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角色變項與組織承諾
Lambert
等學者（2005b
）指出角色壓力源的主要形式是角色衝突（role conflict
）、角色模糊（role ambiguity
）、角色超載（role overload
）。他 進一步解釋上述三項定義，角色衝突係指在履行特定的工作或職位時，彼此 間的行為不一致，就會產生角色衝突；角色模糊是指在履行特定的工作或職 位時，存在不確定性或缺乏資訊，亦即工作角色未明確定義。角色超載是指 一個人需要為工作做太多的勤務。Jiang
等學者（2017
）認為尚應考量角色 明確（role clarity
）變項，角色明確是指職位資訊的清晰程度，渠等主張角 色明確與角色壓力（角色衝突、角色模糊）是相對的兩端，渠等進一步說明，當員工瞭解工作期望並趨於一致的方向時，角色就會變得明確；而當員工不 清楚如何處理某個特定的工作，並接收到相互衝突或模棱兩可的指示和命令 時，角色衝突或角色模糊就會發生。角色明確使人們能夠更有效地工作，反 而促進了與組織之間的情感聯繫；角色緊張會導致挫敗感，從而導致對組織 的負面看法，降低與組織聯結的期望（
Lambert et al., 2013
）。Hogan
等學者（2006
）發現矯正人員角色衝突、角色模糊均與組織承 諾呈負相關。Lambert
等學者（2005b
）的研究則與Hogan
等學者（2006
） 的發現一致，均為高度負相關，另他們額外補充了角色超載與組織承諾亦為 負相關之研究結果。而Jiang
（2017
）則發現角色明確與組織承諾為正相關。Hogan
等學者（2006
）與Lambert
等學者（2005b
）之發現一致，均指出 角色衝突、角色模糊可負向顯著影響組織承諾，但Lambert
等學者（2005b
） 補充說明了角色超載並無法顯著預測組織承諾，Jiang
（2017
）之研究則發 現角色明確對組織承諾並無法產生顯著影響。矯正人員組織承諾之初探
八、信任向度與組織承諾
信任對於矯正機構的有效運作至關重要。但是很少有研究人員研究不同類 型的信任與矯正人員（情感性）組織承諾之間的關係。迄今為止的有限研究表 明，信任可能會影響工作態度變項的形成。
組織信任有不同類型，主要信任類型是同事信任（
coworker trust
）、主 管信任（management trust
）和管理層信任（management trust
）（Robertson, Gockel, & Brauner, 2013
；Tan & Tan, 2000
；Worley, Worley, Hsu., 2018
）。 同 事信任是一個人對同事的信任水平、關心同事的福利、誠實並保持言行一致（
Khany & Tazik, 2016
）。主管信任是指員工對主管誠實、信守承諾、關心下 屬的信任程度（Chughtai & Buckley, 2008
）。管理層信任，也稱為組織信任 或行政信任，是指個人對管理層以最大利益為中心，對個人利益有利（或至少 無害）、誠實守信，並保持言行一致（Khany & Tazik, 2016
；Robertson et al., 2013
），這種信任代表了組織的整體信任。對同事的信任是橫向信任的形式，對主管的信任和對管理的信任是縱向信任的形式（
Fard & Karimi, 2015
）。Kane, Saylor, & Nacci
等學者（1983
）指出，管理層信任與紐約聯邦監獄 矯正人員的組織承諾有關；Lambert
等學者（2020b
）之研究結果呼應前述結果，發現同事信任、主管信任、管理層信任與組織承諾成正相關。另以
Lambert
為 首等學者連續3
年（2008
年至2010
年）在美國中西部一所私人監獄研究「信 任與組織承諾」之關係，重要發現如下：Lambert, Jiang,
和Hogan
（2008
）發 現主管信任和管理層信任都對組織承諾都有正向影響，且管理層信任的影響更 大；Lambert
和Hogan
（2009
）接續指出，管理層信任係正向顯著預測情感性 組織承諾；最後Lambert, Hogan, Altheimer,
與Wareham
（2010
）主張，主管 信任無法預測情感性承諾。惟Lambert
等學者（2020b
）之研究與Lambert
等 學者（2010
）稍有不同，他們發現主管信任與管理信任對組織承諾有正向之影 響。學術論著
2
九、醫療問題與組織承諾
矯正人員及受刑人的醫療保健問題在文獻中很少受到關注，但是醫療 可能會影響矯正成效的重要工作成果。在美國大約有
220
萬成年人被監禁，每年花費約
740
億美元，這筆費用超過了全球195
個國家中超過130
個國 家 的 國 內 生 產 總 值（Bronson & Carson, 2019
；Kincade, 2018
；Wagner &
Sawyer
；2018
；Zeng, 2019
）。在這近220
萬人中，許多受刑人的醫療問題 需要短期和長期的醫療服務（Abbott, Magin, & Hu, 2016
）；Lanier, Zaitzow,
& Farrell, 2015
）。與普通民眾相比，受刑人的健康問題和疾病（包括傳染病）的發病率更高（
Fiscella, Beletsky, & Wakeman, 2017
；Lindquist, & Lindquist, 1999
；Maruschak, Berzofsky, & Unangst, 2015
）。Lambert
等學者（2020a
）發現，正確的處理傳染病觀點（infectious disease handled correctly view
）、優質醫療保健觀點（quality medical care view
）、矯正人員對受刑人醫療需求及時反應觀點（correctional officers respond to inmate medical needs view
）等變項與組織承諾有正相關之關 係；受刑人醫療隱私權威脅職員安全觀點（inmate medical privacy rights threaten staff safety view
）與組織承諾有負相關之關係。另一方面，正確的 處理傳染病觀點和優質醫療保健觀點均與可正向預測組織承諾；亦即妥善處 理收容人傳染病，矯正人員與組織的聯繫就越強、越能提供受刑人優質的醫 療服務，矯正人員與監獄的聯繫就越大。十、個人屬性與組織承諾
在年齡與組織承諾方面，
Griffin
等學者（2010
）發現年齡與組織承 諾呈正相關。亦有研究指出年資與組織承諾為負關係（Lambert & Paoline, 2008
；Lambert et al., 2020b
）。Lambert
等 學 者（2020a
；2020b
） 發 現 年齡可正向預測組織承諾。在職位與組織承諾方面，Lambert
與Paoline
（
2008
）指出主管職位者之組織承諾較高，同時Griffin
等學者（2010
）發 現主管職位者與組織承諾呈正相關。Lambert
等學者（2020a
）指出「戒護 人員」之組織承諾與「非戒護人員」比較起來，往往比較低。Hogan
等學者矯正人員組織承諾之初探
學術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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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檔中
學術論著
(頁 53-57)