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法定的簡易程序
在德國，這首先是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407 條以下，不得提起上訴的處刑 程序(Strafbefehlsverfahren)。審判程序(證據調查的核心，或者也是程序的核心 部分)被檢察官的偵查結果所取代。前提是，涉及到簡化的程序，在這個程序，
29 廣泛地對於證據調查的刑事訴訟上基本原則: Eisenberg Beweisrecht der StPO, 5. Auflage, 2006.
30 對於歐洲人權公約要求，被告放棄對於「刑法上訴訟」的審理的「自願性」(Art. 6 Abs. 1 EMRK):
EGMR, Deweer vs. Belgien, Sammlung der Entscheidungen des Gerichtshofs, Serie A Nr. 35.
31 BGH StV 2005,372 自認對於放棄事實審的審判是有責任的，因為法院對於拒絕「配合」的情形，
會用明顯過重的刑罰進行恐嚇。這樣的恐嚇鮮少這麼具體地被講出來，不過，對所有專業的參 與者來說，顯然總是有待解決的。
自由刑的緩刑不能超過 12 個月(§ 407，第 2 項，第 2 句，刑訴法)，而且，不 只是被告 –以他沒有異議的方式(§ 410 刑訴法)─而且法官都同意檢察官的聲 請。特別是在一些情形，像是比方交通犯罪，經常用這樣的，或者是類似的 方式來操作，刑事訴訟法要求從審判程序跑掉，而且甚至是讓檢察官去量刑；
而法官只是接手去作量刑，並且因此讓法官的判決流於形式。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417 條以下的所謂被加快的程序(藉由拿掉中間程序而 被突顯的)，還是-完全無法被接受的32。
在英國，大約所有刑事訴訟程序的 90%是由地方法院(Magistrate Courts) 所解決33，儘管這些程序，基本上是如同在刑事法庭(Crown Court)的正規程 序，要遵守相同的證據規定，但是由於是由陪審員(Laienrichtern)所組成(只有 例外地會有一個法律人在這個層級上擔任地方法院法官-stipendary judge)，在 轉換這些規定的時候，這些程序提供了較為膚淺特質的極為狹隘的剖面。
在法國，基本上沒有縮短或簡化審判程序的法定特別程序；這些只有在 濫用的時候發生，參見第 521 條以下 CPP。
義大利反倒這樣的程序有很多。所謂的正規程序，根據立法這的意思，
也只是在講一個完整的程序，因為他們的範圍而有例外的特徵，而且只應該 在 更 重 大 犯 罪 的 特 別 情 形 而 被 適 用 。 所 謂 特 別 的 程 序 類 型 (prozedimenti speziali)，相反地是所有程序的大多數，因此至少應該涵蓋所有程序的 80%。
這些程序應該是特別用來讓程序加快。當然，立法者的這個希望顯然並沒有 完全地被實現，因為從被告的方面有一個傾向，要盡可能長時間地去拖延程 序，並且因此避免特別的程序。
在地方法院，近似於德國的被加快的程序，奧地利認為可省略形式上先 行程序(Vorverfahren)，以及放棄進入到起訴的情況，第 451 條 奧地利刑訴法。
在接下來的地方法院之前的程序，奧地利刑訴法第 451 條第 3 項規定了放棄
32 有介紹，在 Kühne 2007, Rn. 630.
33 Kühne 2007, Rn. 1161.
期限及傳喚的可能。在調查程序時，因此無法感染到程序的保障。
在西班牙，數量龐大的案件(可以宣告 6 個月以下的有期徒刑)在一個超越 法治國的、純粹是糾問的程序裡被審判。在這裡，從事偵查及審判的法官之 間，具有身份及功能上的一致性。和解的法官(Friedensrichter)(juez de paz)對於 違法(faltas)，也就是說，規定 30 天以下的輕微自由刑的犯罪，是以擔任偵查 以及審判的法官來負責。他實行先行的偵查(diligencias preparatorias)，其結果 由他自己或者是檢察官來作報告。接著是審判以及宣告判決。和解法官必須 從知悉行為起 3 天之內(有特殊的理由 4 天之內)實行審判程序。具體的刑罰預 期在 6 年以下的案件，類似情形也有適用。在這邊，調查的法官同時也是審 判程序的法官。這似乎是有問題的，是否歐洲人權法院，在這種系統的情形，
而在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第 1 項的意義之下還會承認有一個中立的、獨立的 法官。
2. 為了避免審判程序的制式轉移策略
在德國，根本只是為了例外的情況而被規定的檢察官的機會，在司法實 務上，是用一種方式來加以反應，所有可望能夠起訴的可罰行為，是用這種
方式被解決34。因此判決和立法者用密切的合作，把根本是輕罪領域的、可以
停止的犯罪的界線一直不斷地拉長。在英國，警察已經可以用訓誡(Caution) 來結束程序，而且附帶一提，也與法定原則(Legalitätsprinzip)不符的。檢察官(也 就是，起訴 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相反地卻沒有相同的權限。
在法國，檢察官直到最近都沒有機會。透過 1993 年 4 月 1 日和 1999 年 6 月 23 日的法律，在 2002 年 9 月 9 日的版本裡，檢察官可以進行調整的措施 (Meditationsmaßnahmen)並且對命令宣佈停止(composition pénale)。另外，從 CPP 第 40 條得出，在是否要，或者是否不要被偵查的問題，檢察官有選擇權。
在義大利，基本上只有適用法定原則。真正的例外是指向機會原則以及，
比方與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153 條 a 相當，不過卻是存在於 oblazione 的可能性。
34 參考，有介紹，在 Kühne (註. 2), Rn. 583 ff.
在這邊，檢察官在輕罪的情況(只被規定處以罰金，或者是罰金抑或自由刑) (arresto o ammenda)，得根據刑法的規定(第 162 條、162 到 CP)，私下對被告 提出繳納罰鍰以求避開刑事的訴追。倘若被告付錢，則法官作出結束程序的 判決。
在奧地利，毫無地外地，直到最近，檢察官都是受到法定原則的拘束。
惟獨有一個共識：在過度的偵查投入的情形，對於輕微的行為，檢察官不得 有所動作。也是把不重要的部分作了切割，過去和現在都是可能的，奧地利 刑事訴訟法第 34 條第 2 項。1999 年 4 月 9 日所謂的「轉向的增訂」
(Diversionsnovelle)，在刑事訴訟法第 90 條 a 到 m 當中，賦予檢察官一個廣泛 的、新的機會。罰鍰、回復原狀、公益服務、行為人-被害人的衡平，這些都 是(被檢察官以及-根據法官的先行調查或者起訴 – 而被法官使用的)中止程 序的開始。有一個決定自由和轉向義務的特有混合。
在西班牙，法定原則並沒有機會的例外；檢察官在足夠嫌疑的情形不可 以在訴追與終止之間去作選擇，第 105 條 LECrim。可是，conformidad negociada (第 655 條以下 LECrim)是一種機制，(根據德國的觀點，在機會及 處刑程序之間選邊)讓檢察署和辯護之間的協議成為可能，然後在審判程序被 提出到法院之前。
3. 簡化程序的刑事策略，特別是審判程序當中的證據調查
在德國，協商的技術，從 10 年前開始正式地被引進到學術上的討論35， 有聯邦最高法院與聯邦憲法法院的贊同36，完整性簡化37的有效方法，幾乎是
35 Schumann Absprachen im Strafprozeß – ein Handel mit der Gerechtigkeit?, 1987; Rönnau Die Absprachen im Strafprozeß, 1990; Schünemann Absprachen im Strafverfahren? Grundlagen, Gegenstände und Grenzen, Gutachten B für den 58. Deutschen Juristentag, 1990; Siolek Verständigung in der Hauptverhandlung, 1993; Braun Die Absprache im deutschen Strafverfahren, 1998; Sinner Der Vertragsgedanke im Strafprozessrecht, 1999
36 BVerfG, StV 2000, 3; NStZ 1987, 419; BGHSt 38, 102; 43, 195; 對於判決的發展: Meyer-Goßner Strafprozessordnung 43. Auflage 2003, Einl. Rn. 119 ff. Weigend in: 50 Jahre Bundesgerichtshof – Festgabe aus der Wissenschaft, Band IV, 2002, S. 1011, 1017 ff.
37 這個被 Luhmann 所建立的概念無論如何也補充了(不合事理的)簡化技術的使用。
在所有的程序已變得是有一些重要性了。從許多為了反對而提出的質疑38，在 這裡應該只是一再地重複，協商技巧在我們主題的前後關係裡是具有重要性 的。審判當中的證據調查規定，其全部網狀交織的架構是由刑事訴訟法所射 出的，而且透過刑罰協商的結果，而用所談好的自白而被取代。儘管失去了 公平性，還是可以被忍受，因為，從國家的觀點來看，根據一個短的程序，
可能是太過輕微的刑罰，總是比在長時間的程序之後，用缺乏足夠證據的無 罪判決方式要來得好。
不過，若大家不去看這邊有待補充的、對於被告沒有疑問的責任假設，
並且堅持無罪的要求，則違法性(讓人回想到以前糾問訴訟的時代)的整個範圍 變得是明顯的。顯然地，協商只是在講一些情況，在此當中，責任打從一開 始即是沒有爭議的。無法想像會有明顯違反無罪推定。(在美國稱作是„Alford – plea“)，在同時強調無罪之下，讓這樣協商的荒謬之處變得明顯。
在英國法領域，這樣的技巧在有罪答辯(pleading guilty)的概念下，長期是 眾所周知的，而且在義大利39，在法律上被規定的 pattegiamento 當中找到了 這樣技巧的相對應規定。在法國，創設了一種技術，其雖然不是用來避免審 判，而是更確切地說，是用來避免組成參審法院(cour d’assises)的複雜程序。
所謂的 correctionalisation judiciaire40，是一種程序，用協商好辯護的方式，檢 察官減輕行為的指控，為求避免，因為各式各樣異議可能性而難以組成參審 席。
4. 簡化審判程序當中證據調查的非制式策略
在段落(3)所提到的，法律上或者被判決所同意的結果協商機制，在迴避 為了事實確定的完整規定之下，以非制式的策略，產生了他的補強：儘管，
沒有這樣的保障，在所有歐洲各國仍舊是普遍流行的。被告的「合作」，會從 法院以及檢察官得到好處，對此，從協商或認罪減刑協商 plea bargaining 都
38 參考，分類一覽表，在 Beulke Strafprozeßrecht, 10. Auflage 2006, Rn. 395.
39 Bogner Absprachen im Deutschen und Italienischen Strafprozessrecht, 2000.
40 參見 Kühne 前揭書 Rn. 1227.
是不言可喻的。所以自白，一般被評價成是悔過的表示(Ausdruck der Reue)，
並且用局部大幅度的刑罰折扣來作為回報。因此，由於這個過程的特性，不 曾是完全明確的：是否，藉此被引起的法院工作的減輕，或者被告良知的減 輕是具有決定性。部分的自白(特別是像這樣，省略了被害證人的出庭，特別 像是，在性犯罪情形，規定是反映在顯著的刑罰減輕)。對於這個技術的、同 樣是沒有明文的、多麼順暢的運作理由，是在於量刑規定的範圍及不確定性 上。一旦實體法要法院輕易地，用不重要的理由類型，來宣告重大的、以年 和月計算的刑罰種類，則法院能夠在對此暗示的指示之下，把重要的程序保 障給卸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