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北方始終存在著強大的非漢民族，從明初以來的 蒙古諸部，到晚明的建州女真，各民族與明朝的頻繁互動，以及 非漢民族彼此間的競爭與衝突，都對明朝的邊防與國勢造成衝擊 與影響。自正統朝以降，女真受到來自蒙古東進的壓力，被迫自 奴兒干都司轄區向南遷徙進入遼東邊境，從而暴露出遼東兵備廢 弛與邊政傾頹的危機，朝廷則起用遼籍將領以為因應，也促成遼 東在地軍事家族的崛起。迨嘉靖朝晚期以迄明末，由於建州女真 勢力的興起，使得遼東的情勢再次出現變化，又造就另一批軍事 家族的出現，其中又以在遼久任總兵的李成梁、毛文龍、祖大壽 三人及其家族最為重要。由於李、毛、祖三家分處於明、清強弱 易勢過程中的不同階段，故呈現出的家族特徵、政治立場，及其 對時局的影響程度，也就各有不同。
就家族成員的出身與維繫的力量而言，李、毛、祖三家都是 由外地移居遼東，李成梁、毛文龍、祖大壽三人也都從基層軍官 憑藉軍功逐步上升，其中李、祖兩家已在當地定居數代，兄弟子 姪、姻親戚屬任職軍中的人數甚多，血緣關係成為維繫家族成員 的基本力量。毛文龍因隻身赴遼發展，家中人少丁稀，乃透過挑 選部眾收為義子、義孫的方式，形成以他為中心的擬血緣家族；
後來祖大壽也採用相同的方法，使親族的規模更加擴大。其次，
邊防將領普遍有蓄養部曲家丁供作武力的風氣，當這些私屬立有 軍 功 時 ， 亦 得 出 任 正 式 的 軍 職 ， 主 僕 關 係 成 為 維 繫 的 第 二 種 力 量，尤以李成梁家族最為明顯。再次，三人初任總兵時均已年過 四十，長年的征戰，為他們在軍中培植豐沛的人脈，是以各家族 之中皆有異姓的追隨者，袍澤關係成為維繫的第三種力量。又遼 東地區胡漢雜處，沾染胡風的漢人戰鬥力較高，為將帥所樂用，
加以朝廷政策傾向重用遼人，因此家族中的異姓成員亦以遼人居 多，地緣關係也是維繫的力量之一。家族的領導者透過各種人際 關係，將不同來源的成員組織起來，使之成為服從於家長的軍事 力量，故具有私人武力的性質。
就家族地位的經營與鞏固的方式而言，展現軍事實力是軍事 家族賴以立足的根基，藉由軍功換取經濟利益與政治資源，家長 再透過利益分配與資源分享，用以凝聚成員對家族的向心力，進 而使家族勢力得以延續與壯大。在經濟方面，他們累積龐大的資 產，用作籠絡部將、豢養私軍，以保證戰爭時的勝利；又用於疏 通官員、結好宦寺，以確保政治上的奧援。在政治方面，李成梁 長期受到皇帝寵用，刻意結納中央官員，再依恃中央的力量支配 地 方 ， 屬 於 中 央 型 的 軍 事 家 族 ； 毛 文 龍 盤 據 海 上 ， 朝 廷 鞭 長 莫 及，乃專注於維護各島的勢力，無意於官場人脈的開拓，屬於地 方型的軍事家族；祖大壽則採取中央、地方雙管齊下的策略，係 介 在 李 、 毛 兩 家 之 間 的 折 衷 型 。 惟 在 皇 帝 聽 信 宦 官 的 政 治 環 境 中，為維護與鞏固家族地位，都不可避免地必須攀附內侍，期能 上達天聽或獲得庇護。
就軍事家族對明朝的態度而言，在家長的極力營造之下，將 成 員 整 合 成 為 生 死 與 共 、 利 益 均 霑 的 生 命 共 同 體 ， 使 武 力 私 有 化 、 效 忠 個 人 化 ； 成 員 與 國 家 的 從 屬 關 係 ， 是 透 過 家 長 而 建 立 的，故家長的政治立場便成為家族的重要指標，也關係著明、清 雙方勢力的消長。李成梁在萬曆朝兩次鎮遼期間，雖有種種掩罪 冒功的行為，仍能維持遼東邊境起碼的安寧，卻因他的輕忽與放 任，也間接助長努爾哈齊勢力的崛起。李家第二代成員之中，亦 不乏善戰者，惟家族整體戰鬥績效則大不如前，以致在萬曆朝中 期以後呈現出沒落之勢，而薩爾滸之戰的潰敗，則宣告李成梁家 族的徹底瓦解。縱使李成梁在遼東積極拓展家族勢力、經營家族 利益，甚至在邊防事務上作出若干可議的判斷，但始終不曾背離 明朝，故朝廷認為是可以信賴的武力，是以日後李氏諸子在戰場 接連失利，皇帝猶念念不忘李氏之功。
活躍於天啟朝的毛文龍，面對的是遼東防線已退縮至半島地 區的情勢。毛氏在東江開鎮之初，戰績頗為可觀，待家族地位穩 固之後，卻敗績頻傳，顯然是置金國政權迅速擴張對邊防的威脅 於不顧，而以建立海上基地經營家族事業為滿足；雖自認對敵有 牽制之功，實則僅限於騷擾的作用。及金國與明朝相繼出現權力 交替，可能妨害毛家政經利益時，毛文龍嘗試與金國交通，欲挾 兩端以圖在夾縫中求生存，則又是以維護家族事業為優先，結果 卻招致殺身之禍。由於毛氏家族的組成，是毛文龍與各個成員分 別 建 立 的 私 人 擬 血 緣 關 係 ， 而 成 員 彼 此 之 間 欠 缺 橫 向 聯 繫 的 力 量，加以毛文龍政治立場搖擺不定，以致部眾在失去家長領導之 後，即變得群龍無首難以約束，於是接連發生大規模叛降事件。
祖大壽家族勢力的形成過程，與其他兩家略有不同，李、毛 被擢為總兵後，便自立門戶另謀發展；祖大壽則始終依附於提攜 他的孫承宗、袁崇煥，是孫、袁邊防政策的支持者與執行者。祖 家在此階段的經營形態傾向於中央型的特徵，政治立場則是忠於 明朝，近似於李成梁家族；迨袁、孫二人相繼失勢之後，才轉為 兼營地方。惟在軍事能力的表現方面，李成梁家族尚有主動出擊 之功，毛文龍家族猶有伺機騷擾之舉，而在崇禎朝被倚為邊防支 柱的祖大壽家族，只能憑藉堅守的能力，以鞏固家族地位。又祖 家在大凌河、松錦兩次關鍵性戰役的重挫，導致家族發生重大變 化，大凌河之戰造成祖家一分為二，衍生出家族成員分仕兩國的 特殊現象；松錦之戰使祖家的勢力退出明朝，而令吳三桂及其部 眾淪為徘徊在山海關的孤軍。必須強調的是，祖家在大凌河之戰 後雖有部分成員投降，但祖大壽在錦州淪陷之前，仍繼續領導留 居明朝的成員堅決抵抗，故其個人的立場是向著明朝的。在變局 之 中 ， 祖 大 壽 的 態 度 與 毛 文 龍 相 同 ， 都 是 以 維 護 家 族 利 益 為 優 先；不同的是毛文龍試圖在明、清的對立中尋求生機，祖大壽則 冀望從中爭取擴大家族勢力的契機。
晚明遼東的局勢，提供軍事家族形成與發展的環境，明朝為 求穩住邊情，聽任軍事家族的勢力坐大。惟在明清政權轉移的過
程中，軍事家族的成員陸續叛明歸清之後，雖能在清政權中獲得 新的政治地位與軍事職位，但不允許私人武力、個人效忠的家族 模式的存在，一切都須納入滿洲統治者的管制中，即便毛、祖兩 家成員仕清人數眾多，也無法回復過去的家族形態。祖家因納入 八旗漢軍系統而被拆散，地位崇高的孔、耿、尚、吳四王，在軍 事行動中也受到層層限制，他們在清軍入關前後的征服戰爭中，
始終扮演從征的次要地位。直到順治六年（1649），孔、耿、尚分 別奉命往剿兩廣，准許「挈家駐防」，並同意「地方既定之後，凡 軍機事務悉聽王調度」；446復於順治十六年（1659）將吳、尚、耿 派往雲南、廣東、福建駐鎮，447諸王在掌握兵馬、地方之後，遂 複製毛、祖發展家族勢力的經驗，試圖建立以個人為中心的新的 軍事家族。康熙十二年（1673）爆發的三藩反清事件，實為明末 遼東軍事家族的後續發展。
446 見《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44，頁4-7，順治 六年五月丁丑條。
447 順、康年間諸王人事出現變化：順治六年（1649），靖南王耿仲明因部屬觸犯隱匿 逃人罪，在江西自盡；順治八年（1651），子繼茂襲王爵；康熙十年（1671），耿 繼茂病卒，子精忠襲爵。見《清史列傳》，卷78，〈貳臣傳甲．耿仲明〉，頁 6481；同書，卷80，〈逆臣傳．耿精忠〉，頁6660。另順治九年（1652），孔有德 在桂林，遭南明桂王將李定國圍攻，兵敗自殺，女四貞適孫延齡，見同書，卷78，
〈貳臣傳甲．孔有德〉，頁6418。孫延齡父孫龍，原為孔有德麾下副將，據同書，
卷80，〈逆臣傳．孫延齡〉，頁6676-6678，曰：「（康熙五年）命延齡為鎮守廣 西將軍，統轄有德所遺部眾，駐桂林。……時吳三桂以平西王爵留鎮雲南，凡滇黔 官吏悉擅除授，延齡效之，漸驕縱，無忌憚」，可知孫延齡在接收孔有德部眾之 後，亦圖發展私人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