巨大變動的可能。今天，行動電話「即刻連結」的技術特性則是讓人們可以隨時隨地根據當下的脈絡與條件彼此協調行動的計畫，而不致於影響整體互動的完成。例如，當我們與他人約會卻遲到時，在過去沒有行動電話的年代，便可能導致他人負氣離去並致使原先可能的互動無法實現；但今天，人們可以隨時透過行動電話通知彼此會遲到幾分鐘，乃至於在遲到的期間還可以持續與對方通話。 7 甚至有行動電話使用者還指出，相較於「準時到達」，他們更重視是否有「即刻知會」對方以重新協調行動計畫：他如果先打給我，就 ok，因為至少可以讓我先去找別的事做。就不會變成癡癡的在那邊等。（M02）我會去附近的書店晃晃，如果他有跟我解釋他的情況，那我就覺得還好，我就會去找一些可以填補這塊時間的事情做。（M03）換言之，行動電話改變了以序列時間為基礎的溝通協調，這樣的協調對於那些固定地點之間的行程安排上是必要的。個人如今得以以一種較為彈性的時間間隔來組織其活動，而不是得依循著一種與特定地理空間相連的時間間隔。（Green, 2002, p. 287）這樣看來，同理，本研究主張空間也有了軟化的現象。例如，我們可以藉由行動電話聯絡彼此，臨時更改約會的地點；或是在遲到時機動地請對方到另一個中間點會合。這些微協調的實作意味著空間的距離也不再是僵固不變的行動條件與限制。有了行動電話之後，我們不再必然得要在特定的時間抵達特定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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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我們也不再會因為「不在一起」而無法協商行程的變動。透過行動電話的中介、嵌合，當下我便既在此處也在彼處，因此，行動總是可以彈性地調整。換言之，相對於「時間的軟化」瓦解了序列性時間，「空間的軟化」則首先意味著行動不再必然固著、依附於某一特定地點。例如，在沒有行動電話的年代，當我跟朋友相約在台大校門口時，我實現這個約會的行動就必然得在「台大校門口」才得以完成。尤其是陌生人之間的會面，甚至還得講清楚是「台大校門口」的第幾棵椰子樹才行。但今天，我們不但不需要安排確切的時間，甚至也不需要有精確的地點。只要透過行動電話的即刻連結，便能持續協調在哪裡碰面。陌生人之間也可以到場之後再互打手機相認。就如同行動電話使用者 F04 所表明的：「你到了時候可以告訴我你在哪，我們再約嘛。」這句話意味著，F04 既沒有、也覺得不需要非得要約定一個確切的時間、地點，他預設了彼此都是可以「即刻連結」的，因此隨時隨地都可能透過行動電話「再約」。影響所及，像是日本京都車站的會面點（meeting point），已經象徵性地變成車站內的一個小鐘塔，不再是高聳、明顯可見的地標，以致旅客們反而必須藉由一些路標的指引才知道會面點何在。原因在於，在過去，火車站等交通運輸輻輳點的高聳鐘塔之所以會成為會面點，既在於其地標性質可以標示出明確的地點，也在於鐘塔本身也是公共時間的重要參考。但在行動電話普及的當代，即便是兩個未曾謀面的陌生人要相約見面，既不用在手上拿朵玫瑰或是在胸前別上什麼特別的裝飾，也不用約定非常明確的地點，仍無需擔心在茫茫人海中無法相認，反正到時候再以行動電話相互聯絡即可。同理，遲到或早到也都不必留在原來約定的地點枯等，既可以根據雙方現在的位置臨時改約另一個能夠儘早碰面的地點，也可臨時提早或延後碰面時間、甚或取消約會。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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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曾趁京都旅遊探望昔日的門生，但當天從外地趕回京都車站與對方見面時卻遇到了大塞車。所幸有行動電話可用，提早讓對方知道可能會遲到，對方可以先到附近的店家晃晃，也免得自己為了讓對方枯等而焦慮。甚至後來還直接改到已經事先預約訂位的餐廳碰面。總之，時空的軟化，其實就是將原本做為堅固的、對人際關係只具有阻礙作用的時空，軟化為 Bauman（2000）所謂液態的流體。「軟化」正是從固態變成液態的過程。換言之，液態現代性相較於固態現代性的特點也展現於行動電話的時空軟化效果之中。如今，藉由打破時間、地點的既定區劃，並架接起一個混雜了遠處與近在的空間，行動電話使用者得以可能同步變更當下與未來的樣態，而日常生活也就更加突顯出其流變不定的液態特性。這一特性更清楚地展現在今日日常生活公私界線交錯、模糊的現象上。

二、公私交錯與多面舞台

公共與私人界線的區分是現代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特徵。Richard Sennett（1992, p. 17）即曾指出：「公共」因此意味著一種在家庭與親密朋友圈之外的另一種生活，在公共生活的領域中，多元、複雜的社會團體不可避免地接觸彼此。這種公共生活便是集中在首都大城市之中。（Sennett, 1992, p. 17）也就是說，人們通常將作為公共領域的各種城市空間視為是充滿著陌生人的世界；相對地，家庭則是被預設為由私人領域的親密性所組成的。因此，人們總是——也預設他人會——避免讓屬於私人生活的部分公開在公共空間之中；同時也避免讓公共、陌生的人、事進入家庭之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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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像 Meyrowitz（1985）曾指出的，電子媒介的發展已逐漸地模糊了公共／私人的界線。行動電話的發展更是進一步瓦解了此一區分。就如同 Green（2002, pp. 287-289）所言，個人化的行動電話混雜了公共與私人的活動，它導致了一種「邊界重置」。一方面，行動電話讓使用者不再受限於以家庭為主的室內電話而有了私人的空間，此外，簡訊與各種社群軟體的使用更提高了通訊的私密性；但在另一方面，行動電話的使用本身也帶有公開展演的性質，以致於世界各國也不乏呼籲開始思考如何建立接聽行動電話的禮儀，而我們的捷運上也有了相關的宣導海報。此外行動電話的即刻連結性所產生的第一個影響也是個人變得隨時隨地都可以被他人聯絡，因而以往用時間或空間來區隔出的私人活動領域也因而經常被侵入。對於過去行動電話的研究者來說，這種邊界重置所導致的是公共生活空間遭到侵蝕，或者說是一種對於公共空間的不正當佔用。（Okabe & Ito, 2005; Fortunati, 2002）也就是說，當人們於公共空間中使用行動電話時，就好像是在當下建立起一塊私人互動的空間，旁人不得進入。這樣的情景經常能夠在一些公共場所中看到，例如，在捷運上與另一端朋友熱烈地討論八卦的通勤學生，或是在餐廳中對著電話那端遲到的伴侶大聲咆哮、抱怨的人們。然而，在本研究看來，這種被稱為「公共空間私人化」的現象，其更重要的意蘊其實在於清楚地展現了行動電話如何讓日常生活變得日漸流動與混雜。公共生活空間遭到入侵的另一面，其實也是個人的祕密、私密空間被敞開於眾人之前。以致行動電話的使用者必須進一步發展出一些使用方式，人們也得學習如何處理原先面對面互動的對象接起手機的情形。從而，在「身體－行動電話」的媒介下，原本固定、單義的當下空間、場景，已然被轉換為用以實現使用者個人需求的「雙面（或多面）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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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雙面舞台（或多面）舞台指的是——如同我們先前已提及的——由於行動電話「即刻連結」的技術特性，讓人們得以隨時隨地架接起一個混雜了遠處與近在、虛擬與實在的行動空間。但不同於進入模控空間的脫殼之人，行動電話的使用者仍在「當下」的日常場景之中，其行動仍與其他在場者有著關聯。例如，想像在一個與朋友的聚餐中，你的手機響了，當你接起手機開始與電話那端的人互動時，與你聚餐的朋友並未「消失」——或者說，你並未消失。相反地，如 Ling（2004, p. 132）所指出的，你仍然要考慮到那些「物理在場」的人們。因此，我們也才會經常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當行動電話響起時，人們會視情況、「看當下那個場合」來決定如何接電話。在 Turkle（2011, p. 162）最近的研究中，一位受訪者則是描述了這樣的經驗：「[在某一次與友人的私密聚餐中]，她拿出了她的黑莓機，但並不是在打電話。…我問他在做什麼？她說她正在將我們的對話放到部落格上。」Turkle 的受訪者覺得自己應該正在享有一個「私人的」聚餐，但他的朋友卻同時也將這個聚餐視為是另一個「虛擬」舞台的演出。這其實也不是那麼奇特的場景。許多人都曾有過這種一邊與身旁的人聚會，但另一邊卻同時也「在線上」與他人互動的經驗，甚至還是同時與多個不在場他人互動。這些經驗也極為類似於我們今天經常看到的「打卡」活動。特別是當打卡者同時還上傳了聚餐的照片，以及「標記」了同行的友人時，這個「私人的」聚餐也就同時成了 Facebook 上公開展演的劇碼之一。透過這張照片，使用者可能不僅展現了自身的生活風格，也開放了進一步的遠距離互動可能性——例如，其他沒有辦法同行的友人就會「按讚」，或是「留言」。在本研究看來，這種雙面（或多面）舞台的展演實作才真正地突顯了行動電話帶來的混雜與流動的日常生活。一方面正如 Meyrowi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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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pp. 35-36）對 Goffman 戲劇理論的引用時所指出，日常生活互動中的舞台或觀眾區隔所倚賴的不僅是物理上具體的圍籬，而可能是抽象的認知圍籬。另一方面，也如同 Ling（2004, p.137）所指出的，那道由行動電話所豎起的「圍籬」並不是絕對的區隔。相反地，它是由行動電話使用者與在場他人持續完成、且變動不定的界線。如同我們在受訪者身上看到的，他們實際上不斷解讀著當下在場的情境，同時也利用各種行為舉止來暫時建立用以隔離的「認知圍籬」：就是拿起來啊，看如果是認識的人就會接。而且其實我會看當下那個場合，看要不要接。如果說那個地方很安靜的話，我就會走出去外面接，如果大家就是都在聊天的話，那我就覺得沒差，就會直接接。（M01）雖然大家可能都知道你在用手機，可是，可能還是要跟他們的對話有一點區隔的感覺，所以可能會低個頭、或是頭轉一下講一下這樣…。（F01）在 Line 與 Facebook 等社群軟體的使用上也有著類似的情況。如同 F01 所說的，我會看情況，如果是只有我跟我朋友兩個人，我可能就會跟她說我回一下 Line；但是如果是有一群人的話，因為還有其他人在，我可能就會直接拿起手機回 Line。此外，在場者同時也會順應地調整自身以表明接受了行動電話使用者的行動。例如，M01 在這樣的情形中即會先做自己的事情，自己看自己的手機啊，或是自己吃一些東西啊，就是盡量不要打擾他。…就是比較抽離這個互動環境然後等他講完電話。同樣類似地，當在場者察覺對方拿起手機是在回應 Line 的對話時，如 F01 所言，我會問他誰找你，然後等他打完；但是如果有別人也在的話，我就會跳過他先跟別人講話。更重要的是，藉由這些舉止、行動，在場者並不是要「終止」與行動電話使用者先前的互動，就像 M03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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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你做其他事情的目的並不是說你要把這件事情做完，而是在他講電話的時間，你做一個消磨時間的動作而已。也就是說，在場者並不是將對方的行動解讀為畫下一道明確的界線，同時認定對方私有化或公共化了一塊空間。相反地，透過這些順應調整的姿態，在場者實際上是一同完成了這個雙面（或多面）舞台的展演。換言之，前述的「消磨時間」其實也是表示自己並沒有在聆聽對方通話內容的展演。在這些相互協同完成的實作場景中，我們看到的正是不斷隨著行動電話使用者的行動流變不定、且混雜了遠處與近在——乃至於公共與私人——的日常生活樣態。時而在場、時而連結、時而區隔、時而又涵括，這一公私交錯的含混樣態也正反身地具現了當代液態現代性的流動特質。 Turkle（2011, p. 161）將這樣的現象視為是行動電話已然將我們帶進了一個持續分心的世界（the world of continual partial attention），並認為這意味著我們如今都變成是「可暫停的」（pauseable）。一方面，從上述受訪者的經驗來看，Turkle 確實說對了。甚至可以說在場者如今也習以為常地配合、接受著此種「暫停」。但另一方面，Turkle 並沒有更深一層地認識到，這所謂的「持續分心」不只是導致傳統公／私界線的瓦解，也不只是帶來當代的速思文化，它更意味著人們如今更傾向於本研究所謂「既隔離又連結」的含混人際關係樣態。換言之，無論是「雙面舞台」還是「持續分心」的狀態，其流變不定的特性正是具現出當代液態現代性的文化脈絡下，人與人之間既渴望相互靠近、確也希冀保有自由的心理需求。如同受訪者 F01 所表達的，今天不想要 social 的時候，那你就會想要拿手機出來做一個跟他不用講話的區隔。或者像 F02 所說的，例如說去外面開會，然後跟大頭們在等時間，但是他們聊的都是我不感興趣的東西，我就是一個多餘的人，這時候我就會假裝我有事情要聯絡，趕快抱著電話出去。對於 F01 來說，「連結」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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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為的是想在當下獲得自由的私人空間。對於 F02 來說，則是試圖藉由「隔離」獲得「連結」，以擺脫當下無聊的情境。「既隔離又連結」的人際關係樣態除了意味著上述「透過連結以隔離」、「藉由隔離獲得連結」等現象外，也展現在更為根本的「以隔離為基礎而形成的連結」。簡單來說，也就是正是由於人們彼此相互隔離，自在地連結才得以可能。如同受訪者 M01 所表示的，我覺得講手機比較能夠保持距離，面對面就比較直接。所以我覺得像是比較不熟的人，或是不想要跟他有太多接觸的，可能就是講手機比較好，就是只有聲音的傳達而已。而在今天各種社群軟體風行的現象中則可以看到， Line、Facebook 等軟體已日漸有取代行動電話通話功能的跡象。受訪者普遍覺得，今天只有在一些特別緊急或重要的事件中，才需要直接打電話與他人連繫。對於人們來說，這些社群軟體的好處在於，借用 Turkle （2011, p. 187）的一位受訪者的話來說即是，「你可以思考你要說些什麼，因此不會想親口說那樣地令自己困窘。停頓個兩分鐘來想想該說什麼並不會顯得奇怪。」反過來說，我們的受訪者 F07 則表示，講電話麻煩的地方就是，如果沒有人講話的時候就會很尷尬，所以我通常不會打電話。我們可以藉由黃厚銘（2001）所提出的「互動距離」概念來說明人們對於打電話與 Line、Facebook 等社群軟體看似矛盾的態度。簡言之，相較於面對面的直接互動來說，打電話的媒介形式已是有著隔離基礎的連結。因此，M01 認為與不熟的人「講手機」比較好，乃是相對於面對面互動來說，「講手機」讓我們能夠保持互動距離，避免透露太多不必要的資訊。然而，對於 Line、Facebook 等以文字訊息為基礎的媒介形式來說，要求即時回應且帶有聲音紋理的電話通話則反而是在互動距離上過於親近的連結。借用 Turkle（2011, p. 188）的受訪者的話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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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它要我給的遠比我預期的還多。」循此，本研究主張，透過行動電話的不同功能，人們實際上能夠架接起的是有著不同親疏遠近關係的人際連帶。也因此，人們實際上也透過不同連結形式的使用，「管理」著與不同人（群）之間的距離。例如，許多受訪者即表達通常主要只會跟家人、男女朋友、好朋友打電話（M04、F07、F08），而只是純粹跟朋友「打屁」時用 Line 就好（M05）。此外，行動電話通話功能的「黑名單」或是 Line 的「封鎖」、Facebook 的「群組分類」等功能，也都是人們用以管理「隔離」或「連結」的策略。總之，在本節中我們試圖指出的是，隨著時空軟化而來的公私界線模糊交錯的現象，其實根本上乃是「雙面（或多面）舞台」展演的結果。而這種流變不定的雙面（或多面）舞台之所以形成，不僅是由於行動電話「即刻連結」的技術特性提供了可能性，更意味著人們如今傾向於「既隔離又連結」的含混關係樣態。換言之，我們今天似乎既不是單純渴望獨立、自由的個體，也好像無法安於只是作為社群的部分。而究其原由，這正是本研究所主張的，作為一種媒介現象，行動電話所帶來的各種人際連結上的影響與改變，不僅強化了液態現代性的流動特性，同時也是在液態現代性「愛恨交織」的文化脈絡下反身地具現、生成的。

三、個人／社群？愛恨交織的人際關係

回過頭來看，其實行動電話「即刻連結」的技術特性還有一個重要的意蘊。亦即，行動電話實際上也導致了某種形式「個人化」的發展。 8 也就是說，在人們隨時隨地即刻微調著與他人的行動計畫時，或者在每一個當下隨意地轉換在場的公、私意義時，這些行動其實都突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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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在日常生活的優位性。Ling 與 Donner（2009, p. 106）甚至認為，行動電話可以說是第一個個人化的通訊技術。而 de Gournay（2002, p. 198）更曾直接將公私界線模糊的問題歸因於當代個人主義的發展。然而，在此本研究試圖更進一步論述的是，實際上，行動電話之普及所彰顯的並不單純是個人主義的發展，而是更反身地突顯出當代液態文化中個人與社會間愛恨交織的拉扯關係。換言之，就如前文中已提到的，僅從連結或不連結二分式的語彙來描述當代人際之間的關連是不足夠的。而這也是本研究之所以用「即刻連結性」來界定行動電話的同時，卻還特別強調其中「既隔離又連結」意涵的原因。亦即，只將行動電話所帶來的影響視為是「個人」主義的發展，同樣也忽略了「社會」於其中的重要性。誠然行動電話反映且強化了個體化的發展趨勢，但如果只有「個人」與「隔離」的作用，而沒有「社會」與「連結」的功能，行動電話也絕對不可能成為一個通訊與溝通媒介。就日常生活的經驗觀察來看，行動電話確實讓人們更能伸張、實現「個人」的意志。雖然我們不一定會像 F03 那樣藉由「打電話出去」來離開一個不想參加的聚會，但通常也有過類似的經驗。例如，參加了一個沒有熟人的喜宴，只好不斷地透過行動電話的連結來消遣時間。或是像學生在課堂上偷偷透過行動電話相互傳遞訊息。又或者在今天各種公共交通運輸空間中，我們習以為常看到的，人們總是埋首於掌間閃爍著各樣連結、互動的螢幕。無論是哪一個畫面，我們看到的都是，藉由「身體－行動電話」人機綜合介面，人們實際上在當下依照個人的需求、渴望開啟了一個混雜了遠處與近在、虛擬與實在的行動環境。在前一節中，本研究將此一現象看作是導致公私界線模糊的雙面（或多面）舞台展演，在此本研究則進一步主張，從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來看，它同時也具現了液態現代性中愛恨交織的文化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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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個人化的社會空間」這一概念來掌握此一現象。「個人化的社會空間」意味的是，當人們透過行動電話尋求連結時，實際上即是藉由「個人化」當下來開啟一個可供互動的「社會空間」。也就是說，透過行動電話所中介、延伸的社會行動既是個人化的、也是社會性的；它既是隔離於當下場景的個人選擇，卻也是進入與他人關係的社會連結。換言之，依循著此一空間框架所產生的行動，雖然看似「個人化」的，卻總是混雜著社會性的情感、目的與後果。如此來看，行動電話所造就的並非單純「個人化」的發展。它毋寧地是讓人們同時滿足了自由與安全的矛盾願望。亦即，有了行動電話之後，人們隨時可能擺脫時空的束縛以實現其連結的需求，而這也意味著無論人們獨自在什麼地方，也都可能透過行動電話尋求陪伴與慰藉（自由即安全）；同時，也由於行動電話乃是個人行動通訊設備，人們不僅可以選擇連結，也可以選擇迴避連結，因此也就總是可能自在地享有著關係的自由度（安全即自由）。更複雜的是，在後者的情況中，人們所選擇或所迴避的連結可能是遠處／虛擬的，也可能是近在／物質在場的。例如，在上一節中我們看到了 F01 就是透過連結的「獨處」來迴避在場可能的社交活動；但是當 M02 以收訊不良為由阻斷父母的查勤時，則是維繫了在場的互動、迴避了遠處的連結。循此，本研究主張，一方面行動電話的使用更突顯、甚至造就了人際連帶之間曖昧、含混的關係；另一方面，實際上其盛行也正反身地具現了液態現代性中個人與社會愛恨交織的文化脈絡。這也再一次地解釋了為何人們在使用行動電話上展現出「既隔離又連結」的含混關係。也就是說，Turkle 所看到的「持續分心」現象實際上也就是導因於個人不願與他人靠得太近，但也不想走得太遠；太靠近意味著太多社群的承諾、要求與羈絆，而太遠又會使人感到孤單、失去支持。在本研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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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持續分心」因此也就是在描述今日人們總是流變不定與含混的人際關係樣態。 Bauman（2000）自身曾深入討論過液態文化中具現著「愛恨交織」的人際關係樣態。他認為，這樣的人際連帶即是試圖以個體化的形式尋求社群的慰藉與滿足。一方面，Bauman（2000, pp. 31-32）認為，「個體化」已然成為當代社會的結構特徵，這意味著，「成為個體」乃是當代社會之中每一個人必須擔負的責任。但另一方面，對於「社群歸屬」的需求並沒有真正消失。因此，Bauman（2000, p. 200）將這種個人與社會間愛恨交織、矛盾的社群樣態稱為「掛釘社群」（ peg community），也就是說，這樣的社群連帶就好像是受到一場表演所吸引的觀眾們短暫地群聚在一起，一旦表演結束，人們也就隨之回到各自的生活之中。在共在的「安全」與離去的「自由」間，人們變動不定、忽隱忽現地生活著。法國社會學家 Michel Maffesoli 在論及當代社會文化中人際關係之樣態時，則與 Bauman 提出了一個略有不同的見解。 Maffesoli （1988/1996b）的《部落時代》（The Time of the Tribes）一書是以極挑釁的姿態，用「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在大眾社會的衰落」為副標題，藉此，他切入了個體主義與社群主義的爭辯。簡言之，相對於 Bauman、Beck 等人經常以「個體化」作為當代社會的結構原則，甚至循此論證這個趨勢在現代人的愛情與婚姻之展現與影響，Maffesoli 反其 道而行地主張社群主義在當代的復甦。此外，在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World 中，Maffesoli（1993/1996a, p. xiii, 111）同樣也從消費、媒

介、宗教、運動、娛樂等諸多面向，指出現代人對於共在（ being-togetherness）的需求。進而，對 Maffesoli 來說，這意味著非理性的美感、倫理、情緒等等，在後現代社會中的核心地位。藉此，Maffesoli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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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出重視理性、個人、生產的現代性，以及重視共感共應、美學、情感、消費、以及社群的後現代社會。並主張，人們對於情感上的共感共應、意見或興趣的共鳴、對身分認同等等的需求，都不因現代性、理性、與科學的洗禮而有稍減。他說：在每個個案中，存在著的是群聚的衝動，彷彿促使我們向外尋求他人，試圖與他們接觸，並且激勵我們融入於大眾之中，猶如在一個更廣大的實體中，我們可以藉由感染來表達封閉於自我認同所無法表達的。個人在放棄自我時，在將自我延伸於此一「心靈的社會」之中，知道且感覺到他正在獲得「存在的充電」，藉此他參與到一個社群當中，把他放棄自我的損失的轉化為收穫。（Maffesoli, 1993/1996a, p. 58）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前述 Bauman 的掛釘社群實際上乃是「虛幻的社群」，其特性在於個體「無關緊要的（不作承諾的）合群」特質（Bauman, 2001b, p. 106），也就是一種以個體性為基礎的社會關係。在這樣的關係中，一方面個體得以由傳統社區成員之間的情份、義務解放出來，從而獲取了前人無法享有的自由；但另一方面這樣的個體，卻也註定要永遠漂泊不定，渴望安全感而不可得。不同於此，在 Maffesoli 這邊，他則是主張，我們正在見證一種「大眾主體性」（ mass subjectivity）的誕生；這可以視為一種集體行動的形式，其內涵並不像 Bauman 的掛釘社群那樣虛幻且無關緊要，而是如傳統社區一樣，帶有一定的共享情感連帶，甚至其強度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Maffesoli, 1993/1996a, pp. 134-135）換言之，不同於 Bauman 無疑地是以傳統共同體與當代社會關係對照，強調自由與安全最終仍是難以兩全，Maffesoli 則是認為，在其所謂的新部落主義中，實際上人們是可能在一種流動、含混的形式中實現一種新型態的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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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厚銘與林意仁（2013）曾以「流動的群聚」（mob-ility）之概念來試圖調和 Bauman 與 Maffesoli 之間的差異。在他們看來，一方面 Bauman 確實正確地指出了當代個體化趨勢的影響；但另一方面，他們也看到不僅是 Maffesoli 的社會性（sociality）、乃至於 Simmel 在社交性（sociability）9 的討論都極具說服力地指出了人類對於社群的需求是長存的（黃厚銘 & 林意仁，2013，頁 14；Simmel, 1997）。因此，透過「流動的群聚」這一含混的概念，黃厚銘與林意仁試圖提出一種流動、多變、時聚時散的人際關係樣態。這一看似與 Bauman「掛釘社群」內涵相似的概念，實際上最大的差異即在於，在流動的「群聚」中，人們實際上會產生集體的情緒共感。也正是看到這種「集體性」，黃厚銘與林意仁（2013，頁 34）才主張，對於那些雖然經常四處流竄的群眾來說，群聚的時刻絕非如 Bauman 所說的那樣虛幻且無關緊要。循此，在本研究看來，一方面，行動電話的媒介所帶來的確實是流變不定的連結樣態——Turkle（2011）因此也才認為這樣的連結並無法淬鍊成緊密的紐帶；但另一方面，行動電話確也能夠讓人們經驗到與他人共在、甚至共感的情緒狀態。這不僅發生在與他人忘我地通話的當下，也發生在每一個聊天室一來一往的對話裡、每一張標記著成員的 Facebook 動態照片的熱烈討論中。就如同 Chayko（2008）所指出的，這種社群連帶的感受其實就是在透過各種符號、儀式一再地述說、再述說著團體自身的故事中形成的。換言之，以行動電話的即刻連結為基礎形成的人際連帶，似乎也不盡如 Bauman 所描繪的那般，僅僅是被吸引的群眾短暫且不含任何承諾的聚集。實際上，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一再地看到人們對於連結的渴望、要求，甚至是帶有道德承諾的重視。就像 F06 在等不到朋友回電時所產生的焦慮，「可能就會想說他為什麼不回，不回的原因可能有哪些，自己就會胡思亂想之類的。」更不要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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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今天經常會譴責「有手機卻不愛接電話」的人。此外，在今天各種社群軟體的使用上，人們通常也有著「已讀要回」的期待，而各種教導使用者如何「不讀取」的技巧如此熱門的現象，也就更反映出這些連結背後的「承諾」性質。10 在日本校園中，更曾有一位女學生因長期被另外三名朋友「已讀無視」而跳樓自殺（聯合報，2013.12.4）。這些現象在在顯示出行動電話所架接起的人際連帶絕非如掛在戲院衣帽間上的外套般，可以如此輕鬆地取下、沒有重量。如此看來，「流動的群聚」一定程度上可用以掌握本研究所探討的由行動電話所媒介之人際關係樣態。一方面，較無太大疑義的是，行動電話使用者能夠隨時隨地、隨意透過行動電話架接起各種連結，並經常如 Turkle 的隱喻般「持續分心地」在不同的連結中轉換，這確實是一種「四處流竄」、變動不定的人際關係樣態。但另一方面，更重要卻也相對需要進一步討論的是，「流動的群聚」讓我們看到個體與集體交融的一種可能，只是，行動電話使用者在連結中產生的共在、共感是否稱得上是黃厚銘與林意仁（2013）所主張的那種集體情緒共感共應呢？在嚴格的意義上，本研究認為透過行動電話媒介形成的連結，無法稱得上是黃厚銘與林意仁所主張的那種「群聚」。原因在於，訴諸於 Durkheim 那種由例外而非凡所引起的集體情緒，並不見於本研究所探討的人際關係樣態中——相對的，黃厚銘與林意仁（2013）在所謂的「鄉民」身上、在「網路起鬨」的現象中確實指出了那些例外而非凡的時刻。但若從較寬鬆的意義來看，如果「我們」、「共在」等感受可以成立在 Simmel 與 Maffesoli 所謂的「社交性」、「社會性」之上。如同 Maffesoli（1993/1996a, p. 29）所說，「創造性的不作為（creative not-doing）是滿足共在的根本。而這共在是自足的，不必要尋求特殊的目標來證成。」那麼，本研究認為，確實可以藉由「流動的群聚」來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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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電話所媒介的人際關係樣態。我們可以在受訪者的使用中看到這些看似無意義的「創造性的不作為」，例如，就像 M05 所描述的： [我們]會開一些私訊的群組，裡面全部都是屁話，或貼正妹照片你貼給我我貼給你。其實就像日常生活中一些沒意義的對話和互動，但這個互動現在門檻被降的很低。比如說假婚[抽菸]貼圖，可愛的假婚貼圖你貼給我我貼給你，其實沒有要表達什麼意思，但光是“我傳了訊息給你”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訊息。總之，有別於例外而非凡的事件、場景，在行動電話媒介的人際關係中，正是這些日常、平凡且習以為常的行動讓行動電話的使用者時而能夠聚在一起，享受親近（密）的時刻。循此，本研究不打算斷言在個人與社會愛恨交織的文化脈絡下，流變不定的人際連結樣態終究會使得「社群」成為徒然之夢；也不打算如此急進地宣稱行動電話可能讓人們重新緊密地連結在一起，並於共感共應中解消掉漂泊不定的不安感受。一定程度上借用「流動的群聚」之概念隱喻，本研究主張，反身地具現了「愛恨交織」文化脈絡的、這個由行動電話所媒介的人際關係樣態本身也是含混的。亦即，擺盪於想要保有個人自由的個體，與渴望著與他人親近的集體歸屬之間。時而迴避、時而靠近；時而被「鍊結」地喘不過氣、時而急忙忙地尋求慰藉。

陸、結論

如同 McLuhan 在其媒介研究中啟示我們的，每一種媒介確實都有其技術特性，但其對於人類社會的影響，卻同時也是與整體社會文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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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作用下才產生的結果。本研究即是在此種科技現實主義觀點的基礎上，探討行動電話之使用所媒介出的人際關係樣態。更精確地說，從科技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本研究主張，只有同時掌握了行動電話「即刻連結」的技術特性，以及液態現代性中個人與社會「愛恨交織」的文化脈絡，才可能理解到行動電話帶來的並不是「永恆連繫」，而是具現出個人與社會之拉扯、自由與安全之擺盪的「既隔離又連結」之人際關係樣態。換言之，透過行動電話技術特性所展開的可能性，人們實際上是愛恨交織地在個人與社群的拉扯中尋求某種含混的「共在／不在」。在此，本研究無法斷言此一影響、轉變是好、是壞。但可以確定的是，行動電話之普及所突顯出來的或許正是當代人類生活的一個轉捩點。在個人與他人保持聯繫的方式越來越走向所謂個人行動通訊的同時，過去以自由主義獨立主體為基礎的個體化生活卻也顯然正逐漸地瓦解——關於這一點，Maffesoli 或許已正確地掌握到。這不僅是在說序列的時空框架或是公／私界線的模糊化，也包含了最重要的、上述所提及的個人與社群之含混、曖昧的關連。因此，需要開始思考的是，一種新的生存樣態是否已然浮現。在這一點上，黃厚銘與林意仁（2013）所提出的「流動的群聚」即是試圖藉由此一含混性的概念來超越既有「社區議題」的論爭，提出一種不再囿限於個人／社會二元對立的觀點。而類似於「流動的群聚」之主張，本研究在行動電話媒介的人際關係樣態中所看到的，也不是單純獨立、自由的個人使用者，或是歡心鼓舞地投回社群之懷抱的成員。毋寧地，個人總是時聚時散地擺盪於「獨處」及「與他人共在」之間。甚至可以說，唯有持續作為一個「不在」的個體，我們才能保有「流動地」與他人「共在」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個體」或許不再滿足於獨處的自由，但它也不可能再融回集體之

「 流動的 」 手機 ： 液態現代性的時空架構與群己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