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百年戰爭期間所爆發的 1358 年巴黎事件，幾個世紀以來 史家的看法莫衷一是。中古晚期的編年史家傾向將它視為百年戰 爭期間法蘭西王權的挫折，以法蘭西王室的觀點和立場將它詮釋 為暴動，他們也傾向將埃西安馬塞爾視為陰謀者或是偏激的野心 家。不論是官方的《約翰二世編年史》、《華洛瓦最初四王編年 史》、71《法蘭西大編年史》，或是私家撰寫的《聖丹尼編年史》、
《華沙爾編年史》、《納吉斯編年史續篇》、72《14 世紀諾曼地編年
71 Luce (Siméon), Chronique des quatre premiers Valois, ed., Luce (S.), la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France (Paris: S. H. F., 1862).
72 Geraud (H.), Chronique de Jean de Venette, formant la continuation de la chronique latine de Guillaume de Nangis, ed., by Geraud (H.), la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France (Paris: S. H. F., 1843).
史》73均呈現出這種觀點。另一種看法是 19 世紀共和時代的史 家，他們極度推崇埃西安馬塞爾，立他的銅像在現在巴黎市政廳 前的廣場上，以他來命名巴黎的街道，將他的地位提升為「中世 紀的丹敦」，持這種觀點的史家如吉佐（François Gizot）和提埃利
（ Augustin Thierry）、74米 什 萊 （ Jules Michelet）、75培 封 （ F.-T Perrens）、馬丁（Henri Martin）、76柏朗（Louis Blanc）77、特西爾
（Jules Tessier），78站在共和的觀點來評論這個事件。他們從 1357 年 3 月頒佈的大敕令一事來肯定埃西安馬塞爾的作為和貢獻，並
73 Auguste (Molinier), Chronique normande du XIV siècle, ed., M. Auguste, la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France (Paris: S. H. F., 1862).
74 從吉佐（François Gizot）和提埃利（Augustin Thierry）屬於共和的進步史觀史家，
其觀點一致認同埃西安馬塞爾的成就以及1357年大敕令的意義。
75 米什萊（Jules Michelet）在他的著作《法國史》第四卷中，他肯定埃西安馬塞爾的 成就，認為馬塞爾在1356年間防衛和拯救巴黎，尤其是他促成1357年大敕令的頒佈 厥功甚偉；他認為以巴黎一個自治城鎮發起法蘭西王國的政治改革，勢必會採取激 烈的手段，反映出史家米什萊為埃西安馬塞爾在1358年的殺害王廷官員事件的辯 護。Michelet (Jules), Histoire de France, t. IV (Paris: A. Lacroix, 1876), pp. 307-309。
76 亨利馬丁 Martin（Henri）從進步史觀的觀點，認為1356-1358年的「革命」呼應18 世紀晚期的法國大革命，而馬塞爾則是中世紀最傑出的政治家。Lalanne (Ludovic),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 la France (Paris: Hachette, 1872), p. 1215.
77 柏朗（Louis
Blanc）極為推崇埃西安馬塞爾，認為他是「中世紀的丹敦」，1356-1358年的「巴黎革命」實為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的先聲。Blanc (Louis),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Chez Langlois et Leclercq, 1847), t. I, p. 162.
78 特西爾在1888年最著名的研究是證明馬塞爾的遇害在1358年7月31日的白天，而非 傳言中的晚上。他大膽的結論認為馬塞爾被殺害兩次，一次是在1358年7月31日的 身體遭受殺害，另一次是史家對他名譽的傷害。根據特西爾的研究，認為馬塞爾並 沒有史家所稱的叛國的意圖，推崇馬塞爾為王國的統一和自由所做的貢獻。Tessier (Jules), Étienne Marcel (Paris: A. Picard et Kaan, 1888), p. 1.
79 拉卡班（Léon Lacabane）所出版的《埃西安馬塞爾之死》一書中，將馬塞爾的行動 定義為最嚴重的叛國行動。Lacabane (Léon), Mémoire sur la mort d’Étienne Marcel, in Bibliotèque de lÉcole de chartes (Paris: Bibliotèque de lÉcole de chartes, 1839-1840), t. I, pp. 79-80.
80 伊桑貝爾在其著作中，將馬塞爾的行動視為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引發政治動亂的亂 源。Isambert (François-André), Récueil general des anciennes lois françaises (Paris:
（Louis Claude Douët d’ Arcq），82又回到馬塞爾只是一位野心家與 叛國者的觀點。很顯然地，19 世紀史家對於埃西安馬塞爾的歷史 評價受到當時政治思維諸多元素的影響，似乎過度標榜「巴黎事 件」的政治傾向和高度。以上這兩種觀點皆談論同一個巴黎事 件，這兩種觀點雖然各有所本也各有立場，然而，不論是中古晚 期的史家或是 19 世紀崇尚共和精神的史家，都忽略或過度讚揚市 民階層的政治意識。然而，14 世紀中期巴黎市民階層的政治訴求 與 1358 年巴黎事件的直接關係究竟有多深，這也是本文所好奇與 關注的部份。
在巴黎事件中，埃西安馬塞爾的行事引起爭議之處在於 1358 年 2 月 22 日王廷官員被殺害一事。關於當時查理儲君身邊的兩位 統帥被殺害的行動，基本上是巴黎憤怒群眾的不理性行為，然而 是否可以判定埃西安馬塞爾具有反王權的意圖？從兩份馬塞爾親 筆書信看來，他主要反對法蘭西王室的貨幣投機政策，這種看法 也代表巴黎市民階層的觀點。不論是從他的書信內容，或是更早 之前在全國三級會議的決議中，他自始至終一直強調王廷官員政 策的失當，並非指責國王的失政或是濫權，更不是反對法蘭西國 王約翰二世。從他書信的用詞和所採取的立場，透露出巴黎市民 對於法蘭西王權的認同以及市民對於主君的忠誠，正如埃西安馬 塞爾在《4 月 18 日致查理儲君信函》的書信中，強調他個人和巴 黎人民對法蘭西王權的效忠，
Plon, 1821-1833), t. IV, pp. 762-772.
81 佩蒂托特認為馬塞爾是一位狡猾、殘暴和放肆無禮之徒，他利用時局、不計手段以 滿足其政治野心，不惜殺害查理儲君的軍隊、將巴黎交給那瓦爾王查理並承認那瓦 爾王查理為法蘭西國王。他認為馬塞爾之死是他的暴行應得的懲罰，同時也促使巴 黎動亂終結使王國回到秩序之中。Monmerqué 與 Petitot (Claude-Bernard), Collection complete des memoires relatifs à l’histoire de France depuis le règne de Philippe-Auguste jusqu’au commencement du XVIIe siècle (Paris: Louis-Jean Alexandre Petitot, 1819), t. IV, pp. 128-130.
82 杜埃達克評論馬塞爾所強加於查理儲君的行為是「無可容忍的」，而馬塞爾對於巴 黎的掌控是「日趨獨裁」。Arcq (Louis Claude Douët d’), “Acte d’accusation contre Robert le Coq, évèque de Laon”,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 (Paris: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 1840-1841), t. II, pp. 354-356.
「首先，您（指查理儲君）應該保護與防衛巴黎人民，而 人民對您崇敬和服從……我們衷心祈求您前來您的巴黎城 內，保護與防衛巴黎……」。83
此外，在這書信的第二部份，他也再度點出查理儲君對於巴 黎人民在 2 月 22 日的處死王廷官員的諒解承諾，而這一份口頭上 的承諾也曾經在三處地方被查理儲君確認。不論是查理儲君為了 顧及生命安危被迫答應，或是他當時也接受巴黎市民的說法，而 對他們持諒解的態度，在當時查理儲君對巴黎市民許諾是不爭的 事實，因此在這份書信中提到，
「非常崇敬的主君請您明察，巴黎人民深切記憶您親口的 承諾，您在聖傑克醫院、在巴黎中央市集、以及在您的寢 宮中所承諾的。」84
這書信當中透露出對於「1358 年 2 月 22 日」事件的不安，
並且也極力尋求查理儲君的諒解。如果埃西安馬塞爾確實有反對 法蘭西王權，那麼在當時他就不會只尋求查理儲君口頭的承諾，
他也不會阻止巴黎群眾進一步的行動，更不會將紅藍色代表巴黎 的外袍披在查理儲君身上特別地保護他。然而，如果埃西安馬塞 爾與巴黎市民只是反對法蘭西王室的錯誤政策，認定這是「惡 政」，就會出現不願傷害主君，而只是懲處惡政官員的結果。這也 正是當時所發生之事。14 世紀中期的巴黎事件，埃西安馬塞爾與 巴黎市民確實懷抱著導正法蘭西王廷政策的想法，王國的政治應 該導回聖路易時代的善政；反觀 18 世紀「法國大革命」中巴黎人 民推翻君權體制，才是實際體現反王權意識的行動，1358 年巴黎 事件與 18 世紀「法國大革命」有本質上的區別。
另一個爭議點是埃西安馬塞爾結合「農民暴動」勢力。1358 年 5 月 21 日「農民暴動」的時間點正好是巴黎市民和查理儲君軍
83 “Lettre au Régent du 18 avril 1358”, Kervny de Vandenpeereboom, Bulletin de l’Académie royale de Belgique, pp. 93-95.
84 “Lettre au Régent du 18 avril 1358”, pp. 93-95.
事對峙的緊張時期。「農民暴動」發生和蔓延的地區也是鄰近巴黎 的法國北部地區，值此之故「農民暴動」也曾經被認為是埃西安 馬塞爾所煽動的反王權行動。總體而言，此次「農民暴動」是未 經深思與計畫的行動，「農民暴動」並非受到埃西安馬塞爾的煽動 而引發。即使如此，埃西安馬塞爾選擇結合「農民暴動」的勢力 來對抗查理儲君，仍然引起當時甚至後代史家對其政治改革的崇 高性質疑。14 世紀中期的時代氛圍中，農民與市民階層仍存在一 道鴻溝，他們雙方在觀念和作為上有很大差異。「農民暴動」與
「巴黎暴動」在本質上極為不同，農民在於發洩對貴族的積怨，
因而對貴族採取殺戮的報復行為。他們並未考慮爭取權力或是希 望改變社會身分、社會制度，因此在政治訴求方面，農民階級與 市民階層也是截然不同。然而，沒有計畫性的「農民暴動」在這 個時候出現，並非埃西安馬塞爾能預測、能煽動的，「巴黎暴動」
與「農民暴動」的發生並無直接關係。從《1358 年 7 月 11 日致 法國與法蘭德斯市鎮書信》中，埃西安馬塞爾為他自己辯護，
「 …… 請 你 們 明 察 ， 從 波 威 地 區 所 爆 發 的 事 件 （ 農 民 暴 動），並非出自我們的要求與意願……」。
同時他譴責「農民暴動」的暴行，
「我寧可死亡也不能認同農民所犯下的殘暴行徑；同時我 為 這 60 多 個 市 鎮 居 民 ， 保 護 婦 女 與 兒 童 免 於 被 殺 害……」。85
雖然埃西安馬塞爾極力強調他並未煽動法國北區的「農民暴 動」，但是他和「農民暴動」的關係也並非如他所辯駁的如此無 辜，其中的原因在於巴黎處境的困難。為了保護巴黎的安全並且 保持巴黎聯外道路的暢通，就必須要清除在巴黎四周地區所有具 備防衛力量的要寨和城堡。針對巴黎北區的清除障礙，當時埃西 安馬塞爾曾委派傑康德雪芙尼葉（Jacquin de Chevenevière）攻擊
85 《1358年7月11日致法國與法蘭德斯市鎮書信》, Trésor des Chartes, Reg. 86, fo67 vo.
這些地區，根據 19 世紀中期史家西蒙盧斯（Siméon Luce, 1822-1892）的《農民暴動史》記載，馬塞爾對傑康德雪芙尼葉所下達 的命令為，
「所有眼見所及與居於中心位置的城堡、要寨，對於巴黎 城和四周的不設防鄉村而言都極具威脅性，你必須將這些 地區全部夷為平地……」。86
在巴黎東北方，他派遣皮埃爾吉勒（Pierre Gille）率領 300 名 巴黎人民，首先清除了在巴黎城近郊博納伊（Bonneuil，大約在巴 黎 東 南 方 13 公 里 處 ）、 恭 納 斯 （ Gonesse ） 和 厄 爾 蒙 諾 維
（Ermenonvilel）地區（此地距巴黎較遠，屬於畢卡底省的範圍）
的城堡與要寨。尤其在厄爾蒙諾維地區，皮埃爾吉勒所率領的巴 黎民軍和當時「農民暴動」最重要的領袖威廉卡爾勒（Guillaume
的城堡與要寨。尤其在厄爾蒙諾維地區，皮埃爾吉勒所率領的巴 黎民軍和當時「農民暴動」最重要的領袖威廉卡爾勒（Guillau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