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月氏問題
∗
霍古達（Gustav Haloun）撰
艾立德（Alexander Kais）譯
1徐文堪、陳健文校
關於吐火羅族的研究相當不易，尤其關於其歷史定位的問題
錯綜複雜，體現在以下兩大方面。其一，即西元前二世紀末大夏
地區所謂的吐火羅人，其族群上的屬性為何。又其二，位於新疆
地區之焉耆和吐魯番兩地、母語為吐火羅話的焉耆族（Ārśi），其
在西元一千年末期的幾個世紀中歷史定位又如何。
2拙文僅論析第
∗ 本文原名“Zur Üe-tsï-Frage”刊於《德國東方學會雜誌》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Band. 91/2（1937）pp. 243-318。
1 本文原於 1936 年 9 月 4 日在波昂（Bonn）的第八屆德國東方學會（Deutscher
Orientalistentag ）發表，而作 者擬將在 Abhandlungen übe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 上發表更詳細且依據更為完善的版本；而相對即將發表的完稿， 本篇對此盤根錯節的議題僅提供初摘要及一般性介紹。本篇在文字方面，除了 少許修改之處，亦與口頭報告相同，包括初稿所刪減（尤其結論章節）之處， 然為了方便將關鍵著作以及一些簡略的補充說明附加於註釋。※譯者艾立德先 生為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2 即是「語言 I，方言（Dialekt）A」的代表者。回鶻語中的 toχarï, toγarï屬於該
語言的見解，及近年認定 ārśi 為族名（Ethnikon）的說法，其所遭遇的反駁說 服力不高。至一九三四年的學術著作見 Ernst Schwentner, Tocharisch, Grundriss
一部分，因而必須透過比較古典時期的文獻—特別是記載希臘
大夏王國（
griechisch-baktrisches Reich
）衰亡的史料—與同時期
中國—即關於「西域」文獻中相符之區域—的報導來相互驗
證。
據斯特拉波（
Strabo
）的記載（《地理學》
XI
，
8
，
2
），
3希臘
人所以失去大夏，乃源自其遭遇來自藥殺水（
Iaxartes
）之
’Ἀσιοι
（
Asioi
）或
Ἀσιανοί
（
Asianoí
）
4及
Τόχαροι
（
Tócharoi
）和
Σακάραυλοι
（
Sakáravloi
）（
Σακαραῦκαι
（
Sakarafkai
）
?
5）等遊牧民族的衝擊。
龐培．特羅古斯（
Pompeius Trogus
）（〈序言
41
〉）則將該族群視為
屬於斯基泰民族（
Scythen
）的薩卡拉瓦克人（
Saraucae
）及阿色
尼人（
Asiani
），即日後所謂的「
reges Thocarorum
」（吐火羅人的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 und Altertumskunde
. (1935), pp. 11-16,
及Naoshi
Fukushima (
福島直四郎),
On the designation-problem of the so-called tokharian
language,
Memorial Volume dedicated to the late Professor Katsuji Fujioka
(1935),
pp. 8-35;
最近又見H. W. Bailey,
Ttaugar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III (1936), pp. 883-917 [
修加：亦見Ernst Schwentner, “Zur
Erforschung des Tocharischen,”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Sprachforschung
LXIV (1937), pp. 84-100].
3 據阿提米塔阿波羅多羅斯（
Apollodoros’ von Artamita
）的Parthika
（基於波希多尼（
Poseidonios
）），見Arnoldus Behr,
De Apollodori Artamiteni
reliquis atque
aetate
, pp. 7-8, 18-20, 34-35.
4 筆者讀作
η ασιανοι
（i asiana
），以代通常的πασιανοι
（pasianoi
）（Vaillant emend.
）；最近由查本帖（
Jarl Charpentier
）提倡（Jarl Charpentier, “Die ethnographische
Stellung der Tocharer,”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LXXI (1917), pp. 366, 370, note 2;
也參見本文註釋56
）；如科諾夫（Sten Konow
） 基於’Aσιανοί
（asianoi
）也順便將Tóχαροι
說明為註腳（Glosse
）反而不合理， 因為托勒密（Ptolemaios,
Geographia
VI, 12, 4
）在符合的文本有’Iάτιοι
（iatioi
），Tάχοροι
（tachoroi
），以及Aύγαλοί
（aygaloi
）（*Σαγαραυλοι
（sagarafloi
）），見Sten Konow, “War ‘Tocharisch’ die Sprache der Tocharer?,”
Asia Major
IX (1933),
p. 462.
王），
6且以此名稱在附記中敘述其（於大夏）歷史，以及薩卡拉瓦
克人的衰亡（同上 42）。
上述片段中的遊牧民族，在其入侵大夏領土之時，方較為明
確地出現於希臘羅馬的歷史記載，
7而中國的史料則不同，是以大
規模的族群遷移及其相互關聯看待此衝擊，同時又顯現此遷移背
後的基本動力，即由冒頓單于
8在西元前 209 年至 174 年間所成立
的大匈奴帝國。
9該帝國除了征服其他鄰近勢力外，並於西元前 203
年前後首次與月氏人交戰，
10至西元前 177/176 年時征服此位處關
6 如果
Cusani
一詞無法重建，參見本文註釋50
及註釋66
。7 普林尼（
Plinius,
Naturalis Historia
6, [20] 55
）和狄俄尼索斯（Dionysios,
Periegesis, vol. 752
）關於吐火羅族與所謂Phaunen
（Phrunen
＝匈奴）及Attakorer
（北俱盧洲（Uttarakuru
））或Serer
的文本，乃對查獲其於前巴克特里亞時代 （Pre-Bactrian period
）之位置並未提供適當分析基礎，見Albert Herrmann, “Die
Westländer in der chinesischen Kartographie,” in
Southern Tibet
VIII, Sven Hedin
ed., p. 212 [Cf. Otto Franke, “Das alte Ta-hia der Chinesen,”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VIII (1920), p. 127];
另巴托爾德（Vasilii Vladimirovich Barthold
）的 論說最詳細，儘管其質疑意味過高，見其“Greko-baktrijskoe gosudarstvo i ego
rasprostranenie na severo-vostok,”
Izvestiya Akademii Nauk. Petrograd
, 6 ser. X
(1916), pp. 823-828.
實則，該議題仍待嶄新的討論，也參見本文註釋288
。8 念法上
mau<*môg
及mo<*mək
皆為合理，但後者實對古音的變化乃不如原先的預設；以
tu<*d’uôk
對照tun<*tuən
則應源自該名的錯誤族名化（tu<*tuət
較 為合理，但其證據頗為晚期）。9 尤其關於此移民對西亞至東歐草原地區的影響見
Franz Altheim and Árpád
Szabó, “Eine Vorläuferin der grossen Völkerwanderung,” in
Welt als Geschichte II
(1936), pp. 314ff.
關於冒頓前的匈奴參見本文註釋288
。10 《史記》
110
；《漢書》94
：Iakinf (Nikita Yakovlevich Bichurin),
Sobranie svedenij
o narodach, obitavshich v Srednej Azii
I, p. 13; Alexander Wylie, “A History of the
Heung-Noo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China,”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III (1874), p. 409; E. H. Parker, “The Turco-Scythian
Tribes,”
China Review
XX (1892-93), p. 8; Jan Jakob Maria de Groot,
Die
Hunnen
der vorchristlichen Zeit: Chinesische Urkunden zur Geschichte Asiens
(1921), p. 52.
鍵地理位置的族群。
月氏人原本統治戈壁西南部，即黃河西邊的
甘肅和寧夏之區域。
12匈奴和月氏間的敵視及競爭存在甚久，至冒
頓繼承人老上單于的領導之下（約174 年至160 年間），
13兩族再次
發生衝突。月氏族於國王戰亡後開始分散：
14其中較小的群體，即
「小月氏」，逃至東北之西藏山脈；大群體—即「大月氏」
15—
則往西移動，於天山北部的伊犁河上游、楚河和納林河與塞人交
戰獲勝，且擊潰塞人後將其部分部落收編為己有，同時驅逐其他
部落。
16但不久後大月氏亦遭受相似命運：大略位於巴里坤地區
11 見
Iakinf,
Sobranie svedenij
p. 23; Wylie, p. 415; Parker, “The Turco-Scythian
Tribes,” p. 14; De Groot, p. 76.
12 更詳細的定位見本文頁
200-204
。13 關於其死亡日期的其他推測以《史記》
110
的毀壞文本為依據。14 《史記》
123
；《漢書》61
、92
；見Iakinf,
Sobranie svedenij
III, p. 1 (
後加的評註不合理！
), 7, 55; Alexander Wylie, “Notes on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X (1881), pp. 41, 66;
Friedrich Hirth, “The Story of Chang K’ién, China’s Pioneer in Western Asia: Text
and Translation of Chapter 123 of Ssï-Ma Ts’ién’s Shï-Ki,”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XXXVII (1917), pp. 93, 96-97; De Groot,
Die Westlande Chinas in
der vorchristlichen Zeit
(1926), pp. 9, 16, 95.
關於《漢書》94
見Iakinf,
Sobranie
svedenij
I, p. 78; Wylie, “A History of the Heung-Noo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China,”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
(1876), p. 48; E. H. Parker, “The Turco-Scythian Tribes,”
China Review
XXI
(1894-95), p. 105; De Groot,
Hunnen
, p. 223
（《後漢書》中「冒頓」取代「老上」， 其乃是後加評註（interpolierte Glosse
），另由《水經注》2
，36b
的引文證明）。15 該名的可能詮釋僅如此，參見本文頁
198
。16 關於「塞」和「塞王」之間的關係見本文註釋
42
。針對其與塞—以及烏孫—的戰爭只有《漢書》
96
（「西域」）關於「罽賓」（“Kāśmir”, Iakinf,
Sobranie svedenij
III, p. 48; Wylie, “Western Regions,” p. 34; De Groot,
Westlande
, p. 87
）及「烏孫」 （Iakinf,
Sobranie svedenij
III, p. 64; Alexander Wylie, “Notes on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XI (1882), p. 84; De Groot,
Westlande
, p. 125
）的兩章提供相關的記載，然今日《漢 書》之版本於61
〈張騫傳〉中的提及，據形式及史實上的緣故，乃應作為後加 者，而《史記》123
的平行文本（Parallelfassung
）代表原文（論述「昆莫獵驕（
Barköl
）的烏孫國，
17自
176
年後成為匈奴附庸族群，征服了月
氏以及隸屬月氏的部分塞人。月氏的另一集團則遷移至較為西
邊、經過大宛而朝向大夏之地區，而身為漢使（
chinesischer Agent
）
的張騫抵達該地區時，此另一集團乃為當地的實質統治者。
此記載中所描述的來歷（
Vorgeschichte
），以及上述西方史料中
所提及的衝擊，其所指的是相同的幾個遊牧民族（
Nomadenstämme
）
乃毋庸置疑。
18不過，於月氏移民過程的兩階段
19中，確定許多事
件的時間點頗為困難。中文方面的主要史料，即《漢書》中的〈張
騫傳〉
20和〈西域傳〉，
21僅提供了模糊的、甚至部分相互矛盾的陳
述，而對照其與其他資料中的相關訊息，乃致多種可能的歷史詮
釋形成。因為最近日本學者針對這批史料有系統地進行研究，因
此更準確的詮釋始終依賴於其機敏的分析，雖然針對那些文本的
撰寫背景這一難題，日本學者亦尚未提出進一步的說明；不過，
靡」父親及其殺滅（？？？）的另一文本亦是如此；兩篇見
De Groot,
Westlande
,
pp. 23-24
），但翻譯本中插補的痕跡業已消除，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
） （“Western Regions,” (1881), p. 69
）亦即如此。比丘林（Iakinf
）（Sobranie svedenij
III, pp. 12-13
）以及夏德（Friedrich Hirth, “Chang K’ién,” p. 100
）對《史記》123
的翻譯並未注意到《漢書》中文本字面上的不同。關於《論衡》2
（9
）的相同 文本19a-b
見Alfred Forke transl.,
Lun-hêng, Part 1. Philosophical Essays of Wang
Ch’ung
(1907), p. 174.
17 見本文頁
201-203
。18 首先由德金（
Joseph de Guignes
）指出，見其“Recherches sur quelques événements
qui concernent l’Histoire des Rois Grecs de la Bactriane, & particulièrement la
destruction de leur Royaume par les Scythes, l’établissement de ceux-ci le long de
l'Indus, & les guerres qu’ils eurent avec les Parthes,”
Mémoires de Littérature tirés
des Registres des l’Académie Royale des Inscriptions & Belles Lettres
XXV (1759),
pp. 17-33.
19 參見本文註釋
16
。20 該名稱除《漢書》
61
的文本以外，另也包括今日版本的《史記》123
之〈大宛傳〉（
Ferγāna Monographie
）內的文本，而關於其相關性見本文註釋36
。具有批判性的解釋必須要建立在此基礎之上。桑原隲蔵最近具有
鮮明問題意識及獨立成果的論文中，討論張騫的西行，認為月氏
在西元前
172
年至
161
年間從甘肅遷移伊犁河地區，然其西元前
139
年至
129
年間再遷至阿姆河地區（
Āmū-Daryā
）
22。藤田豊八的看
法
23則較 為 保 守 ， 他 認 為 遷 移 的 第 一 波 乃 在 「 西 元 前
174
年和
161/160
年之間」，而第二波則「大約於西元前
161/160
年」發生；
24不過，作者後來又將兩波的時間改為「大約西元前
176/175
年」和
「西元前
162/161
年左右」。
25安馬弥一郎贊同桑原隲蔵的說法，且
進一步論證藤田豊八駁論之不足之處。
26儘管不需在此詳述該爭論之內容，但透過比較其他論說和學
說，以及重新閱讀該文本，能肯定藤田豐八及其前輩學者
27所提出
的年份，實已站不住腳。
28首先，關於第一波遷移，史料所記載的
僅為大概的年份。再者，桑原隲蔵基於賈誼於約西元前
172
年至
169
22 參見本文註釋 66 及註釋 77。 23 見桑原隲蔵著，〈張騫の遠征〉，《續史的研究》（1916，二月），復刊於《東西 交通史論叢》（1933），頁13-18、頁27-29（譯者按：下文以之為主）；關於該年 份的論證參見本文頁158-159。 24 老上的統治或死亡時間；見藤田豐八著，〈月氏の古地とその西移の年代〉， 《東洋學報》VI（1916 年，十月），頁353-58，副刊於《東西交涉史の研究》 第二冊（〈西域篇〉，1933 年），頁77-84。 25 即其為冒頓大敗；老上逝世年份。見藤田豊八著，〈西域研究〉第 8 部，《史學 雜誌》XXXVIII（1927，四月），頁341-52；藤田豊八著，《東西交涉史の研究》 第二冊，頁 344-58。 26 見安馬弥一郎著，〈月氏の西方移動に就て〉，《史學雜誌》XLIII（5月1932 年），頁 660-66。 27 主要的年份見桑原隲蔵著，〈張騫の遠征〉，頁13-14、24-25；歐洲學者泰半推 測而已。
28 烏孫遷移到月氏領土的主因據其文本乃「單于死」（da gerade der Chan-yu
starb），但此文本誤指老上，而老上和獵驕靡各自大敗月氏，但這兩種勢力亦 不能視之為一體。
年
29提及月氏之上書（Throneingabe），進一步指出該族當時的位置
於甘肅，由此推論其可能的最早年份，但該史料其實並未明確記
載月氏居住之地區，
30而較為可靠的年份應大約為西元前 174 年至
160 年這段期間，甚或稍晚都有可能。關於第二波移動，即由天山
移至大夏，桑原隲蔵和安馬弥一郎以張騫為匈奴俘虜期間為框
架，便皆主張其年代為西元前 139-129 年。此年份相當可信，
31甚
至在該理路之下應被限縮為西元前 133 年至 129 年之間；
32這推論
完全以中文史料的詳細詮釋為依據，但也完全與西方史料相符。
33因此，遊牧民族的衝擊，其基本形式乃是一波朝向大夏地區的浪
潮（eine einzige, auf Baktrien geradezu gerichtete Welle）；可見，月
29 見盧文弨校，《新書》
4
（26
），1b
；年份乃據《漢書》48
，3a-b
、6a-b
；《漢記》7
，13b
。賈誼之文乃作為使用「月氏」此寫法的最早文本。30 其與所謂的「灌窳」一起出現，即是「渾窳（渾庾）人」（見《史記》
110
、《漢書》
94
（Iakinf,
Sobranie svedenij
I, p. 17; Wylie, “Western Regions,” p. 411; Parker,
“The Turco-Scythian Tribes,”
p. 10; De Groot,
Westlande
p. 61
）以及《魏略》 （Edouard Chavannes, “Les pays d’occident d’après le Wei lio,”
T’oung Pao
, 2
esér:
VI (1905), p. 561
））；該族西元前200
年的位置在貝加爾的南或東南方，其一部 分後來由匈奴被迫遷移至鄂爾多斯（位在騰格里海（納木錯）的黃河西彎，比 較《漢書》28/II
，3b
）。 31 桑原隲蔵所分析的部分另可加上西元前134
年宰相（Kronrat
）記錄裡（《漢書》52
，8a
）提及月氏，然該論證仍待修改；其年份僅針對月氏往大夏之遷移，然 烏孫佔領天山（有可能不同）的實際年份暫時不清。 32 參見本文註釋36
。33 塞琉古王朝（
Seleukiden
）低米丟尼克達二世（Demetrius II Nikator
）西元前140-139
年與米特拉達梯（Mithridates
）之役，大夏的希臘人提供輔助部隊援助 之（見Justin 36, 1, 4
）；阿爾達班（Artabanos
）124
年與吐火羅人交戰時陣亡 （Justin, 42, 2, 2
）。另外，弗拉特二世（Phraates II
）與安提奧修斯七世（Antiochos
VII Sidetes
）打仗，而前者向所謂的「斯基泰人」求助，該族後來橫行到美索 不達米亞的帕提亞（安息）領土，128/127
年又大敗弗拉特本身（Justin 42, 1, 1-5,
Johannes Antiocheus,
fragm.
66, 2, Edition Müller
）；然而，這批「斯基泰人」通 常被視為塞克羅克人（Sakarauken
），但此看法則或許太狹窄。氏族早於 160 年征服屬於希臘人之粟特
一主張實難以成立。
張騫出使之目的在於締結月氏與漢朝間的聯盟關係，而據張
騫列傳中的記載，他於西元前129 年至128 年間首次停留於月氏族
間，
35此年份雖非完全確定，但已不易再變動，
36然張騫以「大夏」
34 因為中國史料上的要求，見
Alfred von Gutschmid,
Geschichte Irans und seiner
Nachbarländer von Alexander dem Grossen bis zum Untergang der Arsaciden
(1888), pp. 50, 62.
然而，查士丁（Justin
）中（41, 6, 3
）提及猶克拉提底 （Eucratides
）與粟特人之役（該戰爭顯然勝利！），而其記載中所指的是否為 邊疆民族乃值得懷疑；以歷史脈絡來講，該證據似乎不符合此詮釋。 35 假如126
年作為歸國之年份；其實，125
年亦能被視為合理的年份，因證據頗多， 這樣的話張騫於大夏的停留應往後推一年（《史記》123
中「左谷蠡王攻其太子 自立」一句為評註（Glosse
）；在此116
，2a
提到122
年的年份，其基礎為毀壞 的文本，正確記載於《漢書》95
。 36 該記載的部分文章具有神話的性質，如張騫出發的年份，即是139
年（或138
年），實不符合史實，而其在外流離轉徙恰好十三年，據亞瑟．偉利（Arthur
Waley
）此應為傳說的基本因素（如同孔子等）；當時政局乃不允許此出使任務 早於133
年啟程。另外，針對《史記》123
的〈大宛列傳〉，其分析務必具有批 判性，免得過於高估其內容；其真實性早已由司馬貞（《史記索隱》，Si-ma Tseng,
Si-ji so-jin
s.v.
）質疑，而最近崔適（《史記探源》（1910
），8
，15a-b
）和伯希和 （Paul Pelliot
）（見其“L’Édition Collective Des Œuvres De Wang Kouo-Wei,”
T’oung-pao
XXVI (1929), p. 178, note 1
）各自提出質疑。基本上，除了少許文 本之外，該記載主要是由《漢書》61
（〈張騫、李廣利傳〉）及96
（「西域」）合 併、插入於《史記》的作品（最近趙惠人撰有精簡但缺乏分析的整合，見其《禹 貢》五，8-9
，（1939
，七月），頁115-144
）；描述其生活較為真實的記載於111
卷（「衛青」）的註釋，共包含兩行！據上述例證，《漢書》中的〈張騫傳〉雖 然較為原始，但是編輯於西元第一世紀，故絕非為張騫時代之文獻；其內容易 於分成若干各文本，然該記載亦仍待從來源、年代，及價值上進行分析。無論 是《漢書》61
或96
，其都早於《史記》的相同文本，而有關其編輯的年份，在 後記中所提到當時的皇帝（Iakinf,
Sobranie svedenij
III, p. 100; Wylie,
Western
Regions
II, p. 115
），即應是光武帝（25-57
年），故能推測該文大約為班彪（54
年亡）撰。針對《史記》123
和《漢書》61
，更進一步的分析必須以新編注版 本為基礎，如正統時間定位（orthodoxe Datierung
）的相關問題，最近由塔恩（Sir
William Woodthorpe Tarn
）析論；然而，塔恩所提出的年份（115
年）亦缺乏可 靠的基礎，見Sir William Woodthorpe Tarn, “Seleucid-Parthian Studies,”
Proceedings
稱呼月氏所統治的巴克特里亞地區（
Bactria
），所以在此必須進一
步考證此名。
四種族名中學界對「塞」（
Sə
）已有共識，其中古音
37和上古
音
38皆為
Sək
，無疑地等同西方文獻中的「
Saka
」族。
39儘管所謂
的 「 薩 卡 拉 瓦 克 族 」（
Sakarauken
） 本 質 上 代 表 其 中 的 一 部
（
Stamm
），
40但根據時間和遷移方向
41，並不能斷言其代表「塞
王」，即為月氏於西元前
170-160
年自塞種故地所驅逐的一族；
42更
of the British Academy
, 1930, pp. 116-117.
37 即是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
）所謂的「中古音」（ancient Chinese
），長安（西安府）大約西元
600
年之發音（Dialekt
），而本文以其構擬（Rekonstruktion
）為 基礎。38 即是高本漢所謂的「上古音」（
archaic Chinese
），西元前第9-7
世紀《詩經》及從漢字的音節系列能類推的較早發音。
39 中文中「塞」等同（在佛教抄本中已經和「
saka
」混合的）「śākya
」，此作法首先出於荀濟大約
543
年的〈論佛教表／齊章仇子陀〉（Dissertation wider den
Buddhismus
）（夏德（Hirth, “Chang K’ién,” p. 133-134
）所轉引的文本出於《廣 弘明集》7
，《大正一切經經》（Taisho-issaikyo
）52
，頁129
，然荀濟以為塞種原 位於敦煌，而後來遭月氏之驅逐，此看法奠基於誤解，故並無價值）。40 最近最詳細見
Charpentier, “Die ethnographische Stellung der Tocharer,” pp. 366-
369; Albert Herrmann, “Sacaraucae,” in
Paulys Realencyc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
(1920).
41 科諾夫（
Sten Konow, “Notes on Indo-Scythian Chronology,”
Journal of Indian
History
XII (1933)
）（譯者按：作者寫1932
）, pp. 9-10
）和高本漢（見Sten Konow,
“War ‘Tocharisch’ die Sprache der Tocharer?,” pp. 464-465
）將此遷移的路線畫為 從印度北部往大夏（巴克特里亞），其唯一基礎為《漢書》〈罽賓〉文本的詮釋， 而此詮釋忽略較為完整的〈烏孫〉章節（徐松的相同詮釋亦並不關鍵，因其似 乎同樣忽略該文本，或者於歷史及地理方面的不解而造成，見其《漢書西域傳 補注》一，20b
）。該文本中此遷移經由帕米爾東部印度河上游的「懸度」關 （“Hängebrücken”-Pässe
），再直達印度；可見，大約145
年的「古」塞人年代 和此報導的相容性就頗高。 42 赫爾曼（Albert Herrmann
）如此以為，但其詮釋中顛倒中文的名稱；中文記載 以「塞」指稱北部的地區，即是後來屬於烏孫的故地之名稱，以及兩族，即是 位於阿萊高地山谷（Alai-Hochtal
）之「休循」及大約位於依克什坦姆（Irkäštam
）何況，此名至今尚未有明確的考究。
中文史料中雖描述若干嗣後
遷入大夏地區之遊牧民族，但這些內容中並無與古代史料中的薩
卡拉瓦克相符的族群。儘管如此，該記載並未否定的，是部分塞
人（塞或塞王
44）參與（團內）或跟隨（即團外）月氏集團大約西
元前 130 年的遷移之可能。
45「烏孫」一族名的發音—其中古音為 Uo-suən，上古音為
*O-swən
46—無疑與「阿色尼」（Asini）接近，不過，該族大敗月
氏後，仍居於費爾干納（Ferγāna）東部至焉耆（Qarāšahr）—瑪
納斯（Manas）界線的天山地區，而其中存有臣屬的月氏及部分塞
人。烏孫固然早在西元前第一世紀時，其勢力逐漸衰退，而其領
之「捐毒」（譯者案：原文誤植為「損」），然以流入印度西北部的一族備為「塞 王」；該名稱因能包括南邊的一部族（
Abteilung
），但就我而言，此假設之下不 表示其限制於該族而已。「塞」和「塞王」兩名能否清楚地分開來乃值得質疑， 而較為詳細的名稱似乎也能包括後來為月氏及烏孫統治的部族，即是原先遷移 的族群之後裔。〔《漢書》61
，2a
的文本無用，參見本文註釋16
。〕43 高延（
Jan Jakob Maria de Groot
）曾嘗試將「王」（中古音ji̯waṅ<g-
）首先轉為「玉」（中古音
ṅi̯wok
，見Herrmann, “Sacaraucae;”
二漢字原本相同），後來則 改之為「圭」（中古音kiwei
，上古音*kiweg
，見其Westlande
, p. 25
）。然而，如 較早的歐洲譯者一般將「王」翻成「國王」（König
），實在語言上產生若干困 難；此詮釋如果要符合印度文複合名的「Śaka-muruṇḍa
」的話，乃需更充分的 論證（見Sten Konow, “Indoskythische Beitrage,”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 (1916), pp. 790-792;
其根據烈維（Sylvain Lévi
）所 提到的文本，乃忽略伯希和的修正，見Paul Pelliot, “Le Fou-nan,”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III (1903), p. 252 note 4; p. 276 note 2
）。44 即是「塞王」和
Σακαραῦαι (?)
（Sakarafai
）在發音上具有相關性的假設，參見本文註釋
42
。45
Gutschmid
（Geschichte Irans
, pp. 71-72;
最近又見Tarn, “Seleucid-Parthian
Studies,” p. 112
）將「薩卡拉瓦克人（Sakaraucae
）」和〈西域傳〉的「康居」（上 古音*K’âṅ-ki̯o
，楚河（Čū
）、塔拉斯河（Talās
）、及錫爾河（Syr Darya
）中流 的流域，卻不包括粟特）並列，在此不多析論。46 或者
*Ad?
，參見本文頁220-221
；另外亦於所謂的「烏弋山離」（*O
【Ad?
】土亦不斷縮減。
47但是，位於錫爾河（Sīr-daryā）遠東地區的領土，
烏孫直至於西元第五世紀方喪失，其原因為柔然及嚈噠帝國之成
立（Gründung des awarischen und des hephthalitischen Großreichs）
對中亞早期的族群界與在領土方面所造成的巨變；
48至第六世紀中
期後，西突厥（或許因其繼承柔然族的統治）佔領該地區。
49可見，
大夏地區中—至少在其狹義的管轄範圍（Satrapie）以內—有
烏孫族之說不易被證明，而針對將月氏族等同吐火羅族的假設，
亦無法查明曾有與特羅古斯〈序言〉中之「吐火羅人之阿色尼國
王」（den “asianischen Königen der Tocharer”）相符的烏孫王朝
（Wu-Sun Dynastie）。
50對古典文獻（或其今日的版本）不大寬容
（weitherzig）的詮釋延伸出以上二史實，似乎導致烏孫等於阿色
尼一假說難以成立，而少數企圖推廣此主張的幾位學者亦並未獲
47 尤其在嗣後為「悅般」及「高車」（後來的「丁零／敕勒」（Tölïs））的諸邦所 佔領之東北地區。 48 史料上最近的提及源自記載 436-437 年「董琬」及其後的使節團至元魏朝廷的
遊記，見《北史》97（〈西域〉），收入 Iakinf,
Sobranie svedenij
III, pp. 138-139, 162; 及《魏書》4/I，24b，收入 Paul Pelliot, “Tocharien et Kotcheen,”Journal Asiatique
, CCXXIV (1934), p. 41.49 見 Édouard Chavannes,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
(1903), pp.20, 47, 235-237.
50 經由老上大敗後的遷移，舊王朝持續存在乃以〈張騫傳〉之記載為證，見 Iakinf,
Sobranie svedenij
III, p. 3; Wylie, “Western Regions,” p. 66; Hirth, “Chang K’ién,” p. 94; De Groot, “Westlande,” p. 10〔其中「夫」（Ehefrau）的解讀比「太子」 （Erbprinz）更為合理〕，然而針對在此更為關鍵的西元前第一世紀 20 年或 26 年前的年份（即是特羅古斯記載中的年份，參見本文註釋 64），此證據卻不宜。 關於當時月氏王朝的歷史泰半不清，況且頗為不足的中文記載，亦無法點名是 時貴霜（Kushan）起事之詳情及政治上的歷史背景（其實，比起所謂的 asiani 一族，如此的話在羅馬史料中更適合提及 cusani，參見本文註釋 66 的最後一 段；然而，將弗拉特斯牽回至安息國的斯基泰（Scythae），實毫無置疑地為月 氏，參見 Horaz, “Bactra”,Carmen Saeculare
III, p. 29, verse 27-28）。獲取學界之肯定，
不需在此多論；顯然地，頗需要析論烏孫問題
的專文。
52就目前的瞭解，烏孫難以等同阿色尼（’Ἀσιοι（Asioi）），
而’Ἀσιοι 等於焉耆之說仍有許多值得商酌之處，
53但已超出本文的
討論範圍。另一種假設則不受烏孫定義問題之束縛：原居於巴里
坤及吐魯番（Turfan）北部，而後來又遷移至焉耆和龜玆（Kuča）
北部的烏孫族，在歷史脈絡上其很有可能作為東突厥斯坦人口中
持兩種吐火羅方言的族群之底層（ethnische Substrat）。
因為此問題的分析牽涉到較晚期的「吐火羅族」之議題範圍，
而上文已指出其困難，故在此僅提而不論之。其次，應屬於「早
期」吐火羅族的’Ἀσιοι 問題原本亦暫時不論。
54由於巴克特里亞地
區成為其（譯者按：應指吐火羅族）統治範圍，而中、西文史料
51 如查本帖（
J. Charpentier
），但其論證基礎有誤，即是假設烏孫從伊塞克湖 （Ïssïγ-köl
）西部地區為月氏驅逐，實則相反，見Charpentier,“Die ethnographische
Stellung der Tocharer,” pp. 357-366.
52 白鳥庫吉的文章已過時，尤其針對西元時期的部分不完整，見
Shiratori
Kurakichi, “Über den Wu-Sun-Stamm in Centralasien,”
Keleti szemle
III (1902), pp.
103-40;
其原文更詳細，見白鳥庫吉著，〈烏孫に就いての考〉，《史學雑誌》XI
（1900
），頁1291-1309
；XII
（1901
），頁55-57
、131-159
）。53 見
Pelliot, “Tocharien et Kotcheen,” pp. 25, 29-31;
有關「焉耆」（ārśi
）和鄂爾渾碑銘文字（
Orchoninschriften
）中（V. L. P. Thomsen,
Inscriptions de l’Orkhon
déchiffrées
(1896), p. 115; V. L. P. Thomsen, “Alttürkische Inschrift aus der
Mongolei,”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
LXXVIII
(1924), p. 114
）的「toquz ärsin
」之並列見H.H. Schaeder, “Tochri, die Sprache von
Tocharistan,”
Sprachwissenschaftlicher Abend
,
21. Jan. 1936, Sonderdruck.
54 此議題亦包含烏孫與
’Iσσηδόνες
（伊塞頓族，Issedones
）的關係，最近的討論見
G. F. Hudson,
Europe and China
(1931), pp. 39-42.
關於Πασιανοί
（Pasianoi
） 參見本文註釋4
，然嘗試將此一詞說為族名的論述，卻一律缺乏說服力（最近 見Tarn, “Seleucid-Parthian Studies,” pp. 113-116: Πασιανοί
等於*Πάσιοι = Πάρσιοι
（Parsii
），其假設之下後者為馬薩革泰人（Massageten
）的一部，但阿色尼族 不包括在內，因其等於’Ἀσιοι
＝ārśi
（焉耆）。中較晚期的「吐火羅斯坦」（
Tochāristān
）此名的淵源亦在此，
55所
以日後的考證應以該族為主要的對象。然而，曾經提出的許多假
設中
56少數才值得進一步思考，而其基本分析範圍，乃由中國文獻
中對巴克特里亞政權特別顯著的雙名框定（
auffällige chinesische
Doppelbezeichnung
）。這些假設可簡化為兩種基本說法，它們包含
了所有邏輯上合宜的可能：其一，吐火羅族為中文史料中的大夏
（一族），而月氏乃是指
’Ἀσιοι
，即（譯者按：應指西方）古典文
獻中的阿色尼族。其二，月氏完全等同吐火羅一族，或者月氏代
表阿色尼統治下的混合族群（
Mischvolk
），或者中文所謂的月氏一
名實為通稱，即指希臘文獻所辨明的征服族群（
Erobererstämme
），
包括吐火羅族在內
。第一個假設以馬爾迦特（
Josef Marquart
）
57為
代表，其在最近三十年逐漸成為學術權威。另一假設的第一可能，
最初由李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主張，
58但其結論不
無矛盾，而近期赫爾曼（
Albert Herrmann
）
59提供最為詳細的討論，
也獲得貝利（
H. W. Bailey
）的同意。
60此假設的第二種可能由穆勒
（
F. W. K. Müller
）提出，
61而最近塔恩（
W. W. Tarn
）辯護之；
62第
55 針對其地理史料較為詳細的討論見馬爾迦特（
Josef Marquart
）的著作及其參考 書目（加上其中未交代的《北史》、《隋書》和《唐書》中各自的〈西域傳〉， 其譯本見Iakinf,
Sobranie svedenij
III
），見Josef Marquart,
Ērānšahr: Nach der
Geographie des Ps. Moses Xorenc’I
(1901), pp. 214-241.
56 施維特（
Ernst Schwentner
）著作中的研究回顧恐怕不足，而筆者擬將發表專論重新討論之，見
Schwentner, “Zur Erforschung des Tocharischen,” pp. 17-20.
57 見
Marquart,
Ērānšahr
, pp. 200-210.
58 見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China; Ergebnisse eig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I (1877), pp. 439-441 notes.
59 見
Herrmann, “Westländer,” pp. 209-213 [
現在也見Herrman, “Tocharoi,”].
60 參見本文註釋2
。61 穆勒（
F. W. K. Müller
）（見F. W.K. Müller, “Toχri und Kuišan (Küšän),”
三種看法則是福蘭閣（Otto Franke）一時的主張。
然而，這兩種
相互矛盾的假設之結合，主要源自編輯者的粗心，這恐怕作為研
究數量日增下內容問題增加的後果。
64、65馬爾迦特之理論，除了地
579
）將「月氏」語音上等同於「焉耆」，再等同之’Ἀσιοι
，且認為焉耆作為吐 火羅族中的菁英階層（Herrenschicht
），卻又（頁572
）將「大夏」（Tai-Hia<*
Dai-Ha
）等同於巴克特里亞族；月氏即是印度斯基泰族（Indoskythen
）等同吐 火羅族的假設，最早提出於F. W. K. Müller, “Beitrag zur genaueren Bestimmung
der unbekannten Sprachen Mittelasiens,”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07), pp. 959-960;
而其後來重新肯定之，不過這次的說法 較為古怪，因作者強調月氏＝Tóχαροι
的等同「從未被懷疑過」，見F. W. K. Müller
and E. Sieg, “Maitrisimit und Tocharisch,”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16) , p. 396.
62 塔恩在史料方面補充穆勒缺乏的詳細討論，且特別針對馬爾迦特的論述進行說
明，見
Tarn, “Seleucid-Parthian Studies,” pp. 106-111
（pp. 106, 107
關於「T’u-xo-lo
」 的析論為誤解）。63 見
Otto Franke,
Beiträge aus chinesischen Quellen zur Kenntnis der Türkvölker und
Skythen Zentralasiens
(1904), pp. 30, 42-43:
其原本將該族（譯者按：月氏）等同 於「蓋塔族」（Geten
），但此假設（德金早已點出）在歷史及語音上都無法成 立（也參見頁23-24
，事實上等於斯基泰）；福蘭閣（Otto Franke
）後來改口， 而便稍微修改馬爾迦特的理論（見Otto Franke, “Das alte Ta-hia der Chinesen,” p.
125
）。〔針對月氏等同「挹怛」（Ie-ta
）＝「嚈噠人」，即是傳統史書頗為重視的 等同論點，已由斯派奇（Edouard Specht
）推翻，見Edouard Specht, “Etudes sur
l’Asie centrale, d’apres les historiens chinois,”
Journal Asiatique
8
esér. II (1883),
pp. 318-319
〕。64 馬爾迦特的假設，以及福蘭閣（見本文註釋
63
）和飛斯特（Siegmund Feist, “Der
gegenwartige Stand der Tocharerproblems,”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VIII (1920), p.
78 note 2
）所對之的改造〔吐火羅＝大夏，月氏＝’Ἀσιοι
＝焉耆〕，其中「月氏 ＝’Ἀσιοι
」和「大夏＝Tóχαροι
」的融合，不僅代表獨特的歷史事件，另外亦只 能在發生於巴克特里亞地區內〔穆勒的假設大約與之相同，至少古典作者的直 接詮釋上，即是與馬爾迦特相符的說法，在歷史脈絡上將「Asiani reges
Thocarorum
（作為吐火羅人之王的阿色尼族）」一句視為兩族群西元前130-126
年或20
年間於巴克特里亞地區的歷史；如果該名字無特別的安排，此說法指的 是一種過程，而非現狀，故應翻之「阿色尼族（如何）成為吐火羅族之王者」 （“(wie) die Asiani Könige über die Tocharer (wurden)”
）〕。這樣東突厥斯坦的「吐 火羅—焉耆語言」（toxarï-ārśi Sprache
）亦應是外來物；其作為焉耆地區（
Qarāšahr
）的方言（Lokalidiom
）已由貝利（H.W. Bailey
）證明，而福蘭閣和 飛斯特的見解無法成立（穆勒假設的特說亦應如此），見Bailey,
Ttaugara
, pp.
901-903.
65 桑原隲蔵首先提出所謂的「五翕侯」（“5 yaβγu,” yabgu
）屬於何族之難題，而 翕侯在月氏統治時期可能居於大夏東南部（有關地理上的定位見Marquart,
Ērānšahr
, pp. 242-248, 279;
及白鳥庫吉著，〈西域史上の新研究〉二，《東洋学 報》II
，（1
月1912
年），頁6-27
；其相關細節仍待考證），且翕侯以內包含貴霜 （Kuṣan
），見其〈張騫の遠征〉，頁42-47
。桑原隲蔵基於文本的比較分析推翻 了過去主流學說，並指出中文史料並未清楚地證明「翕侯」屬於月氏（《後漢 書》中的文本因過於刪減原始史料，故造成扭曲，參見Marquart,
Ērānšahr
, pp.
203 note 3;
羽田亨（見下文）雖列之為參考資料，卻似乎未翻閱）。儘管如此， 這同樣無法構成將「翕侯」（在超出地緣上的關連性而外）視為大夏族，即是 馬爾迦特理論的條件之下的吐火羅族的合理性；例如（以桑原隲蔵為基礎）羽 田亨著，〈大月氏及び貴霜に就いて〉，《史學雑誌》XLI
（9
月1930
年），頁1028-1034
；法文譯文Haneda Tōru, “A propos des Ta Yue-tche et des Kouei-
chouang,”
Bulletin de la Maison Franco-Japonaise
IV (1933), pp. 4-11
）；以及以之 為出發點的伯希和，見Pelliot, “Tocharien et Kotcheen,” pp. 38-40.
另外，科諾 夫和高本漢（基於本文註釋41
所描述的條件）所提到的前提將「翕侯」視為統 治「大夏＝吐火羅」（其又何時移入？）的塞，見Konow, “Notes on Indo-Scythian
Chronology,” pp. 11-15.
鑑於上述，不應把貴霜（
Kuṣāṇa
）納入於考證問題，特別是鑄幣方面，其錢幣 上所使用的東伊朗語，雖做為鋼和泰（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
）及科諾夫 辨識吐火羅語的基礎（見Schwentner, “Zur Erforschung des Tocharischen,” p.
13
），實則不適合作為溝通工具（Auskunftsmittel
），因其作為塞族法律傳統 （Rechtsnachfolge
） 的 程 度 不 清 （ 見Heinrich Lüders, “Die Sakas und die
“nordarische” Sprache”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13), pp. 425-426;
科諾夫（“Notes on Indo-Scythian Chronology,”
p. 14
）指出今日的瓦罕（Waxān
）流行塞族的一種方言，甚至有可能第七世紀 時在〔鬱地延那（Uddiyāna
）、巴米揚（Bāmijān
）、泗摩呾羅（Hēmatāla
）、以 及！〕乞特拉爾（Čitrāl
）曾有塞人王朝—所流傳的為“śākya”
（參見藤田豐 八著，〈釋迦と塞と赭羯と乣軍〉，《史林》II
（10
月1917
年）；及其《東西交涉 史の研究》II
，頁97-111
）；這二假設的證明乃待吐火羅和貴霜具有關連性的歷 史根據出現）。回鶻文題記（colophon
）的küsän
（以此發音！）為穆勒（Müller,
“Toχri und Kuišan (Küšän),” pp. 579-585
）視為與「貴霜」（Kušan
）相符，但羽 田亨已考證之為突厥語的「龜茲」（Kučā
），見羽田亨著，〈大月氏及び貴霜に 就いて〉，頁1041-1052
（Haneda, “A propos des Ta Yue-tche et des Kouei-chouang,”
區相似的論點而外（而月氏其實亦符合之），其主要前提為《漢書》
與 特 羅 古 斯作 為 同 時 期的 作 品 一 此為 錯 誤 假 設（
vermeintlicher
Synchronismus
），即根據斯派奇（
Edouard Specht
）的推測，假設
月氏於西元前第一世紀時才進行至「媯水」（即「阿姆河」）南部
的遷移，故大夏地區在此時方「全面地被佔領」，儘管中國的文獻
無 法 支 撐 此 說 。
66馬 氏 解 說 的 另 一 證 據
67是 其 對 「 大 夏 」
pp. 18-28
）；及其〈吐魯番出土囘鶻文摩尼教徒祈願の斷簡〉，《桑原博士還暦記 念東洋史論叢》（1931
），頁1354-1366
，法譯本即Haneda Tōru, “A propos d’un
texte fragmentaire de prière Manichéenne en Ouigour provenant de Turfan,”
Memoirs Toyo Bunko
VI (1932), pp. 9-21
（穆勒上述的等同若是正確，那就代表 「吐火羅—焉耆—月氏」的語言與「貴霜」的語言不同，然此觀點點應為 穆勒論說之內在矛盾，參見Sten Konow, “Beitrag zur Kenntnis der Indoskythen,”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VIII (1920), pp. 234-235
）。66 該誤解原自《史記》中的「藍氏」（毛晉版本；
Akademieausgabe
（殿本）則跟 隨後文的「有市販」而寫「藍市」）為大夏首都，而《漢書》又以「監市」為 月氏首都。針對之日本學者最近進行論戰，見桑原隲蔵著，〈張騫の遠征〉，頁37-39
；更早見桑原隲蔵著，〈大宛國の貴山城に就いて〉，《藝文》VI
（9
月1915
年）；及〈再び大宛國の貴山城に就いて〉，《史學雑誌》XXVII
（6
月1916
年）； 〈藤田君の貴山城及び監市城考を読む〉，《藝文》VII
（11-12
月1916
年）（三 篇亦收於《東西交通史論叢》一書，頁118-342
）；另外，見藤田豐八著，〈大宛 の貴山城と月氏の王庭〉，《東洋学報》VI
（5
月1916
年），頁185-216
，復刊於 《東西交渉史の研究》二，頁1-43
；羽田亨著，〈大月氏及び貴霜に就いて〉， 頁1034-37
，Haneda, “A propos d’un texte fragmentaire,” pp. 11-14;
安馬弥一郎 著，〈月氏の西方移動に就て〉，頁666-668
。如同《史記》，《漢書》也以媯水作為月氏王廷（
Hoflager
）的位置（節錄《東 觀漢記》（Epitome Han-ji
）12, 8a-b
亦如此），其距離—離大宛700
里的西南 部—也證明月氏國應位於澤拉夫善（Zarafšān
）區域（斯派奇忽略之，另外 又以為其時態是完成式（Perfektum
），故誤解此文本）。不過，「藍氏」和「監 氏」不應被分開（上古音*Glâm-d’ia
或*Klâm (Klam)-d’ia
；其雖未辨識，但不 可能等於巴克特里亞（Baktra
）、撒馬爾罕（Samarkand
）和布色羯邏伐底 （Puṣkarāvati
＝Πευκελαῶτις (Pefkelaótis)
）； 我 認 為 該 名 稱 最 有 可 能 代 表Εὐκρατιδἰα (Efkratidia)
）。然而，如此於今日《漢書》文本中所產生的矛盾，能 化解之的最佳方法，乃是假設〈大夏〉附文（Subartikel
）中的「監氏」（其原（Ta-śia/Ta-hia）的詮釋：他認為，「大夏」乃是「吐火羅」一名詞
的不完整寫法，再基於施萊葛（Gustave Schlegel）的理論，即「月
氏」之漢語上古音為*GetGoát)-ti，
68便指出其應作為自 Πασιανοὶ
（*pasianoi）修復的*Γασιανοὶ（gasianoi）
，且與’Ἀσιοι（Ἰάτιοι）
（Asioi
(*)ia/tioi）相同。可是，這兩種語音的重建（Lautkonstruktion）今
日已無法成立，本文亦將討論此問題；
69馬氏推論的錯誤，雖然部
分是因為該兩種語音重構造成的，但其所以使用之，早已以他對
史料的顯著誤用（Vergewaltigung）為前提。在中文史料
70中，身
為統治階層的月氏果然將被描述騎馬及遊牧民族，而被其征服的
位與《史記》相同），因後人之錯誤糾正，致其移到〈大月氏〉本傳（
Hauptartikel
） 中被誤以為空格的前段（《漢記》中固然沒有！）。斯派奇（見其“Etudes sur l’Asie
centrale d’apres les historiens chinois,”
Journal Asiatique9
esér. X (1897), pp.
157-158, 161-162; “Etudes sur l’Asie centrale d’apres les historiens chinois,” 8
esér.
II (1883), p. 322 note 2, p. 324 note 4
）所提出的錯誤假設（Scheinfaktum
）以為 月氏在晚期時「全面」地征服大夏，此見解則違背所有肯定月氏始終（von allem
Anfang
）統治大夏的文本，故務必使棄之；以該假設為基礎的推論因此無用， 如馬爾迦特以為阿色尼征服吐火羅的史實具有相似性，或關於貴霜王朝開始之 起點所推論的年份（《後漢書》中的文本一旦正確，丘就卻（Kujula Kadphises
） 的統治時期據中文史料已於西元前30
年和20
年間開始，卻不大可能於西元之 後）。 67 比起其「後人／後期／後代」（die Späteren
）假設中的第一個論證，馬爾迦特 的這一證據被許多人視為更重要，實則不應如此；進一步討論其本身的評論，Marquart,
Ērānšahr, p. 204 note 5; p. 207 note 6.
68 參見
Gustav Schlegel, “The Secret of the Chinese Method of Transcribing Foreign
Sounds”,
T’oung-pao, 2
esér. I (1900), p. 98.
69 本文頁195-199
。70 《史記》
123
：Iakinf,
Sobranie svedenijIII, pp. 6-8; Hirth, “Chang K’ién,” pp. 96-98;
De Groot,
Westlande, pp. 16-19;
《漢書》96
：Iakinf,
Sobranie svedenijIII, pp.
54-56; Wylie, “Western Regions,” I, pp. 40-41; De Groot,
Westlande, pp. 95-102.
《漢書》中大月氏和大夏在同一部（vox
）結合，《史記》中大夏則與之分開， 而置於安息（帕提亞帝國）和條支（大約培爾息（Persis
）、厄里買（Elymais
）、 卡拉塞尼（Characene
））之後〔其接著122
年時尋找印度陸地路線之報導〕。大夏
則主要居於城邦從事商業，是溫和且怯（
feige
）於戰爭的族
群，除了城邑和村落的首長（長，
ὕπαρχοι
（
ýparchoi
））而外，也
無更高的政治秩序；顯然地，後者身為該地區原先的在地族群
（
alteingesessene Bevölkerung
）。除了月氏之外，此地出現吐火羅
的遊牧征服者（
tocharische Eroberernomaden
）的可能性實不高，
72馬氏雖試圖縮小該落差（
Divergenz
），
73但最後不得不假定等同於
大夏的吐火羅族早已與本地居民同化；如此的話，該群體就必然
得 在 「 我 們 不 了 解 的 情 況 之 下 」（
“unter uns unbekannten
Umständen”
）遷移至巴克特里亞地區。顯而易見，由於該理論必
須要在時間上
74合乎希臘城邦的盛期，
75、76就難免扭曲史實：不僅
71 「大夏居民」或許較為合適；中文的種類名詞（
appellative
）不一定是指族名。 72 因發音上的相同性常被認為大夏（最近Sten Konow, “Vedic dasyu, toχri dahä,”
Festschrift Vilhelm Thomsen zur Vollendung des siebzigsten Lebensjahres
(1912), pp.
96-97;
另亦提出於Emil Sieg, “Tocharer” (
據舍德（H. H. Schaeder
）), in Otto
Schrader and Alfons Nehring eds.,
Reallexikon der indo-germanischen
Altertumskunde
(1929)
）的大益人（Daher
）當然也包括在內。 73 吐火羅族雖遭阿爾達班（Artabanos
）之攻擊，就其歷史背景此襲擊比較像防衛 性行為，而阿爾達班果然陣亡在此，然解讀文本中的吐火羅為懦怯（feige
），（譯 者按：馬爾迦特的）這一詮釋恐怕強辭奪理（sophistisch ausgedeutet
）。有人基 於特羅古斯序假定薩卡拉瓦克等於巴克特里亞、阿色尼等於粟特，此等同實則 扭曲該文本，而其推論亦不見得正確。 74 另外，假定吐火羅人在西元前140
年後、但遭月氏征服之前，便移入巴克特里 亞，恐無助於使得此議題更清楚，反而另增困難。75 特羅古斯序中
“quo repugnante”
（「其抵抗時」）（或“quo regnante”
，即「其統治時」，見
Wilhelm Heinrich Grauert,
Historiarum Philippicarum prologi
(1827), p.
29
）的解讀（Lesart
），其難以證明阿色尼和薩卡拉瓦克早於狄奧多特時代（！） （Diodotos
）移至巴克特里亞和粟特地區，見Herrmann, “Westländer,”
p. 210 note
5;
與之相反見Konow, Indoskythen,” pp. 233-234
〔最合理的解讀乃“quare
pugnantes”
，「因而邁向從戰」（“weshalb zum Kampfe schreitend”
），見Justus
Jeep
〕。76 舊觀點，即是將吐火羅視為巴克特里亞地區的原住民，難以摩訶婆羅多
拋棄了明確且大約同時期的斯特拉波之記載，最終亦與特羅古斯
之說之間有不少矛盾之處。
77馬爾迦特理路中各個論點的不宜雖已獲得充分解釋，但具有
建設性的正面反駁（positiver Gegenbeweis），仍待更為詳細的析
論。如同赫爾曼及貝利所提示，這種正面反駁應以「小月氏」為
出發點；所謂的「小月氏」，即是匈奴衝擊時未參與西部遷移，而
逃至南山地區的群體。
78歐洲學術界對於中文史料中之相關資訊
（Nachrichten）十分有限，
79而這些資料其實與數量一樣有限的《通
典》（chinesische Enzyklopädien）相符；幸好一手史料較為豐富。
of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von Ferdinand
Freiherrn von Richthofen. Erster Band. Einleitender Theil,”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XXXIV (1880), pp. 202-204;
另見Pavel Poucha, “The problem of the age of the Mahabharata,”
Archiv orientálniVI
(1934), pp. 53-57
），亦不能如格蘭格麥（Grigorij Efimovič Grum-Gržimajlo
）以 為，以辛那赫里布紀錄（Annals of Sennacherib）作為論證基礎（尼普爾（Nipur
） 山脈並非位於印度河上游，參見本文註釋328
），見Grigorij Efimovič Grum-
Gržimajlo,
Opisanie puteshestviya v Zapadnyj KitajII (Descriptions of Western
China) (1899), pp. 4-6 note
）。有關玄奘的「舊吐（火）羅」見本文註釋165
。77 尤其查士丁（
36, 1, 4
）提到巴克特里亞的希臘人於140/139
年，另亦已提到（42,
2, 2
）吐火羅大約124
年出沒（見本文註釋33
；然塔恩（Tarn, “Seleucid-Parthian
Studies,” pp. 106-111; 115-116
）對此處之「吐火羅」名稱（原文：Tochari）提 出質疑，實無必要。另得注意的，是張騫經過康居從費爾干納（Ferγāna
）到達 月氏（見Iakinf,
Sobranie svedenijIII, p. 3; Wylie, “Western Regions,” p. 66; Hirth,
“Chang K’ién,” p. 94; De Groot, “Westlande,” p. 10
），可見其遇到他們，其實不在 於澤拉夫善河（Zarafšān
），且明指不在於巴克特里亞；實則，其最可能遇上之 於安息領土）。78 見《史記》
123
及《漢書》96
的〈大月氏〉條，兩處最近的翻譯見Müller, “Toχri
und Kuišan (Küšän),” pp. 572-74; Otto Franke, “Einige Bemerkungen zu F.W.K.
Müllers “Toχri und Kuisan (Küsän),”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VI (1918), p. 85; and
Pelliot, “Tocharien et Kotcheen,” p. 37, note 1
（也參見《後漢書》117
，12a
的釋 義；《漢記》12
，8b
則少了「羌」字）。由 於 西 元 第 五 世 紀 位 在 白 沙 瓦 （
Peshawar
） 的 貴 霜 王 朝 分 支
（
Kuṣāṇa-Teildynastie
）亦以「小月氏」為專稱，致《通典》編纂
者（
Enzyklopädisten
）
80及歐洲的研究者皆產生若干誤解，
81而又
因為福蘭閣未充分地描述《魏略》殘卷中
82對其位置的記載，
83故
上述錯誤之中又有另外的扭曲，如將塔里木盆地（
Tarimbecken
）
南方地區的全部視為小月氏的居住地區；該見解顯然與史料不
80 像是馬端臨，其儘管寫出「湟中的月氏」及「《魏略》的月氏」二關鍵詞，文 中卻通常使用「杜佑」（
tu iu
）（見《文獻通考》333
，6a
和334
，1a
，其與《通 典》189
，5b
、8b
相同），又將關於仲雲（見本文頁193
）的消息加在「小月氏 ＝Gandhara
」一段（vox
）（見同上338
，1b
，比較Abel Rémusat,
Nouveaux melanges
asiatiques
I, pp. 224-225; Julien, quoted in Louis Vivien de Saint-Martin,
Études de
géographie ancienne et d’ethnographie asiatique
I, pp. 273-275;
其他部分與《通 典》192
，6b
相同）；然而，此誤解乃如同其他方面，實以頗為粗率（nachlässig
） 的《北史》為起點，見本文註釋99
。81 見
Joseph de Guignes, “Recherches historiques sur la Religion Indienne, & sur les
livres fondamentaux de cette Religion, qui ont été traduits de l’Indien en Chinois.
Premier Mémoire. Établissment de la Religion Indienne dans l’Inde, la Tartarie, le
Thibet & les Isles,”
Mémoires de Littérature tirés des Registres des l’Académie
Royale des Inscriptions & Belles Lettres
XL (1780), p. 215.
其所忽略的，是「富樓 沙」（Fu-lou-sa
）等同「布路沙布邏」（Purusapura
），而以為《北史》的小月氏 的位置於喀什噶爾（Kāšγar
）和于闐（Xōtan
）的區域，而不是在健馱邏（Gandhāra
） 〔儘管其曾提出較為正確的觀點，見其“Recherches sur quelques événements qui
concernent l’Histoire des Rois Grecs de la Bactriane,” p. 31
〕；其影響頗深，如李希 霍芬仍接受其結論，即是基於白沙瓦（Peshawar
）的迦膩色迦王佛塔（Sperling-
stupa
（譯者按：Kaniṣka Stupa?
）之建立年，推測位於塔里木盆地的小月氏相當 早接受佛教一推論。另外，鋼和泰最近又基於《北史》語言上錯誤的詮釋，以 及其對鳩摩羅什（Kumārajīva
）中種類名詞（Appellativum
）（見本文頁184-188
） 的錯誤聯繫，便得重新混合兩個名詞，因而主張迦膩色迦（Kaniṣka
）的原地為 東突厥斯坦，見A. von Stael-Holstein, “Kopano und Yüeh-shih,”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XXI (1914), pp. 647-650.
82
22
，2b
，收入張鵬一編，《關隴叢書》（1924
）；也見本文頁180
及註釋128
。 83 見本文註釋79
。符，卻成為後人新理論中之核心。
84赫爾曼、托馬斯（
F. W. Thomas
）
85及貝利都曾基於該族的位
置提出影響深遠的結論，而下文將對之提出論證，其見解基本上
正確，但在時空定位方面缺乏更為詳細而合宜的分析。關於小月
氏居住的地區，固有的資料雖頗為模糊，但相較之下仍提供較明
確的定位基礎：西元前
121
年的夏季霍去病率兵征伐匈奴，其遭遇
該族從居延湖遷移時，即在嘎順淖爾（
Ghašun-nōr [
γasiγun naγur
]
）
後方至祁連山（即是南山山脈之西部（
Richthofenkette
）），
86再至
肅 州 和 甘 州 間 南 山 北 部 的 觻 得 （ 甘 州 府 ） 地 區 。
87另 一 部 族
（
Abteilung
）的所在能以趙充國西元前
62-60
年陽關之役的相關記
載推測；陽關乃是位於敦煌西南部的南湖、萬里長城遠西部的所
謂二關之一。該部族與柴達木盆地（
Tsaidam
）的婼羌
88一起出現，
兩族作為輔助軍隊，
89而小月氏位於柴達木盆地的北部，即希爾屯
盆地（
Syrtyn-Ebene
）及阿爾金山（
Altyn-tāgh
）的東部。針對後
84 福蘭閣的翻譯已經由沙畹（
Chavannes
）糾正（見Chavannes, “Les Pays D'Occident
D’Apbès Le Wei Lio,”
T’oung-pao
, 2
esér. VI (1905), pp. 526-528
），後來又明確地由穆勒改正，見
Müller, “Toχri und Kuišan (Küšän),” pp. 570-571
〔其見解與科諾 夫的分析不一，見Konow, “Indoskythische Beitrage,” p. 816
〕；至烈維討論時， 福蘭閣錯誤的翻譯則不再為人使用，見Lévi,
Fragments de Textes koutchéens
(1933), p. 25.
85 見本文註釋
160
。 86 見本文註釋223
。87 武帝同年的分封令（
Lehenserweiterungspatent
）見於〈霍去病傳〉，《漢書》55
，4a
；及《史記》111
，4a
（簡略）；De Groot,
Hunnen
, p. 124.
88 多半中文來源據服虔和孟康從而主張
ər<*sni̯ěg
此音值〔Simon,
Asia Major
X, p.
448-51
（譯者按：Asia Major X
的第二冊未刊，霍古達所讀的是未刊稿，故無 法得知該文之篇名，亦見本文註釋197
）〕，另外有蘇林所提出的ẓə<*sni̯åg
（普 通的發音為tṣ’o
，中古音為tś’i̯ak
或t’i̯ak
，上古音為*t’ni̯ak
）；no
的念法則無根 據，見Müller, “Toχri und Kuišan (Küšän),” p. 571.
漢時期經常出現於湟水谷（即西寧河）的月氏，關於其地理位置
《水經注》提供了頗為詳細的資料：其主要營地在臨羌（即湟源
（
Dankar
）
90以上湟水的右岸，大約是崑都崙河（
Kündülen
）的匯
流點；
91該地區，所謂的「小湟中」（
Klein-Huangzhung
），因此包
含西 寧河的河源 ，以及青海 （
Köke-nōr
）東北 岸鄰近 的西川河
（
Rako-gol
）之上游。據《後漢書》的記載，另一居地為令居，
92即漢代設於今日平番縣（永登）西邊的大堡壘，位在蘭州府西北
地區之大通河下游及庄浪河間。此外，是時曾有數百戶（
Familien
）
居於張掖，而文本所指的如果為「郡」的話，該地乃觻得（即是
甘州）；假如其所指的是同名的「縣」，該地點則作為離涼州（即
是 姑 臧 ） 南 邊 兩 百 里 而 位 於 今 日 古 浪 縣 （ 譯 者 按 ： 作 者 誤 為
Lang-gu
）附近之地。
93因為該部族（
Abteilung
）在史料中首先以
西元
89
年方成立的、由護羌校尉（
Qiang-Kommissar
）指揮的精
兵（
Elitetruppe
）之名出現，
94於是張掖或許僅是暫時的駐防地
（
Garnisonsort
）；
95令居的情況興許亦相似。
96上述的資料以中原
90 其位於湟水（
Huang Shui
）和羌水的合流域，即是土爾根插漢（Türgen-čaγan
）＝湟源（
Dankar
）。 91 見王先謙編注，《水經注》2
，36b
，其中的「湟中城」條；董祐誠著，《水經注 圖說殘槀》2
，11a-b
。酈道元描寫西寧谷地形時大概釋義闞駰的《十三州志》， 不過張澍在其《二酉堂叢書》（見本文註釋99
；10b
）中的使用乃不妥當；《太 平御覽》中的引用文筆者卻找不到。 92 相關證據見本文註釋110
；福蘭閣對此句的詮釋乃錯誤。 93 《唐書》40
，8a
；今日為「張掖堡」或「張義堡」。 94 即所謂的「義從胡」（die Gehorsamen
），參見《後漢書》（〈鄧寇列傳〉）46
，見 本文註釋112
。嗣後該稱亦經常指全族；比丘林基於此名稱以為該族「至今」 存於西寧府附近的地方，此主張顯然地為誤解，見Iakinf,
Opisanie Čžun'garii i
vostočnago Turkistana v drevnem i nyněěnem sostojanii
(1829), pp. XLV-XLVI.
95 該校尉（
Kommissar
）的位置經由羌人107-118
年的大起事，而從臨羌移回張掖，見《後漢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