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的統計分析結果可能會相當驚訝，因為 Anderson and Guillory（1997）的實證結 果是發現共識決民主體制下的公民會較為滿意民主體制的運作，Lijphart（1999） 的發現。那麼原因真為 Anderson and Guillory 和 Lijphart 他們錯了嗎？本文認為 不應該是如此。實際上的原因應該是第二種解釋，即參與 CSES Module 4 調查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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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可能是反映歐洲議會和歐洲理事會權力不對等，及其決策未能適時回應民意造 成的民主赤字問題。
除此之外，本章第一節敘述統計中，曾就不同選舉制度下 11 個民主滿意度 較高的國家中，討論代表性和極化程度的差異，本段則同樣以這 11 個國家為例 討論國家之別在模型 3-2 中是否造成民主滿意度有高低之別，但因模型 3-2 和模 型 2-2 同樣沒有加拿大、愛爾蘭、和瑞士的資料，因此 11 國縮減為 10 國（扣除 瑞士）。首先，圖 9 顯示，在多數決制中，美國和菲律賓的民主滿意度常數模擬 估計值（以下簡稱估計值）為 1.061 和 0.805，顯示這兩國相較全部多數決制的 國家而言，係有較高的民主滿意度。接著，在比例代表制中，排除瑞士後，僅存 的奧地利、芬蘭、冰島、挪威、瑞典等五國，其估計值分別為 0.594、1.288、0.175、
2.226、1034，其中僅有冰島的民主滿意度相較全部比例代表制的國家是沒有差異 的，也就是說，冰島受訪者滿意民主體制運作者占比 0.6686（即 66.86%受訪者 滿意）的高滿意度數據，其實是因為他們擁有特定的特徵所致，像是受到代表性、
極化程度、人口特徵變數和政治類變數等個體變數影響，而非選舉制度和國家差 異，模型 3-2 的總體因素並未影響冰島人對於民主價值的評估。最後，在混合制 中，日本、紐西蘭、和台灣等 3 國的估計值分別為 0.806、0.410 及 0.928，三者 皆為顯著，即此 3 國的受訪者相較其他混合制中的國家，真有較高的民主滿意 度，國家差異是存在這 3 國中。僅僅透過上述 10 國的分析討論，本文發現不同 選制下「較高」民主滿意度的國家，其實「較高」的結論是有問題的，即控制個 體因素後，模型分析其實並未支持敘述統計的發現，也就是說若僅以個體匯聚的 總體資料探討國家間的民主滿意度差異，其實很容易誇大國家或是其他總體因素 的影響效果，作相關分析時應結合個體資料作推估較為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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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節模型 2-2 和模型 3-2 的階層分析中，本文再次驗證政黨之於選民個人 的代表性越好，民主滿意度會越高，但是極化程度卻不能滿足本文的原假設，選 民看政黨的議題立場的變化時，僅有極化程度越高，滿意度越低，除此之外，並 不存在一個介於最不極化與最極化之間的最適點，也就是說，當受訪者感受到政 黨離心競爭時，會較易不滿意民主體制的運作，但反過來說，極化程度最低時，
即為民主滿意度的最適點是否暗示政黨應選擇向心競爭，因如此將會使得多數人 滿意民主體制的運作？此外，人口特徵變數和政治類變數的分析並未有更多意外 發現，誰掌權有沒有差異的不顯著影響效果並無法推論到選舉輸家／贏家的影響 效應不存在，因為「對掌權者的期待」和「投票成為輸／贏家」產生的民主體制 評價是分成兩件事情，兩者不應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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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隨機效果：選舉制度常數項係數值模擬估計值與 95%信賴區間 模型 2-2
模型 3-2
備註：估計值為模擬 5000 次之結果，信賴區間以𝛼𝛼 = 0.05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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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隨機效果：選舉制度與國家常數項係數值模擬估計值與 95%信賴區間 模型 3-2
備註：估計值為模擬 5000 次之結果，信賴區間以𝛼𝛼 = 0.05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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