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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查證

第三節 高中職學生的生活壓力及其量表

張(2002)指出,壓力(stress)指個體生理或心理上感受到威脅時的 一種緊張狀態,使人在情緒上產生不愉快甚至痛苦的感受。心理學家 Lazarus 和 Folkman(1984)也認為壓力是人與環境互動的經驗,並強調 因個體資源不足造成之兩者間的不對等,因而感受到挑戰或需求的發 生,在這個機制當中,個案將評價壓力為傷害、失落、威脅或挑戰,並 導致心理情緒的反應。柯(2001)將壓力界定為「由生活事件所引起的 痛苦經驗」,這項界定把生活壓力界定為「由生活事件所引起的痛苦經驗」

視為一主觀感受,是由客觀生活事件所引發的負向情緒反應。

二、生活壓力的分類

青少年常見的壓力事件如下:

家庭壓力事件

家庭負有社會化、情感分享、性的規範、生育子女、社會地位的安 排與經濟安全的提供、保護年幼及年長者的功能(彭,2003),因此若家 庭功能無法發揮,個人即無法從家庭中獲得保護。研究指出,「家庭結構 不完整」(余,2007)、「非與父母同住者」學生生活壓力顯著較大(李、

姜,2001) 。研究顯示高職學生以「家中經濟發生困難」、「父母親過世」, 壓力最大(廖,1985),對高職生而言,發生率高,且壓力感受為中等以

上為「父母親對自己的期望過高」 (廖,1985)及「與父母親發生衝突」

(郭,2004;廖,1985)。一項針對 1704 位美國非裔九年級至十二年級學 生的研究顯示:家庭經濟狀況(Hammack, Robinson, Crawford, & Li, 2004)、家庭社經地位(李、陳,2004)與青少年生活壓力相關,而家人 關係越好,自我概念越佳(黃、王,2001)。

學校壓力事件

周(2006)將學校壓力分類定義為:與個人、老師、同儕及課業相 關事件。許多研究皆顯示,課業部分是高中職學生最主要的壓力源(柯、

郭,2007;鄒,1996;蔣,1993)。另外,青少年階段,同儕佔有非常重 要的地位,且其行為模式會受到同儕團體的評價所影響,Bower、

Bukowski、Hymel 與 Sippola(2000)以加拿大 249 位青少年進行研究,

結果顯示,有 54%的學生表示有受到同儕排擠的問題,對青少年而言,

同儕不僅是社會支持,也是壓力的來源 (戴,2005),Ollendick、Weist、

Bordon 與 Greene(1992)指出被同儕排斥者,有較多物質濫用行為。

異性交往壓力事件

由於性爾蒙的作用,青春期開始身心變化,佛洛依德提出青少年處 於兩性期(Schuster & Ashburn,1992),正是建立建立異性友誼的重要時 刻,渴望愛人與被愛(陳,1986),但是高中職父母親對於異性交往卻因 對兩性關係的偏差、重視升學、擔心青少年開放的性態度、性別角色傳

統觀念等原因,對於兩性交往持反對意見,其中又父母以對女學生的態 度更為顯著(吳,2004)。研究顯示,47.5%高中男生,52.5%高中女生有 有性交往經驗,43%的高中學生渴望異性交往,卻煩惱沒有機會(何,

1995),國外一項針對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生生活壓力研究顯示,國中以 後,個案常見的生活壓力開始出現異性交往問題,於高中生後,最常發 生影響也最大的壓力源為與異性朋友分手(Coddington,1972),由此可 見,對於高中職學生來說,有異性交往且與異性維持穩定關係對高中職 學生來說非常重要。

個人身心壓力事件

根據 Erikson 的心理社會論,青少年時期的發展任務與危機分別為

「自我認同與角色混淆」 (identity v.s role confusion)。在此階段,青少 年必須面對包括「自我」、及「生命意義」等主題任務,進而準備自己在 成人社會中所扮演之角色與技能(Schuster & Ashburn, 1992)。蔣(1993)

指出,高中生對於自我認識、未來前途及人生意義之問題容易形成生活 壓力。學生Li 和 Lee(1998)於花蓮市高中職學生的生活壓力研究發現 低自我接受度者,生活壓力較高。

國內高中職學生的生活壓力研究顯示,學校方面、家庭方面、異性 交往事件、個人身心事件為高中職學生生活壓力來源(郭,2000;鄒,

1996;蔣,1993)。

朱(1988)以北市三所高中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學校生活」是 高中學生壓力主要原因。

廖(1985)以臺北市高職生 855 人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主觀生活 壓力較高者為「不能達到預定目標」、「對未來感到茫然」及「準備參加 升學考試」,客觀生活壓力較高的除了以上三項外,尚包括「學業成績與 考試」、「父母手足衝突」、「父母爭吵」。

蔣(1993)以高雄公私立高中 254 人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學校 事件」與「個人身心事件」為高中生發生最普遍且最感困擾的生活事件。

鄒(1996)以高雄市高中生 1,082 人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學業 表現」、「持續準備考試」及「時間不夠用」為學生之主要主觀壓力。

柯和郭(2007)以臺北市高職生 1,329 位為研究對象,結果顯示,學 生最常發生的生活壓力以學校相關壓力為前三項,另外擔心外表,對自 己的能力沒有信心也是高職生常發生的生活壓力。

總而言之,高中學生壓力強度前三項皆為學校課業壓力(柯、郭,

2007;蔣,1993),高職生活壓力,以「經濟生活與職業」、「個人心理關 係」、「社交與娛樂」、「學校課程適應」困擾問題較多(廖,1985),高職 學生除了課業壓力外,尚有經濟和職業上的困擾(蔡,2002),高職學生 生活壓力種類似乎比高中生來得多。也有研究顯示:高中職學生整體生

活壓力以「自我期望壓力」層面最高、「學校教育文化壓力」、「家庭管教 壓力」、「青春期壓力」層面次之(吳,2005)。

三、壓力與吸菸的關連 家庭

家庭提供個案保護和教養功能,許多研究顯示,家庭結構(侯,

2001)、父母關係、親子關係(黃、王,2001;魏、李、王,2006)及與 父母相處時間(黃、王,2001)與學生成癮行為或偏差行為呈顯著負相 關。

Byrne 等(1999)家庭衝突壓力以現在吸菸者顯著較高,青少年家 庭關係為青少年每天吸菸行為之有力預測因子。一等親有吸菸者,對於 有壓力的情境,吸菸者會出現較高的吸菸渴望(Niaura, Shadel, Britt, &

Abrams, 2002)。另外,張(2004)的研究顯示,父母的管教方式不同,

也能造成不同的拒菸效能。

學校方面

學校相關的壓力可能會導致物質濫用並影響心理健康(Unger et al., 2001)。針對 1,074 位洛杉磯都會地區白人、泛太平洋、拉丁裔間六年級 學生,進行壓力事件和吸菸行為的研究,研究發現負向的學校壓力事件 與曾經吸菸行為有關。同儕相處負面事件及學校生活的負面事件與提高 學生吸菸意圖有顯著相關(Booker et al., 2004)。

一項針對美國北卡羅納州 2,129 位非裔學生進行的研究顯示,自認 受到種族歧視壓力者每天吸菸比率為自認未受到種族歧視經驗者的兩倍 (危險比2.01,95%信賴區間=1.94, 2.08)(Bennett, Wolin, Robinson, Fowler,

& Edwards, 2005)。針對 105 位 11~19 歲美國非裔女學生吸菸行為相關因 素的研究顯示:生活困擾與種族歧視的壓力皆與吸菸行為顯著相關

(Guthrie, Young, Williams, Boyd, & Kintner, 2002)。

李、賴(2000)指出,學校管教態度與學生吸菸有關,周(1997)

亦提出師長對於同學的尊重度與高中職男生的抽菸行為顯著相關,女學 生認為師長不尊重同學,其抽菸的可能性是覺得師長很尊重同學的 6.4 倍,師長管教態度影響對學生吸菸行為影響很大。黃、王(2001)表示:

學校討厭學生的老師人數與該學生發生之偏差行為有關。

謝、黃(2004)低學業成績是青少年預測成癮行為的變項。徐(2003)

表示,自覺成績較差者明顯有吸菸行為,反之則為不吸菸的保護因子 (李、賴,2000)。李、陳(2002)以學業成績 70 分作為分界,成績較好 者,持續吸菸/不吸菸勝算比為2.47,研究顯示越多科不及格,吸菸危險 比越高(葉等,2005;Azevedo et al., 1999)。學業的表現與期待不同可 能造成青少年不同的感受,並因此有不同的吸菸行為(李等,2000),但 亦有研究顯示,學業排名對高職學生的吸菸率非預測因素 (楊、陳、李、

柯,2002)。綜合以上所述,於學校同儕及師長的互動關係及學業表現相

關壓力與吸菸行為有相關。

個人身心事件

魏等(2006)指出,低自尊為成癮的高危險因子。一項澳洲的研究 指出,對未來的不確定感(future uncertainty)、自覺與教育不相關的壓力

(perceived educational irrelevence)皆以現在吸菸者壓力感受最大,從未 吸菸者壓力感受最小。

四、生活壓力的測量

學者認為,個體的壓力可從其最近生活的改變來測量(Dohrenwend, 1978)。測量壓力的工具因其研究目的及對象使用不同的量表,最早提出 也是最常被引用的是Holme 和 Rach(1967)首創的「社會再適應量表」

(Social Readjustment Rating Scale, SRRS)共測量 43 項生活重大事件所 造成的心理壓力,每一個項目有一個生活改變值(Life change unit, LCU)

值,相加之後可計算發生事件數和 LCUS 總分,代表壓力的大小,由於 此量表事件與婚姻和工作有關,較不適合青少年使用。但Yeaworth、York、

Hussey、Ingle 與 Goodwin(1980)依 SRRS 方式,編製青少年量表

(Adolescent life change event scales, ALCES),此量表內容包含重大生活 壓力事件31 件,學者表示,壓力可由重大生活事件造成,也可由生活裏 連續發生困擾 (daily hassles)所形成(Jacobs et al., 2006)。由於正向生 活事件和負向生活事件皆可能產生壓力,因此有些量表的生活事件中同

時包含兩者,並同時輔以主觀正向情緒的程度和負向情緒程度(Newcomb, Huba & Bentler, 1981)困擾程度(Chiriboga & Dean, 1978)以權重壓力 的程度。

國內探討高中職學生壓力者,多採取生活壓力事件測量法(表一),

壓力事件包含重大生活事件及生活困擾,並依研究對象及目的不同,對 壓力事件分類不同,以最近六個月發生的各類生活事件進行測量,測量 方法分為客觀壓力事件與主觀感受,此測量方法較ALCES 為佳,因其生 活改變值(LCUS)是固定的,無法了解個案對生活事件發生之後的感受。

有關量表的發展,研究者(江,1991;蔣,1993)將生活壓力事件分為:

家庭事件、學校事件、異性交友事件、身心生長發育事件評量客觀生活 壓力,廖(1985)以家庭狀況、學校狀況、兩性關係、未來生涯、自我 期望為測量面向。鄒(1996)以社區壓力、家庭壓力、同儕壓力、學校 壓力來評量主觀壓力,屈(2003)則以學校壓力事件、家庭壓力事件、

自我感受事件、自我發展事件、兩性交往事件、生活環境事件等面向進

自我感受事件、自我發展事件、兩性交往事件、生活環境事件等面向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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