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 ， 即 以
*zg-
取 代*g-
。202如 此 推 測 的 結 果 為 上 古 音*D‘âd (T’âd)-zg‘å
，其與吐火羅名的相關形式（Formen
）203仍然只有微度的相似性；無論如何，由於此相似性十分薄弱，並不足夠讓我們 放棄那些與其矛盾的證據，故無法肯定
Tóχαροι
為大夏。204我認為，在馬爾迦特的理論基礎上我們已找不到能夠推翻
Tóχαροι
為月氏的論點。那麼，根據上述我的理論亦能解答，為何張騫以大夏
200 然而，上古音的聲母仍待系統性的分析。
201 其依據擬將見專論。
202 音節系列的聲母中喉音與齒音交換的現象，據高本漢的分析乃限於範圍小的一 系“i”母音組織，見 Bernhard Karlgren,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1923), pp. 31-32. 實則，喉音、齒音為聲母音節系列中，至少三 分之二都有此交換，且與緊接的母音無關；可見，目前提出喉音發生顎音化
（Palatalisierung）的解釋，其已無法適用於所有情況。較為詳細的解釋擬將見
203 專論。最新的整理見Bailey, Ttaugara, pp. 887-890; 相關補充在伯希和，見本文註釋
150。
204 西門華德（Walter Simon）認為，*s‘âd (t‘âd)-g‘ay的形式在語音方面仍合理（其
以*d‘âd取代**d‘ay，因「如此的話，此雙節音（Binom）與當時的漢文更為相
似」（“weil das Binom so chinesischer wirkte”），福蘭閣也如此認為；參見Simon,
“Rekonstruktion I,” pp. 167; Otto Franke, “Grundsätzliches zur Wiedergabe fremder Länder- und Ortsnamen im Chinesischen,” pp. 21-22. 伯希和基於本文註釋158所 列出的前提將*d‘âd-g‘å 視為「大概的音譯」（”ungefähre Umschreibung”）；見
Pelliot, “Tocharien et Kotcheen,” pp. 39-40; “A propos du ‘tokharien’,” T’oung-pao
XXXII, p. 262, note 1. 然而，經由其較為質疑的判斷（筆者則以為其不大合理）
（見Konow, “War “Tocharisch” die Sprache der Tocharer?,” pp. 463-464），科諾夫 基於本文註釋41及註釋65中描述的理論亦似乎認同該看法，見Konow, “Notes on Indo-Scythian Chronology,” Journal of Indian History XII, pp. 10, 15, 16.
指稱巴克特里亞， 畢竟筆者曾論證大夏在西元前第三、二世紀 的中文史料中作為神話中天下邊緣地理（
Weltrandfabelgeographie
）中的遊牧民族（
Wandervolk
）；我們在此則不需細論可能的若干解 釋。因此，無論南山地區或巴克特里亞地區，所謂吐火羅都等同 於月氏族。目前仍然不清楚的，是能否倒過此等同，即月氏作為 吐火羅，或是所謂月氏是範圍較廣泛的稱呼，除了吐火羅之外也 包括斯特拉波文章裡提到的其他族群。206關於此十分困難的名稱 的若干分析中，只有貝利的研究試圖推斷「月氏」和
Tóχαροι
在發音上有關聯。207就筆者而言此論述不大可能正確，因為作為貝利 論證基礎的大月（氏）
Ta-üe(-tsï)
，208其按照文獻記載不可能作為 中文的原形（Ausgangsform
）；209根據高本漢，「月氏」的中古音為ṅi̯wɒt-tśie̯
，而為了重構上古音的üe<ṅi̯wɒt
，210它與藏語zla(-ba)
211詞源上的關聯頗為重要，因為其確認了上古音的
*ṅlwǎt
，212甚至可以 推 測 為 — 更 緊 密 地 符 合 西 門 華 德 所 假 設 的 上 古 藏 語 之
205 見本文註釋173。
206 見本文頁165-166。
207 見Bailey, Ttaugara, pp. 885-887.
208 「大月」等同*d‘âd(t‘âd)-ṅi̯wât等同*toyar (*ϑo(d)yar)；「氏」、「支」加上「意涵 不清的字」（是否頭銜？），或者「氏族」（“Gens”）。
209 參閱Pelliot, “A Propos du “Tokharien”,”p. 262, note 1.
210 關於今日方言的發音見Karlgren,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p. 871, no.
80; 針對中古文獻中的發音值（Transkriptionswerte）見 Pelliot, “Tocharien et Kotcheen,” p. 25, note 2.
211 葛 祿 博 （Wilhelm Grube） 首 先 提 出 此 主 張 ， 見 Wilhelm Grube, Die Sprachgeschichtliche Stellung des Chinesischen (1881), p. 16.
212 見Simon, “Chinesisch-Tibetische Wortgleichungen,”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Berlin, Ostasiatische Studien XXXII (1929), p. 212;
Karlgren, “Tibetan and Chinese,” T’oung-pao XXVIII (1931), pp. 44-46.
*sṅlað
213—原始的上古音**zṅlǎt
。214但是，此名稱比張騫還要 早，而西元前三世紀的中古音到底以哪一更早的發音形式為橋 樑—，我們目前只能猜測：高本漢最後認為gwat, gwot, gat, got, gut
方為可能的、外來的原形（mögliche fremde Prototypen
），215則已不考慮較早的多元聲母子音（
mehrfache Anlautkonsonanz
）。關於
tṣi
216<tśie̯
上古音的研究比「月」（üe
）清楚。中古音的音組（
Lautgruppe
）-ie̯
在上古音分為兩組，亦即高本漢所謂的*-i̯ěg
217和*-ia
218二組，而「氏」、「支」應屬於第一組。到了第四世紀的時候，那兩個音位（
Phoneme
）若不是結合為一，219那也是在發音上變得相似，220導致當時
*t’ia
為大概的音位（Lautstand
）。無論
*ṅlwǎt (?, *zṅi̯wǎt?)-t’ia
或上古音的其他音位，還是較晚213 Simon, “Chinesisch-Tibetische Wortgleichungen,” p. 200; 高本漢則反對之，見
Karlgren, “Tibetan and Chinese.”
214 其以相似的音節系列較為完整的追朔為證，詳論擬將參見專論。
215 見Konow, “War “Tocharisch” die Sprache der Tocharer,” p. 458.
216 關於「氏」及「支」的兩種寫法參見Pelliot, “Tocharien et Kotcheen,” p. 40, note 1. 關於今日方言中的語音形式參見Karlgren,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p. 726, no. 83.
217 該喉音也許不是最初的形式；針對該發聲詞的質疑參見Simon, Asia Major X, p.
447, note 1〔譯者按：參見本文註釋88〕。
218 見 Karlgren, “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 pp. 782-784;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V, pp. 54-55; and Bernhard Karlgren, “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 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VIII (1935), p.
167.
219 見Bernhard Karlgren, The Poetical Parts in Lao-tsï, Göteborgs högskala årsskrift XXXVIII (1932), 3: 《老子》：22，27，46，81；《莊子》：30，128，212，213，
249，267，《呂氏春秋》：82；《韓非子》：57，114；《淮南子》）：225；《逸周書》：
182。
220 陳澧依據反切（Lautnotierungen）分辨兩組，其（至少在喉音、唇音的母子音 後）至中古音時仍分開，然該兩組能否與上古音聯繫而保留發音上的差異，乃 待進一步的分析。參見陳澧，《切韻考外篇》，2、5b-7a。
的相關音位，它們顯然都不能當做到吐火羅或上述其他名稱的橋 樑。221局面在此似乎逼迫我們投降，但筆者認為，透過最近針對 此族群早期史的一些資料，我們能夠繼續尋找解答。
關於月氏族大西遷之前所居的位置，《史記》123 和《漢書》96 的記載曰「敦煌、祁連間」，222即是在肅州南邊、甘州西南邊的南 山中央山脈，223在《後漢書》117224裡它為張掖和酒泉郡，即今日 的甘州和肅州，225也就是說，兩個地點基本上都和素林郭勒河
（Bulanggir-gol）和弱水（Edseni-gol, Etsin Gol）的流域相同。226唐 代地理學家（Tang-Geographen）把涼州、甘州、肅州、瓜州（即
221 Ārśi亦更是不適：穆勒把「月」等於*ār-（見其“Toχri und Kuišan (Küšän),” pp.
568-569），而該假設以朝鮮漢字語（sinikokoreanisch - sic! sinokoreanisch）的
uəl（Un-mon為ṅual）為基礎，但其所代表的，是唐代才反映出特殊發展的一
些中原北部之方言。最新的相關研究參見 Karlgren,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III (1919), pp. 603-604; Karlgren, “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 pp. 778, 779-790.
222 見Iakinf, Sobranie svedenij III, pp. 6-7, 55; Wylie, Western Regions I, p. 41; Hirth,
Story of Chang K’ien, p. 97; de Groot, Westlande, pp. 16-17, 95.
223 最詳細的討論在藤田豐八著，〈焉支と祁連〉，《内藤博士還暦祝賀支那学論叢》
（1926），頁757-776；《東西交渉史の研究》（〈西域篇〉），頁361-388。
224 其翻譯證據見本文註釋110。
225 其應源自《漢書》69，1b（de Groot, Westlande, p. 202），而其中匈奴使人於西 元前90年（即征和三年，而不是五年）致小月氏的傳告，其曰「張掖、酒泉 本我地」，所指的大概為匈奴及月氏兩族。
226 桑原隲蔵在〈張騫の遠征〉（頁10-11）指出《水經注》40，32a-b一出處，若 另詮釋之，即假設其內容所指的，乃是杜林（47年9月6日卒）報告月氏西元 前638年在敦煌一地驅逐允戎一族（即所謂「允姓之姦」），此處因此具有價值。
其具有價值不是因為文本中關於月氏入境之時間點［《左傳》〈襄公十四年〉、
〈昭公九年〉所列出的「瓜州」，其指的非是敦煌，而是位於涇陽北方、渭谷
（Uei-Tal）下方、名為「瓠中」、「瓠口」或「焦穫」的沼澤］，而是因為其撰
寫時間及作者本身對此事的瞭解，故能作為月氏於敦煌的關鍵依據；然而，能 否如此大膽的詮釋該文，筆者留餘質疑的態度（《漢書》28/II，2b s.v.的「敦煌」
僅證明「杜林以為古瓜州地生美瓜」）。
安西）、以及沙州（＝敦煌）視為月氏族遭匈奴大敗前的居住地。
227這些詮釋即便似乎頗清楚228—在其歷史脈絡上務必加上涼州
（過去的武威郡），—但其遭到挑戰，因為《漢書》61 的文本另 提到烏孫，指出該族和月氏居於「祁連和敦煌之間」〔譯者按：原 文曰「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並未提祁連山〕。229此 文的基本矛盾易見，卻至今不僅未被質疑，甚至學者忽略其他資 料而頗重視之。較早關於此二族群的研究，不僅擅意編排其地理 環境，也並未提供說明。230桑原隲蔵的研究則明確許多：他的分 析針對《漢書》61 和《史記》123 的平行報導（Parallelbericht），
交代張騫於西元前 116 年向烏孫的昆莫提議，讓烏孫以漢朝盟友
（chinesischer Bundsgenosse）的身分遷至漢朝於西元 121 年自渾 邪（以及休屠）的匈奴王（hunnischer Fürst）奪取的東邊地區，而 桑原氏能指出，一份史料中此地區被稱為渾邪故地，另一份史料 則稱之為昆莫故地；如此一來兩個文本就相互符合。231桑原氏基
227 《括地志》殘卷，孫星衍編，收入《岱南閣叢書》，8，3a（「瓜州」一詞損壞，
其應指為「延州」，參見本文頁237，注7），《舊唐書》40，27b-29a；杜佑著，
《通典》174，3b-4a僅列「肅州」、「瓜州」、「沙州」三地名。
228 唯一異樣的地名為《漢書》評註中的延州，而其源自將祁連山等同奎屯山
（Bogdo-ula）這一錯誤。
229 見Wylie, Western Regions I, p. 68; De Groot, Westlande, pp. 23-24.
230 可參見Richthofen, China I, p. 447; Lévi, “Notes sur les Indo-Scythes II,” p. 13: 前 者認為月氏一族位於西邊〔敦煌附近〕，而烏孫位於東部〔即弱水（Edseni-gol, Etsin Gol）岸邊〕；烈維的意見則剛好相反。另外參見V. M. Uspenskij, Strana Kuke-nor ili Cin-chaj, Zap. Geogr. Obšč. Otd. Etn. VI (1880), p. 107; 其試圖在時 間上定義之，即瓜州一地烏孫早於月氏。較為可靠的分析見白鳥庫吉著，〈西 域史上の新研究〉第三回，《東洋学報》III（1913年七月），頁230-232、239-241
（福蘭閣基本上以之為基礎，見Franke, Türkvölker und Skythen, p. 11）。
231 見《史記》123：Iakinf, Sobranie svedenij III, pp. 13-14; Hirth, Story of Chang K’ien, p. 101; De Groot, Westlande, p. 26.《漢書》61: Wylie, Western Regions II, p. 69; 或 者Résumé《漢書》96：Iakinf, Sobranie svedenij III, p. 66; Wylie, Western Regions
於此原因認定烏孫原居地與後來屬於昆邪 王之地相同，以張掖
（即甘州）為核心，而月氏族的居住地則以敦煌那地帶為主。233藤 田豐八234相當詳細地反對桑原隲蔵假設中關於月氏人的部分，而 白鳥庫吉235也表達意見，且重新強調原本的論述。236兩位學者以 為，即便甘州被當成烏孫的居住地，東部的位置應仍屬於月氏；
根據桑原氏，烏孫亦待在 昆邪的領土中，其範圍確實遍及甘州至 敦煌，白鳥庫吉現在卻認為，月氏應該居於涼州 至甘州之間，即 後來匈奴王國休屠所居之地。白鳥氏的推測—匈奴在河西行政 上的二分法以月氏和烏孫間較早的邊界為基礎—乍看具有吸引 力，但其所牽涉到的地名（Lokalisierung）皆與上述關於月氏地區 的史料不符：所提出的說明亦與史料不契合，因此原本的矛盾仍 然存在。不過，至此並不需要更詳細的分析，因此問題依賴著語 言學的取徑解決，而不是歷史學的。其實，在歷史脈絡上我們清 楚看到答案：如今日《漢書》中的「昆莫地」乃是抄寫者將「昆 邪地」弄錯了（Kopistenfehler），237而桑原隲蔵的理論如此便被推
II, p. 85（高延則缺之）。
232 關於其念法見Gustav Haloun,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lan Settlement,”
Asia Major I (1924), p. 615, note 1.
233 〈張騫の遠征〉，頁20-23，參見頁10-13（關於以杜林為證的詮釋見本文頁226）。
233 〈張騫の遠征〉，頁20-23，參見頁10-13（關於以杜林為證的詮釋見本文頁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